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於2010-2-28張貼，看倌可以後來的事態發展跟作者論述作個比較。)
《香港的殖民地幽靈—從殖民地經驗看今天的香港處境》劉紹麟，香港﹕守沖社，2005
(同場加映﹕《打倒符碌》)
本書所說的東西，大多並非沒有其他人說過(有些連區區在下也懂得說)，但作者卻把所有不同現象綜合起來論述，給了一個大框架(殖民地思想模式)去理解這些個別現象的意義。
前陣子讀這本書，實在是令人讀得很不樂觀。因為這隻「鬼」太深入人心(包括上至阿爺下至市民)，很難驅走。好像變成講甚麼都像 mission impossible 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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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綜合的現象不少，我乾脆抄了一些在下面，大家自己看看﹕
《香港的殖民地幽靈》章節摘錄﹕
前言
第一部分﹕大格局
第一章﹕香港是個殖民地
「殖民地施政帶來的最大災難，是社會結構與及人的思想的問題，輕者是政府及社會無力渡過難關，結果可能是發展停滯，引發社會不安﹔重者是從脫離宗主國當日開始國家已處於動蕩不安的局面，獨立之日即內戰爆發之時，甚至使外敵有機可乘，再次淪入他國之手。」(p.17)
第二章﹕大國夾縫中的殖民地香港
「內地對香港的矛盾心理，多少也是中國對西方矛盾心理的反映，而這種矛盾心理，又產生出種種古古怪怪的對港政策。」(p.27)
「在某種國際戰略、政治經濟環境下，香港或許是重要的，但『香港人』卻不見得有何重要性。……既在中國，想成為中國，又不在中國，不是中國﹔既屬西方，想成為西方，又不在西方，不是西方。既是左右逢源，也兩面不是人。
然而鮮有香港人為此而悲哀，我想這才是最大的悲哀。」(p.28)
第三章﹕香港政府，所謂(為)何事﹖
「香港政府常說自己『積極不干預』，又常被譏為『無長遠政策』，正是這種政治格局的體現。殖民地政府表面強大，卻只是以力服人，不是名正言順，天與人歸的浩然之氣。然而殖民地政府也深明箇中三昧，修修補補不妨做一點，到要定大疑、決大事的時候總是支吾以對，不肯承擔。這種態度不是八十年代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獨霸武林後才出現的，而是一貫以來的施政態度。反而是七十年代政府大搞公屋醫療教育福利，才是殖民地管治的異數。
到回歸了，港人治港了，殖民地管治體制的基本結構卻沒有改變，更使人痛心的是回回歸後竟有相當一部分輿論以為這就是好，以為香港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政府放軟手腳甚麼也不管。當然，回歸後政府『掂果瓣死果瓣』是個殘酷現實，但如果大家接受我的看法，則回歸以後一項急切推動的工程，便是使政府具備有實質推動政策的能力。這是一項巨大的政治改革工程，深具政治智慧的小豬麥兜一語道破了管治架構轉型的困局﹕點樣令隻雞變做鴨﹖」(p.37)
第四章﹕香港不設防之一﹕本土認同
「身在香港心在鄉，很自然便以旁觀者的態度來看這裏的事物，在思想上、情感上都對這裏發生的事情保持距離、『都係唔好理咁多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一角，其餘的既不由得我問，也不想問。人只向內望，向自己處望，說得哲學一點是一種『人與其生存環境異化』的狀況。說香港人自私、無本土意識、無社群意識，多少是這種狀態的體現。
換上是其他地方，這甚麼赤鱲角機場、負資產、政府瞎指揮、基本法廿三條等等事件，隨便一宗已足以鬧出民變拖垮政府了，可是香港人卻特別『忍得』，於是成就這萬年不變的厭悶局面。其實不是忍得，只是大家習慣以旁觀者態度看自己事情，明明是關乎自己生死存亡、食粥食飯的問題，卻懶得花時間精力組織起來作點甚麼事，這是『人與環境異化』的極端型態，中國政府、香港政府真要上香還神，感謝香港人『夠晒異化』﹗」(p.44)
第五章﹕香港不設防之二﹕建立我家﹖
「香港人幼承庭訓，以為保護主義是十惡不赦，自由經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美德，其實這只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面之辭。且看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後面對的困境，便可明白『開放市場』並不是那麼單純的事。」(p.47-48)
「百多年來『香港不設防』政策似乎也真使香港成了轉口貿易中心，資金流動的中心，使香港在貿易、航運方面賺了百多年錢。
但『香港不設防』對一些需作長線投資的經濟活動，特別是預計首十年沒錢賺的那種，是非常不利的。沒有受保護的市場，缺乏政府有意識的培植，誰願意長期提供資金慢慢建立基礎﹖」(p.50)
「在『香港不設防』的根本大政之下，只有這種機動性高的經濟活動才可以生存。香港山寨廠林立，工業長期停留低科技、勞動密集的水平，以至最後宣告死亡，『香港不設防』是其深層因素。」(p.51)
「海峽兩岸風雲幻變，疆獨蠢蠢欲動，再在中國土地上的香港談這個(香港的自我意識)，實是危險課題。但不應否認，集體意識是推動群體發展的動力之一，沒有這種意識，人只為利己而存，群體也難生存。這也是內地政府思考香港政策時也要面對的問題，因為一個沒有自我意識的香港是不能自立的，恐怕到最後真要中央相救﹔而且一個沒有自我意識的香港，也沒有任何獨特性可言，對國家難言貢獻。」(p.53)
第六章﹕1949
「雖然有了這點本土意識，但這個『本土』有甚麼內容﹖這種本土意識有多強承載能力﹖中國有萬里河山，千代人物，香港這個『家』除了『歡欣人面，遊人歡笑』之外，還有甚麼﹖香港人對這片土地發生了感情，但感情有濃有淡，隨著感情而生的責任及承擔也有強弱之分。懷念香港魚蛋牛雜，跟願意為香港拋頭顱洒熱血是完全兩回事﹔喜歡港式奶茶，不等於願意為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坐十年大牢。有人心懷香港，於是移民到了溫哥華也要開一間『旺角餐廳』，夠愛港嗎﹖」(p.58)
「問題不是少了一門棍法或沒有人教怎麼泡茶，而是與文化的母體切斷之後，人陷於無根飄蕩的狀態，生存與發展也成了問題。只要到屋邨的公園仔看看日夕在乘涼、玩十五糊的阿伯，便會感受到傳統文化沒落，人如何陷於孤絕的境地。
人在這種陝(狹)窄的環境下長大，心胸也變得陝(狹)隘，化成心理病，名曰『器小易盈』。這是一個淺碗，很容易滿溢，也很容易淘空。只一點點成就便以為世界在我掌握『我至叻』，一點點挫折便以為天要塌下來要燒炭自殺了，其實是自己量淺，沒有緩衝，承受不了波動。器小易盈又導致缺乏安全感，而缺乏安全感的人最愛甚麼東西也要抓到手裏。從『島民心態』當可見香港人性格之一二。」(p.60)
第七章﹕1997，變了甚麼﹖
「內地打壓香港民主化，是害怕進一步的民主化使香港不受其控制，甚至反過來對內地造成衝擊。這是一種怕香港『起飛腳』的防衛性考慮，多於要香港滿足某種內地的經濟及政治利益。」(p.63)
(方按﹕但在內地以國企為主的格局底下，維持對港控制其實可以滿足某些內地官員、部門的經濟利益。這並非中央政府本身的政策，但官僚群體可以利用這點搭便車。)
「特區政府是當今政治學的一項奇觀﹕既缺乏『刮籠陰謀』，但又脫離群眾，那麼她騎在人民頭上打算做甚麼事呢﹖又連她自己也說不上﹗」(p.65)
(方按﹕就算個別官員跟商家合作「刮籠」，政府本身也沒有這樣的政策，這是跟殖民地政府分別所在。)
第二部分﹕精神面貌
第八章﹕殖民人思考習慣之一﹕Admin思考法
「以『方法』取代『目標』的最可怕之處，是無論提出甚麼改善策略、拯救方案，不久都會淪為一個又一個的生產指標，失卻原本目標的意義。以前認為學校要多搞課外活動，說是建立人格也好、變化氣質也好，總之是學生在課堂以外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但在『admin.思考法』之下，課外活動很快便淪為另一個爭取分數的遊戲，於是便有人跟大家說﹕『嗱，參加多d課外活動呀，第時報大學都多d嘢俾人睇呀﹗』」(p.75-76)
第九章﹕殖民人思考習慣之二﹕當家作主的視野
「公眾無從參與，自然不必想這些政策到底是甚麼，社會上沒有討論，那些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也就無用武之地。久而久之，我們甚至以為這些『方向性討論』是無必要的，是浪費時間的。當這些知識長期不為世所用，年青人不明白這些知識意義何在，即使有理想的青年人也不懂得選這一行，過得兩、三代人之後這些學問只能有兩個出路，一是在群體中消失，成了『絕學』﹔二是成了不斷追求細緻討論、精緻體系、仔細考據，卻脫離群眾、脫離生活的象牙塔學問。那邊廂大家都一股腦兒去學具體實用的知識，其實是大家都爭著在制度裏尋找一個安穩的睇檔、睇機的位置而已。」(p.78)
「在這種氛圍下，學術的努力只能塑造出一個鬼佬眼中的香港(或中國)，而不是一個有自己文化歷史、有自己靈魂的香港﹔看來是金堆玉砌花團錦簇，其實全是『俾鬼睇』的 Hong Kong surprise。」(p.83)
第十章﹕殖民地德育課程
「『良好學校教育，家庭教育』要教人『分工合作，一團和氣』，這便是支持社會進步的高尚情操﹔按此邏輯推論，教人『爭吵互鬥』的教育便不是良好教育，甚至是危害社會的教育，因為『爭吵互鬥』結果只會是『兩敗俱傷』。果如是，則孔孟之道很多教誨都不能列作『良好教育』了。固然兩位先聖不少教訓都是教人安於其位，不要以下犯上，但也談了很多『爭吵互鬥』，例如教人『擇善固執』，諒來這種人是常會跟人吵咀、意見不和的。孟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就是執著某些重要的價值，甘願頂著千鈞壓力，向群眾口味大聲說不。這種人最有可能大放厥詞發放危險言論，寫小說反黨……
如果我們認為上述的聖賢教誨著實有可取之處，則要問在香港只提『合作、包容、一團和氣』的道德，是否太偏頗了。我的看法是，在殖民地處境，獨立思考、批判、堅守原則等等的道德，對宗主國來說是危險的東西，最好講包容、講接納、講忍讓，大家安安分分，聽聽話話，我發命令你合作。在這種環境下，特立獨行之士會被擠走，堅守原則的會被目為不識時務，慓悍、堅強、冒險精神、擇善固執、一士諤諤等等，在統治者眼中都是危險的道德價值。殖民地的精神面貌是『求求其其』、客客氣氣、『唔好挖到咁深』，『唔好去到咁盡』，『唔好拿到咁緊』，持盈保泰，飲且食兮壽而康﹗」(p.87)
第十一章﹕文化沙漠 vs 文化傳統
「文化斷裂的問題在五、六十年代還未至嚴重，在這個年代『南來學人』仍處於壯年，整體文化土壤仍有老本可吃，甚至因為文人雲集，反而開出新局面，並產生出如岑逸飛、李怡、胡菊人、小思這類當時的文化青年。但到之後便是每下愈況，到我們這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一代人，已沒能繼承多少深厚文化了。如果我們不喜歡今天香港人的咀臉、不喜歡看香港的電視電影、聽港產的音樂，我敢說問題很大程度是因為香港已經沒了一套深厚文化的薰陶，以至我們的日常生活以至文化創作都出了問題。」(p.95)
「上一代人的生活世界被連根拔起，退休後便淪為在屋邨公園仔無所事事，終日飲酒吹水賭十五糊的阿伯﹔較『健康』一點的便學習『重新做人』，到老人中心扮後生仔學跳現代健扭呼拉圈。下一代也好不到那(哪)裏，放棄了二胡揚琴，並不代表我們能投入西方文化。中學過後恐怕再沒有多少人會落場踢足球，大學以後已甚少拿起結他口琴了。於是問題便來了﹕捱過一日上班的非人生活以後，回到家裏，閣下的世界還有甚麼﹖我們年青時嘲諷上一代老套過時，到今天回望自己脫離了文化傳統，又是何等孤懸、空白﹖」(p.96-97)
第十二章﹕香港人的「境界」
「自覺站在歷史舞台中心當主角的人，跟站在歷史舞台邊沿(緣)作『睇檔』的人，其精神面貌是相當不同的。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人只有睇檔人的位分，即使六、七十年代開始有本土意識的萌芽，但仍未能跳出睇檔人的境界，連帶文化創作也展現這種特色。這種文化創作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從歷史舞台邊沿(緣)的角度去看事物看世界，其視野、胸懷及境界都受此局限。從香港人講科幻、講歷史、講思想性主題的故事，當可看到在這方面的局限。」(p.101)
「這些科幻、冒險情節，與我們一般的『香港印象』是格格不入的，總覺得在香港出現這些情節是錯配的。……即使1997年香港爆發禽流感，出現一種人類首次發現的病毒H5N1，我就聽到有香港人的反應是『咦﹖乜香港會有人類首次發現嘅病毒咩﹖』就連香港出品的世界第一病毒，我們也要一段時間才能接受，要在這種環境下講科幻冒險故事，唯一方法是隱去『香港』，否則只能當作搞笑橋段——『哥斯拉擒咗上灣仔碼頭呀﹗』」(p.103)
第十三章﹕香港這個韋小寶
「當人脫離了歷史文化傳統，或許有一點任意妄為的自由，但這種無歷史的狀態，使人有一種很空洞的、『I am nothing』的感覺，面對繼承深厚歷史文化的大國之民時是很自卑的。韋小寶遊戲人間，過著輕飄飄沒有重量的生活，與這種『非歷史性』很有關係。
無宏觀視野，無價值原則，無歷史，只有人際關係層次的義氣與恩情，這個便是韋小寶。
這也正是香港人。」(p.110)
第三部分﹕香港意識五十年
第十四章﹕香港意識五十年之一﹕匱乏、流離的五十年代
「戰後香港社會的一個獨特型態﹕出現一批『在香港』卻又『不在香港』的組織。在香港者，是他們實實在在的在香港活動，不在香港者，是這些組織受國共兩黨的相關機關遙控，他們並非以香港的發展為其存在目標，而是以香港作為戰場，延續國共內戰。在香港鬥倒對方才是最重要的事，香港的勞工利益、長線發展等等，都不是最重要的考慮。」(p.118)
「戰後來港生活的華人就落在這種在政治環境上『雙重抽離』的狀態之下﹕對香港處境保持距離，對具體的中國保持距離。這批內地來港者心靈的基調是一種命運不由自己掌管的無力感。這種無力感使他們追求穩定，怕亂、怕變，非常退縮，非常抽離，並轉化為只向內望，只向自己望，公共事務少出聲，為家人掙得一口安樂茶飯作為生存的目標。」(p.123)
(方按﹕試對照呂大樂描述的「第一代香港人」。)
第十五章﹕香港意識五十年之二﹕去權社會
「由殖民地政府來搞『我愛香港』，談『香港是我家，好好愛她吧﹗』，有一個先天的矛盾，就是殖民地可容許的道德高度限制……不掉垃圾，愛護林木小心山火，大家不會有異議，但既然『香港係我地嘅家』，我們有沒有權利參與家事，籌劃我家的發展﹖」(p.130)
「這種發展不鼓勵人問『我認為甚麼重要』、『我做人的方向為何』，而是問『甚麼地方有得走位』、『我要怎樣使自己 fit 入這些位』。所以當制度對他們不再有利、經濟不再增長、專業不再是護身符、世界不再是無限『開位』、大學畢業後沒有一份好工等著他們之時，他們會非常困惑不知所措了。這不是青年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即使到九七以後香港人好像對政府非常不滿，天天罵政府，似乎真要與政府決裂了，其實只是與董建華決裂而已。香港人罵政府，潛台詞是『我唔覺得自己可以做到d乜，政府唔出手，我就一定無救﹗』，而不是『啋你都傻，我自己建立另一套遊戲規則，開過另一檔嘢﹗』」(p.131)
第十六章﹕香港意識五十年之三﹕建立主體
「香港『無君無父』的文化空間，既沒有政治權威的刻意經營，也不必拘泥於傳統文化，加上資訊自由流動，這環境短線而言是有利創作的，七十年代的香港在文化上出現一定的創新能力，當可從這裏來了解。」(p.136)
「香港七十年代的文化創作未能成為一股批判現況，深刻反省、覺醒的力量，更不要說挑戰當權者，提出社會及政治改革的訴求了。這肢本土文化的潮流未能統攝於一套更深層、更長線的議題，部分更只是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新浪頭而已，未及對香港人的心靈帶來轉化與更新。……流行文化對香港現況批判，就只以許冠傑的一聲『吹漲』為極限，出路也只有『求望哪吒，我望能生對翼，即刻飛上月球搵過食』，與及『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的接受現狀心態。」(p.138)
第十七章﹕香港意識五十年之四﹕六四至零三
「從來沒有人為香港人提供心理輔導處理這恐共情意結，大家只是避而不談，把感受掃入床下底，彷彿不講、不想、當沒事發生過便沒有問題。心理學家說，這種壓抑了的恐懼是很危險的。一旦爆發起來會有嚴重後果。香港人表面上仍穿西裝結領帶，但內裏已變得語無倫次，行為怪誕。
六四除了強化香港人的恐共情緒外，更連帶把香港政制發展也一拼(併)推倒，引發之後關於政制銜接問題的爭議，今天香港的政治體制破落，可說是六四的後遺症。」(p.146)
(方按﹕可對照黃子華談回歸)
「本來香港人習慣了發生甚麼事也不吭一聲，但只是幾年前政府才叫大家齊心參與，連中方也擺出一副廣開言路的姿態，到最後原來又是一句『收聲』，這種從希望到失望的落差是很痛苦的。這還不只，內地為爭取支持，在香港大手買入啦啦隊幫忙敲邊鼓，於是孤臣孽子、忽然愛國、阿茂阿壽，只要掛上忠字牌便可入局上位……看著這一幕一幕指鹿為馬的政治鬧劇，以後怎樣教小朋(友)忠誠、說真話﹖
……不要問回歸以來為甚麼香港人這麼憤怒、犬儒、竭斯底里，心理學家說這叫『learnt helplessness』，患者長期處於一個自己不能控制的環境中，變得暴燥不安，兼且不再對環境有任何期望，不再對世界存有希望。」(p.148)
「『預咗講黎都冇用』，於是索性收聲。八十年代中似乎香港多了人關心政治，但到九十年代初這種關心即大幅冷卻。其中最明顯的轉變莫如是教會，八十年代中還大談關社大唱〈風雨香江〉、〈動力信望愛〉，到九十年代初便大講靈恩、靈修的個人修練功夫，之後更往神蹟治病、趕鬼、說預言的神秘主義路線發展。
……總的來說就是將所有關懷放在一室之內，向自己一家內望。事態發展至走筆之時(2004年)，香港人更陷於將注意力集中看自己身體的境地……特首選舉、新移民、問責制、廿三條既然一概『唔到我理』，我便來個消極抵制跟自己玩，玩自己的胸、肚腩、『pet pet』。」(p.149-150)
第四部分﹕殖民地政治經濟學
第十八章﹕香港治權爭霸戰上集﹕兩個矛盾
「雖然香港政府向有錢人的利益傾斜，但他們不是從有錢人之中選出來，而是由英國政府委任的﹔說得極端點，全港各階層(包括商人)起來反對她，只要有兵在手，她也可以繼續執掌政權。是以我們看到，在八十年代及以前，政府即使面對大財團的時候仍然是『夠惡』、『有牙力』﹔也正因為此，殖民地政府較諸回歸以後，反而較有能力推動政策。
……有人以為殖民地政府的『效率』是源於行政主導，以筆者之見，其實這是殖民地政權『夠惡』、『有牙力』而達致的效率而已……如果政府沒能力頂著反對意見，則行政主導一點效率也沒有……連公屋禁止養狗、改變的士汽油含鉛量也推行不了」(p.155)
「即使到今天，香港的民主運動仍是由一批早期為低收入人士爭取權益的人士作主力，以至香港的民主運動與民生議題有著分不開的關係，好像爭取民主就必然地反對資本家、威脅資本家利益，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性質之一，根源也是殖民地時代的政治經濟關係。」(p.157)
「『一個主題』，是指在這十多年間鬧得火熱的，歸根直底還是圍繞著一項主題﹕誰來管治香港﹖……骨子裏的問題是誰才掌握香港的『話事權』。……
『兩個矛盾』，一為香港內部的階級矛盾，即工人與資本家、有錢人與無錢人之間的矛盾，二為香港與中國的矛盾，即中國與香港分隔了半世紀，大家你不信我我不信你的矛盾。」(p.158)
「在1967至1999年的三十多年間，內地已不必擔心澳門『起飛腳』﹔加上澳門地方小力氣也小，要蠻幹起來力度也有限。種種因素之下，面對澳門的時候中央政府是較有安全感的。
香港可不是這樣，香港人掌握著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命脈，力量直指上海、北京。回歸意味著香港與內地的聯繫將大大加強，從內地的角度看，把一個長期不受自己控制的高能量體納入自己體內，是有危險的。所以對中央政府來說，建立一個穩安聽話、在股掌之中的香港政治體制是重要考慮，香港政治體制不能給中央帶來麻煩，不會『起中央飛腳』是重要目標。」(p.160)
(方按﹕這段不完全同意，澳門人既然聽話，為何不乾脆讓他們更民主﹖那麼香港人就看到，原來要爭取民主最緊要聽話嘛。但現在的政制，仍然是香港比澳門更接近「民主」。可見中央放心，不代表你有自由，你越聽話，人家只會更放心踩多兩腳。)
「中港矛盾與香港內部矛盾結合，出現兩對夢幻組合﹕這邊廂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與香港的資本家結盟，要搞行政主導，抗衡民主﹔那邊廂是香港無產階級與老牌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政黨(英國保守黨)同一陣線，要在香港擴大民主，頂著中國的干預。共產黨跟資本家站在同一陣線，對扯本地基層社會運動與殖民政府的結盟，馬克思泉下有知，看著這忽左忽右，難分左右的兩對活寶貝，定必覺蔚為奇觀。」(p.163)
(方按﹕那只不過是早一點讓你見到中共「走資」罷了)
第十九章﹕香港治權爭霸戰下集﹕「慘勝」後的香港政制
「各派議員深知除非與政府口徑一致，否則在立法會的訴求一定不可能影響政府，於是出現一個有趣情況﹕既然不需要落地還錢，則政策訴求儘可以不負責任的漫天開價。爭得到甚麼便是『成功爭取』歸入自己的功勞，爭不到責任也不在我，而在政府不聽民意。議員可透過不斷找政府抬槓(名曰『監察政府』)而得分。……奈何立法會沒有實質影響全港大政策的能力，以至我們的民主只是『低層次』的民主﹕只能就自己屋苑附近建油站、某公眾地方白鴿屎為患等問題找政府麻煩，中低層官員為這些事疲於奔命﹔卻沒有能力制訂香港的發展藍圖，那些貨櫃碼頭、房屋政策、CEPA、監管公用事業等仍然是以類似黑箱作業方式推動。」(p.165-166)
「回歸後的政府便是向著荏弱與亢奮兩個表面對立，實質統一的方向發展，因為荏弱，所以亢奮﹔一時是雷聲大雨點小，有頭威無尾陣，一時是行政霸道，一棍子打死﹔表面現象是政府越來越橫蠻，骨子裏是指揮棒越來越不靈光，越來越鎮不住局面﹔短期來說政府好像『戰勝』很多人，長期來說是管治威信與能力循螺旋曲線下跌。」(p.171)
「政府開不出一個香港的遠象，也缺乏力量推動政策，但香港及國際大資本家都很清楚自己的利益是甚麼，他們都會在桌面桌底，循正門後門爭著向政府要這個要那個。從前殖民地政府『夠牙力』，能頂得一時，到特區時代政府無認受性的困境暴露無遺。政府面對普羅市民或能『蝦蝦霸霸』，但面對大資本家厲言疾聲『你試下唔聽我話吖﹖我即刻唔響香港投資﹗』還有甚麼符法﹖結果這個又軟弱又不知自己往那(哪)裏走的政府，只會向有財有勢的人傾斜，到最後政府收來的權恐怕不是用來對付反中亂港分子，而是替資本家鎮壓無產階級失業大軍。」(p.172)
第五部分﹕超昇
第二十章﹕力量來自回家
「任何重建香港的努力——不論是政治制度及民間社會的改革、文化及心靈的重建——都需要個人作出一點犧牲，從放棄自己部分工餘時間、捐一點錢，以至放棄穩定的生活、承受種種精神壓力等，也是這樣。如果參與者不是受著某種心底裏責任的催迫，願意放下一己私利去推動，則甚麼重建工程到最後勢必淪為『跑數』、『交數』、以至『造數』的官僚作業，甚或成了主事者乘機撈油水，在沉沒中的巨舟搾取最後一點可利用價值的機會。」(p.174-175)
(方按﹕又對照黃子華﹕「點解小小超要建設社會﹖……搵食啫﹗」)
「有說香港人靈活機變、精於『橫向思考』，應是香港的特性之一，我不同意。筆者認為這些靈活機變的背後，只是我們沒有往原則、原理處發掘，只屬 street smart，看來有很大的行動空間，其實是不認真處理大方向。我們要超越這種思考方式，否則只停留在『靈活機變』的小聰明，難有更大發展，甚至連原有的獨特性也保不住。」(p.179)
「香港人要面對『左』『右』兩個的障礙。來自左的，是內地對香港的恐懼，來自右的，是受『香港不設防』所累，連自己的家也像商品般善價而沽。」(p.180)
「中央要防範，香港人也不能做些甚麼。但香港人如能建立起一定的自我意識，對中央也是好事。換了我來當中央領導人，在香港不搞獨立的大前提下，我是寧可跟一個知道自己要怎麼走的香港打交道，固然這可能與中央的意見相左，但好處是有跡可尋，君子和而不同，總比一個不知自己要甚麼的人，平時老想不出自己要怎樣，到得甚麼時候便翻成怨毒來個大爆發，這是『小人同而不和』的禍害。」(p.181)
「經濟自由主義要求香港藩籬盡撤，以為這樣便能建立香港﹔不少資本家也是抱著這種心態，只把資金調到最高回報的行業、最高回報的地區，建立香港甚麼的不在考慮之列﹔平民百姓，也只是把屋子賣來賣去圖利，不去想建立我家、建立社區的事情。」(p.182)
第廿一章﹕可累積發展
「類似事件在香港重複出現。話說1994年7月，港島東觀龍樓發生嚴重山泥傾瀉，暴露了香港其他斜坡也可能有崩塌的危險。政府有見及此，特地聘請加拿大一位國際斜坡專家麥根士頓來港進行研究。我到今天也不明白，加拿大有的是廣漠平原，何以能培養出國際斜坡事專家﹖香港大半個城市都建在山上，卻未聽聞本地的『斜坡學』有甚麼成就，有那幾位天下有名的『斜坡研究』權威。
過往香港人是睇檔人心態，不想自己解決問題，不會往高處、深處探究問題，更不用說自行研發出一套學問、技術，只是不斷『請外國專家』，或者以長官意志一言九鼎說了算，這樣子的群體只配作睇檔人。」(p.188)
第廿二章﹕制度上的改革
「還政於民、民主政制，既是建立人民對香港的歸屬感，也是鼓勵人建設香港的一個有實質意義的號召。
……其實除了爭取政制改革之外，民主政制的一個重要基礎，是要社會上具備一種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文化，有了這種參與的文化，社會上才會出現自發組織的關注小組，研究自己關心的公共事務、提意見、寫投訴信，有需要時作出行動，這是民主政制的社會基建。沒有民間自發組織的社會，難以管理自己的事務，也容易被當權者逐個擊破。」(p.192-193)
代結語﹕我可以怎樣
後記﹕寫在董特首掛冠後的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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