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邏輯：香港式建築極限

張為平《隱形邏輯：香港式建築極限》，香港﹕商務，2015

也許讀慣拙文的看倌應該猜到，這本書不是在下的。本書討論香港建築的各種考量，包括交通動線、商業操作、民間多樣化、公共空間安排等等。通識科討論「生活素質」(質素)那一課可能用得著的，所以替圖書館買了。

雖然書本不薄(203頁)，但因為圖多字少，平均起來每頁字數不及半頁，所以讀得來奇快。不過建築也是藝術一門，書中用字不深，但用了很多形容詞，在下沒信心說自己真的很明白他的意思。(反正我是藝盲)

至於建築規劃方面，作者強調香港的超高密度建築，並不如一般人所說的壞，除了高效率外，亦帶來生活上的方便快捷。一般對高密度建築的貶抑，只是建基於以歐洲式低密度設計為標準而言。他認為高密度城市的生活帶來生氣，像歐洲那種低密度設計，反而承載不到足夠的商業活動，令市郊和衛星城市一到晚上就靜如鬼域。
作者認為，歐洲建築比香港好的，是在於建築物設計上的創意、多樣化和人性化(相比而言香港是極度單調和金錢掛帥、結果千篇一律)，而不在於整體的低密度規劃模式。

討論建築，儘管我認為他忽略了高密度生活帶來的污染和心理壓力這些負面因素，始終是其專業。他亦一早明言是為了反對歐式對低密度設計的一味吹捧而言。
但去到討論非其專業的經濟問題，就甚為難頂。他的主要論點包括說限制營業時間令生活極度無聊不方便、服務業太貴令民眾最後寧願自己解決、福利太好養懶人(這個論點大家很熟不用贅言)之類。當然你也可以說他是在以歐洲為主流的觀點之間提出反論，不過我想他對經濟的理解並不穩妥。

當然，他其中一個論點有其道理，就是限制營業時間未必要那麼硬性，限制工時也可以不限定時間，那麼商家自然可以輪班提供更長時間的服務，給居民便利。
可是，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想，為何人家要定得那麼「死」﹖是否人家就蠢得想不到放鬆限制的經濟效益﹖還是人家其實不是蠢得看不到，而是認為「所有人都休息」比賺錢更重要﹖(當然這也有歐洲國家是基督教背景，星期日要讓人上教堂的因素) 是否反而作者落入了他批評香港建築那樣的，只看到經濟效益(購物方便也是一種經濟效益)而看不到人文需要﹖
如果說歐洲硬性規定休業時間令民眾要大量購物以應所需，那麼沒有限定營業時間的美國，也因為地方太大居民一樣要習慣買整個星期的食物。(當然這也是作者批評的低密度規劃問題) 可見購物是否方便，跟營業時間未必是必然關係。

至於服務業太貴這方面，其實也是一種香港(或亞洲﹖)出發的偏見，認為事事便宜最好。服務費用貴，不只是歐洲，就是北美和澳洲也是這樣的(水電工移民去這些國家往往還有加分)。這些地方的服務員工，生活就更有尊嚴。
而且大家習慣自己動手，也未必是壞事。 在只見到「經濟效益」的香港人(和作者)眼中，這樣是低效率。因為根據「比較優勢理論」，每個人都只做自己最擅長的事，然後把其他事都「外判」給別人最 好。可是，反過來看，「自己動手做」的習慣，同樣也刺激了人家的科研發展，別忘記美國不少企業鉅子都是由家中車房手工製作起家的。
再者，別忘記了宜家效應﹕對自己動手的東西，人們往往評價較高較易滿足。你請人上門做維修，往往只會錙銖必較，老是覺得人家沒做好。但如果是你自己做的話，就算其實未臻完善，你也會覺得已經不錯。對自己動手結果滿意的生活，恐怕也好過請人來做卻事事投訴的生活。

當然我不是說香港像歐洲般入黑就商店全部關門、人們全部動手做維修就等於好。畢竟港式生活其實是跟高密度、高效率、高壓力息息相關，本來就無法跟歐洲完全等同。很多事情的理想狀態，可能都是在兩極之間的某個中庸位置，過猶不及。

當然「福利國家」這方面也同樣可以用「過猶不及」來形容，但如果拿香港來比較就未必太可恥了。因為香港根本就是福利少得可憐的地方。

如果他說歐洲福利國家的高稅收是「掠奪式」，那麼似乎他認為香港就不是這樣﹖但其實不然，這只是反映他沒想清楚香港政府的錢從何來。香港稅收有大部分靠賣地收入而來，這也是高地價政策的結果。那麼是否代表一般市民就不用交稅﹖其實他們只是不用直接交稅給政府而已，高地價本身就等於一種稅，只是由地產商繳交，然後再在市民身上連本帶利賺回來。這樣，政府就可以維持簡單的稅收制度，也不用配備龐大的稅收部門去處理所有市民的稅收事務。但代價就是市民要為高地價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方面大家都深有感受，所以不贅。
如果說歐洲福利國家是政府掠奪工作人口，然後分給不工作的人﹔那麼香港就是商家掠奪工作人口，自己袋了一筆然後再交給政府。而根據香港政府理財原則，賣地收入是非恆常收入，不應用來支持福利開支，結果這筆錢不會分給不工作的人，而是用來搞基建，分給另一批商人而已(當然有些餅屑會回到工作人口之中)。這樣看，香港式掠奪真的比歐洲式掠奪好﹖恐怕不見得。

在下只想提醒，這種「商家代政府收稅」的制度，並非香港獨創。法國大革命前就有這種人，叫包稅商(其實中外各國都有這種人，因為古時政府編制根本沒有那麼龐大)。他們向政府承包了收稅事務，只要繳足了承包的稅額，其餘就袋袋平安，這樣法國政府就像香港政府一樣，不用養那麼多官員去收稅了。但結果就是包稅商對人民的盤剝，就像香港地產商對市民層層賺盡的一樣。
在法國大革命後，這些包稅商是怒火集中點，被大批送上斷頭台，包括偉大的化學家拉瓦謝。儘管拉瓦謝本身人品不壞，但因為大家對包稅商仇恨太深，他還是頭顱不保。
香港的地產商，似乎沒讀歷史，又或者讀了也覺得不足懼吧。(其實方某也沒有，歷史只讀到中三，其餘都靠自己看書。)

回到歐洲，正如作者所言，有些歐洲國家投票選出支持改革福利制度的政府。可見歐洲民主制度，是有自我修正的能力，不用我們替他們擔心。只要人口未去到嚴重老化的地步前，每個社會裡工作人口總是比失業人口多。如果說失業福利「太好」會養懶人，那麼工作人口的選票總是會比失業人口多的，何愁不能削減福利﹖
如果人家還是選出維持福利社會的政府，那即是人家的工作人口也寧願保留這個制度囉。可能是因為他們也有家人受惠於制度，亦可能是每個人都怕自己有失業的一天，高稅收就當成買保險，到自己陷入不幸時可以有所保障。這也是那些「民主導致福利養懶人」論者的常見盲點。
反過來，亞洲式的缺乏福利，固然可以刺激人們非常努力賺錢、甚至犧牲自己的健康和家庭(這是否值得﹖作者沒想到，又是後話)，但這是因為社會沒保障，每個 人都只能靠儲蓄投資保護自己。相比於歐洲福利社會集中資源照顧弱者的「保險模式」，是否比每個人都只靠自己儲蓄保護自己，更有「效率」﹖如果各人自行儲蓄 應付不幸才是好事，那麼「保險」的存在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如果你明白「保險」對現代社會有何重要，那麼福利國家其實也只是「社會保險」的道理。

當然，還是那句，過猶不及。政府運用資源的低效率，也不能視而不見，只是這樣不代表反過來的極端，就是好事。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