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現時學界認同的三大農業起源地﹕兩河流域、黃河/長江中下游、南美洲。黃河長江中下游處於溫帶和亞熱帶，有充足的雨水。
在江西仙人洞遺址(約12000年前)已有採集稻穀的遺跡。
湖南洞庭湖彭頭山、地頭山(約9000-7000年前)、上海附近的河姆渡(年代尚有爭議)和田螺山，都發現水稻。
2. 現時栽培稻(Oryza sativa)的祖先為多年生野生稻(Oryza rufipogon)。
多年生野生稻現時主要分佈於廣西和海南、廣東尚有少量，其餘地方已絕跡。其特點為﹕
1. 淺水生境、種子熟後隨即跌落水中。
2. 依靠根部伸延出芽繁殖，所以種子數目少。呂教授曾嘗試栽種作實驗，發現差不多一百條禾穗裡，只有廿幾粒成熟，其餘都是未熟的。(相對而言，栽培稻一條禾穗已有百幾粒熟粒)
3. 稻粒有長膜如尖刺狀，用以附著泥土和阻止雀鳥吞食。
野生稻可分為三種﹕普通野生稻(可與栽培稻雜交)、藥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
栽培稻的特性剛好相反﹕
1. 一年生
2. 禾穗多熟粒
3. 熟後不脫落
4. 同時成熟
總結而言，由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轉變包括﹕
1. 多年生--->一年生 (這是很大的改變)
2. 依靠宿根繁殖--->依靠種子繁殖 (所以數目大增)
3. 熟後落粒--->熟後不落粒 (違反繁殖本能) (這涉及稻粒種子基盤的變化，照片可見野生稻的基盤是淺而邊緣圓滑，顯示連結較弱，稻粒熟後容易脫落而且是自然跌落﹔栽培稻的基盤則深而邊緣有破損，顯示連結較強，熟後不易脫落，稻粒是人力打穀時被扯甩的。)
4. 稻粒不同步成熟--->同步成熟
5. 禾稈較幼--->禾稈較粗 (可輸送更多水份和養份。還有抗倒伏的作用﹖)
6. 基因多樣性降低了 (袁隆平的雜交稻就是借野生稻雜交以改良栽培稻的性狀，但雜交稻是無法繁殖的，農民每年都要領新種子。)
7. 自然繁殖--->依靠人工繁殖
在湖南八十壋遺址(約8500-8000年前)已發現比較接近現代稻的稻粒。 (對比現有的秈稻，野生稻的表面深色，而且表面的坑道較深。)
稻米的馴化，是建基於基因變異，再加上人類干預(持續至少二三百年的各種耕種和選種活動)所造成的。
稻作的影響﹕
1. 定居模式出現
(對比現在兩百多個狩獵採集民族都是不斷遷徙。例如澳洲原住民就會在幾百平方公里的範圍內移動)
2. 形成「排外」的地域觀念
(狩獵採集民族的群組有其活動範圍，但不會排外。例如澳洲原住民遇上荒年時，可協商進入另一群人的活動範圍。)
3. 栽培-->定居-->地域觀念 (有壕溝等工事、有房屋建築、聚落規劃設計、用水、廢物處理、生產和生活空間分隔等)
(這方面中東跟中國有點不同，中東古人是先定居，然後才發展出農耕﹔中國古人則是先農耕後定居) (方按﹕先農耕後定居其實跟 Jared Diamond 描述的澳洲原住民類似，澳洲原住民未有定居，但也會「栽種」某些植物。他們播種後就會繼續去其他地方覓食，到差不多有收成的時候就回來採食。可以說是介乎於純採集和純農耕之間。)
澳洲的原居民，每一個「band」(一起遷徙的群組)由大約二十多人組成，當中可包括幾個「家庭」(原居民沒家庭觀念，只是指配偶共同生活連同子女組成的單元)。這個群組的成員並不固定，他們會來來往往，在不同的群組中出出入入。
群組中也沒有正式領袖，通常由一位較年長、經驗和表現都較佳者擔任非正式的領袖。這位「領袖」跟其他人做一樣的事(沒有人服侍)，連「名銜」也沒有。群組的決策(例如去哪裡找水找食物)也是民主、公開、公平地作出，「領袖」主要是以經驗服人，眾人因為服膺其經驗所以跟隨。由於不停遷徙，所以群組中各人的財產差距也很少，大家帶在身邊的通常是生活必須的工具。他們甚至連陶器也沒有。
接著呂教授介紹了幾個遺址﹕
1. 湖南彭頭山八十壋(約9000-8000年前)﹕有聚落選跡、稻穀、陶器，山洞附近有水源。
2. 浙江上山(約10000-9000年前)﹕地勢平坦有河，有喇叭狀的寬口陶器(全中國僅有此一處)。土壤中發現扇形細胞(稻亞科植硅石，證明曾有稻存在)，遺的石片亦有割草痕跡。
3. 浙江蕭山跨湖橋(約7800年前)﹕有獨木舟遺跡。
4. 餘姚 河姆渡(約7000-6000年前)﹕有大量的稻桿稻葉，因為淤泥而保存良好。遺址亦有桿欄式建築(類似大澳高腳屋)的基座、象牙匕(匙)、漆碗(約7000年前)等。
5. 餘姚田螺山(約7000-5500年前)﹕有木結構建築遺跡(已用榫卯)、收藏了大量菱角和橡子(橡子難消化，證明現階段農耕收成不夠，還要依靠採集滿足需要)、有骨耜(水牛肩胛骨製成的鏟)、骨箭頭(狩獵用，遺址有鹿角為獵物)、紡輪、木船槳(跨湖橋也有)、陶器紋飾(圖案有稻和豬)等。
農業導致了生計模式和自然環境的變化。
首先，相對於不停遷徙的採集狩獵族群不便生兒育女，定居族群人口較易增加。而開荒和農耕也需要更多人口，這些人口又需要更多的糧食，於是開展了人口增加和開荒的循環。
開荒的主要方式就是火燒森林(即讀中史時所謂刀耕火耨)，這會在遺址留下大量碳粒。而且古人不懂施肥，土壤耕種幾年肥力就會耗盡，也需要不時遷移尋找新田地。(沒記錯的話不久前印尼農民還是這樣做，不過近年導致煙霾主要是為了種棕櫚樹而燒林)
不斷燒樹的結果就是森林減少了，再加上人口增加下狩獵壓力也增加了，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比較遺址可見)。生物多樣性減少是不可逆的，就算停止耕種已消失的動植物也難以重新出現。
至於社會分工方面，因為農耕增加了食物和可交換品(稻穀連殼可保存幾年)，所以部分人可以分工生產其他物品了。
隨之而來的是私有財產和社會分化的出現。
在農耕之下，稻穀成為了動產(可儲存可交換)、稻田則成為不動產(土地財富，早期的城牆甚至會圍繞田地)。相對於採集族群流浪生活中共同生活和分享，農業族群有房屋作為私人空間，亦可積累財產。
(南方考古遺址中的田地通常可以田梗辨認，因為大米/水稻需要田梗作控水之用。北方種的小米就不需要田梗，而且小米也沒有硅酸體，所以在華北遺址較難辨認田地。)
因為定居生活，群體意識亦強化了。
例如湖南城頭山遺址(有八萬平方米，約6000-4800年前)，已有城牆保護稻田、亦有祭祀儀式的遺跡。遺址亦有水塘、麻布、彩繪紡輪(屈家嶺文化、約5000年前，除了色彩較多，形狀亦較先前年代的紡輪規則)。另一個是廣東曲江石峽一期遺址(約6000-5000年前，於八十年代發掘)，不過內容抄不及。
我們現今講華夏文明，多是以黃河流域的夏商周各朝為主。其實大約4000年前(大約與夏朝同期)，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亦已接近形成國家的階段(有高台、祭祀、大量玉器和陶器生產)。
那麼為何長江下游沒發展出自己的國家，而是被黃河流域的華夏同化﹖呂教授猜測國家形成可能是因為人口密度過高、生態破壞和北方國家(華夏)入侵而受阻。
方某覺得這樣說有點奇怪，因為同樣的問題在黃河流域(龍山文化)應該也有出現(既然叫黃河即是水土已被破壞、更北方也有游牧民族入侵)，為何他們形成了國家而南方做不到﹖
呂教授認為，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良渚文化的公共資源消費/浪費比較大，他們在公共建設和儀式中消耗的人力很大(當時已有牛耕痕跡)。就如同南美的瑪雅文明亦以奢華聞名，最終衰落。
呂教授提及另一個問題是，野生稻的回報奇低(她自己試種過，下了一百粒種子，到收成時只有二十多粒)，為何初民還要種﹖
某位外國學者提出假說，指當時的稻米是「奢侈品」，作儀式用途，所以種稻越多的人地位越高。可是，在這個原始階段，族群已有社會分化了嗎﹖如果沒有分化誰可以為了社會地位而指使其他人大量栽種回報率低的野生稻﹖
另一個可能的答案是，長江屬溫帶氣候，冬季時野生資源最少。之所以種稻可能是基於稻穀可儲存，用以應付過冬的需要。
至於性別分工如何形成﹖這方面也未有確實的答案。
雖然後世通常稱「男耕女織」，但有些學者相信，由於原始採集狩獵族群中，採集主要由女性負責，所以農業分工本來也是由女性開始的。
黃河流域的考古遺址中男女陪葬品已有分化。可是這樣是否等於分工﹖因為陪葬品不一定等於就是個人日用品。呂教授舉後世人在葬禮中焚燒的「紙紮大屋」為例，陪葬品也可能只反映對死者身後生活的希望，並不一定代表他在現實中的角色。而長江流域的陪葬品較難保存，故無法比較。
而且，有些類似情況的社會也是男女同工的，所以更難下定論。
但可以肯定的是，財產和繼承權，更影響了母系和父系社會的發展(因為繼承需要產生了「宗族」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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