PIRLS 2011

星期六沒有去博物館，因為要去聽課。可惜記錯了在九龍灣，發現擺烏龍後要趕過去銘賢書院，幸好不太遲。

通常每年的「閱讀薈萃」我都不會報名參加第一節，因為我一想多睡一會 ，二是有興趣的經驗介紹通常在後面兩節，第一節通常是正規致謝之類的東西懶得看。

不過今年我報了名，因為這次找港大教院的謝錫金教授講「雙語閱讀」。

謝教授講的是2011年PIRLS小學生評估結果，值得跟中大搞的PISA中學生評估結果對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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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閱讀能力的發展區分，認為一般而言在不同歲數能力發展的專注點是﹕

0至9歲﹕Learning to read
9至13歲﹕Reading to learn
13至18歲﹕Functional reading (學科閱讀和學習)

(當然這不代表其他歲數就跟這些能力無關……)

所以兩個研究針對的年齡不同，PIRLS 是九至十歲，而 PISA 則為十五歲。

PIRLS 把閱讀時運用的能力分為四級﹕

1. Information retri
2. Inferencing / Interpreting (推論 / 理解內容)
3. Integration (綜合)
4. Evaluation (評價)

比「評價」更高的就是創新了。

在四種能力中，較低層次的第一二級分數反映的是學生閱讀(得知文意)的速度，較高層次的第三四級分數則反映學生閱讀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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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LS 要把同一篇文章(原為英文)轉為各國語文給學生做母語閱讀能力測驗。為了確保文章的難度和意思大致相若，翻譯後的文章會再被反譯成英文跟原文比較。如果原文和反譯的文章一致，即是翻譯沒問題。

香港卻發現小學中文課文一般只有 PIRLS 所用文章的一半篇幅。即是說香港課文太短，其實應該更長一點。

(方某問，一般而言中文的訊息密度比英文高，同一句英文比中文長，把中文文章加長到英文的篇幅，會否塞了太多的東西呢﹖
教授表示，中文翻譯的確會比英文短，但並不會差一半那麼多。由於 PIRLS 不同國家地區用的文章都是譯自同一篇，所以並不會造成內容難易有別。)

至於學生的答案，由於有些涉及個人評價，如果單看評卷員的意思，就可能變成「大家都在猜評卷員心意」。所以 PIRLS 會先隨機抽取一些學生的答案，參考學生的看法才決定評分準則。這樣可以減低「代溝」的影響，亦得以了解青少年的想法。

然後教授介紹研究內容﹕

1. 這次2011年的PIRLS，香港得分是全球第一。教授認為傳媒只會聚焦於香港人欠閱讀習慣、學生沒興趣欠信心之類，但學生得分仍然高，證明香港的教育系統效能很高，老師的努力應該得到認同。

2. 相比前兩次的測驗(2001, 2006)，香港的表現一直有進步(分數和名次都是)，但差異擴大了。

3. 在2010年，隨機抽樣參與的香港學生當中有26%英文得分超過500分的「及格線」，即是已追上英文母語者的水平。而12%學生的英文分數甚至高於香港學生的中文平均分(561)。

4. 中文的資訊類閱讀得分(578，全球第一)仍是高於文藝類閱讀得分(565，全球第四)。

5. 男女差異方面，當然仍是女生平均表現較好。教授認為是因為閱讀材料、以至語文老師都較女性化的關係，未必配合到男生的學習需要。
男女差異主要是成績最差方面男生較多，而一般或較佳的成績以女生偏多，到了成績最好的所謂「尖子」範圍，男女生比例其實相若。(方按﹕換言之男生的表現較極端)
6. 香港學生成績很高，但學習興趣、動機、信心都很低。這點跟東亞各地(如日、台、新加坡)相若。
但香港學生問卷填報的課堂投入(engagement)同樣低，甚至低於台灣和新加坡。

(方按﹕2, 3, 6這三點或可與 PISA 的結果相 對照，PISA 指出香港學生及格率高，但達到最高水平的卻少。換言之香港教育系統能夠令大部分學生學到基本知識，卻未能令能力較高的學生更進一步。這一點跟 PIRLS 顯示的小學情況可能很有關係，如果學生在小學表現很優良，為何到中學卻不能繼續﹖如果小學現在搞那麼多「大龍鳳」都不能令學生有興趣，那麼到中學就更不大 可能了。)

7. 中文成績方面，本地出生的學生平均表現比大陸或海外出生的好。
英文成績方面，則海外出生的學生平均表現比本地或大陸出生的好。
(聽起來很正常﹖)

8. 家長問卷填報家教合作的程度越高，學生成績也越好。

9. 香港家庭的補習開支，已多於政府的教育開支，但補習的效果如何﹖
諷刺的是，無論是中英文成績，有補習的平均成績都比沒補習的差。(方按﹕雖然差異在標準差內，代表其實不是顯著差異，但至少說明了補習沒有令成績更好，錢是白花的。)
教授認為，補習老師大部分只會給學生做練習或別校的測驗題，對學習效果不大，甚至只是種「deschooling」令學生更討厭學習。教授笑說，不如讓補習老師帶學生去圖書館、或者領學生講故事可能更有效。

10. 課堂仍集中於用課科書。使用教科書並非不好，但為了照顧市場大部分人，所以內容通常只會是平均(或稍低)的水平，未必能提升學生能力。而學校亦多用「閱讀系列」作輔助。

教授指出，學習中文(尤其是高階思維的訓練)對學習第二語言有幫助，所以是不應該輕視的。

問答環節，有老師問到國際學校用簡體字教中文。教授認為那是不必要的，因為香港是繁體字社會，用簡體字學中文等於放棄社會資源、抽離生活去學中文(教授指單單辨認港鐵路線圖已可以學到二百字)。何況學了繁體字再學簡體字，一定比先學簡體再學繁體容易。
同理，所謂「普通話教中文」的問題，其實一樣。都是把學習中文抽離於生活情境。

台灣方面，他們中文成績比香港差，學者就認為是因為台灣學生先要在小一花一年學注音符號，而香港學生已直接學中文。學注音符號反而阻延了語文學習，而且台灣的童書都附上注音符號，閱讀時眼睛要多掃一行，大腦負擔反而多了。所以台灣學者在爭辯是否要廢除注音符號，但這是很困難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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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就是分組介紹其他學校的推廣閱讀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