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在世界語言中的獨特性：從地理環境及氣候變遷看其成因

[漢語在世界語言中的獨特性：從地理環境及氣候變遷看其成因—張敏教授]

1. 講者一開始就說明，他所說的獨特性是指語法方面的獨特性。
他也提及英文講題「Understanding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Unlikely) Perspectives of Geographical Setting and Climate Change」，為何裡面會用「unlikely」呢﹖因為表面看起來氣候和語言應該不太像有關係的。

2. 所謂「現代漢語」是指標準書面漢語、口頭共同語(普通話)和各種漢語方言的集合。

2.1 現代漢語並不等於中國語言，因為中國還有很多少數民族，其語言不下一百種。(中國現在劃分了55個少數民族，這分類是政治性多於學術性)
中國各大民族的語言可分類到多個語系﹕
—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和苗瑤語族被認為包括在內(但有爭議)
—阿爾泰語系﹕包括蒙古語族、突厥語族等
—印歐語系
—南亞語系
—南島語系 (大陸稱為「高山族」的台灣原住民與之焉)
—韓語 (日韓語言未能分類到哪個語系之中)

2.2 漢語本身的方言大致以長江為界﹕
長江以北都是講官話的。
長江以南都是講非官話的，統稱東南方言，有吳語、湘語、贛語、閩語、粵語、客家話，和一些小眾語言如平話。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部分江北地方也有講吳語，而四川盆地是官話地盤。長江之界大概只適用於華中至華東。

2.3 漢語方言的現代分佈是受兩個方向的移民潮所致﹕
南北向大移民發生於六朝和唐宋，而官話大體形成於北宋南宋之交。
東西向大移民發生於明清兩朝，令官話地區拓展—
—在北方﹕西至新疆、東至遼東以北的東三省
—在南方﹕由於以江西填湖廣(故湖北湖南人稱江西人為「老表」)、湖廣填四川，令南方官話分佈至雲貴川三省。

(方按﹕如果把東南的人移入雲貴川令當地變成官話區，那麼為何現在東南還是非官話區﹖)

3. 語法上看，主語(subject, S)、賓語(object, O)和謂語(verb, V)的基本語序可分為六種，在已知的語言中﹕(這來自維基)
—SOV(我你愛)﹕佔45%，如日語、韓語、印地語、滿語、拉丁語、多種阿爾泰語言、泰米爾語
—SVO(我愛你)﹕佔42%，如漢語、英語、法語、俄語、印尼語、多種歐洲語言
—VSO(愛我你)﹕佔9%，如阿美語、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愛爾蘭語等
—VOS(愛你我)﹕佔3%，如賽德克語、馬拉加斯語、斐濟語等
—OVS(你愛我)﹕佔1%
—OSV(你我愛)﹕佔不到1%
可見最大宗的就是SOV和SVO

如果只看中國，全部漢語都是SVO，除了西北地區有SOV傾向(下續)。
北方的非漢語語言，都是SOV。如滿語、蒙語、顎溫克語、朝鮮語、烏茲別克語、維吾爾語、藏語等。(甚至在中國以外的日語、西伯利亞語言也是)
南方的非漢語語言，都是SVO。如苗語、侗語、壯語、布衣語、京語、泰語、柬埔寨語、老撾過、馬來語等。(除了藏緬語仍是SOV)

Matthew S. Dryer的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 Online (2013)顯示，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都是呈現北方語言為SOV、南方語言為SVO的形勢。(南亞印度另計)

4. 語言史和非語言史出現的重合是巧合還是有關﹖
第一個重合是漢語史和內藤史學中國史的分期吻合。
第二個重合是氣候史上幾次寒冷期和中國史分期的吻合。這些時期都是現代漢語基本結構特點產生的時期，而且與中國移民史中三次南北大移民有關。由氣候、移民到影響語言，可謂是蝴蝶效應。

4.1 第一個年代重合。
漢語史分期可參考王力(1957)、呂叔湘(1984)和Peyraube(1988)。當中以呂叔湘最為宏觀，把漢語史一分為二，認為唐宋之交、晚唐五代區分了古漢語和近代漢語(現代漢語只是近代漢語的一個分期)，亦產生了官話咎和非官話的區隔。
現代漢語的特點在南宋至元朝間定型(方按﹕其實部分只是官話特徵)，例如入聲消失、濁音清化、鼻音消失，第三人稱用了「他」(南方仍用「k」聲母，如粵語「佢」)，複數用「們」(南方都不用，如粵語仍用「地」)。
古代漢語還可以再分為二，以東漢為界。如王力就把先秦至東漢分入上古期，中古期至南宋。
高本漢(B. Karlgren, 1928)則以語音分期，把漢語史分為上古(Archaic，詩經時代至東漢—留意也是以東漢為界)、中古(Ancient，六朝至唐)、近古(Middle，宋朝)、近代(Modern?，元明)。

4.2 講者認為，中國史分期是以政治朝代劃分，不應與漢語史分期重合的。
他舉例說，一般人總以為粵語語法改變最大的時間，應該是1949(解放軍佔領廣州)或1997(香港回歸)吧﹖但其實研究顯示不是這樣，最大的改變發生於1910-30年代。
例如他的博士論文就是討論﹕現在問人「係唔係」(如「你睇唔睇書」)並非粵語本來的語法，而是官話的語法(「是不是」)，粵語本來是「睇書唔睇」或「睇書唔呢」(方按﹕前者香港老一輩間中還會有，而南洋人講廣東話亦不時如此)。不過如果認為這是「北方壓倒南方」也不對，因為北京話本來也是說「看書不看」，「看不看書」其實是南方官話的語法。亦即是說，其實「是不是」的語法是南方官話同時改變了北方官話和粵語。為何會這樣呢﹖講者認為最大可能是當時通車的粵漢鐵路所導致，加強了南北交通往來的結果，比政治更迭影響更大。

講者舉出很多學者對中國史的分期方式，都是與漢語史分期不重合。唯獨是內藤湖南(1866-1934)的分期重合﹕
—上古(至東漢中期)
—中世(東漢至唐)﹕內藤「唐宋變革說」，認為這段時期相當於歐洲的文藝復興。
—近世(宋至清)﹕內藤「宋代近世說」。
因為他的參照系與標準與其他學者不同，他是植根於整個東亞大陸的大背景，以歷史發展為時代文化發展。內藤認為東亞酣史就是以中原為核心的東亞地區各文化交融、擴散、中心轉移的歷史。他說「余之所謂東洋史，即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支那上古史，1944)
而有趣的是，橋本萬太郎(1983)身為與內藤所屬京都學派死對頭的東京學派，但也有同樣的看法(東亞史是漢語同化周邊的歷史)。

5. 第二個年代重合。
Huntington (Civilization & Climate. 1935)指出﹕歷史事件和氣候變化之間的緊密關係，超乎所有人的想像。
例如公元二世紀(東漢)後歐亞大陸寒冷化，在東方導致匈奴崩潰，在西方則出現日耳曼人大遷徙，導致羅馬衰落。最後拉丁語發生質變和分化，成為日後的羅曼語族。
另一例子，國人常說「漢唐氣象」，這個氣象本意是「氣派」，但亦確有「氣象」之功。因為秦至西漢(文景之治)、隋至中唐(貞觀之治)都是溫暖期，以至日後北方人多自稱「漢人」而南方多自稱「唐人」。

6. 上古期，除了殷末周初、西周中晚期兩次出現短暫寒冷期外，其餘都比現代稍暖。相關研究包括胡厚宣(1944)、竺可楨(1972)、葛全勝等(2011《中國歷朝氣候變化》)。

殷代北方氣候與今日江南相近。殷墟曾出土化石象，原先被認為是南方進貢，後來認為是野外狩獵所得。作為印證，河南古稱「豫州」，《說文解字》曰﹕「豫，象之大者」。
到秦朝北方大量使用竹製品和竹簡，證明黃河流域足夠溫暖，廣泛有竹生長。

而到了東漢冷期，由東漢公元初(方按﹕東漢始於公元25年)，南京竟可興建「冰房」儲存大冰塊為食物保鮮，可見其氣候之冷。

唐末至五代為冷期。唐初中期(暖期)長安冬天經常無冷雪，而且還可以種柑橘梅樹之類的亞熱帶植物。而進入五代後華北就再無梅樹了，蘇軾﹕「關中幸無梅」、王安石﹕「北人初不識，渾作杏花看」。

竺可楨指南宋時期，1111年江蘇浙江之間的太湖全部結冰，冰面結實可通車。而1170年北京西山，重陽節已遍地冰雪。

明末清初的小冰期於17世紀帶頂峰，當時無錫段大運河結冰不能通航，以至鄱陽湖、洞庭湖、太湖都結冰，連廣東廣西都冰雪頻繁。

7. 這些寒冷期同時透過人口遷移，導致了官話與非官話之分隔，並形成了東南非官話方言的形式。

這些寒冷期當中的人口遷移主要可分為﹕
—八王之亂、永嘉之亂
—安史之亂
—靖康之難﹕這一次導致東南方言徹底脫離了中原母體自行發展，而且南方人口首次超越北方，經濟重心南移。(根據葛劍雄(1991)，秦至宋元初北方和南方人口比為8:2，到元末為2:8。)

漢語有史以來都是SVO (上古漢語為非典型SVO，但仍比後代漢語更典型)，「現代漢語基本結構特點」逐步形成，關鍵期就是寒冷期。結果漢語保持是SVO，但不像世上其他的SVO語言，也不像SOV語言，是兩者的混合體。

8. 從地理上看，漢人是農耕民族，而長江以南的SVO南方民族都是農耕民族﹔長江以北的SOV北方民族都是遊牧(或漁獵)民族。

嚴寒對遊牧民族的影響遠大於農耕民族，因為遊牧民族四處遊走並無存糧，所以大風雪可能令牲畜全數死亡而生計無著。

在史前至有史以來，北方漢人(方按﹕華夏)與非漢人長期比鄰而居，語言亦接觸融合(漢語胡化和胡語漢化同時發生)，貫穿整段歷史。(今日仍發生，主要發生於太行山以西的西北地區)
而更大的接觸融合就是發生於寒冷期。
在溫暖期中原王朝比較強盛，對北方主要採取「和親」、防禦為主。到寒冷期，遊牧民族南下，影響中國歷史的進程。
葛全勝等(2011)指出，遊牧民族南下與冷暖週期變化是同步共振。

9. 語法獨特性與接觸關係。
馬氏文通(1898)旨在找出「華文所獨」的語法特點，但當時人找出的很多特點都只是相對於印歐語言(甚至只是英語)而言。並非漢語特點，而只是類型特點(因為周邊的SOV語言一樣有)。

講者指出現代研究中的漢語語法特色﹕
9.1 「是非問」用「反復問」(A-not-A)，即「是不是」。(這一點周邊語言也有，是受漢語影響，與寒冷期無關)
9.2 「處置式」(「我把飯吃了」把SVO變成「S把OV」形式)，同樣僅見於漢語和受漢語影響的周邊語言。
9.3 基本上是SVO，但介詞短語多前置於動詞(如「我"用刀"吃肉」，其他語言會放後面，如英文 I cut the beef "with the knife")。只有三種語言是這樣的﹕官話、粵語、客家話。
9.4 (抄不到)

10. 漢語其中特色是「動後限制」(post verbal constraint)，動詞如果帶有其他成份，賓語就會被擠走，令動詞後只餘下一個成分。例如我們不會說—
—「他看書很快」(he reads very fast)，而是「他看書看得很快」。
—「他看書兩個鐘頭」，而是「他看書看了兩個鐘頭」。
要強調「書」的話就變成「書，他看了兩個鐘頭」。
又或者把時距前置，「他看了兩個鐘頭的書」。
—「他洗衣服乾乾淨淨」，而是「他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

其他SVO語言都沒有這種限制，動詞後可以無限加上去(英語就是如此)。
上古漢語沒有這種限制。
南方方言也不嚴格。
現代北方話就很嚴格。
西北方言更為極端，例如他們會說「把你恭喜」，乾脆令動詞後面甚麼都沒有，變成類似SOV語言的模式。(SOV語言動詞前可帶無數短語，而動詞後不能有任何短語。)
「動後限制」就是漢語在SVO和SOV之間的一種折衷，讓動詞後只帶一個成份。

11. 以地理解釋這一些特點很困難，因為缺乏足夠證據，而且學者有認識誤區。內因論和外因論者二元對立。例如認為「北方漢語阿爾泰化」的說法就忽略了兩者之間的互動。但因為兩者已經融合為現代北方漢語的特點，找不到單純屬於漢語或阿爾泰語的證據而難以說服。

漢語和阿爾泰語的廣泛接觸是始於遼金元，但漢語本身的特點是始於漢代。
把重點放在阿爾泰語會忽略了漢語和藏緬語(氏、羌)、突厥語(胡、匈奴)的關係。(方按﹕即是漢語早已吸收了「五胡」的SOV特色，早於阿爾泰語的影響。)
東漢至晉，華北漢胡比例為5:1。(關中在西晉時漢胡比例抄不到)

中國式的語言接觸，兩千年來一再把入侵的非漢語民族轉為用漢語，這一點世界上少有(日爾曼入羅馬後採用拉丁語即如此)。
漢語是由內部演變和外部驅動共同形塑而成，但非漢語的影響不一定直接影響了語序(例如變成「我把飯吃」)。可謂「不借之借」，兩邊的核心都保留了一些。

12. SOV語言的核心是「動詞結句」。
漢語的核心則為「動在賓前」。

假設日美長期混居，日本人採用英語，可能發生的情況有三種﹕
第一種，兩者不協商、不妥協﹕I the book am reading (S O be V-ing) (方按﹕借英語字詞，但用日語原有的SOV語法)
第二種，兩者不協商、但妥協﹕I am reading the book (S be V-ing O) (方按﹕完全採用英語語法)
第三種，兩者協商且妥協﹕I am read-the-book-ing (S be VO-ing) (方按﹕大體採用SVO語序，但動詞拆開了，遷就SOV語法。)

當然上述只是純假設，但西北地方卻發生了類似的事。
在漢語的非西北方言，我們會用「V著O呢」的語序，如「他寫著作業呢」。
可是在西北，人們卻會用「VO著呢」，說「他寫作業著呢」。這種傾向越往西走越發達。

這類特殊情況就是原自不同語言之間的妥協。
漢人的語言，本來是動詞後不單有賓語、而且有兩個。
非漢人的語言，動詞後不能帶賓語。

於是兩者混合後，就用「了」、「過」之類加進語序中作妥協，用這些字偽裝遮蓋了其中一個賓語。於是動詞之後有賓語，但只限一個。

例如關中話會說「他給他媽了八十塊錢」，陝西中榗話說「他給我了三十塊錢」。
(方按﹕我們會說「他給了某某若干塊錢」，但這樣動詞完成式「給了」之後就有兩個賓語﹕「某某」和「若干塊錢」。於是在這些跟SOV語言有較多接觸的地方，就把「給了」拆散，用「了」字遮了後一個賓語，令動詞「給」之後只見「某某」一個賓語。)

又例如能性補語，如「吃得飽」這種說法主要見於南方官話和東南方言(除了閩語的補語不發達之外)，北方話多用「吃飽了」或「能吃飽」。

---

其實講義的內容很豐富，有很多的東西都抄不來。
而且之後時間不足，其餘的內容沒說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