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Chinese rice farming

[從考古發現探討中國稻作、私有財產和社會分化的起源—呂烈丹教授]

1. 現時學界認同的三大農業起源地﹕兩河流域、黃河/長江中下游、南美洲。黃河長江中下游處於溫帶和亞熱帶，有充足的雨水。

在江西仙人洞遺址(約12000年前)已有採集稻穀的遺跡。
湖南洞庭湖彭頭山、地頭山(約9000-7000年前)、上海附近的河姆渡(年代尚有爭議)和田螺山，都發現水稻。

2. 現時栽培稻(Oryza sativa)的祖先為多年生野生稻(Oryza rufipogon)。
多年生野生稻現時主要分佈於廣西和海南、廣東尚有少量，其餘地方已絕跡。其特點為﹕
1. 淺水生境、種子熟後隨即跌落水中。
2. 依靠根部伸延出芽繁殖，所以種子數目少。呂教授曾嘗試栽種作實驗，發現差不多一百條禾穗裡，只有廿幾粒成熟，其餘都是未熟的。(相對而言，栽培稻一條禾穗已有百幾粒熟粒)
3. 稻粒有長膜如尖刺狀，用以附著泥土和阻止雀鳥吞食。

野生稻可分為三種﹕普通野生稻(可與栽培稻雜交)、藥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

栽培稻的特性剛好相反﹕
1. 一年生
2. 禾穗多熟粒
3. 熟後不脫落
4. 同時成熟

 總結而言，由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轉變包括﹕
1. 多年生--->一年生 (這是很大的改變)
2. 依靠宿根繁殖--->依靠種子繁殖 (所以數目大增)
3. 熟後落粒--->熟後不落粒 (違反繁殖本能) (這涉及稻粒種子基盤的變化，照片可見野生稻的基盤是淺而邊緣圓滑，顯示連結較弱，稻粒熟後容易脫落而且是自然跌落﹔栽培稻的基盤則深而邊緣有破損，顯示連結較強，熟後不易脫落，稻粒是人力打穀時被扯甩的。)
4. 稻粒不同步成熟--->同步成熟
5. 禾稈較幼--->禾稈較粗 (可輸送更多水份和養份。還有抗倒伏的作用﹖)
6. 基因多樣性降低了 (袁隆平的雜交稻就是借野生稻雜交以改良栽培稻的性狀，但雜交稻是無法繁殖的，農民每年都要領新種子。)
7. 自然繁殖--->依靠人工繁殖

在湖南八十壋遺址(約8500-8000年前)已發現比較接近現代稻的稻粒。 (對比現有的秈稻，野生稻的表面深色，而且表面的坑道較深。)

稻米的馴化，是建基於基因變異，再加上人類干預(持續至少二三百年的各種耕種和選種活動)所造成的。

稻作的影響﹕
1. 定居模式出現
(對比現在兩百多個狩獵採集民族都是不斷遷徙。例如澳洲原住民就會在幾百平方公里的範圍內移動)
2. 形成「排外」的地域觀念
(狩獵採集民族的群組有其活動範圍，但不會排外。例如澳洲原住民遇上荒年時，可協商進入另一群人的活動範圍。)
3. 栽培-->定居-->地域觀念 (有壕溝等工事、有房屋建築、聚落規劃設計、用水、廢物處理、生產和生活空間分隔等)
(這方面中東跟中國有點不同，中東古人是先定居，然後才發展出農耕﹔中國古人則是先農耕後定居) (方按﹕先農耕後定居其實跟 Jared Diamond 描述的澳洲原住民類似，澳洲原住民未有定居，但也會「栽種」某些植物。他們播種後就會繼續去其他地方覓食，到差不多有收成的時候就回來採食。可以說是介乎於純採集和純農耕之間。)

澳洲的原居民，每一個「band」(一起遷徙的群組)由大約二十多人組成，當中可包括幾個「家庭」(原居民沒家庭觀念，只是指配偶共同生活連同子女組成的單元)。這個群組的成員並不固定，他們會來來往往，在不同的群組中出出入入。 群組中也沒有正式領袖，通常由一位較年長、經驗和表現都較佳者擔任非正式的領袖。這位「領袖」跟其他人做一樣的事(沒有人服侍)，連「名銜」也沒有。群組的決策(例如去哪裡找水找食物)也是民主、公開、公平地作出，「領袖」主要是以經驗服人，眾人因為服膺其經驗所以跟隨。由於不停遷徙，所以群組中各人的財產差距也很少，大家帶在身邊的通常是生活必須的工具。他們甚至連陶器也沒有。

接著呂教授介紹了幾個遺址﹕
1. 湖南彭頭山八十壋(約9000-8000年前)﹕有聚落選跡、稻穀、陶器，山洞附近有水源。
2. 浙江上山(約10000-9000年前)﹕地勢平坦有河，有喇叭狀的寬口陶器(全中國僅有此一處)。土壤中發現扇形細胞(稻亞科植硅石，證明曾有稻存在)，遺的石片亦有割草痕跡。
3. 浙江蕭山跨湖橋(約7800年前)﹕有獨木舟遺跡。
4. 餘姚 河姆渡(約7000-6000年前)﹕有大量的稻桿稻葉，因為淤泥而保存良好。遺址亦有桿欄式建築(類似大澳高腳屋)的基座、象牙匕(匙)、漆碗(約7000年前)等。
5. 餘姚田螺山(約7000-5500年前)﹕有木結構建築遺跡(已用榫卯)、收藏了大量菱角和橡子(橡子難消化，證明現階段農耕收成不夠，還要依靠採集滿足需要)、有骨耜(水牛肩胛骨製成的鏟)、骨箭頭(狩獵用，遺址有鹿角為獵物)、紡輪、木船槳(跨湖橋也有)、陶器紋飾(圖案有稻和豬)等。

農業導致了生計模式和自然環境的變化。
首先，相對於不停遷徙的採集狩獵族群不便生兒育女，定居族群人口較易增加。而開荒和農耕也需要更多人口，這些人口又需要更多的糧食，於是開展了人口增加和開荒的循環。
開荒的主要方式就是火燒森林(即讀中史時所謂刀耕火耨)，這會在遺址留下大量碳粒。而且古人不懂施肥，土壤耕種幾年肥力就會耗盡，也需要不時遷移尋找新田地。(沒記錯的話不久前印尼農民還是這樣做，不過近年導致煙霾主要是為了種棕櫚樹而燒林)
不斷燒樹的結果就是森林減少了，再加上人口增加下狩獵壓力也增加了，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比較遺址可見)。生物多樣性減少是不可逆的，就算停止耕種已消失的動植物也難以重新出現。
至於社會分工方面，因為農耕增加了食物和可交換品(稻穀連殼可保存幾年)，所以部分人可以分工生產其他物品了。

隨之而來的是私有財產和社會分化的出現。 
在農耕之下，稻穀成為了動產(可儲存可交換)、稻田則成為不動產(土地財富，早期的城牆甚至會圍繞田地)。相對於採集族群流浪生活中共同生活和分享，農業族群有房屋作為私人空間，亦可積累財產。
(南方考古遺址中的田地通常可以田梗辨認，因為大米/水稻需要田梗作控水之用。北方種的小米就不需要田梗，而且小米也沒有硅酸體，所以在華北遺址較難辨認田地。)

因為定居生活，群體意識亦強化了。
例如湖南城頭山遺址(有八萬平方米，約6000-4800年前)，已有城牆保護稻田、亦有祭祀儀式的遺跡。遺址亦有水塘、麻布、彩繪紡輪(屈家嶺文化、約5000年前，除了色彩較多，形狀亦較先前年代的紡輪規則)。另一個是廣東曲江石峽一期遺址(約6000-5000年前，於八十年代發掘)，不過內容抄不及。

我們現今講華夏文明，多是以黃河流域的夏商周各朝為主。其實大約4000年前(大約與夏朝同期)，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亦已接近形成國家的階段(有高台、祭祀、大量玉器和陶器生產)。
那麼為何長江下游沒發展出自己的國家，而是被黃河流域的華夏同化﹖呂教授猜測國家形成可能是因為人口密度過高、生態破壞和北方國家(華夏)入侵而受阻。

方某覺得這樣說有點奇怪，因為同樣的問題在黃河流域(龍山文化)應該也有出現(既然叫黃河即是水土已被破壞、更北方也有游牧民族入侵)，為何他們形成了國家而南方做不到﹖ 

呂教授認為，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良渚文化的公共資源消費/浪費比較大，他們在公共建設和儀式中消耗的人力很大(當時已有牛耕痕跡)。就如同南美的瑪雅文明亦以奢華聞名，最終衰落。

呂教授提及另一個問題是，野生稻的回報奇低(她自己試種過，下了一百粒種子，到收成時只有二十多粒)，為何初民還要種﹖
某位外國學者提出假說，指當時的稻米是「奢侈品」，作儀式用途，所以種稻越多的人地位越高。可是，在這個原始階段，族群已有社會分化了嗎﹖如果沒有分化誰可以為了社會地位而指使其他人大量栽種回報率低的野生稻﹖
另一個可能的答案是，長江屬溫帶氣候，冬季時野生資源最少。之所以種稻可能是基於稻穀可儲存，用以應付過冬的需要。

至於性別分工如何形成﹖這方面也未有確實的答案。
雖然後世通常稱「男耕女織」，但有些學者相信，由於原始採集狩獵族群中，採集主要由女性負責，所以農業分工本來也是由女性開始的。
黃河流域的考古遺址中男女陪葬品已有分化。可是這樣是否等於分工﹖因為陪葬品不一定等於就是個人日用品。呂教授舉後世人在葬禮中焚燒的「紙紮大屋」為例，陪葬品也可能只反映對死者身後生活的希望，並不一定代表他在現實中的角色。而長江流域的陪葬品較難保存，故無法比較。
而且，有些類似情況的社會也是男女同工的，所以更難下定論。
但可以肯定的是，財產和繼承權，更影響了母系和父系社會的發展(因為繼承需要產生了「宗族」觀念)。

History of our public housing and bus services

趁有點時間，帶老媽去文物探知館和歷史博物館看展覽。

首先是文物探知館的「話說公屋」展覽﹕

(主辦單位之一是逸夫書院「李和聲香港歷史資源中心」，竟然不是在和聲書院。看來未捐新書院前他們已捐建這個中心了。)

有趣的是，戰前(1935年)設計的貧民房屋，已經有獨立廚廁，反而後來的徙置大廈沒有。(因為戰後人口大增、而且徙置大廈是緊急興建的吧﹖)

(還有，戰前的委員會建議這些房屋的租金「不應超出家庭收入五份之一」。)

早期徙置大廈其中一種設計。這模型顯示了當時的公共廁所/浴室和取水處，這也是當時治安很差的原因之一。

(當時連煮飯也是在走廊。現在看來當然很危險，小朋友跑來跑去一定會撞到。不過以當時屋內人口之密集，在裡面煮可能更危險……)

我住過的公屋全都是舊樓，連Y型也沒住過。(當時見到Y型公屋的屋頂有大O形和半個O形的窗，在下笑稱為「DO樓」)

(不過倒沒想過廁所間隔可以三尖八角成這樣。)

九十年代的叫和諧式。不過當時公屋家庭問題較多，這種設計好像也被人批評過，認為間隔問題令鄰舍疏離(這也是當時趨勢，不一定完全關間隔事)、家庭成員也各自躲在房間中，一點也不和諧云云。

新世紀的公屋設計講求靈活，不再只套用幾個標準圖則。而是把圖則拆細成不同大小的標準單位，再視乎當地情況「砌圖」般形成新圖則。

(不過在下無緣見過這一類公屋了)

徙置事務處的租證(即租約)，跟後來房屋署的幾乎沒大分別，除了房屋署的租證頁數更多(因為條款多了)。而且房屋署的租證只需戶主照片，徙置區的租卡就要全家合照(是部門拍攝的，所以照片後還有編號，房屋署就只需戶主自己帶相去)。

舊式交租卡我也用過。廿年前還像以前一樣，月頭某天會有房署人員上門收租的，十分方便。如果上門收租時沒人在家，就唯有自行到辦事處排隊交租了。辦事處有專門收租的會計，還有專用房間。
只是後來為了節省開支，就只請大家自行到辦事處交租或者用電話繳費靈了。再後來進一步減少辦事處收租時間，叫大家到便利店交租。當然，對於老人家來說，相信還是上門收租比較方便。

房屋署的舊式租卡，原本是人手填寫的。展品沒顯示的是，電腦化後租卡就加了一張條碼貼紙，到辦事處交租後就以電腦列印交租資料。(當然這部機器就不方便人手帶上樓了)

以前警方不足、公屋治安欠佳，部分屋邨曾召集街坊義務組織夜間巡邏隊，晚上輪流巡更確保夜歸女眷安全。隨著社會發達街坊關係越見疏離，這種團結早在政府提供公屋保安服務前已不復見。

蘇屋邨和坪石邨居民巡更用的木棍﹕

蘇屋邨海棠樓互助委員會巡更須知(一九七七年)，記載了街坊義務巡更員須遵守的事項﹕

重點為巡更純屬義務不得接受報酬、巡邏除了維持治安還要協助清潔、巡更要戴編號臂章及記錄資料、警務署批准攜帶的裝備、對可疑人士的應對和處理等。

一幅展示各區公屋人口和比例的地圖﹕

「寫信佬」是現在已消失的職業，多年前在玉器市場還見過，就跟報稅的攤位開在一起。

當年遊樂場常見的玩意，尤其是超長滑梯我在佐治五世公園也玩過，現在的小朋友已經玩不到了。

最後給大家拍下兩則公屋冷知識﹕

在網上見到蘋果日報的報導，說這個展覽沒提及鹹水樓醜聞是誤導市民。
雖然展覽的確沒提及鹹水樓，不過展板倒有提及新世紀的「短樁樓」醜聞。所以說有意避短，也不必然。

------------------------(我是巴士站的分隔線)------------------------

然後就乘舊巴士最後一天展出，到歷史博物館看巴士歷史展覽。

香港巴士迷多，展覽注定擠迫，跟公屋展覽的人流相差很遠。整個大堂展覽區又迫又焗，環境並不理想。

戶外的舊巴士展區顯得鬆動很多，可惜的是圍起了不讓人走近﹕

好像聽到有「尖碼之聲」的人在遠遠一角(博物館地界以外)喊咪「示威」，抗議因為「沒位置」把丹拿E型巴士「劏開」放在館內展覽，要求開設交通博物館云云。


 相比起左邊那架舊型「丹拿A型」沒坐過，右邊那架「亞比安維京五十五型」至少童年時還在郊區見過。

五六十年代的九巴站牌，由於當時巴士線和巴士站都不多，所以沒有路線編號，所有經過路線都會停靠。

(這款站牌其實跟中巴的站牌看起來很像，除了變了藍色牌和中巴標誌外。在下印象中沒在街上見過這款九巴站牌，卻見過同類的中巴站牌。也許是因為中巴後來出名吝嗇老土，不只巴士沒換，連站牌也不換吧﹖)

被「劏」的舊巴士車頭，老媽還以為是假貨﹕

香港第一架雙層巴士，就是戶外展出的那款﹕

抄說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過海隧道巴士準備通車時，九巴試行101、102、103號線的報告，包括出發和抵達時間、交通情況和行車里數等記錄，供內部作參考。」

一九八八年第一部冷氣巴﹕

九巴學童半價證，在下讀書時已是尾聲(後來取消了)。七十年代原來還有新界區和九龍區之分，似乎只限在該區使用﹖ (註﹕網友提醒，當時應已統一為車船優惠證，再後來改為車船津貼而取消，只剩下地鐵優惠證。所以應該是在下記錯了。)

張瑛劇照。(我們應該是最後一代聽過這個名的人﹖)

八十年代的車長站長肩章。展板說仿傚紀律部隊我沒異議，不過可以寫清楚哪個章是哪個職務用的嗎……否則我見到一堆章又如何呢﹖

就算過了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佐敦道碼頭仍是十分繁忙的地方﹕

永遠不會忘記小時候在佐敦道碼頭坐船，和中秋節見到大家在汽車渡輪碼頭點燈籠的景象。

原來有路線說明(巴士迷叫乳豬盤)的路牌是城巴率先引入的﹕

九十年代城巴試驗安裝行車紀錄儀，記錄了車速和行車距離。然後可用這部儀器檢視﹕

(雖然又是同一個問題，展板沒說明過這部機器是怎樣用的……)

Finland and our education reform

[教育改革所謂何事﹕芬蘭人給我們的一課]

(緣起﹕大學舊同學的刊物邀稿，於是就把以前介紹過的書，再整理成一篇交稿了。既然他們那邊沒上載，我就在自己地方貼吧。)

過去十幾年，香港教育界一直都為教育改革鬧得人仰馬翻。雖然由僱主、家長、學生、一般市民到教師本身(註1)都一致認為香港教育「不好」，而且是每件事都不 好，但實際上應該怎樣改，卻又從無共識。由某些商界精英、教授奇才和政府高官牽頭的教改政策，就在一堆爭議聲中強力推行了。

過了這些年，第 一屆文憑試考生都畢業了，究竟這場教改有多「成功」或「失敗」，人言人殊。不過從一件小事可見，事情做多了不代表本質有改變﹕當年被小學師生家長「哭訴」 為「操練元兇」的小六學能測驗被廢除後，取而代之用來評估學校表現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註2)遍及小三、小六和中三，帶來了更多的操練。廢除一項操練帶來更多操練，不能說不是一種諷刺。

或者在我們總結經驗之前，先要想想別人是怎樣做的。

除了香港，世界各國 都為了如何讓教育系統跟得上時代發展而傷腦筋。跟香港一樣，台灣在過去二十年同樣是為了教改搞得很頭痛。比較幸運的是，台灣出版界比香港更多元化，所以當 大家在幾年前發現北歐一隅地廣人稀的芬蘭(註3)，「竟然」在學生能力國際評估(PISA)中三個領域都拿了第一(註4)，很多就出版了一堆討論「芬蘭奇蹟」的書籍。(當然，包括香港在內，世界各國派往芬蘭的教育參觀訪問團也是駱驛不絕。)

現時登入台灣博客來網上書店(註5)，聲稱與「芬蘭」有關的書刊有704種，當然其中可能有不少都跟「芬蘭奇蹟」沒多大關係。為了聚焦討論，本人選取了三本作介紹﹕

《沒有資優班—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教育》陳之華，新店﹕木馬文化，2008 (註6)
《每個孩子都是第一名—芬蘭教育給台灣父母的45堂必修課》，陳之華，台北﹕天下遠見，2009 (註7)
《芬蘭的100個社會創新》Ilkka Taipale主編、洪蘭譯(註8)，台北﹕天下雜誌﹕2009

為何芸芸作者之中要選兩本陳之華的書﹖

因 為要寫芬蘭教育，誰比自己有小孩在芬蘭讀書的人更有切身感受呢﹖陳之華就因為隨夫工幹，當時有兩個女兒就在芬蘭就學。事實上，陳之華寫的書並非甚麼研究報 告，而是「遊記」式的記述，反而比較適合一般讀者。一般教師或官員去芬蘭觀摩，可能去過幾場研討會、訪問過幾間學校，但這樣走馬看花自然容易忽略了很多細 節。陳之華除了有女兒的親身經驗，而且為了驗證芬蘭不同地區的學校是否真的做到「平等」，還來了個「芬蘭走透透」，由首都走到北極圈的「僻壤」，把大校小校都看遍了。也去過為外國教育界人士準備的研討會。

出版社的宣傳說她是「最懂芬蘭教育的媽媽」，雖然未必，不過她至少是「最懂芬蘭教育的華人媽媽」。這樣的勤勉加上兩個女兒的經驗，可以說是介紹芬蘭教育的上佳人選。本人介紹那兩本是最早出版的，陳之華在2009年返台後還接著寫了幾本(註 9)，把兩地教育比較一番，看倌可自己找來看看。

竊以為，芬蘭給我們的最大教訓是﹕「求學不是求分數」(香港)、「不放棄每一個孩子」(美國)、「尊重每一個人的特點」這類教改口號，我們叫了沒做，人家做了沒叫。

PISA 中「芬蘭第一」的光輝並非永恆，「第一」可以年年不同，香港在某些項目的分數也有爭第一的能耐。可是人家做到成績差距最少、不及格率最低(「教育工廠」式的比喻就是「產品」最穩定、不良率低)。這代表芬蘭教育的資源分配注重平等，而且全力照顧最弱的學生，這就不是很多國家做得到。這也是芬蘭教育的優勢所在。

芬蘭教育不只「資源分配平等」、重「補底」而非「拔尖」，而且真正做到了小班教學。香港教協「未能成功爭取」的「小班」是廿五人，人家 現在已是十幾人一班。如果芬蘭講「小班」就是指連十個人都沒有的小組教學，你可以見到香港有多落後。因為班中人數少了，教師就可以在「黑板講授」以外有更多發揮空間。

芬蘭人尊重教師專業(還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職業)，老師和學校之間都沒有評比，而且專業自主度高。老師並不需要批改很多功課，大部分時間花在備課和進修。同時，芬蘭的教育院校，也是重視教師的研究、教學和思考能力，而不重考試成績。

教師備受信任和尊重，學生也一樣。芬蘭學校對學生的管束很少，不穿校服、上課時間、功課、考試都少，暑假卻有兩個半月長(北國芬蘭人認為暑假很重要)。學生上課時間人人不同，所以根本沒有早會周會這類事，學生要學會自我管理。教學著重於啟發興趣而非技術細節，就連成績表也不會在學生之間作比較。前面提到重視 補底而非拔尖，他們也不認為「留班」可恥，先打好基礎再升級才是正道。

無論對老師還是學生，我們都可以看到芬蘭和香港(以至其他國家)的最大分別，在於芬蘭人並不鼓勵競爭和評比，而著重啟發和開發個人能力。所以就算有成績都只是自己檢討，不與人比較。

對於芬蘭人來說，PISA「第一」雖然令國家得到全球注視，但未必是好事。《每個孩子都是第一名》中有芬蘭校長直指，這樣會令大家「以為教育就只有數學、閱讀、科學、語言等這些在PISA評量中出現的科目」，「忘卻教育本身還有著許多更重要、更有意義的基本事務，將會對芬蘭整體教育體制造成嚴重傷害。」(p.118)

本人認為，「不比較」這一點正是芬蘭教育成功，而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教改卻落於「換湯不換藥」的諷刺。因為「競爭和比較」就是我們的本質，如果這種本質不改(或至少減輕一下)的話，在其餘技術性的枝節上改東改西都會變質收場。

前面提到的「學能測驗」就是明證。

其實學能測驗的設計，本來就是以「智力測驗」式題目取代操練學生應付課程內容的「升中試」。按照教育署當時的想法，學能測驗既不影響學生自己的成績(只是用來調節學校間的成績)，又只考語言和數理推理能力，既然無書可背，老師自然就不用再操練學生了。豈不完美﹖

本人其實很喜歡學能測驗，因為「背書」鬥不過同學，但自小愛玩童書中的智力遊戲，掌握了一些推理方法，再「玩」學能測驗往往就勝過很多只會背書的同學。只可 惜，既然學能測驗與課程無關，即是學校從來沒著意訓練同學的推理能力(反正老師自己沒學過邏輯推理也不懂怎麼教)，於是變成只懂給學生做例題，希望他們熟 習了可以多拿一點分數，結果又變成了操練。

不停的操練，未必會令成績有很大進步，但只要能進步「一點」就有可能勝過其他學校。既然學能測驗的成績會影響整間學校的派位機會，學校怎可能沒動機去操練呢﹖甚至可以說﹕就算知道作用不大，只要不是「零作用」，誰會夠膽放棄操練呢﹖別校有操練我校沒有，豈不吃虧﹖

本人讀小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由小五下學期就開始操練了，到小六下學期甚至大部分時間都在做例題。結果，本人認為「很好玩」的學能測驗，就變成學生不停在操練卻不知學到甚麼的迷茫。最後學生、家長、老師一起哭訴「學能測驗害人」。

如 果看倌對演化學有認識的話，「紅后理論」(Red Queen Hypothesis)(註10) 早就解釋了這種現象。「紅后理論」借用了《愛麗斯夢遊仙境》中愛麗斯遇上一個不停向前奔跑也只能保持在原地，但不跑就會向後退的「紅后」，說明演化當中很 多競爭本身是「無謂」的。競爭的結果未必會「更好」，只因為帶頭競爭者會得到優勢，於是其他人(或生物)為免「落後」被迫投入競爭，競爭強度一直增強到大 家都受不住為止。雖然大家都投入更多，但這場「競爭」的結果卻可能跟未有競爭之前一樣(即是沒人贏)。簡單點說，等於人世間的「軍備競賽」。

紅后理論本來用以解釋為何「有性生殖」這種大花力氣的繁殖方式會取代無性生殖成為主流，不過用來解釋人世間的「無謂」競爭也是一樣。學能測驗的「操練」正是如此，只要競爭的誘因一日不除，無論那是「升中試」、「學能測驗」還是「全港性系統評估」，任何事都會變成操練。

芬蘭人對這些「評比」的看法如何，我想抄《沒有資優班》的原文更乾脆﹕

「他們相信評比與評分會造成不必要的影響、扭曲與競爭，反而喪失了鼓勵老師們自我充實、進修的本質與意義。而且，每個班級、每位孩子的狀況都不盡相同，老師既然不能選擇學生，就不需要強力去突顯自己的『教學成果』，更何況，成果又如何能具體的被評估呢﹖」(p.88)

「拉普蘭大學教育系附屬實驗學校校長瓦菈能(Eija Valanne)博士跟我說，我不需要去管老師，老師的教學如有任何的問題，最後一定都會反映到我這裡來，當我們去管老師，所有的表面功夫，又有誰不會做呢﹖你要什麼數據，人家就給什麼。你一來，人家就做個標準模樣給你看。可是那有意義嗎﹖對學生有益處嗎﹖對整體教育進展有幫助嗎﹖」(p.88-89)

「喪失的不再只是人心的良善與互助，更讓長期社會發展趨向狹窄的功利與惡質競爭。乍看之下看似公平的能力表現評核制度，仔細推敲其實處處有著明顯的不公平。而芬蘭的想法是，資源、對象、起跑點都不同，為什麼要比﹖如何去比﹖」(p.89)

至於最後一本《芬蘭的100個社會創新》，見到主編名字看倌就應該猜到，這本書不是英美人士寫的。的確，既然外國人對「芬蘭奇蹟」議論紛紛，芬蘭人自己沒理 由缺席吧﹖(笑) 這本書就是芬蘭人邀請各行各業的同胞，向外國人介紹他們心目中芬蘭「有特色」的事物。所以文章包括了很多方面，政治、社會福利、衛生、文化教育、公民社會、科技、生活娛樂和飲食等等都有。

芬蘭人有沒有「賣花讚花香」的可能﹖當然有(雖然芬蘭人已是出名低調的了)，不過撇除這點，書中還有很 多東西，值得我們反思。就像從陳之華的書看到芬蘭教育，香港未必做得到，但單單思考「為何我們做不到」，便足可為改變之開端。李世民說「以人作鑑，可明得 失」，芬蘭之鑑於吾等，亦是同樣。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芬蘭人的「平等」不只是在教育上，而且是遍及福利社會的各方面，盡其所能令不同階層芬蘭人的生活不至過於懸殊。芬蘭富人和窮人都住在同一區，而且房子看起來都差不多。在習慣了資本主義的香港人看來，有如共產國家的惡例，在芬蘭人看 來，卻是讓國家不分貧富/城鄉能合為一體的必要措施。如果社會上的分隔越來越多，個人對社會的歸屬感就會越少。

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我們也可以猜測到芬蘭人那麼重視「平等」，而我們重視「競爭」的原因。

重點就是「地廣人稀」這一點。芬蘭人口少，於是「每一個人都很重要」就不只是口號而是殘酷現實(以罕為貴嘛)。由於資源相對於人較為豐足，把資源集中給優勝 者，任由其他人落後失敗，對人口稀少的國家是嚴重的(人力)資源浪費(註11)。所以他們有特別強的動機去「補底」，讓每個人都有起碼的能力和生活，社會才能正常運作。

反之，在人口眾多的國家、或者人口稠密的地方(如香港)，除了人以外的所有資源都被「認定」(通常是真但不一定是)缺少，人 均資源稀缺下「勝者全取」的誘因就很大。而且人口多，落後的人自然也多，「補底」的花費就很大。相反，人多天才也多，從中「拔尖」集中資源培養的成本相對 少得多。反正人多了，按照簡單的供求定律，個人的平均「價值」就被看低了。於是芬蘭人選擇「雪中送炭」，我們卻是「錦上添花」。

新加坡情況與香港相近，對「競爭」的信仰亦不遑多讓。彼邦政府早有明言，島上別無資源，只有「人」，所以必須重視教育。但同樣以「人」為最重要，在「競爭」方面的取態卻與芬蘭相反，可以側證人口密度的影響有多大。

鼓勵惡性競爭的，不只是我們的文化，而且是整個社會的形態使焉。所以要推動改革，其實並不只是教育系統或方法的改革，而是涉及整個社會觀念(甚至形態)的大改革。這樣的大改革，必然始於教育，卻又非教育系統所能左右。於是各國的改革便經常落得「換湯不換藥」的結果。

芬蘭人的教育改革也不是十年八載就完成了。香港教育改革的真正挑戰，不是單純加哪科減哪科，或者中學讀多少年。而是怎樣走出那種「甚麼都變成操練」的惡性競爭、惡性循環，讓老師能真正針對個別學生的需要去教學，幫助他們成長。香港人口密集乃先天決定，無法逆轉。實行小班、給老師更多的信任和空間去尋找人人不 同的合適方法，只是教育改革必須的開端而已。

後話﹕如果說香港老師不濟，那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這些國際評估中(註12)，香港往往 也取得不錯的成績，亦屬世界前列。這肯定了本港教育界的努力。問題是，我們被視為「競爭體制」，但很多學生的成績只是「達標」而無法更上一層樓，反映了在 「大班」體制下老師「補底」已疲於奔命，「拔尖」無力。而且香港學校之間的成績差異、和社經背景差異帶來的成績差異都很大，跟芬蘭正好相反。可以想像，在鼓勵資源不均的直資制度不斷漫延之下，這類差異只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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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排名「必」分先後。(一笑﹗)

2. 「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斷句方式頗能引人入「性」，又是後話。

3. 芬蘭面積是香港的三百多倍，但人口比香港少，只有五百多萬。可參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nland。

4.  分別是2000(閱讀能力)、2003(數學能力)和2006(科學能力)。PISA是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CED)的項目，見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gramme_for_International_Student_Assessment

5.  http://www.books.com.tw/

6. 本人的閱後感﹕http://fongyun.xanga.com/671175713/item/ (http://fongyun.blogspot.hk/2008/08/reflection-from-finland.html)

7. 本人的閱後感﹕http://fongyun.xanga.com/701689322/reflection-from-finland-2/ (http://fongyun.blogspot.hk/2009/05/reflection-from-finland-2.html)

8. 洪蘭的譯筆近來備受抨擊。本文不討論翻譯問題，不過這本書譯後也頗多沙石，多屬校對不嚴之過。詳見拙文﹕http://fongyun.xanga.com/700693748/100-social-innovations-from-finland/ (http://fongyun.blogspot.hk/2009/05/100-social-innovations-from-finland.html)

9. 在博客來網站上至少有三本，包括《成就每一個孩子﹕從芬蘭到台北，陳之華的教育觀察筆記》(天下雜誌，2010)﹔《美力芬蘭﹕從教育建立美感大國》(天下文化，2011)﹔《一起看見不同的世界﹕芬蘭、台灣、澳洲，陳之華與女兒的學習之旅》(天下文化，2013)

10. 想了解多一點，有本同名科普書寫得很好﹕《紅色皇后—性與人性的演化》Matt Ridley著，范昱峰譯，台北﹕時報，2000。Matt Ridley還有另一本討論道德演化的《德性起源》(時報，2000)。

11. 以生物學術語來說，在芬蘭，整體人口質素才是國家發展的限制因子(limiting factor)。

12. 本人參加過兩場分別介紹PISA 2009年數碼閱讀能力測試(針對十五歲學生)、和PIRLS2011閱讀能力測試(針對九至十歲學生)的簡介會。本段參考了這些評估的結果。個人筆記見﹕http://fongyun.xanga.com/765554897/pisa-2009/ (http://fongyun.blogspot.hk/2012/07/pisa-2009.html)和 http://fongyun.xanga.com/772778896/pirls-2011/ (http://fongyun.blogspot.hk/2013/04/pirls-2011.html)

(方某人的其他書評書介)

When Observatory's Director meets historians

[當台長遇上歷史學家]

八月尾的講座，因為開學實在太忙，要檢查的資料又多，一直拖到現在才寫好。
(更多照片在後，不想聽講座內容的看倌可直接「飛」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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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由現任台長岑生主講的講座。由於裡面提及的圖片部分在樓上的天文台130周年展覽也出現過，所以嘗試穿插在內容之中。其餘照片我會放在後面。

岑生一開始，先講自己是聖保羅書院的舊生。目的有二﹕
其一，會考時他曾經問校長「不考歷史可不可﹖」，但不知道校長就是教歷史的。(結果當然不可 :P )
其二，副校長原來也是教歷史的，不過當年沒教過他。反而是當上台長要研究台史，才找上他。

第一部分

台長嘗試找一些天文台最早期的照片。

上海徐家匯天文台比天文台早11年開台(1872)。
徐家匯藏有一張1930年4月28日上海、青島、東沙(﹗)等地代表到香港開「東亞氣象局長會議」的照片，對香港來說算是很難得。後來香港方面翻查，的確發現相同的照片。

天文台現存最早的相，分別攝於1908(由大包米拍攝天文台遠景，諾士佛臺的一排樓是標記)和1913年(總部大樓，走廊有個人影被傳為當年台長但未能證實)。不過距離1883開台年份始終有點遠，所以才想找到更早期的照片。

於是台長開始在拍賣網站物色，買到一張照片，在一個英文網站 Gwulo: old Hong Kong (台長依仗，這個網站還會多次出現)中竟然有網友指出曾有人在1906年寄出的明信片背後有這照片的影像。台長再以相中景物與1902-1903年的地圖對照，的確看得出左手邊的地磁儀建築。

然後又找到張1923年颱風襲港的明信片，照片是彌敦道(美麗華酒店對面，即是天文台附近)，畫面上有塌樹、電話線桿都被吹到扭曲，而畫面中央的長木椅還有「Ladies and children only」的字樣。
同一場颱風的另一張明信片，有沉船、當中還有一隻英國L9潛艇。
(在澳洲國家圖書館的 Trove digital newspaper 資料庫可找到當年的新聞報導，文字描述與明信片內容相當吻合。)

另外一張1906年颱風塌樹的明信片，同樣是被網民查到背後有人寫了資料。

之前的照片都是幾百元一張，但一張由港島望向九龍(因此拍到天文台)的照片卻買了二千。因為從照片中未完工(還有棚架)的香港會會所，可推斷照片攝於1896-97年間。

另一張有1897-1898年的港島海旁(當然也是遠望九龍)，照片特色包括拍攝到添馬艦、中環填海、和雪廠街碼頭(天星碼頭前身)。

一張1886年照片的複製本，拍攝到天文台旁邊地磁站的外貌。

舊台長 Peacock 收藏的舊照片中，有這一張，圓形磚牆就是放赤道儀之處。

這一點甚至在地圖上也看得到。
與英國檔案局的舊地圖比較(即是先前提及的1902-1903地圖)可見，天文台山的左側有地磁儀(magnetic)，天文台1883大樓的南邊緊鄰一座赤道儀(Equatorial)，大樓尚有一座中星儀(Transit)。

 (以前地圖要記得那麼詳細的麼﹖)

後來台長在哈佛大學網頁找到份1885年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長報告，謂﹕Lee 6-inches equatorial 已送到香港天文台。可證實香港天文台的赤道儀型號。
台長於是「膽粗粗」去信格林威治天文台，問可否找到這部赤道儀，回覆是因為太舊沒用他們已送了給科學館(Astronishing Science Spectacular Museum)。科學館那邊說因為底座爛了，不便遠行，所以暫時都未能安排來港展出。

相片倒有一張﹕

最後一位英籍台長 Peacock 說以前的助理台長 Leonard Starbucks (呢個姓好熟呢 XD) 告訴他放赤道儀的建築是特別為了赤道儀而建，不用赤道儀後就用來放本地風球(標示大陸地區的風球仍在其他地方放)。

可是看更早期的文件，其實未有天文台前，香港已有地磁觀測紀錄，亦有時間球和weather signal (在police hulk掛放)，詳情仍待查證。

天文台早期的三大工作，就是授時、地磁觀測、和報天氣。(其實都是為了服務港口航運而設，所以你就明白為何天文台一直都是歸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管的。)
所以台長認為現在已不用的觀星報時或地磁觀測，其照片儀器等都是值得收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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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有待考證的資料。

一張1877-1878年間的海圖。(抄下了，現在才發現自己沒拍過照……)

天文台網站的三吋中星儀照片，為何會跟徐家匯天文台那張中星儀照片幾乎一模一樣﹖

(天文台)

台長曾向徐家匯天文台查證，他們的確有這部儀器，那即是說天文台其實襲用了人家的照片張冠李載了。(台長作驚嚇狀 :O )
開台時的 Chief Assistant (名為台長助理，實質為助理台長) John Isaac Plummer，是來自 Orwell Park Observatory，當時該台使用 Troughton & Simms 75mm transit。可以相信他也會為天文台訂同一款式的中星儀。

台長無意中在收藏家鄭寶鴻先生的著作《香江風月﹕香港早期的風月場所》中，讀到1874年一場颱風影響妓院恩客的記載。於是與鄭先生聯絡，後來在鄭先生身上得到很多掌故資料。例如在未有政府《香港年報》前，華橋日報的《香港年鑑》已有記載當時的颱風資訊。

其中一張舊照片拍攝到當時船政廳(即海事處)懸掛風球的位置，並有1906年風暴中的醫院船，鄭先生說這艘醫院船很少在照片中出現。

在光緒二十年(1894)出版的《香港雜記》記錄了1874年的甲戌風災和1889一場大雨(其三小時雨量紀錄，至今未破)。

1874年的甲戌風災，大概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場大風災，亦直接促成了香港天文台的成立。這場風災對澳門的影響更大，當時澳門只有萬五人口，這場颱風引發的風暴潮卻導致了五千人死亡。

香港大學物理系教授(亦是很多天文台職員的老師) Prof. P. Kevin MacKeown 寫了一本書《Early China Coast Meteorology: The role of Hong Kong》，對香港早年的風災著力甚深。
書中記載，早在1861年香港已有人建議樹立「時間球」(time ball)來代替不太準確的午炮報時。
1874年風災中，香港(只計當時英國殖民地的港九)死了超過二千五百人。沒人認領的遺體被集體埋葬於雞籠灣的「遭風義塚」，直到墳場停用時被遷往和合石。而甲戌風災亦是東華醫院的首次賑災行動。

根據當時《Illustrated London News》(倫敦新聞畫報)的報導，當時海水倒灌市區達四呎深度，海堤亦被沖毀。

1900-11-10 的庚子風災是另一場傷亡慘重的風災。報導這場風災的西報，背後那頁就是八軍聯軍入京的新聞。
台長特別指出引述這場風災，認為足以說明公眾對天文台的誤會﹕
—有如近年大家「李氏力場」的調侃，這場風災正是在夜間侵襲，到第二天早上八時，香港已風平浪靜。可是只掛了三個小時的「十號波」(當時未有這系統，純屬比喻)，卻死了二百人。所以不要以為天文台半夜掛風球是跟大家開玩笑。
—而且，這一場風災並不涉及天文台失誤，天文台已提供了足夠的預警時間。只是因為大家都認為「十一月哪會打風」，所以沒理會警告。
—更有甚者，港督卜公的報告指出，這年夏天時天文台曾放過風炮，但最後發現是誤報。現在也有很多人聲稱寧願風力不足也要先掛風球，其實多掛了「不夠力」的風球，只會令市民疏於防範(於是我們就見到大家八號風球照常上街飲茶的景象)，當真正的威脅來到時傷亡就更慘重了。

方某在小時候聽老媽說過一個傳說，說有一任天文台台長，因為未能預報一個「返轉頭」的颱風導致死了很多人，引咎吞槍自殺云云。這件事在天文台的「官史」是完全找不著的。
究竟這段是「都市傳說」還是天文台的「黑歷史」﹖
結果這次台長也拿這個故事作引子，不過是介紹1906年的丙午風災。

這場風災之所以令人想起那個故事，是因為這場風災似乎真的令台長引咎辭職。(倒不是自殺)

關於這次風災，有一份官方報告。某天有古董商通知台長，網上正以六千元叫價求售，正當台長在「嫌貴」和「重要文件」之間未能決定，轉眼間就被人買走了。後來經海事博物館前館長 Dr. Stephen Davies 才找到一份複本(﹖)。

有一張明信片的背後，有日文寫著「二時間內」(兩小時內)。這場颱風範圍非常小、幾乎無法預警，當日早上八時放風炮，颱風立即來襲，到上午十一時就吹完，但死了三千人，還包括香港聖公會的主教(當時他正在帶聖保羅的學生乘船去屯門)。

不過死了主教還不是最嚴重，最麻煩的是有艘法國魚雷艇(Fronde)在香港，連同船上軍官一起被打沉了。

由於首任台長跟徐家匯的耶穌會會士不和，風災後耶穌會士隨即表示「我們兩天前已警告了你們」，意指香港天文台預報不力。風災變成外交事件，最後在加士居道現在女拔萃書院的位置建了個方尖碑作紀念，碑石後來移置跑馬地香港墳場。

由於事涉徐家匯天文台，岑生曾在徐家匯查曉當時的氣象紀錄。結果竟然發現風災前的兩份天氣圖「不知何故」神隱掉……而兩天前的天氣圖只見到香港附近有個小型低風壓，完全看不出會是一場颱風。徐家匯在風災當天早上十時發出的天氣圖是這樣的﹕

這幅已是「賊過興兵」而沒有任何預報意義了。如果看倌像天文台批評的那些應徵者「連香港在地圖哪裡也指不出」的話，留意圖下側等壓線最密的地方就是了。千萬別以為是畫中心像箭靶圓心那兩個大紅圈呀，那是山東的高氣壓。(事實是連天文台之友的義工也解錯了，把那兩個奪目的紅圈當成了颱風的暴風圈。如果暴風圈有那麼大的話，天文台事前都不知道，台長恐怕就真的要吞槍自殺了。)

港督就此事向倫敦交報告，內容為台長辯解。因為當日天文台吹十一級風， 六十公里遠的澳門卻只吹一級風，可見暴風圈小得離奇，根本難以預報，直到當日早上7:44都是「no indication of typhoon approaching Hong Kong」(沒有颱風襲港的任何跡象)。而當時亦有 amateur meteorologist 投書報館為天文台辯護，說沒可能預知得到。(台長笑言一百年前也有氣象迷，只是矛頭跟2006年剛好相反)

因為港督的報告，天文台長並沒有被責罰。不過大抵是因為這件事帶來的壓力太大，所以在翌年，台長就以55歲之齡提早退休了。

另外一場是1937年的丁丑風災，香港開埠以來死人最多的風災。台長找到這張海報，這是一個當年在金鐘海軍船塢做工，後來回英國終老者的後人提供的，據說這張海報當時就是掛在船塢內的。

一場颱風會印製海報，現在你也沒聽見有這回事吧﹖可想而知這場颱風對當時的人有多震撼。這張海報紀錄了當日的氣壓、潮高、沉沒/擱淺船隻的名字和位置等。
這場颱風造成的破壞包括﹕
—中環潮水有 13 呎 (正常潮水為七呎六吋)、水浸至德輔道、(當時的)郵政總局地庫也水浸
—彌敦道也有水浸
—有小魚被吹到 20 呎高
—大埔有漁村颱風後完全消失了(人自然也…)，傳說有 18 呎的風暴潮 (數字很誇張但無法證實)
—九廣鐵路因為地基被沖毀而中斷了十天

跟2008年黑格比帶來的風暴潮比較，當時大澳水浸有半個人高，鰂魚涌則有 3.5 米的風暴潮。
香港風暴潮紀錄中，以1962年溫黛在大浦滘的 3.2 m 為第一名，其餘的我抄不及了，第五名是1979年荷貝的 3.23 m。
丁丑風災的風暴潮傳為 3.8 m，丙午則為 6.10 m，不過都是未能證實。

台長找到「一個旅行家的日記」，是當年一個四處遊歷者的記錄和照片，當中也有丁丑風災的記錄。他拍了一隻船的照片，說鄰近的這隻船隻因為失控，船上的人怕沉船就在十號風球之下跳船逃生。在方某眼中似乎比留在船上更危險，而那隻船最終撞上岸擱淺。
這本日記很貴(過萬元)，因為裡面也包括很多香港和鄰近地區的歷史照片，所以台長就情商歷史博物館購藏了。

當時的台長 Charle W. Jeffies 分析了 1937 和 1936 年兩個路徑極之相似的颱風。1936年那次香港未成災，只是因為它的路徑偏南幾十公里而已。
丁丑風災的風速紀錄為 167 mph、約 269 km/h。當時天文台的風速計早就爆了錶，所以這個紀錄是港燈北角發電廠的測風站數據，而且還因為技術問題(據聞風速到頂就不準)而要加上 3 mph。

這位台長的任期為1932-1941，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在任內逝世的台長。死因為中風，葬於香港墳場。英國有位女士在網上放了香港墳場所有碑石的資料，台長的碑上悼文指他曾擔任國際氣象組織(IMO)的「遠東區委員會主席」。岑台長說這令人很驚喜，因為這幾十年香港天文台的職員最高級都只擔任過分組委員會主席。
(有關香港墳場的研究已成書﹕ Patricia Lim《Forgotten Souls》)

Jeffies 逝世後隨即接任的台長就是其副手 Benjamin Davis Evans (任期 1941-1946)，這位台長算是不幸，一坐正就遇上香港淪陷。
(其實同期的不幸者也不少，包括當時的輔政司詹遜，而且這位輔政司是由錫蘭轉到香港一上任，第二天日軍就攻過來。等到重光時又被麥道高架空了，算是十分不幸的遭遇。當時的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也只是淪陷前幾個月才任馬上任。)

岑台長在聖保羅的副校 Mr. Geoffrey Charles Emersons 原來寫了本《Hong Kong Internments 1942-1945》，介紹這段時期在集中營的外國人。
集中營裡其中一個女孩 Barbara Anslow ，現已 94 歲，但為人還相當精靈。岑台長寄電郵去問，即日就覆。當岑台長按書中描述問 Evans 的事，她立即就記起那段日記來(她記下 Evans 常常在集中營天台教大家天文學)，如同昨天。
而且她在淪陷當日，被送到旅館軟禁以待送入集中營時，還拍了張照。那間旅館的名稱分別有寫成「Tai Koon / Ta Kuan Hotel」的，其實只不過是等於現在的時鐘酒店。究竟這間酒店在哪個位置﹖鄭寶鴻先生一聽就說，這是大觀酒店嘛﹗就在中環街市附近。(這一段連網上記載附註的地圖也搞錯了，岑台長聽後幫手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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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叫懸案。

1946-1956年的台長 GSP Heywood，他在深水埗集中營(屬軍方集中營)時用打字機寫日記，戰後釘成一本《It won't be long now - the story of a Japanese prison camp》。文中提及當年天文台職員只有三個是歐洲人(Evans 台長、Heywood 自己、和台長助理 Starbucks—不是現在那間咖啡店﹗)，其餘職員都是華人。(換言之，因為其餘人都是華籍，不會被關在集中營)

可是後來的「官史」《From Timeball to Atomic Clock》提及，1944 Mr. Thompson 被關在赤柱集中營時，有人在紀錄雨量。這是誰﹖是否有其他人被關在另一集中營﹖這暫時是未解之謎。

(Heywood 女兒就在這本書封底的天文台職員合照中亮相。)

近年天文台獲得意外收穫。就是從神戶大學的塚原東吾教授那邊，得知有一批日軍戰時在華南的天氣檔案﹕《南支那氣象概報》

看倌可見到其中一張蓋上「用濟後燒卻」的印章，可見是軍事機密。正因如此，這些檔案亦殘缺不完，塚原教授暫時只找到其中一個月的檔案。日後或者可以找到更多。

天文台的顧問邱文廣教授，現年67歲。著名氣象學教科書《A Short Course in Cloud Physics》的作者 Rogers and Yau 的 Yau 就是他。
原來他當年考完預科後，在20歲時進入天文台擔任科學助理，兩年後就去了外國繼續升學了。1966年美國新聞署的《今日世界》就訪問他，因為他為香港皇家天文台發明了「超土炮」的衛星訊號接收裝置。這個裝置被美國報紙說成「香港人用垃圾打敗了我們﹗」

因為當時氣象衛星是新發明，可以自動追蹤的天線裝置動輒要百萬美元(當時屬鉅資)，當年的邱先生竟然在一個舊油桶上支撐一條長天線，「追蹤衛星」就由天文台的工人人手負責﹗ (其實只需要按時轉方向令天線保持正對衛星就行，不過這份差事可想而知悶得要命。)
這套簡陋的「接收裝置」連工人的人工，只需二百元正﹗ 就這樣做到百萬美元所做的事，所以便宜到嚇到美國人。

簡陋成這樣的設備當然不可能接收後，直接安坐椅上就看到衛星影像那麼便宜。邱生要先把衛星訊號用「錄音帶」錄起，然後把磁帶逐條掃瞄成像，再拍照才得到衛星雲圖。(這就是省了百萬美元的代價)
後來天文台購入「濕傳真」機器(據聞早期的傳真要以氨水顯影)，才可以把訊號直接轉化為圖像。

不過在戰後資源短缺的時候，面對最新科技，這也是天文台搶先嘗新的事例之一。岑台長認為勇於嘗試也是天文台一貫的特色(例如天文台網頁開得頗早，現在還為國際氣象組織的氣象資訊網頁做 hosting)，希望日後能夠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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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講座，方某其實早就看了展覽，所以也拍了點照。

展覽入口有個很有趣的模型，模擬在訊號山公園(即大包米)的時間球運作方式。(其實就是下午一時之前，會用電動把大球舉升到最高點，然後到一時正就跌下來，讓海港內的船隻可一起對時。義工說選下午一點的原因是中午時太陽在正中不便觀察云云。現在有這種電動模型真好，當中讀官史的時候只能看著英文自己想像。)

不過更有趣的是，模型是訊號山公園的時間球塔，但背後壁報照片的時間球塔，卻是舊水警總部外的那個(即是現在被首富搞到不似古蹟的1881)。

而且海上的船隻還會動的。

這些是當時的照片﹕(天文台開台後，才接手水警總部的時間球工作)

 看倌也可以見到，無論是模型或歷史照片，時間球塔旁邊都掛了一串颱風訊號。

這些訊號是指甚麼﹖其實都是給船隻得知颱風大概在哪個方向、有多強勁的訊號。東亞颱風訊號的具體制度是由徐家匯天文台確定的，香港天文台也是照跟。

台長在徐家匯獲贈一張法文版海報的複製品、也拍攝了英文版的海報，印出來當展覽品。

看倌應該覺得有點面善吧﹖因為現在香港的颱風訊號和符號，也是從這一套演變而來。

不同的訊號象徵了不同時間掛出的訊號(說明了有效期)、不同的方向和風速等。我拍攝了細部，不過恐怕沒時間慢慢參透了。

天文台歷年來的徽號，很多都是沿用英國的皇家徽號(畢竟這是「皇家天文台」)。

下面的是 FitzRoy barometer，發明者正是那個載著達爾文環遊世界，又因為達爾文發表演化論而跟他反臉的那個頑固船長。其人雖然頑固，但可不是沒貢獻的。這個氣壓計可顯示兩天的氣壓和溫度，透過氣壓變化提示天氣變化。

抄說明﹕「天文台根據一八九零年至一九一二年蒐集的數據，於一九二五年編製及出版這本以地圖顯示南海每月平均氣壓、風向及風速的專著，是研究早期南海氣候的重要文獻。」

抄說明﹕「一九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上午六時的天氣圖，是香港天文台現存最早的天氣圖。」

抄說明﹕「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颱風溫黛襲港時的天氣圖。天文台在溫黛吹襲期間曾懸掛十號颱風訊號，破壞範圍遍及市區和郊區，釀成超過一百八十人死亡或失踪，數千人無家可歸，是二次大戰後吹襲香港最嚴重的風災。」

抄說明﹕「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香港雨量分佈圖。這場暴雨引致嚴重山泥傾瀉及大廈倒塌，死亡人數接近一百五十人，促使港府於一九七七年成立土力工程處，並推出山泥傾瀉警告。」

抄說明﹕「《低空風切變探測系統》於一九八一年出版，由天文台職員鍾國棟及崔家聲先生撰寫，記載香港首個風切變探測系統。」(方按﹕鍾國棟其實是台長 Gordon Bell 的譯名，有趣吧﹖)

下圖是系統使用的多普勒雷達。

抄說明﹕「啟德機場氣象所曾使用的風向及風速表刻度盤。該儀器用來顯示跑道東南端(三十一號跑道)的風向(左邊刻度盤)及風速(右邊刻度盤)。」

五十至六十年代電車公司使用的布幅，由於當年未有海底隧道，渡輪停航消息對市民非常重要。(大家可見，賽馬也跟渡輪停航同等重要…… XD)

三十至四十年代的颱風訊號表和全港颱風訊號站位置表。
(大家可見，當時訊號與今日的主要分別，是八號風球當時仍稱五至八號，後來才因為市民會誤以為風速有別而統一。三號風球在當時亦分為二號和三號，分別代表西南和東南強風。東南強風代表颱風應在香港以南，通常稍後香港風勢會較強。另外有個表示「風勢危險但未靠近本港」的四號風球，現已取消。)

最後一個颱風訊號站在長洲，亦於二零零二年取消了。

颱風訊號桅桿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