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趕著上班，到了大廈地下，大廈兩端各有一部電梯。我進了右端那部。
電梯向上走了不久，就打橫移動。(很多次夢見打橫行的電梯了)
橫移了一段距離，終於到埗。
走出電梯就到大門，是衛生署的家庭醫學中心。(敢情是因為剛重看衛生署標誌的笑話)
我拿出鎖匙蹲下，嘗試打開大閘。然後旁邊突然出現了很多等看醫生的男女老幼。
打開了閘，大家趕著衝進去。然後我就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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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不如乾脆是「打橫行電梯特輯」﹖
是很久以前發過的夢，夢中回到以前住的長青邨，想回家的在下於山腳進了電梯。
電梯逐漸在斜坡向上爬，爬到坡頂就是我住的井字形公屋。(現實中我住那幢地勢最低)
電梯進入井的角落，然後向上升。
怎料它原來不到我住那層，結果我要出電梯後繞行樓梯回到自己那層。
Howard Steven Friedman《人命如何定價》(Ultimate Price: The Value We Place on Life)，洪慧芳譯，台北﹕臉譜，2021
兩年前就讀完，卻一直拖到現在(皆因看書快過寫書介)。直到發現電子書平台版權即將到期不再發售，才匆匆寫下筆記，順道推介。
跟不少台版翻譯書有時喜歡故弄玄虛不同，本書書名十分直白，就是討論「人命定價」的問題。
曾在講邏輯的書中讀到個笑話﹕俗語說錢財如糞土，朋友值千金。作者說既然千金也是錢財，其實邏輯上即是「朋友亦如糞土」囉。(頂多是很多糞﹖)
(又，似乎更多會寫作「仁義值千金」，但不會影響笑點。)
同樣矛盾地，我們總會說人命無價，又說人命寶貴。先不論世上有些人性命賤如泥的悲慘現實，寶貴的東西又怎會無價﹖
無論你想不想，「生命有價」不只是歌名，而是現實。我們的生命早就被各路人馬(商人、政府官僚、學者等)貼上銀碼。只是我們通常沒察覺，直到我們不幸地要把生命值換成錢的時候。
最簡單的，你買醫療/人壽保險或者索償的時候，就是把生命和健康換成錢。你出意外致傷殘要打民事官司向肇事者索償時，法庭要計算你值多少錢。甚至商家設計商品時願意花多少成本提升安全減少風險，也是看法庭願意把你的生命和健康看得有多貴。
甚至只要國家領導人不是瘋的話(顯然瘋的那些，另當別論)，要不要開戰攻打別人，也是一場利益和成本的計算。人命在其中也只是「成本」之一。(所以人命越賤的國家越易開戰，人命越貴重的國家開戰通常較慎重。至於美國為何不時開戰，原因之一是她通常以國內「不那麼值錢」的弱勢群體當兵。)
本書篇幅並不長，作者帶大家簡單回顧我們的生命如何在不同方面被貼上銀碼，而這個過程又有多少不公出現。在未遇上不幸之前，我們通常沒想過這些問題。
作者也明言沒有簡單答案，但了解人命定價方面的不公，將是我們糾正不公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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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13 第一章「社會的價值觀反映在定價方法上，也反映在價格上。……⑴人命通常是有價碼的；⑵這些價碼對我們的生活有重大的影響；⑶這些價碼往往不透明，也不公平；⑷這種不公平非常重要，因為價值遭到低估的生命無法獲得足夠的保護，因此面臨更大的風險。」
所以你說得天花龍鳳，如梁啟超說「挑糞和當大總統一樣重要」都沒用，價格反映了大家真正重視的東西。(在下對《成功的反思》建議的看法亦如是。)
#55 「這些價碼參雜了性別、種族、國家、文化的偏見，往往使年輕人的命比老年人貴重，使富人的命比窮人貴重，使白人的命比黑人貴重，使美國人的命比外國人貴重，使親人的命比陌生人貴重。」
我倒思疑「年輕人的命比老年人貴重」這一點在中國是否一樣。
#130 第二章「美國軍隊迅速前往阿富汗……看著他們遠在地球的另一端閃避自殺式轟炸機」
相信是 suicide bomber (自殺式炸彈客)的誤譯，恐怖份子何來有轟炸機。
#237-277 「對那些選擇把更多時間花在家庭上、而不是拿來賺取收入的人來說，九一一賠償公式賦予他們的生命價值少了很多。此外，這個公式也懲罰了那些工作對社會比較有利、但薪酬較少的人。」
唯GDP論者有同樣的盲點，結果照顧家庭和社區的人(後者如清潔工和救護員)，受重視程度遠比只會炒賣的投資銀行家低。
#277 「另一些人指出，有些受傷的倖存者得到的賠償金逾八百萬美元，比任何獲得死亡賠償的家庭還多。任何會讓受傷賠償金高於死亡賠償金的方案，會遭到批評也是應該的。」
這的確會令人想起北方流行那種「撞傷人不如撞死人」的想法，因為死者賠償長期偏低，反而傷者需要長期治療賠償總額倒較高。
#402-422 「在許多領域，人們支付的意願與收款的意願往往大不相同。換句話說，一個人願意收十萬美元以暴露在一定程度的風險中，和一個人願意付十萬美元來降低同樣程度的風險，兩者的機率是不同的。後面的章節會更深入探討，一個人的行動不會完全依循風險的估算。」
還有更大的問題﹕風險承受的意願不會是線性的。
例如在2020年疫情最嚴峻時染疫，病情可能很嚴重，那麼為了降低風險我們願意花很多錢，例如高價搶購口罩和消毒酒精。如果換到現在，染疫的機會和後果(=風險)輕得多，那麼就算同樣的行為(使用口罩和酒精)降低風險的幅度相差不大(雖然同一行為在疫情期間降低風險的幅度應該會比現在多)，我們願意支付的價格也會低得多。疫情高峰過了後，就算口罩令未解除，都沒人炒賣口罩了，除了因為供應增加，亦因為人們心中願意支付的價格沒之前那麼高。
簡單說，當風險本身越高，人們為了降低一定幅度風險所支付的價格，會比風險本身低時高得多。
#471 「反對這種方案的人可能說，這會過度補償低收入罹難者的家庭，同時可能為高收入罹難者的家庭帶來困難。他們可能說，對失業或從事低收入工作的罹難者家庭支付數百萬美元，相當於讓他們中頭彩。」
對這種人最簡單的反駁就是﹕你覺得是頭獎，那麼給你中囉。
你以為人家像你一樣市儈，想死個家人去收那幾百萬﹖
#849 第三章「在某些情況下，嚴重受傷的人需要終身接受治療，不能再工作，他得到的賠償可能比那些不當致死的人還多。……受傷者的賠償金高於喪命者的賠償金，乍看之下似乎違反直覺，也有點不公平，但這是法律不對生命本身賦予價值的結果。」
正如前述。其實這也正是化武使用的邏輯﹕傷敵優於殺敵。因為受傷致殘的敵軍還會耗用敵方資源照料，死了的反而一筆清。
「在刑事審判中，政府必須「排除合理懷疑」，讓陪審團相信被告有罪。」
應是「確信」，「相信」仍然只是一種 balance of evidence (證據較傾向某方則可接受該方正確)。
#890 「美國的他殺率遠高於其他的富裕國家。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三十六個國家中，只有墨西哥的他殺率高於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的他殺率都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在美國，槍支遠比其他地方容易取得，擁有槍支的美國人也遠比其他地方還多。美國約有三分之二的殺人案是使用槍支。只有一個OECD國家的擁槍率達到美國的一半。有一種推論是，美國人對槍支所有權的重視，超過了他們對那些槍下亡魂的重視。」
其實是很簡單的結論。
「對於「立即死亡」與「幾天後死亡」這種區別，有一種解釋是，也許聖經是想區別故意殺害（受害者立即死亡）和非故意殺害（受害者在一、兩天後死亡）。」
中國古代刑法的「保辜」概念(受傷者在某期限內死亡就當殺人論處)進步得多，鼓勵被告盡量醫治傷者以減輕罪責。
當然中國本身也是個階級社會，殺人的法律責任同樣因階級和關係而異。
#961 「紐約市警局因大眾特別關注這起案子，找來約百名的偵查人員，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52」
這不知是頁數還是甚麼被誤植於此。(不會是註號，因為前一個註已經是108。)
#1004 「如果凶手是陌生人，判處死刑的機率又更高了。」
殺熟人問題會少一點嗎﹖抑或是熟人間較多瓜葛較易找到辯護理由﹖
「黑人遭到誤判的比例過高。國家免罪登記處（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指出，在「謀殺定罪」這個情況下，「無辜黑人被判謀殺罪的機率，是無辜白人的七倍」；被判謀殺罪的囚犯中，黑人囚犯其實是清白的機率比其他囚犯高了50%。」
先不談種族歧視，死刑最大問題其實在冤案。就算坐幾十年冤獄還有機會平反，死了就算發現判錯也沒用了。除非我們對正確判案有絕對的自信，否則很難支持無回頭機會的刑罰。
#1054 「那是依賴公派辯護律師的原告所無法複製的」
應為被告。
「警察執行勤務時殺害公民，卻很少遭到定罪的另一個原因是，地方檢察官指控警察時，容易產生利益衝突。畢竟，地方檢察官工作時，必須與警方密切合作，因此起訴警官可能妨礙他們日後有效工作的能力。」
很少人留意到的部分，其實《扭曲的正義》的台灣前檢察官也有提及過，很少檢察官能下決心制衡警方。
#1515 第四章「實施法規的成本通常是高估居多，這可能是因為分析者未能預見技術的進步。然而，高估可能也反映了產業遊說者的影響……許多美國大公司付給說客的錢，比繳給聯邦政府的稅還多。公司把遊說活動視為影響政策與決策的商業投資，那種投資往往會產生很高的報酬。」
正是如此，甚至反過來看，可能是稅太少。(當然這也是遊說的功效)
#1547 「環保局曾試圖把七十歲以上老人的生命價碼定得比未滿七十歲者還低，這樣做顯然不平等，而且毫無事實依據──老人並不會覺得他們的生命比年輕人廉價。」
其實也不然，如果兩人一起死亡，年輕人原本有更長的剩餘壽命，顯然涉及更大損失。只是當中不大可能有公平的估算值。
#1578 「成本效益分析有一個先天的缺陷：不是每個重要的影響都可以量化或貨幣化。這是一個關鍵的限制，它導致重要的東西遭到忽視或低估。」
正是(傳聞)愛因斯坦的那句﹕Not everything that can be counted counts, and not everything that counts can be counted. (並非所有能計算的事物都有價值，亦非所有有價值的事物都能計算。)
量化分析當然很有用，但在社會事務上迷信量化分析，只會忽略了人生中很多無法量化的事。
#1686 「在商業投資的決策流程中使用折現，在數學上是正確的，在道德上也沒有爭議──它只是把所有的成本與收入都轉化為相同的度量單位（現值）罷了。但是，當我們談論的不是金錢的流動，而是人命時，這樣做就會產生爭議了。今天的一千美元顯然比十年後的一千美元更有價值，但是今天的一千條人命是否比十年後的一千條人命更有價值呢？……當我們對拯救生命的效益賦予「非0％」的折現率時，這種成本效益分析是明確地假設：未來的人命價值低於今天的人命價值。這是一種危險的假設，因為它會自動促成短視近利的決策，忽視未來世代的利益與福利。」
顯然現在的人肯定覺得自己的生命比其他人(尤其是看不見的人，例如未來人)更有價值。(笑)
#1698-1723 「成本效益分析的目的是找出淨現值最大的選項。這種分析幾乎不會關注誰從提議的法規中獲益最多，誰受益最少。……產業的特殊利益團體想為客戶追求獲利最大化，往往有一個明確或未講明的目標，那就是盡量減少法規，同時忽視其產品可能造成的損害，或是把清理的爛攤子轉嫁給大眾承擔。」
礦場即如此。
炒賣出泡沫要納稅人拯救，之後還有臉不斷要求減少規管的銀行業，只是比較抽象一點的例子。
#1962 「為業主創造財務報酬」
應為東主，或股東。(物業的擁有人才叫業主)
「人命的價碼越低，公司越有可能忽視結構性缺陷，等著看它需要支付多少訴訟和解費及罰款。」
所以為何有些地方會比其他地方出產更多有問題的產品，正是因為那些地方人命不值錢。
#2041 「還有另一個不採取行動的動機：十年或二十年後出現長期健康後果時，最初決定忽視風險的公司高階主管不太可能還在那家公司任職。」
但凡大機構，無論是公司或官府，皆如是。除非可以抓出當時的決定者負責，可是在大機構涉及很多經手人就會很難。
#2048 「企業透過成本效益分析法來評價人命的方式，可能在二○○一年菲利普莫里斯（Phillip Morris）委託理托顧問公司（Arthur D. Little International）撰寫報告時降到了道德最低點。那份報告的成本效益分析主張，捷克政府應該鼓勵大家抽菸，因為抽菸者提早死亡對政府來說收入是正的。……這種計算是假設生命本身的生存價值或內在價值是零。在這個分析中，抽菸者代表的唯一價值是對政府財政的貢獻。……這個分析因為把範圍限制在政府的財務金流上，並在毫無敏感性分析下挑一個高折現率，所以分析結論對資助該研究的菸草公司有利。」
雖然之後惹起眾怒後收回，但當初敢拿這份報告出來，證明了那些管理層的(缺)道德水平。
#2245 「資本主義以及它對利潤的追求，是促進經濟成長與發展的強大動力。資本主義有助於推動健康、教育、財富的改善，但它也有可能造成破壞。這裡的破壞不是商業雜誌上吹捧的創造性破壞，而是真正的破壞。一味地追求獲利，不受法律與道德的約束，可能導致不必要的痛苦與死亡、環境破壞、病態的短視近利。」
正如《資本的世界史》指出，短視放鬆規管讓企業短期大獲其利，最終結果都是搞出大問題，企業解決不到要政府進場，全民付鈔收場。(然後他們還好意思要求減利得稅)
#2472 第六章「相較於目前為止討論的其他類型價碼，公平性在決定壽險價格方面不是那麼重要，這主要有幾個原因：首先，壽險價格是由消費者決定的，而不是由經濟學家、企業分析師或監管機構等他人決定的。如果消費者認為他應該投保較高的金額，只要他負擔得起，決策權都在他手中。」
可是保費有沒有種族分別﹖會不會弱勢種族需要較高保費或較少保障﹖
#2514 「如果你的流動資產（例如股票、債券、現金）超過需要的保險金額，那你可能不需要投保壽險。」
也不一定，因為你可能需要額外的錢。
「二○一六年新壽險保單的平均面值是十五萬三千美元。相較於「統計生命價值」的估算值，這個數值很小」
你還要看當事人能買得起多貴的保險。你想保障更多，保費就會更貴，但你的錢今天還有很多地方要用。
#2533 「他的父親每年從貝沙灣鄉村俱樂部獲得的年薪是三．五萬美元」
「貝沙灣」是香港的私人屋苑名稱，雖然外國有不少地名英文都叫 Bel Air，但不見得會譯為貝沙灣(甚至並非都在海邊)。
#2569 「攀岩、抽菸、滑翔翼、酗酒等危險的生活型態是可控的，因此投保者可以選擇要不要為這些因素改變生活形態以降低保費。但壽險應該是提供保險，而不是主導一個人的生活方式。」
那麼現在保險公司以折扣鼓勵投保人多做運動呢﹖理論上這不只對保險公司有好處(降低死亡和傷病風險，公司賠償減少)，對政府和社會也有好處。
#2601 「雇主也是影響一個人是否購買壽險的因素。如果雇主願意補貼壽險費用，保費會顯得更容易負擔，讓人更有可能投保。」
美國較多這種情況﹖(他們連醫保也要靠僱主買)
在香港除非你是公司高層，否則不大可能重要到僱主會幫你買保險。
#2741-2772 第七章「我們不該只把維持及改善健康視為開支。健康是一種投資，可以帶來很大的回報，因為健康是強大的助力」
甚至應該是國家和社會的投資﹗不只醫療，降低污染、設立公園和康樂設施等都不是開支，而是投資，因為它們可以帶來健康快樂的公民。(我玩simcity就是這樣玩，當然康樂設施這類實在太貴，通常一開始很難做到。)
#2772 「駕駛教練曾經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萬一開車輾過行人，「倒車把他輾斃」可能更省錢。」
原來倒不只北方會有這種想法。
#2791 「算「生命年」很簡單又透明。大家對於一個人是否還活著，可以輕易達成共識。相對地，「品質調整生命年」及「失能調整生命年」則比較複雜，也不透明。這兩個指標都做了調整，導致一般老人的每年生命價值不如一般年輕人的每年生命價值──這馬上引起大家質疑這些指標所使用的假設是否公平。DALY常使用年齡加權，而且年輕時的生命加權較多。這表示使用DALY的分析，對一個人每年的生命評價並不一樣，發生在二十歲的殘疾遠比發生在六十歲的殘疾重要。……拯救一個健康的六十歲老人，比拯救一個髖部骨折、罹癌或有愛滋病的六十歲老人還重要，這時公平性的問題又出現了。」
因為老人家通常本來就多病痛，而且年輕人的餘生更長。所以如果用生活品質或失能調整，同一件事對年輕人的影響自然較老人嚴重。只是當醫療資源不足，只能選人救的時候，最後那個問題就會出現。
#2826 「美國醫療支出中有很高比例屬於臨終照護。例如，約四分之一的醫療支出是發生在生命的最後一年。」
恐怕在其他發達社會的情況也差不遠，大概都是最後那幾年情況最差最花錢。
#2864 「開發中國家的人均GDP低於富國，因此以人均GDP的百分比算出來的效益比富國小。如果改善富國健康的成本與改善開發中國家健康的成本相似，那麼成本效益分析會建議投資富國的健康。」
但其實改善窮國健康的方案通常比較便宜(畢竟人力成本低得多)，而且造福的人更多﹖
#3016-3077 「美國有這麼多人沒有保險，這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價值觀：美國社會覺得基本的醫療照護並非人權。……美國因醫療保健情況多元，所以效率比較低下，行政成本較高，保險覆蓋落差較大。如此衍生的健康結果（例如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產婦死亡率）也比其他富國差。儘管美國人比其他富國人民支付更多的醫療支出，卻依然得到較差的健康結果。綜上所述，美國人在健康上的投資報酬顯然比其他富國的人民還差。」
這點也正如《資本的世界史》指出的，公共服務私營化降低成本其實是個神話。其他先進國家採用全民醫保模式，整體效益比依賴私營醫保的美國更佳。(當然對於能負擔昂貴醫保的美國人而言，他們得到的醫療品質或許比其他國家的人更高。)
#3077 「二○一○年通過的《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對美國的醫療保險局勢帶來了一些改革。該法為了解決大家對醫療不公平分配的擔憂，要求保險公司為所有健保的投保者提供新的最低標準，並規定保險公司不得拒絕讓那些已經生病的人投保或提高他們的保費。」
然後右翼很厭惡奧巴馬醫改。
又，香港原本沒有這種規定，因為公營醫療本來就會包底，買醫保只是為了得到私家醫院的快捷和額外服務。(自從推行自願醫保計劃後，符合計劃的醫保計劃也有類似規定。)
(香港人的醫療模式往往是﹕有錢買醫保的人有病會先動用醫保找私家醫生就診，避開公營醫療的長時間輪候，同時減輕了公營醫療的負擔。若是重病保險不夠用，他們又會回到公營醫院排隊使用廉價治療，至少不會沒得醫。)
#3113 「其他國家賦予監管機構更多的權限，讓他們根據成本效果分析來做醫療照護決定，並授權政府去與業者協商更好的價格。澳洲的「健保藥品補助系統」（Pharmaceutical Benefits Scheme，PBS）就是這種協商的例子。政府以協商的價格為全國採買藥品，讓澳洲人可以平價取得那些藥物。」
藥廠當然不想平賣。但據聞台灣的全民健保也有反彈，因為政府壓價太低，有些藥物直接退出台灣市場。
#3203 「美國無保險的民眾中，逾80%是來自家裡有人工作的家庭；逾50％是來自收入不到貧困線兩倍的家庭。這些家庭的收入有限，對於金錢的使用需要非常謹慎。有些沒保險的人有資格獲得健保補貼，有些則需要支付全額保費。無論如何，他們都必須在健保費用及其他優先開支（房租、食物、水電和其他必需品）之間權衡。不買醫療保險可以讓這些家庭把有限的金錢花在其他的必需品上，卻使他們更容易因為災難性的醫療費用而陷入更嚴重的貧困狀態。」
所以聽到有文友聲稱買醫保最重要、再窮也要買醫保。我就笑了，我覺得她其實「未夠窮」。
真的窮人根本不會考慮為了「不知何時發生的重病」買醫保，而放棄眼下即時的需要(例如家裡需要買部洗衣機、或者換雪櫃)。
你還有閒心想醫保、又騰得出錢去買醫保，證明你不夠「窮」。
#3236 「鼓吹自由市場的人通常認為，醫療受到的監管與政府控制越少，效益越大。這種思維犯了一個錯誤，它忽視了健康的一個重要特徵：需求缺乏彈性。……把救命的藥物或治療費用增加一倍或兩倍，並不會導致需求下降。以自由市場的觀念來看待醫療，往往與「基本醫療保健是一項人權」的觀念互相牴觸。」
正是如此。
#3463 第八章「若套用第四章的淨現值定義，在許多家庭中，養兒育女是一個淨現值為負的決定。如今有數十億人繼續生孩子，這個事實顯示，只把養育孩子視為財務投資顯然是謬誤的。演化的進行不是根據折現金流的分析。然而，在以前的年代，生育孩子對父母來說可能是比今天投資報酬率更高的事。」
顯然如此，無論是基因演化給予的生育驅力(簡言之性欲)和孩子帶來的心理補償(黃子華稱BB降)，並非效益分析可以概括。
所以右翼和優生論者(如李光耀)怪「蠢人生太多孩子」的想法其實很可笑。太聰明的人往往不會生孩子，是因為他們很會以財務或享受的方式「計算」生孩子的成本效益(明顯為負)。所以願意生孩子的自然都是「蠢人」。(雖然李光耀夫婦就生了三個，但他的聰明才智已超越了一般「太聰明」的人，很難評論。)
可是如果你想以政策傾斜「鼓勵」聰明人生孩子(例如李光耀想讓大學畢業女性生孩子優先選校)，就會對本來已有社會優勢的人帶來更大優勢(大學生父母的子女本來不是「應該」已經較聰明、較有機會進受歡迎學校嗎﹖)，很明顯的不公平引來極大反對。(李光耀就被全國罵到自動收回建議。除非是極權政府，否則任何面對選票壓力的政府恐怕都做不到。)
#3554 「截至二○一九年十月，性別選擇性墮胎在九個州是非法的。有兩個州（密蘇里州和北達科他州）禁止基因異常性墮胎，有兩個州（亞利桑那州和密蘇里州）禁止種族選擇性墮胎。」
但胎兒種族不是跟父母的嗎﹖那又何需選擇﹖
#3595 「最高法院對一九八九年〈委伯斯特訴優生保健服務局案〉（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的判決」
應為「生育」吧。
#3666 「生了一、兩個女兒後，有重男輕女觀念的父母會面臨更大的生兒子壓力。在亞美尼亞，第一胎與第二胎的男女比例是正常的，但後來胎次的男女比例暴增至150：100以上。越南、香港以及其他男女比例隨著出生胎次增加的國家也有類似的趨勢。」
倒想不到竟然香港還是如此。(當然，現在香港還會生兩胎以上的本來就很少。)
#3713 「這種女性供給失衡的現象，最終會導致生女孩的相對價值提升，但有些人口依然維持重男輕女的文化傳統。」
首先文化傳統並不那麼容易改變。
而抱有自由市場原教旨想法的人，忽略了「這一代的人就此獨身」會帶來的社會問題。
#4028 第九章「討論統計生命價值的估計值時，經濟學家會強調這些估計值不是指某些特定、明確的生命。當你想從你認識的某人的角度──同事、朋友、父母──重新評估生命價值時，這些經濟估計值就沒有意義了。」
那些市場原教旨或某些不肖經濟學家想用經濟分析塞人之口時，往往沒理會他們的估計值正是「對當事人沒有意義」這一點。當然這些分析對同樣「不是當事人」的政府官員是很有說服力的，因為受影響的不是他們或他們的親友。
#4063 「保羅．布倫（Paul Bloom）在《失控的同理心》（Against Empathy）一書中提到，同理心有時會讓我們更公平地評價生命，但有時也會導致我們不公平地評價生命。」
儒家承認親屬關係帶來的等差社會正是如此﹖
#4125 「雖然確立的原則很明確，但也可以明顯看出其中的虛偽。關於其中的虛偽，二戰的空軍上將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說得最好，他是一九四五年東京轟炸行動的指揮官，他說：「我想，如果我輸了這一戰，我也會被當成戰犯審判。幸好，我們贏了。」」
但亦因為他的作證，同類任務獲判無罪。
#4125-4167 「波斯灣戰爭（一九九○至九一年）是以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運動做為開端，以營造出一種形象：海珊及其軍隊是一種存亡威脅，而且只有美軍有能力遏制這種威脅。關於伊拉克有強大「百萬大軍」的報導，是為了激起美國人民的恐懼，也是為了支援在該區部署超過五十萬大軍的策略。……但由於伊拉克的軍勢薄弱顯而易見，實際的地面戰只打了幾天就結束了。」
這嚴格而言也不是假的，伊拉克當時的確有百萬大軍，而且可以隨時衝入沙特阿拉伯。實際戰鬥幾天內就結束，只因為美軍太強而且保持制空權。(試看多年後俄軍入侵烏克蘭就可見，就算烏克蘭軍並不強大，強國軍隊如俄軍仍無法輕易戰勝，甚至陷入拉鋸。)
只是到了二次波斯灣戰爭，就真的是誇大了。因為被禁運多年後，伊拉克軍早已如強弩之末，連小布殊吹噓的大殺傷力武力也只是幌子。
#4198 「美國政府直到二○一四年九月伊波拉病毒襲擊美國海岸這時，才加強對這種致命病毒的反應，投入大量人力與其他救援。……這是可以理解的。關心全球人民的健康，並不是美國政府固有的責任。」
其實美國政府一直有向外國派遣醫生和科學家就地研究，就是為了避免疫症傳入國內才處理。
亦由此可見侵和馬斯克一上任就大削對外援助經費，何其愚蠢短視。
#4261 「普通朋友圈的大小約一百至兩百人，與其他某些社交圈的大小一致，包括現代狩獵採集社會裡的平均群體、軍隊裡一「連」的平均人數。」
人類社交圈大小的限制多有描述，只是我倒沒想過軍隊的連。
#4345 「如果那五人是士兵，另一人是平民，有些人會主張拯救平民。這個決定的背後邏輯是，大家覺得士兵本來就冒著生命危險從軍，但平民不是。」
但這段是講電車難題，從軍的風險不包括被火車撞吧﹖
#4441 註362「中國南京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裡，展示日本媒體報導日軍將領比賽誰能砍下最多中國人的頭顱。」
百人斬比賽的主角只是兩個少尉，並非將軍。
註371 「對政治人物來說，授權軍事行動往往是一種去人性化的經驗。很少國家的民選官員在武裝部隊中服役，參與過軍事行動的民選官員又更少了。不過，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從一九四五到一九七九年，每位美國總統都服過兵役。自一九八○年雷根當選美國總統以來，唯一有作戰經驗的總司令是老布希。這種轉變反映了美國軍隊從徵兵轉為募兵的廣泛變化，也反映了徵召來支持美國參加世界大戰的世代已經凋零。這種缺乏直接軍事經驗的現象，也反映在民選官員的家庭中。在二○○三年準備出兵伊拉克的階段，只有一位美國參議員有一個孩子從軍。參議員與眾議員的子女一般不會在軍隊服役，中上階層與上流社會的子女也很少從軍。因此，最有可能影響外交政策的人反而最遠離士兵所面臨的現實。從政治人物的角度來看，這些死亡的軍人大多默默無名，因此在政策制定者的眼中，那些軍人的生命價值比不上那些他能輕易認同的人。想像一個潛在的戰爭場景，總統知道每一個可能喪生的軍人名字與面孔。如果在做出開戰決定後，國會與總統不久就必須為了那個決定導致軍人死亡，而親自向軍人及其眷屬道歉，那該怎麼辦？戰爭還會發生嗎？」
的確如此，而且國家越大(人口也越多)，管理層與前線距離越遠，越會如此。
這點某程度上支持兵役制維持。維持兵役不等於想義務役公民去打仗，而是為了讓全體公民(即選民)都體驗過軍隊和作戰是甚麼一回事。(當然這裡在下認為男女都有服兵役的義務，長短輕重可以因應生理而異，但經驗都應該有。)
#4595 第十章「理想情況下，對於如何評價人命，應該有要一個多數人都認同的簡單答案，偏偏就是沒有這樣的答案。哲學家以撒．柏林（Isiah Berlin）說，人類對於追尋不存在的永恆真理，有一種「深刻的、無可救藥的形而上需要」。我們需要接受的是，這世界有許多相互矛盾的真理，以及「多元的價值觀」。」
正是如此，原教旨的問題就是拒絕承認這一點。
#4634 「有許多優秀的經濟學家挑戰了﹁為生命貼上價碼﹂這個艱巨的任務。」
不知原書是否直排，但本書在電子書檔是預設橫排，這裡卻出現直排的引號。(看倌可見其他引號並無問題)
#4668 「我們需要堅持，用來衡量生命價值的任何價碼，都應該高到足以保護人類的生命。我們需要堅持，消除不公平的薪資差距（例如種族與性別差距），因為它們會影響生命的估值。我們需要堅持，用收入來衡量生命價值時，必須想辦法確保最貧窮、退休、失業、志願服務者的生命獲得保護，而不是讓他們任憑政府、組織、公司的隨意擺布。」
前者難，但觀乎北歐，要收窄還是有可能，只是政策配套要做好。
後者除非為所有人提供基本收入(例如家庭主婦/夫的貢獻怎樣量化﹖誰去支付成本﹖)，否則很難做到。
或者我們更應該接受，以收入衡量生命價值這種做法，或者只適合用來計算一個社群生命價值的平均數，並不適合用作「比較」不同的個體生命。(同理，如果我們拿富裕社會的人均收入跟窮國比，然後得出富裕社會的人命比窮國的值錢，也有不妥。這時候我們或許要計算全世界人類的平均收入，當然這又是另一個麻煩的問題了。)
林怡辰《小學生的調查任務：發現驚奇圖書館》，Mori三木森插畫，台北﹕親子天下，2023
作者是台灣著名的閱讀推廣老師，插畫師頗有西式畫風，合作完成這本繪本。
本書顧名思義，告訴小學生如何使用圖書館。除了介紹一本書的結構、圖書館的服務和分類法，還會教你如何找書、功課如何找資料、書怎樣讀、如何判讀資料和主題閱讀、如何做報告。還會介紹學生平時較少機會接觸的其他圖書館。對小學生而言應該十分足夠了。
回想我們小時候，小學當然沒有圖書館(政府後來才讓小學普遍設立圖書館)，自然也沒有人教你如何用圖書館。方某除了去公共圖書館，去得更多是家附近的小童群益會圖書館，所以對圖書館比較有興趣。
當時香港電台有《打電話問功課》節目，由教協派老師到電視台接聽電話解答問題。節目播出多年後，教協跟三聯書店合作，出版了一系列「打電話問功課」叢書，其中一本叫《知識的寶庫》(1991)就是介紹圖書館。方某當然一見到就買下來，當成寶貝。
中學時算好一點。校長喜歡搞新課程，當時我們中一有個獨家「Learning Skill」(學習技巧)課，每周兩節介紹不同課題，例如六何法、做筆記技巧之類。其中若干周直接到圖書館上，終於有教導使用圖書館的課。
方某後來加入圖書館當助手，甚至幫老師做編目，最後兜兜轉轉自己也成為圖書館主任，不在話下。(就跟汽車維修員身上應該有士巴拿/扳手一樣，當時央老師代我訂了本賴永祥分類法，方便為家中的書編目，又是後話。)
不是每所學校都能抽調資源給圖書館工作，也不是每所學校都能設圖書館課。方某初上任時，只能在中一迎新花一節課介紹圖書館規則、使用方法和分類法，效果自然一般。後來其他部門需求越來越多，甚至連迎新的圖書館課都取消掉了。幸好校長仍然重視推廣閱讀，所以還有空間推動其他科目協作活動，圖書館在學習生活中總算沒有缺席。
資訊素養還是要教，只是很多學校似乎都覺得反正是網絡時代，給電腦科教就好。(雖然資訊素養不「只」是電腦和網絡的事，但電腦科的課程自然較偏重網絡的資訊素養。)
不過反正最需要搜集資訊的通識科都被取消掉了，學生又只顧上網隨便下載資料交功課，還有多少校長會覺得教學生用圖書館很重要﹖恐怕要協會再做一次調查才知道。
看著台灣繼續在推廣圖書館和資訊素養教育，能不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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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shed Hong Kong《香港義勇軍戰後故事》，香港﹕蜂鳥，2024
繼前著《香港保衛戰紀—18個需要記住的香港故事》，作者再就義勇軍撰寫故事。相對於悲壯的大戰，本書描述較少人留意的段落﹕二戰後義勇軍的重組和演變。
和平時代，軍隊的存在通常都會被人懷疑。可是戰後香港，其實亦波譎雲詭。既擔憂國共內戰波及香港，之後又有六七暴動，直到七十年代末大陸文革結束、改革開放，才解除戰爭陰霾。而之後又有越南船民和省港旗兵擾攘，也不算完全平靜。很多人沒留意到，戰後香港甚至短期實施過強制兵役(當然那時人口大部分是難民，並非英籍故不受徵召)。直到過渡期後半，義勇軍臨近解散，才不需再動員，只協助捉非法入境者這類日常任務。
曾經參加義勇軍少年領袖團的同學曾言，團內教官笑稱「軍隊就是用來出parade (閱兵儀式)」，這種玩笑其實只有太平盛世才能成立。而「軍隊只用來出parade」也是一種對天下太平、軍隊備而不用的美好願望。
書中除了介紹義勇軍的歷史和編制，亦加入十一篇人物專訪，包括不同層級的義勇軍成員，讓讀者以不同角度領略軍中生活。當中最出名的，大概就是電視藝員「輕輕鬆鬆鄧梓峰」吧。平日大家見到鄧梓峰擔任司儀和演員，確是「輕輕鬆鬆」架輕就熟。他參加義勇軍仍是認真十足，卻一點不輕鬆。
港英政府不少公務員和官員都會參與志願隊伍，所以義勇軍也有不少政府高官，這些高官入伍時通常都要由士兵「散仔」做起(雖然很快就可以升任軍官)。甚至連港督戴麟趾本人也曾參與義勇軍(他先前還參與過二次大戰)，本身就有軍事經驗。
地方義勇軍除了讓民眾有機會參與保衛本土，亦為置身其中的高官帶來在前線跟平民一起操練捱苦、了解民情的機會。否則這些高薪厚祿天之驕子，長期躲在高層籌謀、慣與權貴交往，根本不知百姓如何生活(更甚者不知米價、連廁紙也不懂得買)，豈非更易離地而不自知﹖
老兵不死逐漸凋零，那個時代亦離我們遠去。可是回首過去，仍將讓我們獲得啟發。
Thomas S. Mullaney (墨磊寧)《中文打字機﹕機械書寫時代的漢字輸入進化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賴皇良、陳建守譯，新北﹕臺灣商務，2023
一本奇怪的書，奇怪的不是內容，而是題材。
畢竟「英文打字機」這類古董，對方某這種中年人而言，並不陌生。我們中學時會考還有打字科(方某沒修商科所以沒上過)，後來才取消。方某少時還「不知何解」央老媽買了一部便攜式打字機(它的色帶還有兩截，可以分別打黑字和紅字)，但不久後升高中修電腦科買了部電腦連印表機，打字機自然就作廢了。
為何電腦印表機會取代了打字機﹖除了因為電腦文書軟件可以排好版才印出來，不怕打了才發現打錯字，更重要的原因當然是﹕打字機只能打英文，但電腦印表機還可以印中文字。
方某孤陋寡聞，要不是見到本書，甚至不知道有「中文打字機」這回事。就跟書中西方人的想像一樣﹕中文動輒用幾千字，怎樣放得進一部我們見慣英文打字機大小的空間裡﹖
甚至乎我們生活中，使用英文打字機是常見景象(電視劇的辦公室經常有，甚至學校校務處也必定有)，卻沒機會見過有人用中文打字機。即是就算現實有人用，也不在我們視野之中。書中雖有使用中文打字機的照片，方某還是不太能想像怎樣用。
所以一聽到這本書的推介就很好奇，覺得非買不可。
先前介紹《索引﹕知識的鑰匙》時，提及索引好像就是西方發明，原因大概就像本書所言，因為中文沒有簡單的排序方法。這也是本書開題的背景﹕北京奧運為何採用了奇怪的出場序﹖背後其實反映近代漢字一直面對「未能融入西方為主文明社會」的危機。
而打字機，只不過是一個「無法融入」的機械象徵，成為各方人士專注尋求解決方案之標的。
在尋找解決方案的各人中，名聲最響亮的就是「廢除漢字論」者，畢竟與複雜的技術方案相比，「砍掉重煉」是最簡單的答案，亦為腦筋懶惰的憤青所鍾愛。這批人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非常出名，甚至之後官方簡化漢字之禍亦是源於他們。
另一批人則著意保存漢字，但如何令漢字能「塞」進一部打字機中﹖書中描述了三種技術進路，各自有不同的捧場客，亦各有其優缺點。由於就算只計常用漢字，漢字數目相對於字母都非常繁多，所以他們同時要解決「如何檢索漢字」的問題(亦涉及「索引」所需的排序法)。
這些不同的嘗試，最後由幽默大師林語堂總其成，終於開發出一部利用創意檢字方法打字的中文打字機，卻因為中國內戰而錯失機會、籍籍無聞。大家只能繼續用當時已有、使用不方便的中文「打」字機，無法像英文打字機普及到家家戶戶，只在某些機關幕後使用，不為人所注意。最後我們只記得林語堂是幽默大師，忘記了他也是個發明家。
這也不出奇，畢竟寫歷史者，大多是高呼廢除漢字那批文科人的後輩，而非搞工程和技術的理科人。
作者就是為這批付出無比努力，間接開發出今日中文電腦化所需技術，卻被時代遺忘的人作記錄。
中文打字機的後續自然是中文電腦，作者後續著有《The Chinese Comput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Age》，中文版是《中文數位探索﹕從漢字輸入到電腦中文化的壯闊歷程》。方某買了，還未有空看。
前陣子有西人在面書說在太外父家地牢找到一部中文打字機，看來林語堂的明快打字機終於重見天日，如果能放進博物館甚至林語堂紀念館就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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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239 導讀「打字機固然是啟蒙大眾的利器，但畢竟也是富裕階級的書寫方式。如同技術史家考文（Ruth Cowen）指出的，家用電器未能讓家務更加輕鬆，也未如預期分攤女性工作，這個解釋也可以應用在打字機上。」
也不算是沒分擔。老媽當年堅持要買洗衣機，很明顯就是分擔了手洗那部分囉，至少機洗一定比全手洗輕鬆(不是不用手洗，正如老媽強調，有些衣服未進機前還是要自己揉一次才能洗乾淨)。問題的核心其實是，就算有些苦工被機器分擔了，不代表主婦就不用工作(像《82年生的金智英》裡的男醫生口吻)，家務實在瑣屑，總會有些工作佔用時間。有照料過家務或者照顧過小孩的人自會發現這一點。
就正如每當電腦CPU晶片性能提升後，總會有更吃資源的新電腦軟件去耗用，所以晶片性能不斷進步但電腦運作好像沒怎樣變快。
#263 作者對談實錄「一九○○年代之後，標準化系統迅速在全球取得主導地位……至於全球數十億人使用的中文書寫系統，卻在這種敘事下以另一種顯著的姿態出現。它扛住了標準化西方打字機施加的壓力。西方打字機製造商發現他們無力迫使中文調整。」
當時中國人口只有四五億，現在也只有十四億。當年何來有十數億或數十億人使用中文。(甚至世界人口也「只有」八十億呀)
#293 致謝「檔案管理員和圖書館館員無論是人性還是在學術上，都是最優秀的。應該要設幾個紀念日以資紀念。」
自私轉載，這句應該印出來貼在自己座位前。(笑)
#296 「以及北京市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圖書館、天津市檔案館、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同仁。有鑑於當前中文檔案的狀況及其相關的查閱與人員敏感問題，在此就不一一列出姓名。」
竟然連研究這種技術史也敏感，果然是敏感國。
#303 「謝謝你的耐心與鼓勵，否則我無法度過令人沮喪的修訂和重新提交的過程（更不用說一場罕見的政治獵巫了）。
指哪件事﹖
#315 序言「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美國現代語言學會前主席沃爾特．翁（Walter J. Ong）提到，希臘人採用和改造腓尼基字母是一種堪稱民主化的力量，因為這讓「年齡尚淺、詞彙量有限的孩童也能學會希臘字母」。」
那麼中世紀為何識字率那麼低﹖
#381-395「由於不了解中文正字法傳統，許多西方觀眾便開始訴諸陰謀論。「（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竄改了奧運開幕式？」……陰謀論的論調是，電視台主管預期美國觀眾會在美國代表團出場後轉台，所以全國廣播公司剪輯了原本順序然後重新排列，這樣就能把美國代表團放到最後，以確保觀眾繼續收看。」
陰謀論通常都是基於無知，此又一例。
#411 「身著少數民族服飾的漢族兒童……以及中國童星林妙可對嘴演出的《歌唱祖國》；這首美麗的歌是由更有才華、但外貌較不出眾的楊沛宜所預錄」
其實這才是重點﹕為何這個國家不能讓真正的少數民族和真正的歌者出場。
#411-426 「其實中國大可按照拉丁字母來安排入場序，配合奧委會的普世主義假面具。一旦考量這點，那麼北京當局的這個玩笑就更耐人尋味了。四十多年來，中國幾乎沒有一本漢語字典、參考書或索引系統採用這套入場式的筆畫數排序法。相反地，一九五○年代的中國開發並頒布了一套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漢語拼音」音標系統，簡稱「拼音」。這套音標系統於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即被設計出來，如今在中國已很普遍，做為一套並行的文本技術來輔助漢字書寫，而不加以取代。」
「民族自尊心」作祟。
又，本來是想拼音取代漢字的，只是實在做不來。
#435 「每當中文一出現，就會像二○○八年奧運開幕式一樣，造成尷尬的場面。此外，每當中國和其他各地的工程師將中文與某項科技成功調和時，新的字母文書處理科技的發明和傳播又會觸發新一輪掙扎，讓中文再次陷入無法參與「下一起大事件」的風險中，因為新科技會進一步帶動世界經濟、政治、戰爭、國策和科學等眾多領域的變遷。串連以上種種，我們面臨了長達一百五十年的「中文資訊危機不斷輪迴」的歷史。」
所以近代才一直有人想廢除漢字。
#443-455 「過去五百年間，中國歷經了莫大的改變。上一個一千年的中葉，明朝時的中國是世界經濟引擎以及最大的人口中心之一。」
老子常道，月盈則虧。所以是否應該追求盛世/最大/最強呢﹖
#455 「語言學家錢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寫道：「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字。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字。」異口同聲反漢字的還有知名作家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他表明：「漢字也是中國苦勞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這些思想激進的憤青其實害人不淺。
看看韓國便知，廢除漢字並沒有廢除儒家、更沒有廢除父權。
「那些以漢字寫就的浩瀚中國哲學、文學、詩詞以及歷史文獻該何去何從？除了未來的金石學家，我們是否將因此失去這些無價的遺產？」
看看馬英九去大陸參觀的故事，遇上古文他懂得讀、隨行的大陸導遊反而不懂，就知道單是強行簡化漢字已經為禍如此，何況廢除﹖
(留意﹕我沒反對社會自然發生的簡化。歷史上漢字一直有簡化、亦有繁化，社會大眾自會選擇。官方只需要確認社會上最多人選擇的字體，當成當時政府文件之標準即可。)
「中國政體、文明和文化之所以能保持連貫性，跟書寫統一文字有很大關係。如果中國走上了拼音文字的道路，一旦正式書面化，口語上的差異會不會變得更難以克服，甚至得付出政治動盪的代價？」
所以中共才更會消滅方言。(詳見《請說「國語」》)
#467 「與此同時，隨著將中文當成第二外語的外籍人士推動下，孔子學院和初級沉浸式教學課程不斷開設，甚至還有人喜歡中文喜歡到把漢字刺在身上。」
他們喜歡漢字但不懂孝﹕「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
「中文前所未有地成為一種世界文字。」
本來就是呀，要不然甚麼叫「漢字文化圈」﹖就是歷史上東亞各國可共用漢字呀。
「在現代中文改革上，與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這句話構成鮮明對比，歷史的失敗者這次反而博得研究者青睞，被寫入了歷史，這些失敗者包括陳獨秀、魯迅和錢玄同。這群直言不諱的少數派，他們的舉止帶有輕易破除舊習反傳統的習性：他們用炙熱、渲染力強卻又極度天真的態度呼籲廢除漢字，用英文、法文、世界語或羅馬字母化來取代漢字。與此同時，對於那群真正讓中國當代資訊環境成為可能的人，我們卻一無所知：這些人同樣反傳統，但他們也有著同樣的熱情，雖然在工作上面臨無止盡的技術和棘手挑戰，但他們最終達成了無與倫比的成就。不過，這群現代中國資訊基礎建設的創立者和使用者，卻從未如那群知名的漢字廢除論者般被列進課程大綱中，他們的著作在當代中國史匯編中也始終未被列為經典。」
本書重點在此，就是為被遺忘的一群人寫故究。
#477 「當二十世紀初部分語言改革家批評儒家經典時，許多出版商和教育家也同時譴責，要在當時一流的字典中查到要找的漢字得花上不少時間；圖書館學家感嘆，中文卡片目錄的引導檢索法太過耗時；政府機關也抱怨在中國龐大不斷增長的人口中檢索姓名或人口統計資訊的效率之低。「所有人都知道漢字的難識、難記、難寫，」一九二五年有位批評者如此寫道，「但除了這三難之外，還有一個第四難，這第四難就是難找。」而且，這些問題都沒辦法透過普及文字、漢字簡化、白話文運動或一系列被視為「語言改革」之類的運動來解決。」
其實這一點都現在還未完全解決。雖然數碼化令檢索速度變得非常快，但由於同一字的不同字體(如綫和線)在電腦中編碼不同，所以除非搜尋引擎已為你整合了這些字(例如通常用繁體字可以找到簡體字內容，反之亦然)，否則你用一個字體去找仍可能漏了其他。
#492 「音、義、形三要素在中國歷史悠久」
其實我有點懷疑，難道字母文字就沒有「形、音、義」這三要素﹖
#518 「音值（phonetic value）」和「音位值（phonemic value）」這兩回事，就算看了註釋也不太明白。
#535 「對這些改革者而言，我們常提及的許多語言改革項目，著實讓中文語言現代性的問題變得更加難以解決，或充其量說，這些改革對他們所追求的事物幫不上什麼忙。簡體字便是個典型的例子。雖然在識字和語言教學的問題上，這方法很恰當無誤，但在電報傳輸、活字印刷或中文打字機方面，把「龍」這個字簡化成「龙」，筆畫由十六畫簡到僅剩五畫，作業上並不會比用「傳統」字形簡單。在這裡，「簡化」並沒有簡化到什麼。至於白話文，則讓情況變得更糟。同樣訊息量的白話文文本比起文學用語或「古文」來說更加冗長，因此二十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反而使得傳輸、打字輸入和檢索所面臨的挑戰倍增。」
說簡體字簡化識字和語言教學，其實亦不然。正如方某對《請說「國語」》的筆記，對比大陸和香港、台灣的教育發展便可見，影響中文識字率的是教育資源投入，而非字體或者用哪種語言。簡體字破壞了原本漢字的結構，反而令不同的字更易混淆。
(如果只是民間自發運用簡體字，通常不會造成問題。例如香港茶餐廳職員懶惰到把餐牌的「飯」簡寫成「反」，食客也不會搞亂。因為這種字體只在特定情境應用、範圍有限，情境會讓讀者自動過濾無關的字義。但假如政府立法所有「飯」字都要簡寫成「反」，讀者就會很混亂了。「反枱」究竟是指「翻桌」還是「飯桌」﹖於是句子就變得冗長才能提供足夠的上文下理讓讀者去分辨字義，簡化了字卻令句子複雜了。)
#556 「第一個想要保持原樣的一切，便是先前所討論的音義形三要素：也就是文字表面的部分，藉此我們可以用機械書寫、閱讀和鑑賞大量的中文文獻等等。而天真的廢除論者卻想要廢除這個部分，他們不切實際地想以世界語、法語或各種字母方案來取而代之。……第二個一切指的就是技術語言學：它是語言的基礎，其恰如其分的重要性首先便是讓語言得以運作。如果這個一切可以被撕裂、拆解和重組，換句話說就是漢字能被分類、檢索、傳輸、實體化、本體化和概念化，那麼就算我們處於字母霸權的年代，漢字也許還是能就這麼生存、甚至興旺下去。」
本書另一核心﹕技術語言學，人們如何用技術把漢字拆解成機械可處理。
#612 「有人試著用文字描繪王牌武器湯普森機關槍（Thompson machine gun）那恐怖嚇人的聲音。有些人借湯普森的名字將它改稱為「湯米槍」（Tommy Gun），另一群人則把打字機的噠噠聲比作機關槍開火的噠噠聲，戲稱它為「芝加哥打字機」（Chicago Typewriter）。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綽號不經意地將歷史的循環縫合了起來：美國內戰時期身兼武器製造商的雷明頓公司將第一批量產打字機從裝配線上卸下時，弗里德里西．基德勒（Friedrich Kittler）對打字機下了個著名的譬喻「說話的機關槍」。然而到了一九三○年代，人們不再用機關槍幫打字機取綽號，而是開始用打字機幫機關槍取綽號。」
歷史上的「巧合」(﹖)﹕雷明頓同時製造槍械和打字機。
#835 第一章 「中國城附近的杜邦街（Dupont Street）有間報社在辦公室後方房間安置了一台奇異的機器。這台機器的鍵盤有十二呎（約三．六五公尺）那麼長，上頭足足有五千個按鍵。」
記者其實見到一部活板印刷機吧﹖
「一位高坐凳上的發明者對著「四位手指健壯的鍵盤手」喊著令人費解的廣東話：「Lock shat hoo-la ma sho gong um hom tak ti-wak yet gee sam see baa gow!!」」
就算那部機器是虛構的，這段說話似乎不是創作的，那位記者可能在華埠報館的排字房記下這類對話。
「Lock shat hoo-la ma」看來似乎是「落實好啦嘛﹖」或者「Lock實好啦嘛﹖」(廣東話經常直接以英語入文，「Lock實」大概即是「鎖好」、「鎖穩」之意。)
後面就真的想不到是甚麼了。
#854 「巧妙利用了偽廣東話和擬聲語雙關法，將其命名為噠記（Tap-Key）。」
#1365 譯註1「tap為輕敲之意、key為按鍵之意。」
大概因為當時廣東人太多乜記物記。(「記」為商號之意)
#1018 「暹羅文也有需要改變的地方。這點讓我們意識到，在技術語言的轉換上，也是有需要取捨的時候，絕不可能毫無損失。根據艾德文弟弟喬治的回憶，儘管足足有八十四個鍵，但史密斯總理打字機「要寫出完整的暹羅文字母仍缺少兩個所需的按鍵，不管（艾德文）怎麼做，他都無法將完整的字母和聲調符號納入這台機器中。於是他做了一件極大膽的事；拋棄掉兩個暹羅文字母。」接著他繼續說：「時至今日，這兩個字母真的完全被淘汰了。」」
#1082 「「額外增加字元和按鍵，這不可能；因為實務上這需要重新設計整台打字機，而且新設計的生產模具、樣板和設備也必然會帶來龐大開支。」唯有進一步削減暹羅文字母……我們注意到卡森歸咎新「問題」的奇特視角，也就是卡森認為不是安德伍德打字機無法與暹羅文相容，而是暹羅文無法與安德伍德打字機相容。
就因為你的機器放不進所以丟了人家的字母。
#1168 「事實上對工程師和製造商來說，語言甚至不存在於打字機之中，而是存在於鑄件、模具、鑄模、印刷、車床和工廠的裝配過程當中。」
#1208 「打字機公司早已微調好金屬零件的鑄壓和裝配器具，以組裝出精良的打字機，運銷到全世界獲取高額利潤。雖然受到強大的經濟誘因影響，公司希望盡力製造各種不同語言的打字機，然而此時期的五字真言「最小化調整」，這樣的信條還是相當合理的。」
其實這才是丟了人家字母的真正原因﹕省錢。
#1365 譯註9「negative space，指的是藝術領域中，影像物體周遭或其之間空出來的空間。」
即是留白﹖
#1222 「如果希伯來文對工程師的挑戰是讓他們造出雙向的打字機，那麼垂直書寫的中文對他們發出的挑戰，便是想像出一台沿著完全不同軸線移動的機器。」
其實中文傳統也不是完全不能橫寫(例如匾額)，只是文件通常直寫。何況就算要把機器改為垂直移動，也不會比中文字數的問題更麻煩。
#1224 「回到打字機之前的時代，當時對中文書寫的批評不在於技術層面，而在於種族、認知和進化層面。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一書中，對中文書寫本質的假設是「從一開始就是對科學發展的一大阻礙。」……在反中文的龐大歷史論述中，黑格爾的角色只是個傳播者和推廣者，而不是開創者。正如許多學者一直認為的，強大的社會達爾文思想於十九世紀形成，跟它的理論源頭一樣，這個思潮將所有的人類語言劃分成一個有進步落後之分的階級系統。這個劃分原則再次反映出了它的認知傳統，推崇印歐語族，視缺乏語尾變化、動詞變化跟字母的文字為發展遲緩。」
其實在我們眼中，我們用同一堆字拼在一起就可以簡單表達意思，他們非要把詞語變來變去才表達到(而且變化還要不規則，例如英文過去式不能一概用-ed)，才是發展遲緩妨礙使用。
#1276 「在中文的問題上，古迪開始採取如履薄冰的態度，並放棄早先西方優越論的主張。先前他曾說：「語素（意音）文字（logographic script）抑制了民主式的識字文化發展」，但「這並不妨礙使用這些文字的人們在科學、學習與文學上取得輝煌成果。」」
兩者有何關係﹖何況他們忘了歐洲的識字率提升也不過是幾百年內的事，之前中國的識字率可能比他們高(要不然怎可能辦全國科舉)。
#1311 「一九七○年代晚期到一九八○年代早期，語言學家兼心理學家奧佛德．布倫（Alfred Bloom）接下了「中文等同非現代性」陣營的大旗。他在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因為中文缺乏假設語氣，讓以中文思考的人無法想像與事實相悖的事物，從而限制了他們想出或創造假設命題的能力，而這個能力在科學和創新發展上至關重要。」
「設若」不是文言文﹖
又，有讀過莊周夢蝶的人也不會說出這種話吧﹖
「威廉．漢納（William Hannas）繼承和發展了中文反現代性的長久遺產，近期更試著復興同樣的觀點，他認為中文、日文和韓文的拼寫「抑制了創造性」，這有助於解釋亞洲為何在科技與創新上無法與世界競爭。」
但日文和韓文早就有拼音。
#1352 「「中文打字機」做為想像出來的事物，它在反漢字的復興考驗中成為最被廣泛流傳、最受謾罵的例證，漢字又再次被認為與現代性格格不入，應當廢除。」
充其量只是跟其他語言「不合群」。
身為「不合群」的慣用左手人，對這種歧視和謬論特別敏感。
#1557 註54「馬來西亞文」
馬來西亞政府本身是叫「馬來西亞語」，但其實應為「馬來語」或「標準馬來語」。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以馬來語為國語，但馬來語和馬來族只是其中一種語文和民族。
#1715 第二章「我們主要會聚焦在挖掘姜別利的工作並提出疑問：他是怎麼選定這個特別謎題的，而這個特別謎題的謎底又帶來什麼影響？在關於漢字可能的相關問題當中，他是怎麼決定該在哪個問題上費盡四年心思？」
其實沒甚麼奇怪，他想知道要鑄多少字粒才夠用呀。
#1760 「第三種中文解謎方法，稱為代碼。相較於前兩者，第三個方式不統計和排序漢字、也不以漢字拆解為前提，而是以符號系統代替或指涉漢字，在新興的電報技術領域更是如此。……在這個方法中，解謎者的首要任務並非像常用字方法那樣從統計上征服大量的中文詞彙、也非像拼合主義那樣將漢字拆解成基礎元件，而是發展一套更有效的參考、查詢、數據存取、搜尋和檢索技術。」
即電碼，但電碼本身並不方便檢索。
#1771 「在語言學家、工程師和語言改革者試著解決中文和打字機「格格不入」問題的前幾十年，姜別利就在解決一個更早的「格格不入」問題：漢字和活字印刷。」
明明活字印刷是中國發明。
「在武英殿內部，金簡將中文詞彙分為兩大類，一類根據排字工的體力，另一類根據詞彙中字元使用頻率的高低，再將這兩者轉換成排字工距離活字的遠近。」
聰明的編排。
#1795 「它是一種新的典範，排字工就定位在固定的範圍內排字，「活字」才算是真正可活動的（然而漢字排字法顯然不具備這點）。」
不知為何要有這一點，為何排字工不能動。(當然追求走動少可提高效率，但沒理由說這樣才算數。)
#1832 「構成《大清律例》漢字的總數約兩千個，以規模和複雜度來說，與現今中國最權威、坐擁約四萬五千字的《康熙字典》相比，僅占一小部分而已。」
2000/45000 (4.4%)比一般說的80/20法則比例更少。
「中文本身一直在（語素）變體（morph）和變化中，而且會一直持續下去。如歷史學家所知的，中文詞彙量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幾十年間大幅改變與增加，好幾千個新中文詞語從隔壁的日本湧入，在翻譯外語文本時又帶進來更多詞語。」
但英文詞彙其實也一直增加，這影響字母頻率但不影響總字數。
#1843 「相對地，中文的「常用字」卻是零和賽局。從意義上來說，納入任何新字都必須排除另一個字，或者換句話說，需要持續不斷在「常用字」和「非常用字」之間重新劃定邊界。」
但中文新詞也不至於用上生僻字，一般也只是平時用的那些字構成。
#1952 「分合活字的物質條件所仰賴的，完全是另一種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固定在金屬塊上的分合活字元件很呆板僵化，無論元件周遭的結構如何變化，它們都頑固地維持固定姿態。勒格朗和𤔣鐵的分合活字牴觸了漢字書寫的動態感」
但其實西文也一樣呀，頂多只是程度之別。用現在的文書軟件就會見到打入長短不同的詞語，軟件會重新調整字母的間距，讓整句顯示更美觀。這點在活字時代顯然很難做到。
#2113 「中文的基礎要素仍然是漢字和部首，只是不直接拿來使用。它們雖被隔離在如同電碼本那樣的「異地」（off-site）之中，但卻能藉著既定的傳輸協定來進行「檢索」。」
電腦運作的方式。
#2165 「傳輸電報時，人們只需要從自身詞彙當中辨識出主要意義和輔助意義用詞，對話者就能夠標定出對應的意義」
只能作最簡單的溝通。
#2650 第三章「伴隨西方打字機的全球化，在中國這種機器帶來的誘惑日益高漲……許多人認為，中國也需要自己的打字機，這不只是為了商業上的實用性，更是為了現代化的象徵。隨著時間推進，中國似乎就快變成這世上唯一沒有打字機的國家。……「不存在中文打字機」以及「不可能有這種機器存在」的想法日益強烈，這點被批判中文者加以利用，認為應該完全廢除漢字。所以，打造一台中文打字機的意義，不只是讓中國人的商業習慣跟上時代；面對各種對中文的持續試煉，這台機器算是一種中文可與現代性相容的鐵證。」
沒想過一部機器要負上那麼沉重的意義。
#2665 「紐康總結道：「事實上，除非有老師可以親自教導要點，不然這部機器對普通人沒什麼用處。」他接著繼續：「而且如果有老師，那為什麼開始時不讓這位老師來打字就好？為什麼要『養了狗還要自己吠』？」」
按這邏輯世上不需要老師，因為與其叫老師教學生，不如老師自己做所有事。
(有些學生的確是用這種邏輯上學的，最好老師每一步都告訴他怎樣做，省下自己用腦。)
#2698 「他在波多馬克軍團服役的兩年間被晉升為小賣部中士」
軍隊找個中士看管小賣部也不出奇，但會直接這樣叫「小賣部中士」﹖
#2761 「為了證實他的擔憂，謝衛樓提到了一本不具名的植物類書籍，「作者是一位在中國的傑出西方學者，他在書中告訴學生，中國南方有一種從蟲裡長出來的植物！」謝衛樓繼續說道：「當然，這種有趣的自然史現象是由他的中文代書所杜撰的，並以某種方式通過了嚴格的校閱。」」
這分明是指冬蟲夏草。
#2790 「他突然意識到：為了解決大量漢字的問題，他可以走訪當地的鑄字廠和排版廠，與中文印刷工聊聊，因為他們在雕刻、鑄造和字體使用上累積不少經驗，對漢字的使用頻率擁有詳盡的第一手知識。」
不是早該如此﹖
「謝衛樓打造的打字機，跟他在天津買的西方打字機一點都不像（圖3.1）。據他描述，這台打字機看起來反而像張「小圓桌」，漢字以同心圓方式排列其中。謝衛樓準確算出「中國學者的常用字多半在六千字以內」，「再者，這個字表還能再減到四千字，在少數場合才需要用到表外的漢字加以表達。」謝衛樓最終定出的總字數為四千六百六十二字。至於其他數萬個漢字，他則全數摒棄。」
大概就因為效法排版廠，所以這部機器更像一張字粒檯。
#2790-2822 「謝衛樓的打字機還有一個重要之處，有別於傳統的中文排版。因為他的機器一次只打出一個漢字，所以每個漢字只需要一個活字，據此他就能夠將所有漢字放在一臂之遙，這台設備也達到了姜別利夢寐以求的「就定位」效率。」
正如英文打字機也不用準備重複字母呀，當然對中文龐大字量而言影響會更大。
#2860 「據稱其速度超過了最快的中文寫手」
逐個字打快過寫字似乎不太可能﹖當然寫手因為要注重字體端正，不同一般人寫字，可能要慢一點。
「他們完全不了解為什麼這些外國人好像都在想著要怎麼省時。許多人手握大把時間，學者們寧願好整以暇地抄寫上萬字的書，也不去買一本。」
因為抄書本身就是一種學習方式，幫你記住內容。
#2898 「周厚坤於一九一○至一九一一年期間待在美國中部的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學習鐵路工程。不過美國東岸也向他招手，於是隔年他就轉到麻省理工學院。在此他以全美國第一位獲頒航空工程師碩士學位的身分畢業。」
十分搶手。
「吾聞工師之製機，貴在以機就物，而未嘗許以毀物就機之權也。……文字無罪，工師其罪。」
一句總結了整個「以中文打字機問題質疑中文存在價值」的荒謬之處。
「觀之足令吾中國排字之法，汗顏無地。吾問之，知其為一排字機也。吾乃瞿然而思，恍若置身於支那印刷室內。目睹排字者，手持尺板。憧憧往來，於紛紜之數千字中，覓其所需者之一。其繁重廢時，為中國文化上之一障礙也。非一日矣。」
是否改漏了字﹖因為在那個年代「支那」本身就是指「中國」，所以應該不會並用，原文大概是全用「支那」但翻譯時改漏了﹖
#2955 「這對周厚坤和他的常用字中文打字機來說無疑是好消息。陳鶴琴的研究似乎顯示出，就算澈底減少打字機納入的漢字數量，也不必然阻礙潛在使用者的表達，準確來說是因為他們的表達能力極其有限。」
白話文本身就是這樣，用的漢字數目少了，句子的字數卻多了。四九年後的黨八股只不過是進一步退化。
「毛澤東也參與了這場常用字活動。一九二三年，他監督新基礎漢字表的編纂，該表意在實現兩年前剛創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承諾和願景。」
當時他有那麼重要嗎﹖不過查維基百科當時他已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同時是中共中央秘書長，所以也不無可能。
#3762 第四章「打字男孩有時確實會出現在中文打字機的照片中，但那些照片的脈絡和圖說，卻微妙地將他們的形象排除在外。例如一九三○年，《時報》刊登了一張八名年輕打字學校畢業生（六女兩男）的照片，標題為「北平華英打字學校畢業生」。雖然照片看起來性別中立，有男有女，也沒有特別提「女打字員」，但同頁的其他照片卻透露出編輯認為打字業是十足女性化的行業：「清華女學生的現代操」、「南開大學女學生的早操」，以及三名年輕女運動員的照片。另外有些圖片更明顯淡化打字男孩的形象，例如同樣在一九三○年，《大亞畫報》的宣傳照片中出現了二十二名中國打字學生——十五名女性和七名男性——但標題卻是：「遼寧華文打字練習所第一期女學員就學之紀念攝影。」」
簡單點說﹕男人沒人理。
「這世界上都不曾有過「男打字員」這樣的稱呼。在美國，男性打字員和速記員被女性替換，是工業機械化歷史的一部分；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例行化形式的工作越來越傾向委派給年輕女性。」
正如科學界原稱「Computer」之計算員就多用女性。香港天文台也有這個職位(但似乎不是偏重女性﹖沒見到相關的性別分析)，即是現今的科學助理(Scientific Assistant)。
#3777 「手抄本這種形式，實現了卷軸無法呈現的分頁模式，反過來又為索引、關鍵詞和其他參考性文本編排技術的創建提供了發展的可能。」
正如《索引﹕知識的鑰匙》所提及的。
#3806 「打字員也需對鉛字的物理特性抱持敏感度。每次打字員按下檢字桿時，按壓的力道都必須與對應鉛字的重量相協調，鉛字的重量與字元筆畫數直接相關。如果對一筆畫的字「一」（應較輕）施加與十六筆畫的字「龍」相同的力道（應較重），很可能會戳破打印紙或複寫紙，只得重新開始。相對而言，用與「一」相同的力道打「龍」則會導致字跡模糊難辨（也讓複寫紙複印不出來）。訓練有素的打字員必須調整他們鍵入不同字元的力道，以保持整個文本的字跡色調一致，並避免戳破紙張。因此，長期以來的中文「筆畫數」概念，在此被轉化成了質量、重量和慣性等物理和物質的有形邏輯。」
這倒沒想到，因為英文打字機的字母沒那麼大分別。
#3867 「不要想在鍵盤上找到王錫哲（Wang Hsi-cheh）所寫的五千個漢字中的任何一個」。他指的是晉代書法家王羲之（Wang Xizhi）。」
這句在英文版才有意義，對中文讀者來說，這只是兩種拼音方式(威妥瑪/郵政式VS漢語拼音)對「王羲之」的不同表現，不會無端端變成甚麼「王錫哲」。(當然如果以大陸學者把蔣介石當成「常凱申」之例就很難說了。)
#3881 「儘管「中文字母」的夢想似乎正在實現，但有個嚴酷的現實卻一棒打醒這些西方打字機製造商：注音從來都不是要取代漢字的。」
其實本來有人想的(正如作者自己引述的那批「漢字廢除派」)，所以西方商人有「漢字快要被注音取代，不如搶先開發注音打字機」的設想也不算離譜。
#3957 「為了強調這種距離感，錢玄同用基本方位來表達字盤上的字元位置，就像人們表達中國各省或城市位置的方式一樣。」
那麼要拆散漢字的他，是否也等於要拆散中國﹖
#4190 註60「一九二一年，雷明頓公司還根據威妥瑪拼音系統創造了一個「羅馬化中文」鍵盤。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位於上海的老晉隆洋行（Mustard and Company）報導了人們對該機器缺乏興趣的情況。總部辦公室對此有簡短的紀錄：「已向傳教士、教師等發出通知，但沒有發現對上述機器的需求。」」
當然啦，滿篇都是拼音的「中文」文章找誰看﹖(用台羅的那些人大概認為可以，但現在似乎很少整篇文章用。)
#4225 註74「總的來說，美國人從未有機會真正和全面地瞭解中國人。他繼續說，中國國內有貿易公司、銀行和蒸汽船公司，這些消息會讓普通的美國民眾驚訝不已。中國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一樣聰明和可敬……而不僅僅是洗衣工！」
想像的無知。
#4318 第五章「這段歷史與當代的「CJK」概念有何關聯？「CJK」是當代運算領域一個包羅萬象的術語，指的是「中日韓」文的資訊處理、字體製作等技術的統稱。當我看著這台日本製的中文打字機時，我是否實際上是在看著中日韓三國語言的「前史」呢？」
註釋中提及會加入越南文稱CJKV，但相對於日文假名和諺文還像漢字，越南的字喃雖是漢字模式，但現在已經不用了。
#4351 「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後來的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對「真言」（truth language）的檢視——「真言」是一種宗教語言，如教會拉丁語、古教會斯拉夫語或「考試漢語（科舉文）」等曾被認為通往真理經典的唯一途徑——一旦這種潛在的真理越來越被認為是錯誤的，這些語言的特權地位必然會受到削弱。」
反而中國沒有對漢字有「真言」這種叫法，可能因為本來就只有一套文字。
#4387 「雷明頓的展館重點展示了一台全假名的日文打字機」
應該是把同音的平假名片假名當成英文大小楷字母般放在同一支桿上﹖
#4424 「與中國不同的是，日本的打字學校幾乎全是由年輕女性參與，祕書勞動力的女性化傾向與歐洲和美國的情況相近，也與日本國內的其他通訊行業雷同」
是因為日本男性更多被徵兵影響﹖還是代表日本工業化更進步，男女性的就業利用率更高，所以才有更多女性擔任文職﹖
#4456-4470 「十八世紀的中國、日本和朝鮮外交使節經常使用「筆談」做為無法進行口頭交流時的書面對話媒介。如果一位官員幾乎不會說對方的語言，「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實際上最早是在接待外國使節時設計的——就是透過漢字書寫來交談，也就是知識分子在文學交流和官方辦公中使用的漢字。」」
文言文之於東亞，正如拉丁文之於歐洲。
#4567 「俞斌祺甚至將自己的名字偷偷納入了常用字的陣列中：他的姓被嵌入字盤的第六十九列第三十三行，而斌和祺的字元則放在第六十一列第十行和第五十六列第十行。我們或許可以原諒他加入「俞」——它本身就是個常用字——但加入「斌」和「祺」這種罕見字，實在是自我膨脹。沒有其他打字機製造商會為這些字元犧牲寶貴的字彙空間，但他就是敢——這是這位企業家對世界無聲的嘲弄，此舉就像後來的電腦運算時代，程式設計者將自己的個人訊息嵌入程式編程之中。」
雖然以一般文件而言如此，但如果單以名字而言，斌和祺也不算罕用字﹖(祺間中會見到，斌就更多了)
#4657 「日本打字機公司臺北分公司的負責人表明他的雄心壯志，就是讓他們的打字機「進入每戶家庭……就像歐洲和美國那樣。」」
就像後來的電腦。(打字機其實不大做得到，電腦才可以。)
#4741 「就像這些學校使用的教科書和設備一樣，教職員也與日本有著直接或間接聯繫。例如北平市私立育才華文打字科職業補習學校，二十七歲的校長、紹興人周雅儒是亞東日華文打字學校的畢業生，曾在日華貿易株式會社擔任打字員。」
不然也未必開到課吧﹖那個年代開學校要登記恐怕也不易。
#4861 註14「那個時代充滿許多矛盾，例如《皇城新聞》在許多方面主導了對以漢字寫作的文章之批判，但在其出版的十三年中卻沒有一篇用白話文韓文寫的社論。」
不出奇，因為沒人看(會閱讀的人都會讀漢字，不懂漢字的人本身就連拼音都不懂得讀)，正如中文羅馬化的討論也不會用拼音寫。韓國現在的社論會用諺文寫，是因為教育政策變了。
#5091 註71「海上國貨工廠在此之前已是俞氏打字機的製造商。」
是否「上海」之誤﹖
#5291 第六章「使用中文電腦時，關閉標有「Q」的開關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觸發相應的拉丁字母，但更多時候，它會為「輸入法編輯器」（input method editor, IME）的軟體提供指令或標準。輸入法編輯器在中國的每台電腦幕後運行，攔截使用者的QWERTY鍵擊指令，並根據這些指令在電腦螢幕上顯示可能的漢字選擇，讓使用者從中選字。」
有時在電腦桌面的輸入法方塊見到「IME」字樣還不知道是這個意思。
#5325 「其中最短的輸入方式——dzj#——意味著敲下四次QWERTY鍵盤產生的序列就能夠輸出一組中文詞語，但當這個詞翻譯成英語時，卻需要敲下十次按鍵：t–y–p–e–w–r–i–t–e–r。有些事顯然發生了變化。」
就算在電腦用速成輸入法打「打字機」，沒有自動猜測詞語，逐個字打(手弓十木2木戈space4)也只是按九次。如果用手機打速成，有自動猜測功能，只需按七次。
(這裡顯示的搜狗輸入法有自動猜測功能，否則逐個字打拼音再選字也是按九次，打完所有拼音一次選就按七次。)
#5424 「一旦找到「根本方法」，它之於漢語就如同字母表之於英語：一個明確、合理、簡明的系統，中文將得以實現其真正的秩序，各種新的實驗性系統漩渦也會平靜下來——達成歷史的終結。」
直到現在還沒有，大陸勉強用拼音的羅馬字母排序，但這個不是漢字本身的秩序。而書首提及奧運開幕的筆劃+永字八法的排序也不是平常大眾會用的方式。
#5546 「在他較早期的信裡，林語堂對中文打字機的歷史和前景提出了三點主張： 「任何採用拼音字母的中文打字機是不會有真正的市場的。」「任何中文打字機都無法按照點畫拼合的方式運行。」「任何中文打字機都無法提供中文印刷和通信所需的一萬多個漢字。」林語堂用這三個否定主張，推翻了我們所知的整部中文打字機的歷史，排除了發明家們在過去半個世紀戮力開發的三種研究取徑。林語堂的第一個主張駁斥了雷明頓公司和其他人曾寄予厚望的打字機形式。他的第二個主張拋棄了祁暄等人提出的拼合活字或拼形的打字機形式。而第三項主張，林語堂明確表達了對常用字法侷限性的不滿。」
其實是肯定，正如他最後的發明也是納入常用漢字。
#5596 「林語堂想像中的打字機操作員不直接操縱或傳輸漢字，而是間接透過一個基於鍵盤的控制系統。亦即從某種意義上說，林語堂的打字機就像羅伯特．麥基恩．瓊斯口中的「沒有中文字的中文打字機」，鍵盤上幾乎沒有中文字元。……打字員會使用鍵盤，但不是直接鍵入字，而是去指示機器打出他想鍵入的字。」
這正是林語堂天才之處，他發明了一個機械式的IME。
#5777 註4「這套左右偏旁拼合法發展到一九四六年明快打字機問世前夕，已形成所謂的「上下形檢字法」：「取字之左旁最高筆形（左上）及右旁最低筆形（右下）為原則。這是一條簡單原則，無論字分左右旁與否，既無例外。又放棄筆順，只看幾何學的高低，故不為筆順所困擾。」」
註6「另外，明快打字機的鍵盤曾授權使用於IBM的中譯英機器，以及 Itek 公司的電子翻譯機，神通電腦也以上下形檢字法為基礎發明「簡易輸入法」（又稱速成輸入法）。」
我讀到註4時就在想﹕這個上下形檢字法本身已很像速成輸入法。
(速成輸入法只取倉頡輸入法的首、尾兩碼，而倉頡取碼基本原則就是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由外至內，所以再簡化為首尾碼的時候，通常就是左上角和右下角代表的碼。)
看到註6，果然如此。
#5838 註29「杜定友聲稱他發明了這個頭銜的倒數第二個字：「圕」，用它來代表多音節的「圖書館」，這通常是用三個漢字來寫。」
這招大概是學日本，但最後沒人用。因為日文本身就慣了一個漢字可以多音節讀，所以造一些複合漢字也沒所謂。但中文一向都是一字一音，一字多音不合習慣，於是就沒人用。(近代中文也有出現過這類漢字，但已不再流行。)
#6068 第七章「而是激進的「與部首背離」。具體來說，他們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漢字自然語言排列，目的在盡量將實際書面文本中常出現的字元組合排在一起，包括常用的二字複合字（「詞」）或共產主義專有名稱及術語，例如「革命」、「社會主義」、「政治」等。由於成組的字元彼此更靠近了，加上共產主義修辭的重複性，使用這種實驗方法的打字員吹噓每分鐘可打出高達七十個字，或至少比民國時期的平均打字速度快上三倍。 換句話說，在毛澤東時代的打字員中，我們可看到目前已知最早的「預測性文本」（predictive text）資訊技術的實驗和運用——這是現在中文搜索和輸入法的一個共同特點。」
#6104 「在法文裡，這種詞叫陳腔濫調（cliché），表示印刷機的「鉛塊」，上面銘刻有常用短語，而非單一字母。該詞源自法文動詞「製版」（clicher） 的過去分詞，或「點擊」（click）一詞，與設置定位印刷版位所產生的點擊聲有關。」
#6193 「所有證據都顯示，雖然民國時代的打字機一直都有使用自然語言編排法，但仍完全侷限於打字機的「特殊用字」小範圍內。」
可見共產中文有多累贅，重複到把那些字粒排在一起，可以大幅提高打字速度。(這種飛躍沒在民國時期出現，當然不是因為當時的人比較蠢，正如上文指出當時有限度出現過。更可能是國民黨雖然也有師法俄國，但其黨八股未有那麼嚴重。)
再順便學到法文cliché這個詞原來就是跟排版有關。
#6085 「或者如英格麗．理查森 （Ingrid Richardson）所指的「技術人體學」情結（technosomatic complex）。」
沒有這方面的學術知識，但有點懷疑這裡「complex」是否指心理上的「情結」，抑或只是指技術和人體的某種「集合」現象﹖(改組字粒排列來遷就個人使用習慣嘛)
#6233 「第三個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是它明顯具有特異性和個性化。如果採用此方式的打字員離職或是生病，將很難找到接替的人。」
#6503 註55「此一舉措很可能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工作保障。雖然國家當局和製造商急於促進標準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可替換性，但在將字盤重新編排成深具個人特色的配置後，操作人員就不容易被替換了。」
其實換了人之後他也可以把字粒重排吧。
「個人化」這個「問題」對於共產黨會更嚴重，畢竟在共產黨眼中所有人民應該都像螺絲釘一樣是可替換的，這點出奇地跟資本主義對工人的看法相同。(當然，你想換執政黨它就不准了)
#6422 註31「「頂針續線」通常被稱為「頂針續麻」，是一種中文文字遊戲，在這種遊戲中，一群玩家必須提出四個字的成語，每個人都要用前一個玩家所說成語的最後一個字，來說出以此開頭的下一個成語。這是一種至少可以追溯到《詩經》時代的遊戲，在宋元時期很流行。頂針連接法中與中世紀普羅旺斯吟遊詩人的「首尾疊韻」（coblas capfinidas）的技巧有某些共同之處，即在一首詩結尾出現的相同字符，在下一首詩的開頭重覆。這個遊戲很可能是從口頭詩歌傳統中演變出來的，是一種記憶輔助形式。」
即是《超級無敵獎門人》裡面的「TVB個B」。
#6608 結論「圖書館科學家」
應為「圖書館學者」或「圖書館學家」。因為英文 Library Science 不會直譯為「圖書館科學」而是「圖書館學」，所以 Library Scientist 亦不會是「科學家」。(中文一般只會把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的學者稱為科學家，就算社會科學稱為科學，其學者也很少稱科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