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成《國家圖書館故事》(卷一﹕發展史及館舍建築)、(卷二﹕館藏發展及整理)、(卷三﹕漢學圖書館故事)，元華文創，2020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原稱國立中央圖書館，是民國圖書館體系的核心。
當然是因為見到「國家圖書館」五字而買的電子書，但如果看倌只想了解國圖歷史，可以只看頭兩本，而不用理會卷三。因為本系列卷一是聚焦於「館」本身(設置、人員和服務)，卷二聚焦於「書」(古籍善本收集保存經過、數碼化和自動化)，卷三其實是介紹外國(主要是日美)如何收集中國古籍建立漢學圖書館，跟國圖本身關係不大(當然在收集古籍上算是競爭對方或合作夥伴吧)。而且內容接近「官史」模式，相當細瑣，看倌未必需要全本讀完，可以跳著看。當然如果你像方某對圖書館特別有興趣，自然會把它全部讀完。
學校圖書館同工讀本書還會發現熟悉的名字，「細細個就聽過佢個名」的賴永祥自不待言，原來在本行很知名的陳昭珍教授，九十年代已經參與(當時)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工作。的確是很有資歷的前輩，教授現在仍經常帶領台灣同工參與交流活動，爭取提升學校圖書館同工的認受度。
本書最奇怪的是，明明是台灣學者的著作，是中華民國的機構故事，內容也是以民國為中心，但行文卻不時見到「新中國」這類不符合民國立場的突兀字眼。就算是引用對岸材料，也應該要修飾一下才行。
(如果閣下有興趣讀電子書，經本文連結 http://moo.im/a/0zBFJZ、http://moo.im/a/eisDEN、http://moo.im/a/3bjszW 購買，本人將獲得平台回饋。當然看倌不一定要經這條連結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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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卷一﹕
#391第一章一(一)﹕劉國鈞在1928年已在倡建中央圖書館。
劉按照杜威分類法制訂的《中國圖書分類法》一直用到今日，經賴永祥增修後為台灣各界和香港中學圖書館使用(小學普遍只用杜威法)。大概因為賴永祥法的增修太有國民黨色彩，香港公共圖書館繼續沿用劉國鈞法(大概有自行增修)，所以兩者的綱目大致一樣，但細號有不同。
#463(八)「籌備處於1935年2月16日在《中央時事週報》（4卷5期）起開闢〈學瓠〉（比喻學識像瓠子一樣逐漸長大）專欄，每週六出刊」
方某胡說八道﹕難道不可以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之意﹖
#469第一章二(一)「10月8日籌備處即依該《綱要》編印《戰時國民知識書目》（油墨印）第1期，至1939年8月17日停刊，共出27期。本目錄重在實用，與專門目錄不同。內容主要為軍事相關知識及其問題，每期以一問題為主題，編製簡目，期引起民眾閱讀抗戰圖書的興趣，供給知識給民眾，動員民眾。先後在南京、武昌、岳陽、長沙、宜昌、萬縣、重慶等地，攜帶油印機隨時編行。9月25日採巡迴文庫，服務傷病軍醫院，訂定《傷兵醫院流動書櫥辦法》，11月1日編印《傷兵醫院流動書櫥圖書目錄》，與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等團體合作，創辦流動書櫥10個，於11月8日起分送南京各傷兵醫院，輪流閱覽，俾受傷將士益智遣懷。」
有本《書本也參戰》講美國的，幫圖書館買了但一直沒時間自己讀。
#481「尚有77相件由怡和輪船公司分批啟運」應為「箱」。
#489(三)「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依財政部中央各機預算及緊縮通案停發籌備處經費，由教育部民眾教育費項下勻撥維持。」應為「各機關預算」。
#493(四)「1938年4月10日籌備處以中央政府移駐重慶，亦為西南文化薈萃之地，而尚無規模完備的普通圖書館，因即計畫建立重慶分館，經呈准教育部，動用中英庚款會補助建築經費的部分款項籌建。5月14日，籌備處和教育部、重慶市政府，勘定重慶市兩浮支路新市街第一苗圃，作為國立中央圖書館重慶分館建築基地。10月1日重慶分館工程開工，1941年1月館舍落成。」
「因即」應為「應即」。又，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就算在剩下半壁江山四海困窮之下，仍不忘繼續大學教育和興建圖書館以儲才。而另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就在大陸統一、四境無大事(周邊是有韓戰或中印邊境戰爭這類衝突，但基本不影響北京政權穩定)的時候，叫停教育，趕學生上山下鄉，再放任人們破壞歷史文物。
#506(八)「1940年開始編纂分類表的工作，參酌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兼採歐美各家之長，並仍儘量保存圖書分類固有的系統，全表分40大類，各類均邀全國學者專家審定（國立中央圖書館，1935）。1943年又編中日文圖書著者號碼表乙種。」
真的有興趣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528-537「國圖於1942年6月奉教育部指示籌辦圖書館學補習學校，用謀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及便利有志青年進修。……7月15日開學，學生35人。9月20日結束，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計17人。」
大概只有一半人能及格，如果不是戰亂令學生無法完成課程的話，要求似乎不低。
#542第一章三(一)「國圖「於6月1日將渝館改為辦事處〔國圖重慶辦事處，辦理復員未竟事宜及館舍移交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籌備處〕，並同日起在京正式辦公。」」
現重慶圖書館。
#547(二)「1945年10月27日國民政府公布《修正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全14條）。依該《組織條例》，修正的部分主要有四：1.擴大編制，「置館長1人（簡任），組主任5人、編纂14人、編輯15-25人（均聘任），幹事25-40人（委任）」，「會計主任1人（薦任），佐理員2人（委任）」，「人事管理員1人，佐理員1人（委任）」。「得酌用雇員40-50人」。編制人員定為105-140人。」
「薦任」之誤﹖抑或是指全屬短期聘約，不是終身制公務員﹖
#600-606(四)「屈館長稱：「一個國家圖書館的職責，是收藏本國和外國的文獻以及各科的圖書，不應有所偏廢。但是國圖購書經費太少，與其兼收並蓄而一無所長，不如作重點的發展，使之成為一某方面的圖書重鎮。」鑒於「我國研究數理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人士，都集中在各大學和研究院所，其圖書設備，本已具有基礎；加以近年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重要書刊，多已應有盡有。國圖也不必以有限的財力，去複購這類圖書」。爰以「大量補充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圖書」為採訪書刊的重點，「以既有的14萬多冊善本圖書為基礎，再增購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圖書，期使國圖成為全世界研究漢學的中心」。」
解釋了為何整個系列集中講漢學圖書。
#606「教育部爰撥100萬元用以收購所缺；並經各有關單位會商，在國圖設一特藏室，置大陸出版學術性書刊，國圖派妥人員負責管理，凡真正從事研究工作的學人，需要參考此項書刊者，經過申請及保證手續後，可以入室閱覽。」
白色恐怖年代的「匪情研究」。
#673(八)「當時因義務教育的普及，中學人數激增，採二部制，教室整天上課，中學圖書館容量不夠，於是中學生都前往公共圖書館，使其成為中學生的自修室。國圖在館舍建築初步改善後，自1962年度起，限制閱覽人年齡需滿20歲，方能進館。因為中學生減去，於是成年人增加」
這其實是自修室不足之過，就算在香港，學生到圖書館霸佔座位也是常事。不過限制未成年人不准入館，倒非圖書館鼓勵民眾入館之道。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因應方法，除了加強巡邏清走霸佔座位的雜物，就是開設特別閱覽區，要求民眾借用圖書館參考書籍，方可使用。
(當然也有人假意借用參考書，然後坐進特別閱覽區的。不過因為此區有職員看守，被人看著讀書畢竟並不舒服，而且霸佔座位長時間離開也不可能。所以真的厚著臉皮坐進去溫習的人很少。)
#717第一章五(一)「最後通過「《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修正為《國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的「國」字重複。
#720「美國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館長李華偉，向香港校友邵公權募集25萬美金，成立了「國際圖書館員培訓計畫」（Inrernational Librarian Intership），使得每年都可以多資助5位亞洲圖書館館員，到俄大圖書館接受3-6個月的在職訓練。」應為「International Librarian Internship」。
#737(三)「1952年應李石曾之邀，遠赴法國李昂籌辦中國國際圖書館。」應為「里昂」。
#742「1993年春，臺烏雙方達成協議，由我教育部提供美元30萬贈與烏國國家圖書館作為圖書館自動化設備經費，世界社開具授權書，教育部即於1993年6月派國圖編纂黃淵泉專程赴烏辦理藏書運回事宜。」
背景是烏拉圭於1988年與中華民國斷交。
#759「雙方合作關係上最受到國際間普遍重視的則為「出版品編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CIP)、國際標準書號制度。」應為出版品「預行」編目。
(方按﹕由於圖書館制訂書目時，通常只有出版社提供的基本資料，並沒有見到整本成書，所以CIP的內容僅供參考。尤其分類號，殊不可照抄，否則必然自誤。)
#863第一章六(一)「2000年1月3日國圖借調臺師大社會教育學系副教授陳昭珍，擔任閱覽組主任到職。」
想不到讀書見到認識的人。陳昭珍教授對學校圖書館界是知名人士，因為台灣很多學校圖書館老師都是她的學生。原來她廿年前早已經參與中央圖書館工作。
#899(八)「酒精潔手。提供「自動手指消毒器」，供入館讀者使用。」
是「手部」吧﹖怎可能只消毒手指﹖
#917(十)「詮釋資料（metadata）欄位分析建檔」
這個譯法真的沒聽見，因為一向用的是元數據。
#928「2007年10月17日UNESCO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簽訂發展「世界數位圖書館」協議備忘錄，並在巴黎共同舉行展示會；「展示會現場人員包含UNESCO主席、官員、美國國會館相關組織館員、來自美國國會館、埃及亞歷山卓圖書館、巴西國家圖書館、埃及國家檔案館、蘇俄國家書館、蘇俄州立圖書館等6個（合作館）館長」
2007年蘇聯解體十幾年了，哪裡還有「蘇俄XX」﹖按維基百科條目記載應是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和俄羅斯國立圖書館。
#1125第二章二(一)「4月22日該艦隊司令少將林遵……決定將在南京燕子磯芭斗山長江江面率艦隊起義投共。」
一本站在民國立場寫的書，應該用「起義」嗎﹖
#1133「鍊油」應為「煉油」，以「鍊」作「煉」是日文用法(如《鋼之鍊金術師》)。
#1150(四)「杭立武乃陪同兩院理事蔣孟麟、傅斯年、馬超俊、張道藩、羅家倫等親赴3地視察，認為臺中縣霧峯鄉吉峯村（今臺中市霧峯區吉峯里）北溝山麓地勢較高，背後是山，而且附近沒有住戶，消防、警衛，都較方便，決定採用。」
應為「蔣夢麟」之誤。
#1250四(一)「「靜待塵埃落定」（wait until the dust settles）」
#1264(二)「美援對我國政府而言，在政治、外交、經濟困境中，美國提供援助的時機，可稱為「及時雨」」
之前內戰呢﹖
#1350第三章一(三)﹕「1961年11月14日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自製50瓦電視發射機在該館7試播成功。」
七樓﹖
#1361二(一)﹕「他曾設計建造在上野公園內博物館（後曾改稱「帝國博物館」、「東京帝士博物館」；二戰後改稱「國立博物館」）」
應是「東京帝室博物館」。
#1483四(十三)﹕「2.推動圖書館自動畫作業」應為「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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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360第一章一(一)﹕「胡適又於1923年1月，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揭示了「整理國故」的意義與方法。首先提到「『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並指出「『國故』包含『國粹』，但它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瞭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
是故全盤否定或全盤接納，均屬不當。新文化運動的大旗手有不少都飽讀舊書，明瞭這點。惟很多跟隨他們的年青人就不明白，例如胡適當年「全盤西化」就是說過了頭誤導後進。
#390(四)﹕「胡適在1928年7月上海東方圖書館舉辦的「圖書館學暑期講習班」專題演講〈中國書的收集法〉。他開宗明義說：「……如果要把他做終身的事業，就要懂得書。懂得書，才可以買書、收書、鑒定書、分類書。」「要懂書，有3個重要的辦法：愛書、讀書、多開生路。」……胡適贊同顧頡剛代表中山大學，拿了幾萬塊錢出來收書。不論甚麼東西，如果是書，就一律多要。胡適稱這個方法為「無書不收的收書法」。「這種方法是用歷史的眼光來收書，我們可以說『一切的書籍，都是歷史的材料。』『材料不在乎好壞，祇要肯收集，總是有用處的。』」胡適覺得「圖書館是應當要博的，而且從博這個字上，也會自然而然的走到精密的路上去。」」
這本來也就是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的目標。
#459二(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小屯南地甲骨整理小組以筆名蕭楠（諧音「小南」，成員有溫明榮、劉一曼、曹定雲、郭振祿），發表一系列與甲骨有關的報告文章」
中共習慣，為了突出集體，老是以筆名遮掩個人。
#480(三)﹕「2017年，甲骨文藏品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申報的收藏單位11家（藏量在1,800片以上），分別是中國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館、山東博物館、旅順博物館、天津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但台灣沒份。
#507三﹕「滿文老檔存放在瀋陽故宮，被內藤虎次郎盜拍照片回日本」
至少只是拍照，沒拿走原件。在那個年代(對比在敦煌鑿下壁畫神像之類)已不算太過分。
#509(一)，甚麼是「紅本」﹖從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查到的是﹕「即經內閣閱批的題本」。
#540(二)﹕「內閣大為庫檔案處」應為「大庫」。
#566﹕「北京國民政府」應為「北平國民政府」。(雖然是引述中國大陸的著作，但始終那時正式名字是「北平」，不尊重歷史事實的描述不宜跟隨。)
#578(三)﹕「南宋時其瓷器」應為「時期」。
#586 / #1128﹕「新中國成立」，作者好像總是忘記了這套書是站在民國立場寫的。假設作者不認同國民黨，也不等於自動認同共產黨史觀。稱「中共建政」較為中立。
#667第二章一﹕「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及國會圖書館等，對於方志、家譜尤為著意蒐購。」
為何美國圖書館要買中國人的家譜﹖
#725(二)﹕「50萬元由中央銀行匯到香港王雲五處，為謀由港匯滬妥善起見，由王氏將此款領出，以「圖記」名義，存入已遷到香港的中央銀行廣州分行，憑其印鑑開支；另由何炳松在上海商業銀行的上海總行，亦以「圖記」名義開立存戶，憑其印鑑開支存款。上海香港開戶後，有關搜購古籍費用的轉匯事宜，以「圖記」名義進行存取支出等事項。」
香港人有「拉記」，民國人有「圖記」。
#733﹕「鄭振鐸因購得《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感受到政府「即在被侵略的破壞過程中，對於文化的保存和建設還是無限的關心。」」
#743﹕「總覺得有些對不起古人。但我所深有感者，乃在沒有國防的國家根本上談不上『文化』的建設。沒有武力的保衛，文化的建設是最容易受摧殘的。」
在面對強敵侵略，國之將傾時，這個獨裁政權還是注意教育和文化保存。渠料三十年後，另一個政權竟變成「有國防的國家主動摧殘文化」。
#778﹕「1937年受到抗戰的影響，上海淪陷後不到一個月，戰火即蔓延到南潯，日軍日人強行來書樓閱書、掠書、「借用」，損失了一些書籍，工作也立即停頓，僅留工友一二看守，書樓多次遭到日偽人員的騷擾，刻友顧克武、蔡紹祥被日軍槍殺」
守書真的會被人殺。
#785﹕「1951年11月19日，劉承幹致函浙江省圖書館，願捐獻嘉業藏書樓及其藏書和書樓四周空地，并藏書書版連同各項設備……初劉氏曾希望藏書由政府收購，但依《土地改革法》及其補充解釋，劉氏藏書「應由浙館會同嘉興圖書館接收代管，代管後再相機發動其捐獻。」」
先收起再叫人捐，等同搶劫。
#983二(八)﹕「遇有可景印之孤本，隨即攝照」應為「影印」。
#1004第三章一(一)﹕「中央宣傳部」是指汪偽政權的部門，應加「偽」字。
#1094四(一)﹕「主任也頻頻換人，業務免能維持」應為「勉」。
#1108(二)﹕「考慮南方氣後潮濕」應為「候」。
#1133﹕原來北平圖書館一批寄失的書，和著名的失物北京猿人化石，都是原訂由同一班哈里遜總統號運美。
#1236附錄(一)﹕「安平秋曾指出……存藏在海外的中國古籍，不管當年它們通過什麼渠道，怎麼流傳到海外的，事實上今天都已經成為國外眾多圖書館的重要存藏了，中國的文化財富成為世界的文化寶藏，恰恰彰顯了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我們完全不必籠統地、簡單地強調古籍必須回歸，更不必牽強地把古籍回歸與愛國、政治乃至民族尊嚴聯繫起來。……放眼未來，古籍回歸更多時候還應該立足於「複製」，根本目的在於為國內學術界提供更多的基礎性的文獻支撐。」
中國大陸難得務實之言。
#1244(二)﹕「公共書館」應為「公共圖書館」。
#1382第四章一(一)﹕「支助」應為「資助」。
#1438(四)﹕ 「關於「中文羅馬化的工具」仍採「韋傑士（Wade-Giles））音系統」。雖然1979年6月美國國會圖書館發表聲明，該館暫定自1881年元月改用「漢語拼音」（Pinyin）來編所有中文圖書資料」
Wade這人一般都是譯「威妥瑪」，連帶拼音方案也是叫「威妥瑪拼音」，未見過另譯的。
「音系統」漏了「拼」字。
「1881」顯然是「1981」之誤。
#1523-#1530三(二)﹕「1990年冬，學會分類編目委員會基於使用者認為若干條文有重新檢討的必要，爰開始著手修訂《中國編目規則》，由主任委員吳瑠璃主持，參與研討工作委員包括盧荷生、吳明德、鄭恒雄、江綉瑛、李莉茜、陳和琴、陳昭珍等，於1995年6月出版修訂版」
不只2000年，再之前已經在參與了。(當時方某還是中學生呢)
#1544(五)﹕「《中國圖書分類法》係由劉國鈞於1929年仿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編訂。政府播遷臺灣後，臺大圖書館學系教授賴永祥自1964年首次編訂自行刊印以來，至2001年出版增訂8版，已通行於臺灣及香港、澳門等華文地區；國內各級圖書館據以作為整理圖書重要分類的依據。2001年9月21日賴永祥將該分類法著作權無償捐贈國圖」
方某在中學時還請老師代購一本，當時還是賴老自行出版。後來的版本才交國圖負責。如果你明白這段歷史，也就會明白為何香港只有中學和大學會稱/用「賴永祥分類法」，而公共圖書館只會用「劉國鈞分類法」(由於公圖很少強調這點，所以其實沒幾個用家知道劉國鈞這個名字)。
#1662六(一)﹕「1987年1月10日國圖為早日實現「集中鍵檔，資源分享」的目標」應為「建檔」。
#1717(五)﹕「1984年3月14日美國圖書館計算機線上中心（OCLC）自動化系統部門經理王行仁應國圖館長王振鵠函請來臺商談雙方合作的可能性。王行仁曾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提到「當時並沒有Internet，因此王館長計畫要從臺灣拉一條電訊專線到OCLC，使臺灣圖書館的資訊服務，和國際打成一片。」
當時充其量是未有World Wide Web，已經有互聯網了，要不然怎樣駁去OCLC呢。
#1753(六)﹕「2004年8月，茲為擴大古籍書目資源，邀請大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加入」應為「中國大陸」。
#1761﹕「2008年舉行第6次會議，議決建立「中文名稱規範共享庫」，伺服器設在香港中文大學，系統需求提綱由香港提出，系統開發由CALIS承擔，建置了「中文名稱規範聯合數據庫檢索系統」（Chinese Name Authority Search System；CNASS）。」
中大早年做了香港互聯網中心，所以有不少相關項目都在中大。
#1785七(三)﹕「1995年國圖將「資訊網路系統」置於全球資訊網（World Wid Web）」應為「Wide」。
#1845(五)﹕「包括與政府施正相關的新聞」應為「施政」。
#1932第五章一(三)﹕「即時手動掃描作業。國圖成立期刊影印掃描室，對於既尚未進行批次掃描，又還未上網的期刊，如有圖書館或讀者提出文獻傳遞的需求，國圖可利用期刊影像手動掃描，立即連結傳送的功能，作單篇文獻的掃描保存與傳遞。」
我還以為像香港中央圖書館的MMIS般，要館員On-demand手動拿影碟影帶去播放供遙距觀看，已經夠奇。
#1935﹕「以便視覺障礙者與明眼人同步得知圖形所呈現的意義」
香港不會用「明眼人」指視力正常者。
#2075(八)﹕「報紙方面因時多家國內報社已開始發售其報紙光碟，所以國圖以不與業界商品重複為原則，凡能價購者，皆不進行數位掃描，以節省資源。」
更大的不是法律和版權理由麼﹖如果報社本身有光碟合訂版發售，圖書館再自行掃描，就有侵犯版權之嫌了。
#2102(九)﹕「提供個別化服務」
他們是這樣寫的，但在下認為「個人化」是更好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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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53前言﹕「中日兩國一水之隔，文化交流史可說是源遠流長。以孔孟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對鄰國的影響最深的是日本。」
你肯定不是韓國﹖
#62「在思想、文化、經濟、社會、學術等領域，一直不斷地向中國爭奪主導地位，特別是在東亞大陸和中國學研究的學術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妄想建立科學的東方學的正統在日本的學術地位。」
這評語很奇怪，為何是妄想﹖甲午之後很明顯中國衰頹、日本國力日上，漸居列強之一，想建立東亞文化學術的主導地位有甚麼出奇呢﹖
#74「因為西方列強蠺食鯨吞中國領土和擴張殖民地的野心，這種探險和考察的目的和動機，並不單純，使得即使是學術科學的考察活動，也往往兼帶有蒐集一般情報的使命。」
學術考察兼有收集情報，這其實不是侵略時代才有，而是和平時代都有的。要不然中共怎會事無大小都當成事關國家安全﹖
刺探機密才算間諜行為。透過公開途徑收集非機密情報，屬正常行為，各國駐外機構一般都會做這種「情報工作」。外國學者當然不一定協助本國收集情報，但就算順道向本國政府提供消息也不出奇。所以見到外國使館有情報官員也不用像那些大鄉里般大驚小怪，你以為人家搞間諜活動，會像007般公開身份讓你知道﹖
#365第一章一(一)﹕「不數十年」應為「不下數十年」。
#436(三)﹕「1933年（昭和8）第16代藩主德川賴貞（1892—1954）」
#439﹕「1977年（昭和52）第13代藩主德川圀順（1886—1969）」
早就沒有「藩」了啦，他們是叫「當主」。
#477二(三)﹕「包括唐鈔本1部、宋金元刻201部、明抄本和名刊本146部、清抄本和清刊本14部」應為「明刊本」。
#567第二章二(一)﹕「明治維新「廢藩置縣」，武士瓦解，民間出現了所謂「浪人」，即無職業者。來到中國尋求出路的浪人，大多希望中日開戰」
這應該跟是否來中國無關，反正那些都是武人，有仗打才有事做。
#594二(三)﹕「義合團」應為「義和團」。
「一可以樹中國富強之基，而可以固中日輯協之根」應為「二」。
#620(五)﹕「大本營陸軍省」應為「陸軍部」。(戰前日本政府內閣有陸軍省，但大本營直屬天皇，分設陸軍部和海軍部。)
#622﹕「調查要目、調查要目」重複了。
#622﹕「復依石井部隊（即惡名昭彰的第731部隊，由中將石井四郎領導）村上少佐，《教育資料 兵要地志調查研究ノ着眼》手抄謄寫本3頁，載：1.地形地質；2.河川湖沼濕地；3.氣象；4.宿營給養；5.給水；6住民地等6項的調查內容。」
為何細菌戰部隊要做地理研究。
#640三(二)﹕「《黃清職貢圖》」應為《皇清職貢圖》。
#643﹕「經疏通了奉天都督趙爾巽、奉天外務使孫寶縉，進行了竊取性照相拍攝了1778年（乾隆43）重抄本加圈點《滿文老檔》180冊」
這說法其實很奇怪，就算靠賄賂，他也是得到了許可才拍攝。
「日本學者關於中國（「支那」）研究的立場，是強烈主張所謂「滿蒙」地域的「特殊性」，以「中國疆域應限於長城以內的十八省」，將研究導向「滿蒙」與「中國本土」相分離的結論，為滿蒙「建國」樹立合理化的理論依據。」
其實跟中國學者強調「自古以來」、或者邊陲地方跟中原文化的關係一樣，都是政治主導學術。
#661(三) / #718四(三) / #737 / #895六(二) / #953七(三) / #1616第四章二(四)﹕「新中國」又來了。
#779五(三)﹕「滿鐵調查報告是為政府決策服務的產物，政治性高於學術性。」
「進行調查是為施政服務」(結果回饋影響政策)，和「調查結果是為推動政策服務」(公佈的結果取決於政策)是兩回事。
#801﹕「戰時經濟經濟調查」重複了。
#839(七)﹕「隨即內閣會議決定物質的緊急處理」應為「物資」。
#851(九)﹕「18年（1929；昭和4）松岡洋右出任滿鐵副總裁」應註明「民國18年」，因為先前都是用西元年份。
#871﹕「1950年2月14日總理周恩來」
明明作者是台灣人，怎麼行文總是讓人以為是大陸人的﹖
#951七(二)﹕「吉岡安置」應為「吉岡安直」，這個負責監視溥儀的「帝室御用掛」實在太出名了，有看《我的前半生》或電視劇《溥傑與王妃》的都會有印象。
#995第三章一(二)﹕「聖功會英國傳道會」應為「聖公會」。
#1025二(二)﹕「由船長退役海軍上尉格林（John Green，1736—1796）」
Captain這個銜頭的翻譯經常出事，因為它同時可以指船長(或機長)、陸軍上尉和海軍上校。後兩者尤其麻煩，大家都是軍銜，卻差三級。網上資料提及這位John Green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是Naval Captain，那麼他的銜頭就應該是海軍上校而非上尉了。
#1047(六)﹕「他搭「羅曼號」（Roman）從紐約出發」
Roman一般應該譯「羅馬」﹖
#1056﹕「美國戰勝墨西哥，得到了位於太平洋沿岸的加里福利亞，開始積極的向東亞擴張」
是擴張貿易吧，美國似乎沒在東亞佔領土地的意圖﹖
「被美東印度艦隊總司令海軍准將伯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49—1858）在澳門雇為首席翻譯」
雖然中文維基稱日本會稱之伯里，但中文一向都是叫「培里」吧。
#1085﹕「修訂《蒲安臣條約》，規定對華工赴美，美國「可以或為整理，或定人數、年數之限」，限禁來美華工，為美國排華政策奠下法律的基礎」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權限制外勞入境，訂立這條文、後來的人據此排華，跟當日的草擬者是否排外是兩回事吧。
#1164三(二)﹕「管家丁龍（Dean Lung）的捐款，並認同他的理念，決定成立漢學系，1902年（光緒28）設立「丁龍漢學講座」」
背後原來有一段義僕故事。
#1164-1173「「韋傑士拼音系統」（Wade—Giles System）」
同上，一般都是譯「威妥瑪拼音」。
#1183四(一)﹕「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10）、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1913）等。」
我想美國人沒那麼玻璃心。人家機構名字本身無「美國」字樣，又不是在外國有分會(那就要區分「X國的某基金會」)，那就無需在人家名字前勉強冠「美國」了。
#1191﹕「1929-1931年，費正清獲得羅茲獎學金（The Rhodes Scholarship）遠赴英國牛津大學研究東亞問題」
都是譯「羅德獎學金」的吧，未聽過譯羅茲的。
#1211五(一)﹕「1904年（光緒30）國會館得到清政府捐贈因參展美國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Lauisiana Purchasl Exposition）的圖書198部、1,965冊，多為湖北省崇文書局、湖北官書處印刷圖書，及湖北洋務譯書局、湖北翻譯學塾譯書。」
送翻譯外文書給美國﹖
#1240﹕「2017年，居蜜、梁紹傑、王粹人、楊文信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古籍鈐記選萃》3冊，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
西泠印社，經常被寫錯的名字。(西冷就變成牛扒了，笑)
#1283(二)﹕「及至1926年燕京大學在中國教育部備案，依定規外國人在華設校不得自任校長，乃延聘清翰林吳雷川出任校長（Chancellor），司徒雷登為校務長，對外仍為President，採用所謂雙長制。」
這應該是雙方妥協，因為Chancellor不是校長，而是校監。
#1388(五)﹕「因為夏德「丁龍講座」的教學研究室在大學廳（University Holl）」應為「Hall」。
#1394﹕「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Department’s Cultural Relations Divisuon）文官和駐華大使館特別助理。1943年費正清將該對華關係處取名為美國駐華大使館學術資料服務處（U.S. Embassy American Publicatuons Servicers）」應為「Division」及「Publications」。
#1401﹕「1886年於不魯塞爾訂定國際條約」應為「布魯塞爾」。
#1475第四章二(一)﹕「從王道士手中以盜騙行徑（布施修繕洞窟捐獻為名）所獲大量的藏經洞文物」
其實算得上「盜 / 騙」嗎﹖王道士不知道他會拿走東西嗎﹖如果他知情的話，那充其量是「騙」他「不識貨」讓人隨便拿走。
#1483﹕「印度事務部圖書館（The India Office Library，1801年創立，1947年印度獨立，改隸英國對外關係部）」
外交部啦，何苦把 Foreign Affairs Office直譯﹖
「東方寫本與印本部（Dept. of Orient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
如果直譯，「寫本」和印本」的次序是否應該調轉﹖
#1561﹕「秋山光和調查，華爾納拿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號335、329（7世紀末）、321（7世紀末）、323（8世紀初）、320（8世紀中葉）窟壁畫」
早就被剝走了的壁畫還可以編號。
#1566(二)﹕「蘭州制臺鑒：燉煌縣」，據維基載，早年是有寫成「燉煌」的。
#1653﹕「張大千臨摩敦煌壁畫」應為「臨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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