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11月 16, 2019

舊酒滲新酒之法證先鋒

(這是為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會訊寫的書介,這篇經修改)

近來大家對屍體發現案特別緊張,經常都對現場照片多加討論,關心死者是自殺還是他殺。從屍體身上或者案發現場尋找證據,是法證科學的領域﹔而研究屍體死因的,就是法醫。想判斷疑案,你至少要懂一點醫學,否則就會變成胡亂猜測。似乎應該順道介紹一下相關著作。


(法證先鋒III主題曲《目擊》,可以聽住讀)


宋慈原著、宋楚翹編譯,《洗冤集錄》增訂版,香港﹕西北印社,2002

十幾年前寫了一篇介紹《洗冤集錄》編譯本,當時乘著電視劇熱潮出增訂版。正式的著作恰好可以糾正戲劇帶來的誤解,編譯者的兩篇評述相當握要。那篇文還碰巧獲得友校賞識,令在下得以參加他們的閱讀營,見識到高學習動機的學生厲害到哪個地步(她們可以飯後聽個悶人講個多小時還沒睡著)。

有點可惜的是,編譯者本身是大律師,對法醫和醫學並非熟悉。例如上野正彥在《聽聽屍體怎麼說》中就曾提及,《洗冤集錄》中有關「作過死」(即馬上風)的描述是不正確的。在這本書中就沒有提及過。

不如日本還有上野正彥,當時香港缺乏中文的本土法醫著作。之後可能眼見讀者反應好,陸續有不少翻譯著作出版。近年本土的李衍蒨以法醫人類學家身份寫作,雖然法醫人類學家不是法醫,但也算補了這個缺口。


吳月華《法醫奇案實錄》,香港﹕花千樹,2003

這是本土著作。作者介紹有生物科技的背景,所以對一些法醫科技如基因指紋的製作亦有著墨。不過故事性比學術味更濃,讀起來不差,但在下學到的東西有限。


上野正彥《聽聽屍體怎麼說—法醫學的故事》,台北﹕志文,1998-4(1)
須藤武雄《科學辦案的現場—法醫鑑識的世界》,台北﹕志文,1990-10(1)
須藤武雄《難逃髮網—每根毛髮都有一張臉》,台北﹕志文,1990-10(1)
八十島信之助《法醫學入門》,台北﹕牧樹,2001-3(1)
(方某舊書介)

上野正彥和其他日本譯著,不少都是舊書,現在未必買到。上野正彥的《聽聽屍體怎麼說》是很有名的作品,相信不少人都認識。除了說故事之外,也順道對日本的法醫(監察醫)制度作出描述,讓你了解日本與香港不同的死因檢驗制度。

作品令人感動之處,在於作者的感言﹕法醫是替死者說話的人,是保護死者免於冤屈的人—這點相信是源於宋慈把作品稱為《洗冤錄》的那份正義感。作者亦提及,法醫檢查對社會有推動作用,作者就曾研究老人自殺個案,發表論文促使日本社會關注老人問題。

有趣在大概因為封面用了一幅有死神加裸女的恐怖名畫(Hans Baldung《Death and the maiden》),被當成一本「變態書」。甚至前面提及的《洗冤集錄》讀書營,我向負責老師介紹幾本書(包括這本),她做準備時就覺得在巴士上看這本書感覺很尷尬,大概是被其他乘客「另眼相看」吧﹖香港人就是大驚小怪。

須藤武雄的兩本書,體裁類似,以個案和故事講述鑑證知識。後一本《難逃髮網》更是全本討論毛髮,十分有趣。

相比前三本以故事帶出知識,《法醫學入門》就是比較有系統的著作,向一般讀者介紹法醫如何辨認死者的特徵和死亡細節,亦提及親子鑑證—這也屬於法醫學。


上野正彥《我不是這樣死的》,台北﹕創意市集,2018
法醫才看得到的人體奧祕》(彩繪圖解),台北﹕如果,2019二版 (2012年一版)

兩本上野正彥的新作。《我不是這樣死的》是本年度范老師推介好書,繼承《聽聽屍體怎麼說》的模式,以自己的故事帶出法醫知識。作者在退休後,仍不時應各方請求對案件再鑑定,以豐富經驗推翻原有的判決。從中可見作者對追求真相的堅持。
《法醫才看得到的人體奧祕》則主要介紹生理學,同時介紹相關的法醫常識,而且採用彩圖解釋,應該更通俗易明。


Mary Roach《不過是具屍體》,台北﹕時報,2004 (方某舊書介)

另一本「變態書」,但其實十分過癮。各位尤其可以認住作者,此君專寫有趣題材,她甚至另外有本書講性學的(《一起搞吧﹗科學與性的奇異交配》,台北﹕時報,2009),還有本講軍事上的爆笑研究(《不為人知的敵人》,新北﹕八旗,2017)。

這本也一樣(也是在下接觸她的第一本書),內容是討論死後屍體去了哪裡﹕解剖、實驗、展示、甚至吃掉……遺體除了火葬土葬,最新技術還可以考慮製成堆肥、甚至分解成液體沖落大海。

捐獻屍體做實驗的方式也很多,現在香港開始為人所知的「大體老師」(給醫學生解剖學習)只是其中歷史最悠久的一種。各種科學實驗都可以用得著屍體,甚至歐美執法單位有「屍體農場」之設,隔離一片很大的地方,就把屍體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時節放在不同地點,研究地理、氣候等不同因素如何影響屍體變化。這樣對法醫研究死亡時間地點很有幫助。

作者是一個專欄作家,不過對於資料搜集相當認真,除了訪問專家以外,亦親自檢索文獻(這點在華文作者中似乎不多見)。作者的筆觸亦不失輕鬆,黑色幽默頗有抒緩作用,但又不至於對死者不敬。


D.P.萊爾《法醫.屍體.解剖室﹕犯罪搜查216問》,台北﹕麥田,2013 (方某舊書介)
法醫.屍體.解剖室2﹕謀殺診斷書》,台北﹕麥田,2014 (方某舊書介)

這兩本書有趣之處在於,它們其實是作家、編劇和一位醫生的問答錄。無論小說或戲劇,都經常有死亡情節。外國觀眾要求高,不能「事事旦旦」隨便了事。所以不少作家和編劇會找作者詢問,指教他們構思的情節是否合理。某種殺人方式是否會在現場造成這些跡象﹖或者如果主角沒死去,是否會有這些後遺症﹖又或者法醫能否憑這些證據確認死者是被殺﹖諸如此類。

缺點就是問答集比較鬆散缺乏架構,想看有系統的介紹,可留意同一作者的《法醫科學研究室》(台北﹕麥田,2017)。


D.P.萊爾《法醫科學研究室》台北﹕麥田,2017

除了有系統,還非常詳細。整本書有四百多頁,比前面八十島信之助《法醫學入門》厚得多。可惜的是我沒時間仔細讀。


Val McDermid《比小說還離奇的12堂犯罪解剖課》,台北﹕馬可孛羅,2017

另一本也有三百多頁的書,也很有系統。不過與前一本《法醫科學研究室》旨在介紹法醫學知識不同,這本比較著重於介紹每一本鑑證科學的歷史故事。讀完相信會比較了解這些鑑證方法形成的背景。


李衍蒨《屍骨的餘音》,香港﹕花千樹,2017
屍骨的餘音2》,香港﹕花千樹,2018
屍骨的餘音3》,香港﹕花千樹,2019

前面提到李衍蒨小姐是本土少有,近年冒出的法醫書本作者。她並非法醫,而是法醫人類學家。兩者分別為法醫是西醫的一門專科,法醫人類學家則是人類學家的專科,專長比對碎骨,所以通常是空難、不明遺骨或者大屠殺留下的萬人坑需要他們幫忙。當然相同之處,就是兩者都是要服務法律層面的嚴格要求。

與前面的日本法醫著作相近,這幾本書都是以故事帶出相關知識。而由於法醫人類學家不時會因應各國發現大量遺骨而跨國集合,所以作者也有不少外國工作經驗,讀者看來自然更多姿多采。


梁倩雯《法庭的語言鑑證》,香港﹕商務,2017

屍體剖驗、犯罪現場鑑證、彈道鑑證之類聽得多,語言也有鑑證﹖所以見到書名立即想買。可能你會想起筆跡鑑證,但只是本書內容一小部分。更多的是我們以為只有律師大狀會做的咬文嚼字,種種文本和語音都可以用來判別身份和事主狀態。而且用字的微小分別就可能影響了審判結果,不得不慎。

(鳴謝書影來源﹕香港教育城、商務印書館、博客來、時報文化、The Bone Room存骨房。)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星期六, 11月 09, 2019

屍骨的餘音


作者﹕李衍蒨
屍骨的餘音》,香港﹕花千樹,2017
屍骨的餘音2》,香港﹕花千樹,2018
(索書號586.66 4024)

最近大家對屍體發現案特別緊張,經常都對現場照片多加討論,關心死者是自殺還是他殺。大家有伸張公義之心是好事,但這些推論是否合理﹖從屍體身上或者案發現場尋找證據,是法證科學的領域。想判斷疑案,你至少要懂一點法醫學,否則就會變成胡亂猜測。

而這兩本書的作者並非法醫,李衍蒨小姐是本港罕見的法醫人類學家。法醫是西醫的一門專科,負責以醫學檢驗滿足法律要求。法醫人類學家則是人類學家的專科,專長比對碎骨,所以通常是空難、不明遺骨或者大屠殺留下的萬人坑需要他們幫忙,當然他們同樣要符合法律的嚴格要求。

為何一位年輕女生會堅持去修讀和從事這種與屍骨為伍、大眾視為「污穢」的工作﹖作者熱情的筆觸會讓你明白,她為骸骨發聲的決心,就是這種決心令她無懼學習的艱苦和屍體的臭味。如果同學也有自己決心守護的東西,自然就會有同樣的毅力去克服困難、努力學習。

兩本書都是以作者經歷帶出相關知識,除了醫學和科學,還有歷史文化的角度,無論偏好文科或理科的同學都會感到興趣。而且由於法醫人類學家不時會因應各國發現大量遺骨而跨國集合研究,所以作者也有不少外國工作經驗,讀者看來自然更多姿多采。

無論對於法醫、法證人員或者法醫人類學家,屍體和犯罪現場都有無數的線索等待發掘。凡是人身所經歷、或者在環境中經過,必會留下痕跡。史上不少軍閥或者暴君,以為把看不順眼的人大屠殺後毀屍滅跡就一了百了,最後萬人坑恰好都成為他們暴力的證據。

英國法諺說「遲來的公義等於不公義」,因為司法的延誤往往會令冤屈無法及時得到糾正。可是從歷史角度看,公義或許會遲來,但絕不會缺席,公義終會彰顯。

想進一步了解法醫學的同學,圖書館還有不少相關著作,例如上野正彥的《法醫才看得到的人體奧秘》(索書號397 2610)和D.P.萊爾的《法醫科學研究室》(索書號586.66 7474)等等。分類號548.6也有不少講解犯罪偵查的著作。

(方某人的其他書評書介)

星期二, 11月 05, 2019

致立法會反對禁止蒙面規例意見書

今天下午五時截止,請盡快提交﹗(竟然沒聽見有哪間傳媒報導過徵收意見書的限期)
雖然出席報名已滿,但仍可遞交意見書。以下提供本人的意見書,可自由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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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禁止蒙面規例》小組委員會﹕

本人反對訂立《禁止蒙面規例》,並認為立法會應引用《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4(2)條的權力,決議廢除是項規例。理由如下﹕

1. 訂立規例等同宣佈緊急狀態,若非違憲即犯法

《禁止蒙面規例》是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此條例明言「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consider to be an occasion of emergency or public danger)可訂立規例,換言之當行政長官動用此權力時,必先認定香港已進入「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
而《基本法》並沒有授權行政長官宣佈香港進入「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只有第十八條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此處「緊急狀態」英譯為「state of emergency」。
如果行政長官擅自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恐有侵犯全國人大常委會權力之嫌。

更荒謬的是,正如現時特區政府聲稱並沒有宣佈緊急狀態。既然沒有宣佈緊急狀態(也沒聽見政府宣佈發生了public danger),那麼行政長官又何來「有權」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規例﹖即是越權。

2. 規例侵犯個人私隱權利

雖然私隱權並非毫無限制,但蒙面和阻止辨識身份,除了意圖從事暴力違法行為之外,還有大量合理理由。
參與合法集會示威人士,因為政見不容於僱主、甚至僱主受到外間政治壓力解僱該員工,已有大量新聞報導證明。如果禁止蒙面,將嚴重影響市民表達政見而不被追究迫害的自由,這一點直接抵觸《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保障的基本自由。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市民有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如果參與合法集會的人,會因為身份暴露而遭歧視,則等同沒有這種「自由」。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保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繼續有效,公約第二條訂明市民不能因政見而受到歧視。第十七條訂明任何人私生活不得受無理侵擾,名譽亦不得非法破壞。第十九條訂明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第二十一及二十二條訂明人人有和平集會和自由結社權利。
同樣的權利亦由《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一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明文保障。
如果不能保護當事人的私隱,行使上述權利後會被秋後算帳的話,則各種權利都無法保障。

而《規例》文本很清楚,並非只規限警方反對的非法集會,而是警方同意的合法集會遊行亦禁止蒙面。而豁免理由只有「正在從事專業或受僱工作」和「健康理由」,這樣很明顯破壞了上述需要保障的權利。
這樣等於告訴全世界,香港政府並不信守基本法所保障的各種合法自由,將嚴重影響香港國際聲譽和外國投資意欲。

3. 規例令民權和警權嚴重失衡

與禁止市民蒙面相對的,就是警員執勤時普遍蒙面。
警方提出的理由是警員遭公眾「起底」騷擾、侵犯私隱。如果這個是警員執勤時蒙面的合理理由,那麼市民為免參與示威遊行後被起底騷擾、侵犯私隱,更是蒙面的合理理由。

而警員遮掩的,不只是面容,更包括警員編號。警員隱藏身份,令執法過程不受監察制約,市民亦申訴無門。這樣不單令警員不依警察通例行事濫施暴力變本加厲,更令市民對警方以至政府信任跌至新低。
個別警員違規執法無法辨識、不受制約,只會令全體警員都受懷疑和敵視。不單令執法更為困難,無望平息亂局,而且因為無法追查警員身份,各種懷疑警暴個案(例如831太子站有沒有死亡個案)只會落於無論如何澄清都是「水洗不清」的局面,因為「民無信不立」。

執法人員可以辨識是信任的來源,應該從速恢復展示編號。最近推出的「行動呼號」白卡,並非所有警員都有按指示佩戴,而且因為未必如警員編號有確實紀錄,亦未能令市民有信心可以辨識個別違規警員。

4. 規例並無制止暴力的效用。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十九條清楚說明,「條例必須當作有補缺去弊的作用」,這也是立法的應有目的。
任何立法均應是修補現實缺漏的有效措施,但禁止蒙面卻毫無此種效果。

根據《禁止蒙面規例》,於集會蒙面可監禁一年、在公眾地方不服從警員指示除去蒙面物品可監禁半年。但參加未經批准集結罪、非法集結罪本身已可監禁五年、暴動罪可監禁十年,對於政府聲稱要防範的暴力示威者而言,《禁止蒙面規例》的懲罰相對而言根本不足為懼,只不過是「一件污兩件穢」。
這規例有機會阻嚇到的,就只有和平示威者參與和平集會遊行,但這個顯然並非政府原先聲稱之「合理」目的。

更有甚者,政府宣佈實施《禁止蒙面規例》後,隨即爆發針對規例的混亂和暴力場面。
只要觀察近來所有獲不反對通知書或者被警方一早反對的集會,大部分和平參與者均蒙面,甚至有部分參與者揚言是為了反對《禁止蒙面規例》故意蒙面。由此可見雖然規例已令現場大部分參與者「違法」,但仍然無法阻止參與集會的市民蒙面。
而面對這麼大量的「違法者」,警員又無法逐一拘捕。這樣對於參與集會的市民而言,即是不守法也不會有甚麼後果。對於警員而言,規例只是在現場捉到哪個人就可以隨意加控的罪名罷了。
訂立一條沒有人願意守、又難以執行的規例,並不能維護法治,只會令市民逐漸養成藐視法律的習慣,長遠對法治帶來更大傷害。

基於《禁止蒙面規例》—
1. 規例的訂立本身已可能是違憲或違法﹔
2. 侵犯個人私隱權利、危害市民參與合法政治集會的自由﹔
3. 不能同時令警員與市民同等對待,警員仍然隱藏身份,無助恢復市民信任﹔
4. 無法阻嚇暴力示威者,就連和平示威者也會逐漸習慣違反規例,更無助恢復法治﹔
—本人反對訂立是項規例,並要求立法會立即予以廢除。

現時的混亂是源自政治問題,政府不循政治途徑解決,濫用警察武力和濫訂緊急規例,並不能恢復和平和法治秩序。只有政府正視自身問題和市民五大訴求,積極回應實行,由政府和警隊本身以身作則嚴守法律、對市民負責,才有可能恢復香港市民珍惜、法治下的和平秩序。

星期六, 11月 02, 2019

馬宣立vs上野正彥

馬宣立算是香港法醫的權威,所以連他也質疑陳彥霖浮屍全裸,自然更令人懷疑當局是馬虎還是有意隱瞞﹕



「如果當時她還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她身穿的褲子為何會脫掉了﹖還有內衣褲在哪兒﹖
我有向其他國家的同行打聽,他們在泰國處理海嘯時有很多死者,他們的答覆是當時沒甚麼死者衣服脫掉的
所以我認為這點值得很刻意地向公眾解釋﹕為何沒有可疑﹖」 
—〈死因有無可疑﹖〉(2019-10-15),《視點31》,香港電台
可是,當我在處理今年的范老師推介書時,竟然見到上野正彥的新作有這一段﹕

「首先,如果屍體在上游溺斃會發生什麼事﹖
如前所述,溺死會造成肺部積滿水、失去浮力,身體會沉入水中。因此在最初的十幾公里左右,溺死的屍體就會以擦過水底的姿態向下流。
此時,沉入水底的屍體,就會呈現像短跑選手在起跑線上的姿勢一樣。維持這個姿勢在水底漂流的話,額頭、手背、膝蓋及腳尖會一邊接觸河底的泥沙和岩石等物體,一邊往下流。
在不斷摩擦下,造成皮膚和肌肉的死後損傷,導致骨頭暴露。另外,此時軀體會一直滾來滾去,衣服也會因此被去除,一般情況下,許多屍體是連內褲都被脫下,以全裸的狀態被發現
在此狀態下持續腐敗,體內的腐敗氣體會使身體浮出水面,成為一具漂流屍體,然後被柵欄擋下。等到被發現時已經成了「土左衛門」,也就是一具膨脹的屍體。
(註﹕謠傳土左衛門是江戶時代的相撲力士,因為白白胖胖的很像浮屍,後來在日本就成為其代稱。)」 
—上野正彥《我不是這樣死的》,台北﹕創意市集,2018。p.96-97

當然馬宣立和上野正彥所討論的事,其實是有不同的。

上野正彥說的是死者跌入河中溺斃,沉入河底被河床磨走衣褲,然後到下游全裸浮上來。這些死者可能是自殺或他殺,但不是死後推入河中。因為如果死後才入水,肺中有空氣就會一直浮著不會沉底。而香港因為是沿海城市,而且河溪都很短,所以大部分溺斃者都是直接掉入海中而非河上,這樣馬宣立應該很難遇到上野正彥描述的狀況。

而且死者死了多久也是關鍵,上野正彥說的浮屍都是屍體先在河床磨走衣褲,腐敗後產生氣體才浮上來,換言之需要時間腐爛。如果死後不久就浮現的屍體,可能根本沒沉底,也沒有足夠時間讓他們磨走衣褲,就像南亞海嘯的情況。

如果陳氏如維基百科記載是19/9後失蹤,22/9發現浮屍,幾天時間應該足夠屍體腐敗。至於死者是否在河中溺斃,可以檢查內臟是否有淡水微生物(如藻類)。另一個問題是,就算真的掉入河溪,香港那麼短的河溪,是否足夠造成上野正彥所見到的效果﹖

星期六, 10月 26, 2019

清朝穿越指南

(這是為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會訊寫的書介)

清朝穿越指南》橘玄雅著,香港﹕中和,2018

這是范老師推介書籍之一。近年的歷史普及著作,很多都以「穿越」為題,嘗試以較生動有趣的角度,介紹古代生活的不同之處。正如作者所言,雖然唐朝或宋朝也有很多人提及,但相對而言清朝比較接近現代,資料較為詳盡。而且語言和飲食習慣亦與今人較為接近,實為穿越首選(笑)。

本書看來很厚,有四百多頁,內容亦很豐富。但其實內文排版並不密集,所以讀起來不會辛苦,而且內容也很有趣。作者透過文獻說明清朝的真實生活,與影視劇集內容有何不同之處。雖然這應是常識,但往往有很多人會把戲劇當成真實,所以讀書了解現實,也是可取之事。

雖然本書是以搞笑的「穿越」形式出發,但內容並不簡陋,而且還很詳細。單單看「服飾」這一節,對於朝服、吉服、常服、行服、便服的解釋,甚至比歷史博物館2013年舉辦的《國采朝章—清代宮廷服飾》的說明更仔細。當然書中就很難展示各種服飾的樣貌,圖片始終不及實物。但以往所讀,講述各朝衙門和官僚制度的書,都很少描述得那麼仔細,更不用說這些書籍很少有後宮妃嬪的服飾描述。章節最後還有一段小測驗,考驗一下讀者有否細心閱讀,而事實上那些服飾細節的確繁瑣,很容易搞錯(再笑)。

另一個重點是旗人生活,我們從影視作品中,往往對旗人的社會文化有所誤解,本書就有詳細解釋。例如清朝與旗人相對的不是漢人而是民人,因為八旗本身就有漢人、滿洲人和蒙古人,部分八旗漢人也保留漢人習俗,只是法律身份上與民人有別。而旗人有哪些福利和義務,書中亦有解釋。

介紹後宮一段,也更正了不少人的誤會。而作者亦指,德齡雖然知名,但其著作有誇大杜撰之嫌。而《宮女談往錄》雖是宮女口述,但因為作者事隔太久才成書和文學加工,影響了作為歷史文獻的參考價值。

最後兩章,也是很有趣的生活內容,就是滿人和漢人結婚和飲食習俗。讀完後你會發現當漢人新娘是比較舒服一點(三笑),而滿人對嫡庶的看法亦與漢人有別。至於飲食方面,雖然食材種類與現代接近,但菜色和習慣上仍與今人有別。「滿漢全席」更不一定是今人想像那有各種奇怪菜色、吃上幾天的盛宴。

由吸引大人小朋友的戲劇出發,還原古人生活原貌,的確是個吸引人認識歷史的方法。作者應該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序言中提及作者打算出版續作(本作簡體中文原版2017年重慶出版社出版),在大陸「豆瓣網」中搜尋,可能就是指2018年出版的《喵王府的生活》(北京聯合出版),希望這本書能盡快以繁體中文於香港發售。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星期六, 10月 19, 2019

仁濟醫院與荃灣新市鎮發展 (危丁明博士)

1. 這是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的講座,講者表示在2016時接獲仁濟醫院委託,適逢50周年編寫仁濟金禧誌。

仁濟醫院成立於戰後新社區,成立過程可見到政府與市民互動、和市民之間互動互助,並不如表面所見那麼和諧。

2. 眾所周知,荃灣舊稱淺灣。理民府官員許舒在其《荃灣二百年》指荃灣村落分佈稀疏,「當時區內很少鄉村人口超過三百人。其他較小的村落通常只有一百人,而根據不少個案,有些還不足五十人。」除了荃灣本部(港口附近)外,大多集中於城門谷(有將近一千人居住),另外有少量漁民。

許舒指荃灣主要「自給自足耕種稻米﹔採用樁上漁網及舢舨捕魚﹔小規模農村工業,如製造豆腐、腐竹和豉油,涼果業和蒸酒業等。這些工業都需要大量的清水供應。村民還用香木大量製造香粉,以供應香燭業的需求﹔村民利用湍急的溪水推動水車,用石槌來研製香粉。」(方按﹕可見村民充分利用了荃灣的水資源)

3. 旅行家黃佩佳於《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介紹了1930年代的荃灣,指出政府「計劃將荃灣村建設成一新式之市集……該村之建設,屋宇將全為兩層樓式,有寬敞之街道,及種種衛生之設備,務使荃灣在新界中成為一中心之市集。前所填塞之海面,即備將來建設之用。」

1940年代的《香港地理》教科書(蘇子夏著)亦指,「荃灣不但當新界西南部公路衝要,且其西之急水門,仍為香港與廣州、澳門汽船往來之要道。荃灣以南有青衣島為屏障,故實一天然避風港,沿峰為一墟市,年來有工廠設立漸多,濱海填土工程亦進行不輟,故將來頗有發達之希望。」

講者指出,四十年代背景正是大陸抗戰,不少工廠南移。很多工廠先於土瓜灣落腳,稍後有不少來到荃灣,就是看中荃灣「公路衝要」和「近急水門要道」的地理優勢。

4. 1920年代荃灣地圖大概如圖示﹕
地圖中可見荃灣村落的分佈情況,和當時已開始的填海工程。
圖下方的崖鷹洲即後來填海後與青衣島相連的牙鷹洲。
圖右下的海角有個奇怪地名「三百錢」,傳說是因為船隻經過此處要交三百錢才可通過,故名。

作者表示,荃灣自古經濟狀況「一般」,所以不少村民出洋工作,移民多、聯繫亦廣。
從天后廟重修碑記可見到很多海外捐款(只是那些音譯地名與現今大多不同,要花點時間猜),所以跟新界其他地區相比,荃灣原居民較不排外。這一點也影響到日後發展。

5. 新市鎮於十九世紀由荷畏特提出「花園城市」概念開始,在工業革命的背景下,建議設立衛星城市並以綠色帶分隔,以便居民可呼吸新鮮空氣。

政府委託亞拔高比發表「初步規劃報告書」(1954),決定發展觀塘為第一個衛星城市,當時主要看上觀塘鄰近啟德機場、土瓜灣(已有工業區),移山填海需要較少的優勢。

1930年代發展的九龍塘其他就是花園城市綠化區的典型,當然這最後只是豪宅區,一般人住不起。

華僑日報1956-2-10文章強調綠化地帶的必要性,並展望未來的花園城市,認為對經濟和工業發展都很重要。(講者按﹕最後反而是新加坡成功做到「花園」城市的效果。)

講者認為,輿論對未來展望的討論並無結果。因為新市鎮發展涉及大量利益,各區都爭奪「城市發展」大餅,大家都齊齊發展工業、設工廠。

結果政府宣佈荃灣成為第二個衛星城市。(工商晚報1948-6-4)
當時大陸工業家逃避內戰南遷到香港,國民政府甚至要求香港減少接收這些工業以避影響內地經濟。港府雖然答應但結果廠商繼續南來,而由於荃灣有水道連接大陸、方便通商運貨,更受南來廠商歡迎。

1948-10-20工商晚報表示,港府將於荃灣大搞填海興建工廈。

6. 1950年代,由於荃灣仍是地勢偏僻、耕地有限、人口稀少,主要操潮州話和圍頭話。
到1960年代,由於地價低吸引工廠開設,新移民紛紛湧入,人口激增。這些新人口主要都是操普通話。

舊照片中的五十年代荃灣街市街,右上角是現時千色店位置,左邊就是後來仁濟醫院所在地。
當時巴士班次稀疏,所以居民生活都是自給自足、少有跨區活動。

1954年荃灣人口四萬人,到1966年便增至二十多萬,但新市鎮缺乏服務設施。
居民收入也只是由五十年代每天一元數角,增至六十年代的一至兩元。

1956年雙十九龍暴動,荃灣是重災區。國民黨勢力主要在市區(當時荃灣有些黑市醫生,本身就是原本的軍醫),而工廠林立的地區又會多共產黨人潛伏。由於燒死了瑞士領事夫婦引起很大事端,政府就事件提交報告。

其中英國議員藍金認為,當時生活環境惡劣、工資微薄,都是暴動成因之一,建議增加社會建設和服務。

比較六十年代前後期兩幅照片,便可見荃灣填海發展之迅速﹕


7. 荃灣一向缺乏醫院和西醫服務。1932年6月新界贈醫會(聯合書院創院院長蔣法賢有份創立)在荃灣成立了荃灣醫局,提供診症及留產所服務(地址於大鵬頂,但講者說自己無法考證確實地點)。一年後便併入聖約翰,直到1945年停辦(但此時人口卻增加了)。以下是開幕報導﹕

1949年1月,政府成立荃灣救傷隊,負責把傷病者送往九龍就醫。試想當年只能跨越青山公路出九龍,有急病還要長途跋涉,自然很不理想。當時荃灣的工廠駐有廠醫,但只為工人服務,不包家屬,所以仍有大量人口缺乏醫療服務。

1952年5月,工聯會開設荃灣工人醫療所,但只限會員。並不是人人都願意加入左派工會,所以也不是全民服務。

1953年荃灣商會創辦荃灣商會坊眾診療所,全面向荃灣市民開放服務﹕
荃灣商會背景以小商販為主。商會指他們開設診療所之前,荃灣只有兩個無牌醫生,但講者笑說其實他們聘請的也是無牌醫生。(講者亦指,戰前港府並未限制醫生持牌行醫,所以有牌無牌是到戰後才有合法與否之分。)

1954年政府注資30萬,並由鄧肇堅、何賢等捐出15萬,成立葛量洪夫人健康院。但仍然不敷需要﹕

8. 1959年,荃灣商會理事長葉德範倡議建設醫院。
葉德範,曾居帝汶、地們,都是葡屬地區,講者指當地鈔票仍是由大西洋銀行發行。
為此身為原居民的他找上不同居民組別的領袖共商,潮州人、北方人都網羅在內。
1960年,他們會見新界民政署商討建院事宜。


葉德範雖是首倡者,但真正落實者是邱德根。邱德根為寧波人,到香港白手興家,以租用荃灣戲院發明「工餘場」吸金聞名。講者笑說,你看亞洲電視唯有在邱德根手上賺到錢,就知道他營商有道。
(方按﹕但他在亞視聞名的是連員工去廁所用多少格廁紙也管,或者亞視真的要這樣才賺到錢。)


仁濟醫院之名,其實是襲自上海的仁濟醫院,當然正是來自寧波的邱德根所選。
口號為﹕「仁者存心,痌瘝在抱,濟世利眾,保健為先。」


講者笑問大家「痌瘝」二字怎麼讀﹖答案是「通關」,感同身受之意。
據聞早年仁濟醫院護士學校還會考這句口號怎麼讀,有人因為讀得出而獲得入職機會。

1962-10-12《仁濟醫院條例》刊憲。
1962-12-5,仁濟董事局新總理首次會議。第一屆董事局連續了六年(1963-1969),而這批總理甚至連任六屆共十年(1963-1973)。

1963-12-20報載舉行茵基禮,但其實離醫院真正建基還遠。
這一批總理名字算是星光熠熠,除了邱德根還有董之英查濟民何傳耀鄭植之。(方按﹕五個人已經出了三間學校名)

比較幾個慈善團體,可以看出他們背景有所分別﹕
「東華」原意就是「廣東華人」代表,所以初時十分排外。
「博愛」位處元朗,以鄉坤為主。
「仁濟」在荃灣,主事人卻是以北方人為主。這亦與荃灣原居民習慣出洋、較不排外有關。

9. 仁濟第一批總理連任十年,正是因為建院遇上很大困難。

1963-3-7 華僑日報報導,荃灣兩大醫院分別籌建,一間是仁濟,另一間是教會興辦的療養院。後者只用一年,於1964-5-21就落成,即是港安醫院


但仁濟醫院直到1971-3-5才正式建院打樁(仁濟成立已有九年),1973年才落成。
邱德根於自傳《我這一輩子》說是「一言難盡」。政府內部計劃於北九龍興建大型醫院(即瑪嘉烈醫院),於是官員就質疑荃灣是否還需要多建一家仁濟醫院,醫務衛生署內部就討論了三年。邱認為這些都是政治問題。

(後話﹕這本自傳只有上冊,有人問為何沒下冊。講者笑謂後來邱被控造假賬,以醫生證明患老人痴呆為由申請終止起訴,當然也就沒可能再寫下冊了。)

有趣的是,講者在教會醫院方面見到支持邱德根想法的材料。
甘穎軒《全人醫治半世紀—香港浸信會醫院史》中明言,港府雖然重視華人領袖,但擔心共產黨滲透,也擔憂華人領袖出於民族情感,同情甚至支持共產政權。反之,港府認為基督教團體意識形態上傾向反共,而且推動慈善有豐富經驗。所以港府更傾向與教會團體合作推廣社會服務。
講者指出,尤其仁濟由北方人主導,更容易招港府所忌。所以建院一事才屢屢受阻。


直到麥理浩新政(他是1971年尾上任),港府由傳統的「消極」不干預轉為「積極」不干預,向各方提供方便但不給錢的形式推動。港府放下政治包袱,於是跟仁濟談妥了雙方建院款項劃分安排。

但由於建院拖延日久,仁濟醫院於1973年落成時,原有設計就已經追不上人口增長帶來的新需求。所以落成不久後的1978-1979就開始了第一期擴建。


1980-1983第二期擴建,興建三層分科診所,並於上建二棟14層高醫護宿舍。
標誌政府由原本堅持仁濟「只提供窮人無條件者最急需服務」(有錢可看私家醫生),轉為向居民提供更多服務。


1984-1989第三期擴建﹕周卓明護士學校(A座)。


1989-1993第四期擴建﹕19層醫護大樓(B座)。仁濟漸漸由一所分科醫院,轉為急症醫院,再成為一所綜合全科醫院。
2015年再完成第五期擴建﹕C座新大樓。


10. 由於仁濟是因應社區需求而成立,所以街坊亦一向踴躍捐款。而且籌款方式亦多元化。

邱德根以其商業頭腦,為仁濟籌款貢獻新招,首炮就是電影義演。反正戲院就是他的,用來籌款最簡單。圖為1963-8-3華僑日報報導。
繼電影義演後,陸續還有京劇、粵劇、歌唱會等。

同時還有遊藝會籌款,很明顯又是邱德根的主意,反正荔園也是他的。
一元獎券頭獎竟有洋樓一層,現在也再沒有這麼好康的事。(現在六合彩頭獎基本獎金八百萬也未必買到樓)
(華僑日報)

而且各位總理和夫人還要拋頭露面上街賣獎券。
邱德根動員了自己的商業網絡(如銀行、荔園、戲院等)作分銷站,所以效果很好,一元獎券售出廿萬。

(1963-10-22華僑日報)

仁濟除了向各界發出勸捐信,


他們還拉理民府下水,分批上門勸捐。官員和大老闆都上門勸捐,你也很難拒絕吧﹖

(1966-5-31華僑日報)

其中一家特別落力的是周家園涼茶,圖為1960年開張照﹕

他們由手推車到上樓開舖,都幫手義賣籌款,甚至答應以後每逢初一十五都義賣。恐怕沒哪間店舖熱心到這個地步。
(1966-1-12華僑日報)

另一新猷是設年宵市場為仁濟籌款。當時地點和現時也差不遠,在大河道和青山道交界。(現在是旁邊的沙咀道遊樂場)
(1965-11-5華僑日報)

1962年起募捐,至1965年10月籌得五十餘萬。
至1973年建院費用為550萬,當時政府撥款175萬、仁濟歷年籌得294萬。尚欠近81萬由總理自己填補。

在荃灣發展多年的加德士,重建油站時也向仁濟捐款。

仁濟慈善雙周是另一個重點節目。梅艷芳曾任仁濟董事,仁濟與娛樂界曾經關係良好,例如圖左就有李珊珊參與﹕

有趣的是義賣還可以疊在一起。圖為龍都餐廳(現時仍在川龍街)發出的飯盒換領券,是給義載的小巴的士司機換領。(方按﹕的確,司機已經捐了整天收入,還要倒賠飯錢,未免不近人情。找到餐廳義務供餐,可謂兩全其美。)

還是收現金為主的時代,往往要動員大量員工負責點算善款。

總理/夫人們沿路勸捐圖﹕

慈善餐宴當然也是常見的籌款手法。

11. 經歷多年,仁濟服務逐漸多元化。醫院管理逐步交給醫管局後,仁濟便成為以社會服務為主的慈善團體。
1977﹕首設董伯英幼兒中心
1982﹕首設友愛老人宿舍
1982﹕首設林百欣中學
1985﹕首設何式南小學
1988﹕開設牙科服務
1998﹕開設中醫服務
2005﹕開設眼科服務
2013﹕開設思親公園靈灰安置所(與逢瀛仙館合作,講者指未合作前仁濟已有計劃)

仁濟另設四大基金(1992年仁濟緊急援助基金、2004年仁濟永強全癱基金、2011年仁濟傳心傳義基金、2011年仁濟明日更生慈善基金),都是屬於補漏性質,旨在對政府福利忽略的人提供援助。


12. Q&A
12.1 有聽眾提及仁濟有總理走數的新聞。講者指因為參選仁濟總理的門檻較其他大型善團為低,(大概是吸引了財力較勉強的商人參與)所以較易出現走數問題,而有關總理已被開除。

12.2 由於戰後醫療是由西醫設標準,所以初期少有中醫服務。

12.3 有人問東華有義莊,仁濟有沒有類似服務﹖
講者指義葬有做,但沒有公開(否則可能吃不消﹖),只是個案式援助。而且東華義莊也是戰前的事。(方按﹕現在仍有遺體存放,大概都是先前存入但一直沒人領回的。)

12.4 鄉事勢力呢﹖講者指主要是商會主辦,因為戰後工廠發展,鄉村崩解。雖然葉德範本人是原居民,但鄉事勢力在仁濟角色不大。

12.5 有聽眾指石籬邨多年來都是籌款冠軍。

12.6 有聽眾指出葉德範後母所生的弟弟,正是戰時南洋機工隊成員。

12.7 講者指邱德根身為仁濟創辦人,他甚至堅持臨終也要送入仁濟。(即是死也要死在仁濟)
於是鬧出了老婆埋怨仁濟沒盡力搶救的八卦新聞。
而因為邱曾經傾心共產主義、甚至想當共產黨,所以更令政府猜忌。
由於仁濟籌建受阻,他曾氣憤稱要辭職不幹,於是全體北方商家總理都辭職挽留。因此令政府不敢過度打壓仁濟董事局。

我有點不明白,眾所周知亞視電視是由邱德根收購麗的電視而成,既然政府對邱德根這人有懷疑,怎麼會讓他買到電視台這種敏感企業﹖
講者說其實七十年代後期政府已對他逐漸放下戒心,而且中美關係轉好,亦令港府可以放鬆防備,所以讓他購入電視台不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