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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6月 29, 2024

考試報告2024

今年不如去年突然改派外校監考那麼刺激,而且現在不如往年全校外借幾天作試場(大部分考生回原校應試),所以在下也不用像以往獨自監考,回去禮堂「受人指使」做跑腿。本來以為應該無事可記了,怎料還是發現兩件奇怪的小事。

1. 這場選修科考試沒有每人提供草稿紙,所以有考生開考前舉手要求草稿紙很正常。奇怪的是,有人未開考就要求補充答題紙。

補充答題紙是原有答題簿內頁不敷應用才需要加上,交卷時還要另外用繩綁上答題簿,很麻煩。以往考試通常是臨近尾聲,考生奮筆疾書後發現不夠位,才會舉手拿。也聽過有人說「舉手拿補充答題紙」可以當成一種嚇鄰近其他考生的策略。

(儘管我不明白有甚麼好嚇的,在下應考時自己已經滿腦都在想有甚麼作答要點和字句編排,才沒空理旁邊那個人加不加紙呢﹗你以為加紙一定多分﹖中point而已其在多乎﹖)

考試考到一半拿補充答題紙,是因為很快知道自己思如泉湧不夠空間答也好,因為真的想嚇人也罷。可是未知自己要寫幾多東西就拿補充答題紙,能嚇到誰﹖
(何況這場考企會財呀,有不少會計題,一盤數該有多少行就是多少行,會不夠位麼﹖)

2. 更加怪的是,開考後有幾個考生舉手要求拿計算機。

不是考英文考中史,他們應該知道自己今天考企會財吧。難道有人覺得會計反正只是考一萬幾千元的加減乘除,用不著計算機﹖(但最後又要拿呀,即是突然發現自己「需要」計算機﹖)

很難想像有人考一科「擺明要計數」的科目但忘記事先拿計算機出來。
要等監考員望著你打開袋拿計算機,這是浪費自己的考試時間呀。

星期六, 6月 22, 2024

爆炸怪夢夢

場景就是在青衣的第一個家中。

我坐在椅上看新聞,老媽就坐在左邊。老爸在右邊的床上睡著了。
最奇的是,現在負責家教會的同事Miss T也在老媽的左邊坐著睡覺。(唔好問我點解佢會喺我舊屋出現)

新聞鏡頭是從直昇機向下俯瞰,不知在報導甚麼事。

然後鏡頭下的地面突然發生大爆炸,見到的不是火球,而是一大球沙塵湧上來。

直昇機緊急上升,然後見到沙塵球中有很多不同顏色的私家車飛出來。有一架就在直昇機正下方,所以鏡頭拍到它越來越接近。

幸好直昇機升得夠快,在鏡頭中央的那部車差點擦到鏡頭,然後就逐漸下降。

鏡頭旁邊已經見到還有其他炸飛的汽車飛過,這些車似乎飛得比我們的直昇機還要高。
同時直昇機上升到非常高的位置,旁邊的背景已經由天藍色變成黑色,像是接近太空的樣子。
(方按﹕現實中的直昇機應該飛不到那麼高)

然後老爸和Miss T都醒了,Miss T面上還敷著面膜。(﹖﹖﹖這叫美容覺嗎﹖)
我嘗試跟他們解釋發生了甚麼事。

星期六, 6月 15, 2024

炒冷飯系列﹕新加坡政府經驗

(找舊資料想起這一本,雖然不會是熱門書,但也有意思。所以重貼,原文刊於 2010-11-28)


新加坡政府經驗﹕動態治理之文化、能力與變革》梁文松、曾玉鳳,新加坡﹕八方文化,2010

先前說過﹕「討論新加坡政府組織和管治的發展。這本書我想除了我之外,應該沒多少人有興趣吧﹖奇在,本書不是用簡體字的。」

當然,有些人會有興趣的(否則書局怎會賣﹖),大概是讀工商管理的那些人吧(反正彼邦有諢號叫「新加坡公司」)。不過在下買這本書,興趣當然不在於管理學,而是看新加坡政府的管理方式。因為在歷史書或新聞上見到的,總不及專書介紹那麼詳細——而且是中文的。

新加坡政府以「大家長」見稱,很多人(包括當地人)都不喜歡被它管東管西,政府專門為女大學生安排相親更被當成笑話﹔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國家管理得井井有條,交通暢順、環境優良、公積金安老之類又令很多人(包括香港人)恨得牙癢癢的。

我感興趣的是﹕這個政府的管治方式怎樣建立起來﹖他們如何面對和反思這個制度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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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身為開創者,帶來了很強的實用主義色彩。當領導層確認了國家的目標(例如經濟增長、解決交通擠塞、美化城市……),政府官僚就會尋找最有效的執行方式,而不拘泥於外界的各種「主義」教條。市場可以順利解決的問題,政府會毫不猶疑交給市場﹔認為市場機制效果不好時,政府也毫不猶疑攬上解決。例如新加坡禁賭禁了那麼多年,但開放賭波早於香港,而且當他們認為開賭才足以吸引遊客,亦不避諱去搞賭場(卻又祭出嚴厲手段阻止本地人去賭,以免本地賭癮惡化,平衡功夫做得比香港全面)。

再者,就是重視人才和國際競爭。新加坡政府對人才的渴求很出名,當年乘「九七危機」大手吸納港人,以期引入資金和創業者,便是一例。直到現在,新加坡政府仍然經常主動出擊、四處挖角,為各地人才提供政策優惠,希望吸引他們到新加坡落腳。近年新加坡政府對異見較為寬鬆、和大力支持文化藝術創作,除了因應冷戰後政治形勢轉變之外,亦是因為政府過於嚴厲、缺乏文化藝術活動的呆板印象令國外人才裹足不前之故。
至於國際競爭,相比於香港人對國際評級的觀感,新加坡人只會更強。除了介意排第一第二之外,新加坡政府亦視提升國際競爭力為己任,所以就算沒有國內競爭仍然致力提升效率。雖然世上政府皆官僚,但新加坡政府的高效率是有目共睹(世上比香港效率更高的政府,應該不多的了)。

當然實用主義的人才觀和強烈競爭心態亦不無問題,帶來非常嚴重的精英主義和文憑主義(李光耀自己也提及,有些開國戰友始終認為,自己未能更上一層樓是因為沒有大學文憑的緣故),而且影響民眾(包括精英)的歸屬感,後面筆記有提及。政府獨攬大量人才,亦令民間缺乏質疑政府的力量﹔官員的精英主義更令所有政策諮詢的誠意都受質疑。(既然你是最聰明的,你還用聽我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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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是制度。大家認為李光耀獨裁、政府經常耍手段迫害政敵沒錯,但新加坡從來未至於變成一個目無制度的國家。律師出身的李光耀,大抵保留了英國人留下的制度(就連被認為嚴重侵犯人權的內部安全法令,其實也是英國人留下的。當然也有些被廢棄的,例如陪審員制度,某程度上是李光耀自己的精英主義思想作祟),打擊貪污方面更不遺餘力。

書中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就是那個像榴槤的濱海藝術中心。 人民行動黨的部長提出要建這座劇院,總理(李顯龍)也支持,偏偏在財政部被官僚駁回。因為財政部向來奉行量入為出原則,國家預算只會優先用在必要設施(如 學校、醫院、軍隊)之上,劇院並不視為必要。官僚計算過認為這座劇院根本不可能回本,所以駁回申請。結果部長要找上新加坡的「馬會」,讓他們以未來的投注收入注資支持,這座劇院才建得成。

由此可見,與共產黨不同,新加坡政府一旦建立了規則,官僚的慣性很大,並不是「黨」喜歡怎樣就怎樣。劇院能興建,並不是「黨」指揮「官僚」接受,而是部長另尋新門路、繞路而行避開財政部的結果。李光耀是很著力要建立一個就算自己死後仍可順利運作和自我更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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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代比較,經歷過「前李光耀」時代的中老年人,比生於李光耀治下的青年人,不少對李光耀懷有更多的崇敬(選舉中投給反對黨的票,據聞以青年居多)。因為經歷過李光耀之前的新加坡,才知道當年治安有多差、貪污腐敗有多猖獗。老媽憶述,李光耀未當總理之前的新加坡,治安差到三合會可以在街上公然搞入會儀式的地步。李光耀後來用鐵腕手段改善治安,除了被認為侵犯人權外,更有近乎「滑稽」的舉措,例如把深夜不回家、穿喇叭窄腳褲的青年抓回警局,叫家長領回(「並非責備我的那個」舅父試過為此被抓,也許因此他厭惡李光耀 )﹔甚至更知名的「男子留長頭髮,到政府部門辦手續將留待最後才處理」歧視性措施。種種滑稽或侵犯人權的措施,對一般市民影響很微,他們看到的是新加坡治安大大改善了,自然會視為李光耀的功勞。
如果日後新加坡人能享受更多的民主自由,李光耀建立的法治習慣也是必要的基礎。問題倒是,這種行為主義式的法治,不見得深入民心(近來在明報副刊讀到一篇,一個新加坡人說因為人民幣重要,沒舉報隨地吐痰的大陸遊客),到李光耀死後、管制鬆懈之後,法治習慣是否能否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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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新加坡,很難擺脫李光耀,反正現任總理就是他的兒子(李顯龍)。李光耀家人涉足政商界各處,自然會惹來裙帶關係的猜測。這種懷疑很多時都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之類,李氏雖然把人告來告去,但懷疑總是擺脫不了。
李家其他人等的任命有沒有古怪,我不知道。不過對於李顯龍,倒可以說,「我爸是李光耀」遠遠不及「我爸是李剛」。

李光耀堅持優生論,所以才擔心女大學生嫁不出(他曾經提供政策優惠,大學畢業女士的子女可優先選校,結果被國民臭罵收場,最後也要廢除)。他跟夫人同樣是精英,但兒子卻不見得有他們那麼高超。(按﹕雖然他也絕對不蠢,可以劍橋大學一級榮譽畢業的人,就算不是天才,至少也是中上之資。)
老媽憶述,李顯龍童年時考試成績公佈總惹來傳媒追訪。套句潮語,整個新加坡的人都是「食住花生等睇戲」,等待李顯龍成績不好齊齊恥笑。再加上當年李光耀要爭取華裔選民的票,所以把三子女都送進華校去,但華校生因為英文不好,前途普遍比英校生差。所以在那個未流行補習的年代,據聞他們補習補得很辛苦。
做不好被恥笑,做好了也比不上老爸(他就是開國的,你怎麼超越到他﹖),當李光耀的兒子,怎樣看也不算很快樂的事。(就算李光耀獨裁,也總不能像金氏王朝,突然說傳給兒子就傳的,總要先讓他看起來有能力、辦點實事再說。說到底,新加坡不是北韓。)

以前曾有人讚揚,雖然李光耀獨裁,卻沒有搞出甚麼命名設施之舉。環顧亞洲各國的獨裁者,大都把一些重要設施(如機場、廣場)以自己命名,李光耀在這方面頗為實際、兼有自知之明。這也可以說是建立制度的表現,就算獨裁,至少表現上盡量公正。亦因此,之前我才說﹕「李光耀未死就讓人命名公共政策學院,可謂晚節不保。因為他在位幾十年,從未有此舉,實為應有之謹慎。」
人老了,畢竟不復當年矣。你看他的建國戰友全都退下來,自己死都要留在內閣就知道。
(按﹕直到後來2011年大選,自己大嘴巴連累阿裕尼集選區連外交部長楊榮文一併輸掉,才知道自己落後於時代、退出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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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67 「獨立時,新加坡有兩個軍營,受一位馬來西亞準將的指揮。」

這樣說有點難懂,因為「軍營」(camp)應該不只兩個,而且軍營也不是軍事編制。按《李光耀回憶錄》的說法,是兩個「營」(battalion)。
(《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p.22「負責指揮馬來西亞駐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爾薩戈夫准將來見我……當時,新加坡步兵團第一營和第二營各有大約1000人,由馬來西亞人指揮。」)
(按﹕又,準將應為准將。)

p.105 「這種理性體現在剛剛獨立時期,為創造多民族之間的穩定性而採取的一些強硬決策。新加坡可能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去正面地預防曾經在20世紀50年代困擾這個島嶼的種族和宗教衝突問題。在城市重建時期,一個個家庭從貧民區遷入高樓大廈中,為了防止種族聚居地的形成,種族一體化制度被實行。當某些種族又明顯地聚集在一起時,每一個樓區實行了種族配額制。儘管對於一些群體來說,這種做法壓低了房價,但對於獲得種族和諧來講,這還是一個值得付出的代價。」

在忽視種族問題和社會目標的香港,很容易會因為片面強調「經濟效益」而一味反對這類政府規管。政府甚麼都不管有利於經濟效益,但有時卻會妨礙更長遠目標(例如社會/種族/階級和諧、市民生活質素和福祉)的實現。

p.118 「在仔細檢視過大多數治理的基礎之後,我們發現,決定性的因素就是實用主義。最初誠信受到重視並非因為其自身的原因,而是因為它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並將當時的新加坡和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區分開來。綠化新加坡的努力,以及文化和藝術的發展,並不只是為了發展文化本身,而是為了表明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國外投資之地,也是一個世界各地優秀人才的最佳棲身之所。最近關於綜合度假勝地的爭論,也表明了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的矛盾。新加坡已經成為並且能夠繼續作為實用主義主導的成功典範。但是新加坡能否在實用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呢﹖當其他地方的貨幣獎勵更加豐厚,技術熟練且具有流動性的國民是否會起身離開新加坡呢﹖如果危機來臨,新加坡的國民是否會留下來保衛這個國家,儘管離開它是更安全、更實用的選擇﹖」

新加坡向來有個諢號叫「新加坡公司」。國家待國民如工人、而非子弟的話,國民自然也只視國家如一家大公司,而沒有「一家人」的歸屬感。大難臨頭各自飛是很自然的事。(何況,其實就算是兩夫妻,也不見得會共患難呢……)

p.171 「美國國家癌研究所」應為「癌症研究所」

p.210 李光耀﹕「我不願意看到二三流的人才充斥公共部門卻把第一流的人才拒之門外,因為那種管理國家的方式很愚蠢。……我需要公共部門中的人比外面的人更為優秀。只有如此,公共部門才能活躍起來。」

這樣考慮並非不合理。畢竟國家無論如何都比公司複雜,讓企業以高報酬搶走最優秀人才,而把其次者留給政府,讓企業賺錢的能力高於政府管治的能力,的確有不合理之處。就像美國,看來就是企業把政府玩弄於股掌之上,相對於營商方便,民眾需要和國家的非商業發展反而被忽視。

但反過來的憂慮亦是合理的,尤其在新加坡那麼小的地方。如果國家把最優秀的人才都吸納了(新加坡人口不多,人才數量自然也有限),那麼國內其他的人就難以跟政府對抗,只好任由政府管治,形成政府獨大的局面(新加坡正是如此)。這樣政府獨大的局面,再加上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就變成政府獨裁的溫床。

在大國這個問題或許沒那麼嚴重,因為人才夠多,政府不可能完全網羅,總有很多留給外頭。

(按﹕人才方面「朝大野小」的局面到2011年大選終於略有改變,政府「放生」前公務員參與反對黨和參選,令在野陣營得以活絡。)

p.212 「公共部門人事結構是在1947年信任委員會的建議下建立的」

如果上網查,你會發現「信任委員會」這種奇怪的譯名似乎是大陸對 board of trustees 的翻譯(按﹕大概因為信託是英國人發展出來的衡平法工具,他們不熟悉)。這個英文在新加坡的譯法其實跟香港差不多,叫「信託委員會」(按﹕或者「受託人委員會」)。雖然不知道這是哪個信託委員會就是了。

p.214 「1992年4日,新加坡電信從新加坡電信主管局中拆分出來」,譯成「新加坡電信局」比較通順。

p.246 「儘管原創者殼牌石油公司已經拋棄了這個潛力評估系統,但公共部門仍然繼續使用這一體系。公共部門的系統是根據官員目前的績效給予經濟獎勵,但在個人被晉升到領導職位之前必須進行個人潛力評估。有趣的是,這在私人部門中並不是常用的方式。這正是彼得原理(Peter Principle)仍然流行的原因——人們被晉升到他們不能勝任的職位上。當一個人被晉升到他不能勝任的職位上時,他的績效下降,從而被解職。個人的職業生涯被破壞,組織也失去了一位本來表現優異的員工。如果一個人在目前的工作中表現良好,他應該得到獎勵並繼續擔任目前的工作。只有當他具備勝任新工作的能力和品質時(比如說潛力),他才應該被賦予更大的領導角色。在領導人晉升前進行潛力評估能夠避免人事管理中的許多痛苦。」

我倒好奇,如果有現成的解決方案,為何蜆殼公司會放棄了這個系統,而且沒有更多的國家跟進。我並不是說因此這套系統不好,但這一點應該得到解釋。

p.252-253 「妨礙企業創造未來的是一種固有的思維基礎——不可質疑的公約……」

「公約」應是 convention 的直譯,在這裡應譯為「慣例」或「常規」。

p.253 「所謂情境,就是關於明天世界可能會變成什麼樣子的故事。它是一個重塑領導觀念的工具,即在未來可能性環境中需要作出哪些重要決策。情境並不是對未來的預測。它的用處體現在瞭解今天的決策在可能發生的未來不同場景中會產生何種影響。」

p.263 「最終在任何年份中都沒有實施的任何整批預算,可以結轉為三年,從而為各部門累積資金實施更大型的項目,同時減少誇大預算需求的動因。」

用「沒有使用的任何整筆預算」會比較像中文。

p.264 「財政部將改進目標設定為增量,而不是絕對量的淨經濟價值(同比較少負增長)」

可能是「連同」之誤,又或者是「與去年同期比較」的意思﹖

p.272 「一地快速執行簡單的解決方案就會變得有風險」應為「一味地」

p.277 「20世紀90年代末期,國家計算機局被私有化。」

其實還是屬於政府的吧﹖「私營化」會是更好的形容﹖

(按﹕在維基百科,現在「私有化」和「民營化」放在一起,看來原文就好像沒錯。可是在香港「私有化」是專指上市公司大股東向小股東回購股票,從而讓公司取消上市地位,回復為一間「私人公司」的動作。「公司化」或者「私營化」才是指政府把公營部門以公司形式營運。)

p.285 「公共部門所面臨的持續性挑戰,其領導人也欣然承認」

挑戰並非優點,而是指部門的缺點,應為「坦然承認」。

p.296-297 「在國內,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幾乎將增長本身作為一種目標。有一種觀念似乎根深蒂固,即在獲得其他重要的社會價值觀和目標之前,首先要獲得持續而強勁的經濟增長。這種信念明顯有效,但這種前提總是正確的嗎﹖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之間並不總是零和博弈,如果說新加坡永遠都不需要在兩者之間作出權衡,這現實嗎﹖現在的情況是,人們越來越多聽到這個問題,『這一切的增長是為了誰﹖』尤其是即使在強勁的經濟增長面前,某部分人口仍然繼續在遷移。究竟是為了增長而增長,還是為了促進其他重要的國家目標而增長﹖

對「中環價值」的重要反思。

p.303 「他們說,在其他國家的公共部門領導人不會深思熟慮,去嘗試他們在新加坡觀察到並且欽佩的一些做法。因為他們知道,在他們國家裏,缺乏執行帶有政治風險或者不受歡迎的政策的意志。這也是新加坡治理經驗的應用限制——在本書討論過的一些想法能夠被有效地執行之前,政治環境必須是支持的,政治領導人必須願意並且準備參與到關鍵的政策問題中去。」

p.308 「新加坡的公共機構看待全球化競爭的觀點也是獨特的。儘管它們或許在國內能夠做到技術壟斷,但是其領導人明璀表示,它們要為新加坡的地區和全球競爭作出貢獻。……即使是內部的政府行政機構,如人力資源和內部安全機構,它們在處理和發放就業許可證或者訪客通行證的時候,也會把自身的角色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作是在幫助新加坡吸引持續增長和發展所需要的全球化人才。」

p.309 「技術可以買得到,定價和管理模式能夠學得到,但是總體的治理方案卻很難得到。公用事業局並不是在一個真空環境中運作的。它之所以能夠管理新加坡的用水需要,是因為整個政府機構在用無數種方式幫助它﹕強調節約用水的必要性﹔為確實無法支付公用事業費的家庭提供有針對性的補貼﹔分配土地進行集水區管理﹔甚至實施關於工業在何時能夠使用何種水源的條例。所以當公用事業局能夠成為水資源管理典範的時候,最好記住有許多其他機構都為它的成功作出了貢獻。制度是不容易被複製的。」

星期六, 6月 08, 2024

大數據:隱私篇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大數據:隱私篇》(delete :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林俊宏譯,台北﹕天下文化,2015

工作太忙(咦這次科技商管閱讀馬拉松比賽頁面好像叫我把工作扔給AI就好),看來應該來不及在限期前為看完的書寫篇完整的介紹了。這裡先寫一本剛讀完的。
本書篇幅不多,論點也簡單。書中重點並不是現在一般講「侵犯私隱」的那些,有人駭進伺服器把資料偷走、科技巨企未經用戶同意就用數據行銷、或者政府暗中監控人民之類。這些雖然都是私隱問題,可是在民主社會至少還可以靠法律處理。(雖然作者也指出,巨企與一般客戶實力懸殊,客戶很難靠法律行動追究它們。只有客戶重視私隱,商業壓力才能迫使它們尊重私隱。)
作者認為影響更重大深遠的私隱問題,是數碼時代帶來的永恆記憶,令進入公眾領域的「個人資料」永遠無法消失。現在任何人做的蠢事壞事,只要有人(無論自己或別人)放上網,事後刪掉也沒用,因為網民(台灣稱鄉民)自會幫你「刪一貼十」。《香港網絡大典》就保留了很多這類東西。
永遠記得有蠢事壞事發生過,聽起來不是壞事,但是作者認為很有問題。作者舉例說明,有不少人「因為年輕犯下的錯」,以致幾十年後生活被毀。那些錯事如果在類比時代的「古時」,因為不是甚麼大案要案,早就被世人遺忘。作者認為人類就是會遺忘,所以犯錯的人才有重生機會。(有些地方法律規定輕罪罪犯長期沒犯法的話,犯罪紀錄就不能再被檢索和引用,正是此意。這是一種制度化的遺忘。)
可是,當我們進入數碼時代,彷彿所有事情都可以永久紀錄下來,於是一些小錯就可能在日後被重挖出來。但人類的認知系統又會把這些「重挖」的事當成新事看待,於是令我們不能寬恕當事人,間接令犯錯的人無法更生。(當然的確有些人是會死性不改,這裡問題是連肯改的人都無法擺脫過去。)
更大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知道自己一言一行都會被永久紀錄,那就真的實現了曾子那句「十目所視,十指所指,其嚴乎﹗」。這本來只是君子修身的自我要求,卻變成無論賢愚所有人的現實。帶來的全民自我審查,反而可能窒礙了民主社會。
作者討論了六種現有的對策,認為它們都各有優劣。各自有部分功效,但就算一起運用也未必能解決作者最關注的遺忘權。(像歐盟實施被遺忘權那種較激進的做法,也很難於其他地方推行。)
作者建議比較容易實行的方案,是為(至少大部分)數碼資料加上「到期日」,令數碼資料也有「被遺忘」的一天。這一點只需在檔案添加後設資料(meta-data)就行,立法施行的難度也低得多。
這個建議最大的問題,是一到指定日期就刪除的「斷崖式」遺忘,其實也頗驚人的。作者本身建議為數碼資料逐漸加上雜訊,模仿人類記憶衰退過程,又似乎太複雜。
我想比較簡單的方法,其實可以仿傚現有的紙本檔案管理方法,訂立「到期日」並不是「一到即刪」,而是一個「檢視日」。即是到期電腦會詢問擁有者是否要保留(選擇要就再選定下一個覆檢日期),讓人有「刀下留檔」的機會。如果過期一段日子都沒有選擇保留,才由系統代為刪除,或者像作者所言,逐漸添加雜訊。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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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4-9 誌謝「同樣要感謝的是,近兩年來世界各地與我交談討論的傳統媒體記者及新媒體記者,他們的提問令我更清楚如何修正及發展論點。」

好記者的功效。

#15 第1章 無法從記憶抹去的「醉海盜」「原本只是朋友間的玩笑罷了,但是在史黛西實習的學校裡,有個熱心過頭的老師,覺得這張網路相片可能讓學生看到竟有老師喝酒,有違教師專業,所以一狀告上大學。」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大學竟然接受投訴吧﹖﹗有哪條教師專業守則說教師下班後不能喝酒﹖如果喝酒也不能的話,大概在照片自稱「海盜」也能說成是鼓勵學生犯法﹖(當海盜還不犯法﹖)

#112 註1「史黛西將自己的大學告上聯邦法院,原本已經快要結案,但最後還是轉到東賓州聯邦地方法院審理。到了2008年12月,法院認定她發布在MySpace的照片及注解文字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判她敗訴。」

照片和註釋為何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
如果細看判辭,原告似乎是輸在技術問題,多於法官認為照片和註釋不受保護。被告(大學)聲稱第一修正案不適用於師訓生,認為後者有如公務員的言論自由受紀律約束,法官認為這一點看歷來判例無法認定。可是法官接納被告聲稱﹕就算被告真的侵犯了原告的言論自由,由於法律在這一點上並不明確,被告在做決定時並沒有得到「公平警告」(fair warning)說它會侵犯言論自由,所以作出決定的教職員應該免責。
我猜這大概是指原告根本沒在校內上訴時提出過「侵犯言論自由」的聲稱讓校方考慮,所以不能在法庭才提出來以求推翻原判的意思。

#23 「當時的重點就只是透過全球網路來取得資訊、與他人互動(有人稱為Web 1.0)。」

有互動就已經是web2.0吧﹖

#38 「難道我們只要在網路上公開資訊,就活該從此失去對這些資訊的控制權?難道我們不該能夠決定網路應何時「忘記」這些資訊?難道我們真會想要一個「因為再也沒有遺忘、也就再也沒有寬恕」的未來?」

但無論是哪個時代,忘不忘記本來就是由受眾決定呀。
除非你像極權政府般玩記憶抹除就是後話。

「如果我們都得擔心,關於自己的資訊甚至可能活得比自己更久,我們還敢不敢談八卦、聊經驗、罵政治?還是會開始自我審查?

其嚴乎

「嚴格說來,自願揭露資訊,責任也就得自行承擔。然而,我們常常是在自己毫無所覺的情況下,就已然揭露資訊。」

這是最大的問題,因為連有哪些資訊已被人掌握了也不知道。

#61 「執法單位儲存了幾千萬人的個人生物特徵資訊(雖然這些人從未被指控犯法),而且這些敏感、卻又可以透過搜尋取得的紀錄,大多數都絕不會刪除。」

其實是否領身份證時的指模和生物特徵護照的紀錄﹖

#88 「阿根廷作家波赫士的短篇小說《博聞強記的富內斯》(Funes, the Memorius)就設計過相關情節:經過一場騎馬意外,年輕的男子富內斯失去了「遺忘」的能力。他猛啃大量書籍,腦中累積了大量西方經典文學的文本,但卻無法參透文字的言外之意。波赫士想說的是,一旦我們有了完美的記憶,就會失去歸納、抽象思考的能力,陷入過去的種種細節而無法脫身。」

這是否因為大腦運作的需要﹖例如大腦必須把事情簡化才能掌握重點。

#278 第2章 歷史上,我們一直追求「記得」「神經細胞從接受外界的刺激到進行圖像辨認,處理了各種傳入的資訊,但是過程中會刻意丟掉極大量的資訊,這正是生物無意識進行「遺忘」的第一層。很少人知道這一點。」

因為這些資訊根本沒進入過意識。

#296 「沙克特認為:人類的長期記憶並不是像石刻石碑,刻定之後就只是檢索;而是會根據我們當下的偏好與需求,不斷重新配置記憶(也就是整理我們記得的事)。在沙克特眼中,人類的記憶是個有生命、不斷演變的結構。」

夢境某程度上也是這類工作之一,重新整理我們的記憶。只是我們的意識無法理解整理過程中產生的訊號,所以會理解成奇怪的夢境。(再加上當時外界傳入的訊號,對意識而言就更奇怪了,不少人的夢境經常有飄浮半空的情節,大概就是意識對接收不到腳部壓力訊號的解釋。)

#305 「雖然她過著相對正常的生活,但有多到不正常的時間都是陷在過去,而非享受現在。」

所以讀書多的人會比較像老人家﹖正如莊子所謂以有涯隨無涯

#334 「遠古時代十分禮遇記性高超的人,記憶力高強的人士,似乎就顯得高人一等;卡拉瑟斯(Mary Carruthers)的研究就指出,這對於求職或是躋身社會精英階級都大大有利。」

中土亦然。

#357 「也是因為有了書寫,才比較容易收稅、管理軍事及民間力量,於是推動了國家的興起。」

故神話中倉頡造字,天雨穀、鬼夜哭。大抵就是鬼神都知道「國家」出現不是甚麼好事。

#357-363 「領導人開始根據其目的,將文字收藏制度化。亞述國王亞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可能是史上第一位曾正式受過抄寫員訓練的國王,能操多種語言。他希望建立一個記憶和知識的收藏,於是每征服一座城市,就劫掠當地所有的黏土板和莎草紙,整齊存放在他的亞述巴尼拔圖書館中

所以圖書館始於劫掠﹖

#367 「正因為文字不是精準的資訊容器,每個字彙、每個句子都需要透過人來詮釋,於是我們回憶過去的時候,也不得不加入這些文字對我們的意義。」

但其實無論你用哪種媒介也有同樣問題,就算精確如拍照或影片,不同的人也會因為加入個人的意義而有不同的註釋。

「我有個法學院的朋友……如果讀了一本新書,就得決定是不是排得進前兩百大,如果排進去了,就必須淘汰原先兩百本藏書當中的一本。他相信,倚靠這樣不斷過濾、刻意遺忘,自己的藏書品質會不斷提升,讓他的外部記憶只留下真正重要、真正有價值的思想。但他沒搞懂的是人的想法會隨著時間改變,所以他用來評價、決定留哪些書的標準也就不斷改變。就算他努力了幾十年,這批藏書也不會是他「讀過最好的書」,其實只是呈現了他人生中不同階段、不同的觀點和價值觀。」

書海潛遇」亦如是。

#395 「(書的)成本卻依然居高不下。原因就在於印書要用紙,而紙張這項關鍵資源的成本仍然很高,情況幾世紀不變。」

紙的世界史》有提及這一點。(這本讀完未有時間寫介紹)

「中國,早在幾百年前就已經發明了印刷術,但用的是木版印刷,不像古騰堡用的是靈活、效率高的活字。而且中文是表意文字,比起使用字母的拼音文字,操作難度較高」

中國早就發明了活字,所以問題不是因為沒活字可用。真正問題正如後句所提,因為中文最少要準備幾千個不同的漢字活字(小學生至少也要懂一二千個,還不計重複用字所需的活字量),不如歐洲拼音文字可以用幾十個字母活字(英文最簡單用26個拉丁字母,其他最多也是加十幾個帶變音符號的字母),就可以拼寫所有詞語串成文章。就算同樣的字母在同一版面不停重複出現,可以大量複製的字母活字也比較便宜。
所以中國用活字成本相對高,古時中國人力又普遍便宜(不如歐洲黑死病後工人變得昂貴),繼續用雕板印刷也不見得很貴。所以也就沒經濟動機去採用技術更複雜的活字了。

#407 「書籍依然昂貴。如果你是富裕的律師,買本書或許沒什麼大不了;但如果是勞工,一本書可能就得耗掉一整個月的閒錢。」

所以十九世紀興起了付費會員制的圖書館。

「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初,工人生活開始因為社會改革而有改善,生活水準提升了、工時減少了,書籍和報紙的價格也才真正大幅下跌,整體讀者數量則大幅增長。」

重視工人權利和福利的好處。

#416 「十九世紀,大家都買得起書籍和報紙了,於是出現前所未有的情形,開始有廣泛共有(當然也還是有偏見)的共同記憶。當然,宗教也算是提供了某種共同的方向,但根據的多半只是一股信念﹔……安德森認為,正因如此,大規模印刷(他稱為「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促成了帝國及民族國家的崛起(帝國及民族國家都是想像的共同體)。」

大眾傳播鼓勵了民族主義的形成。

#420 「必須要有大多數人、讀著一樣的書籍和報紙,他們的體驗才能營造出同源、共同的記憶。」

所以社交媒體帶來社會共同體的解構,成為民主社會的重大衝擊吧。因為在社交媒體下各自圍爐的民主社會,更加像那些本身未有共同身份認同的多民族國家了。

#437 「電視機這種必要的收視設備已是家家戶戶普遍擁有的家電,錄影帶的費用也已不難負擔,於是人們開始不分大小事全都錄,錄影帶的消耗量明顯攀高。  然而,隨著記憶用設備的價格下降、記錄量上升,其他原本看不見的成本也浮出檯面。等到有了成百上千的照片、長達數百小時的錄音帶和錄影帶,如何有效檢索就成了惱人的問題。」

確焉,方某家中沒那麼窮之後,就買了錄影機錄下電視節目。雖然有不少節目看完就刪(於是可以重用錄其他節目),可是有不少需要保留的節目留下來之後,很難像家中書目一樣弄一個影視目錄出來。電視節目的資料和儲存位置都比書籍更難紀錄。(標準書目準則AACR2的影視目錄也是比書目複雜得多的。)

當然現在都因為磁帶難保存而劣化,大概也就不用再煩惱了。(笑)

#655 第3章 為何我們不再遺忘﹖「數位資訊則不同,沒有雜訊問題,品質也就不會隨著時間下降。」

其實也不然,正如少時在SCMP讀到的文章說,數碼載體一樣有老化的問題,更有格式太舊無法再用的問題(例如方家的《Simcity4》光碟雖然仍然可讀,但已經無法安裝在新電腦了,變相買了遊戲也不能永久玩)。只是材質老化的速度比較慢,而且數碼資訊有除錯機制,只要不是劣化得太嚴重還是可修復和轉移。
轉換格式(被淘汰的舊格式轉新格式)和轉移資料(例如從舊磁碟轉到新磁碟)還是有成本的,只是這個成本比類比資訊低得多、亦更可行。

#680 「數位資訊標準化還有另一項優點:比類比資訊更能適應未來。只要將某個訊號數位化之後,就能用標準數位資訊設備(像是個人電腦)加以處理,儲存在各種現有的儲存設備(像是硬碟),並使用網際網路傳輸到世界各地。」

如上述,格式會被淘汰,到時新電腦還是開不到。只是找到模擬器的機會比較高。

#691 「同樣也改變了人類(特別是出生在數位時代的人)接收資訊的方式。如果說在類比時代的「酷」是擁有大量書籍或唱片,數位時代的酷就是要以此為基礎繼續發展:取用各種資訊文化,再結合成全新、原創的內容。蘋果的賈伯斯曾有一句關於將此應用在音樂上的名言:「擷取、混合、燒錄(rip, mix, burn)」;甚至再加進一點自己的內容。」

Web2.0的新時代。

#702 「快閃記憶體的價格起初較高,但後來每MB儲存成本也如硬碟一般快速滑落,在2008年已經達到大約每MB只要1/3美分(約是硬碟在2001年達到的水準),這時固態儲存無須機械零件就成了一大優勢。」

#709 「目前最根本的缺點在於快閃記憶體會慢慢損耗,等到資料重複寫入抹除達十萬次左右之後,可靠度就會降低;但對於一般人的使用條件來說,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因此也就算不上是太大的缺點。」

但就因為快閃記憶體會「突然死亡」,所以只適合用作暫存載體,而不如機械硬碟可充當永久載體。要寫入十萬次,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難,尤其如果你每天都在用的話(如固態硬碟)。

#716 「短期之內,消費者要用盡儲存空間的可能性並不大。等到終於把儲存空間裝滿的時候,新一代儲存裝置又已經推出,儲存容量可能是原來的兩倍到三倍。」

話雖如此,但其實你不會有時間把舊檔搬到新裝置(如下面#728所言)。結果就是你手上有一大堆不同的儲存裝置放滿不同時期的檔案。(當然這一點在現時推廣雲端儲存下可能不再是問題。)

#728 「你必須做出一項選擇。你可以一張一張挑選要上傳哪些相片,又或是讓電腦自動複製相機裡的所有相片。或許是因為我們總覺得可以晚點再回來檢查,屆時再刪去不喜歡的相片,於是多數人有志一同,大都選擇了第二個選項。從經濟角度而言,這種選擇也有道理。假設每個人需要花上三秒鐘來看一張照片、決定是否保留;且讓我們以美國平均工資來評估這件事,你會發現,光是時間的成本就已經超過了儲存的成本。」

的確如此。

#733 「像是2008年參選副總統的阿拉斯加州長裴琳(Sarah Palin),就是用私人電子郵件帳戶,來規避公文紀錄保存的要求。」

其實不應讓這種事情發生。(雖然雙方陣營都有發生同類的事,例如希拉里,但是否「為了」逃避公文檔案保存的要求就不清楚了。)

#742 「(1996-2000年代初) 這些服務的資金來自廣告,特點在於:大多數都是由中央伺服器提供有限的免費磁碟空間,而這點與儲存成本下降的趨勢也一致。」

其實當時的如意算盤是希望你爆滿後付費繼續使用吧。(現在的Apple和Google仍是如此。)

#766 「商業及國家興起之後,必須設法輕鬆準確進行檔案歸檔和檢索。而歸檔系統的設計,就類似圖書館的兩階段做法:檔案先放在檔案櫃裡,每個檔案再依名稱、日期或類似標準加以排序。這樣的系統能讓人快速檢索資料,但管理成本很高:如果歸檔的時候一不注意,就可能永遠找不到;而且因為歸檔系統的架構很難事後調整,因此一開始設計就必須十分謹慎周延。」

的確。所以當年我回大學幫醫學院教授跟進研究工作,他聘請在下的原因之一(當然我想最主要是人工便宜),就是我有圖書館工作經驗。
老闆有一份研究是電力公司贊助,分析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之前已經有研究助理收集了一大堆相關論文(好像有百多份,印出來要幾個黑色大資料夾才裝得完),問題是他需要找人把這些論文分類整理,然後才能寫報告。
結果我要先跟他商談,了解他的報告要怎樣寫,然後才按其需要,把論文按空氣污染對各種疾病的急性、慢性影響分門別類放好。甚至有些論文橫跨不同領域要預留指示以免遺漏。最後才當「高級伴讀書僮」每天拿出某一類相關論文陪他寫報告。

#784 「隨著新的數位檢索工具克服了傳統類比儲存的順序組織,搜尋時間大幅縮短,但呈現在螢幕上的結果其實都被抽離了原本的情境脈絡。相較之下,傳統翻找檔案的方式能夠體驗較多情境脈絡」

斷章取義,古已有之,於今尤烈。

#794 「一直要到出現全球數位網路,才消除了實體位置的限制,只要連上網路,就能存取連結到全球數位網路資料庫中的資訊。這從根本上改變了搜尋和檢索的經濟性,要取得資料,代價原本是得花上時間和金錢,親自跑一趟,現在則換成網路通訊成本(這可低得多了)。」

早年要使用資料庫,還要跑去圖書館(當時只是一堆光碟放在圖書館自己的伺服器上)。後來資料庫都上網,用密碼就可登入。

「網際網路加深了這種變化;遠端存取的通訊費少到幾乎可以不計,更讓可能的客群從商業實體擴大到幾乎所有一般用戶。」

其實要多謝科網泡沫令通訊基建「過度」投資降低了費用。本來並非如此,例如香港網絡早期用戶都要付PNETS,所以只有相當技術和閒錢的人會上網。方某中學時就已經可以在圖書館上網,但只能間中使用。等到進大學後,可以用大學撥號免費上網,才瘋狂上網。結果到那時候,中學時開設的yahoo電郵帳號已經因為太久沒用而無法登入了。

#1038 第4章 權力和時間﹕拉大資訊貧富差距「幾千年來,人類一直生活在「遺忘」的世界,不論是個人行為、價值觀、或是社會的機制流程,都是基於並反映這樣的事實。」

正如很多其他問題一樣,都是源於我們的生物演化跟不上我們創造的社會變化速度。這個論點不斷重複出現。

#1042 「這種喜歡把資訊掌握在自己手上、維持資訊優勢的態度,可能來自近幾十年來文化的養成。但這件事情的歷史也很有可能要悠久得多。」

很明顯至少有幾千年啦。文句結構上應該真的是「近幾十年」,但道理顯然不止。

「馬丁.路德將聖經譯成白話德文之後,民眾可以自行閱讀聖經,不再需要被動接受教會那些號稱「知情人士」說的一切(而且,犯了錯之後可以直接向上帝告解,無須透過教士,於是教會開始聽不到那些重要的小道消息)。結果就是削弱了天主教教會的權力,使世俗的民族國家有機會興起。」

天主教會之所以對宗教改革反感,可能這才是重點。

#1074 「在可接取性和耐久性兩者結合之後,人們再也不能逃避自己的過去。過去就這樣如影隨形的跟著你我,任何人只要有網路就能接取。」

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

#1102 「因為我們總是不斷在記憶中重新構建我們的過去,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對於某件互動的記憶,必然不及那些資訊富者手中關於我們的數位記憶,最終就是使得我們自我否定自己的過去。資訊隱私專家早已提出一種看法,認為人必須保留對自身資訊的一些控制權,才能擁有能夠定義自己的必要空間。」

資訊可用於「自我定義」這一點,反而是我們討論私隱時很少留意的部分。

#1108 「如果我們不確定自己的言論會被誰、以什麼方式運用,就只能先假設最壞的情況,也就是認定任何評論都會被用來造成最大的傷害。」

#1123 「如果今天傅柯還在世,他必然會認為數位記憶正是控管圓形監獄的有效機制:一方面支持了社會與階層組織的控制力,一方面也從社會與階層組織當中得到支持,進一步鞏固和深化現有的資訊權力不對等分布。」 

現在網絡上正是如此,所以不少朋友寧願匿名或化名留言。這甚至不單是怕政權報復,就算在自由社會的人上網談日常小事也一樣。
但這種安全感其實也不穩固。畢竟網民之中的「網絡神探」出名起底能力強,除非你有間諜級匿藏個人背景的能力(又或者是受保護的特權人士),否則如果自恃化名就隨意說話,有朝一日也可以突然被揭露「那個人就是你」。

結果你就只能像某些口密的朋友般,乾脆在網上匿蹤,或者只能貼些風花雪月的帖。

#1159 「遺忘還可能是學習的重要過程。組織學習專家史塔巴克(William Starbuck)就認為,想學習全新的事物,得先放下老舊的事物。」

金庸小說的男主角﹖

#1180 「我們任何決定所根據的資訊都不可能完整:在類比記憶的世界,資訊的遺漏是隨機發生,而在數位記憶的世界,遺漏的卻必然是那些無法以數位形式儲存的資料──這是一種系統性的偏差,不只會影響我們對事件的理解,甚至還可能給動了手腳。簡言之,因為數位記憶只會放大數位化資訊的重要性」

正如現代的量化管理主義往往就只顧追量化的KPI,忽視無法量化的方面。如果只是管工廠還OK,管教師社工醫護這類「對人」的工作,就容易變成捨本逐末。

#1201 「我們面臨的挑戰很可能是:有了太多難以抹滅的記憶之後,使得我們待人處事太過嚴苛、無法寬恕,於是讓某些人選擇走向極端,完全放下過去,只活在當下。」

現實可能已是這樣,你看某些「歷史由我開始」的年輕人﹖不過他們比作者設想的更糟,因為他們對過去無知,卻沒活在當下,只懂用自己的時代角度去幻想歷史胡亂指責前人,錢穆所謂以時代意見抹煞歷史意見是也。(試想像指責孔子沒提倡民主、蘇格拉底沒反對奴隸制之類,完全漠視每個人思想受其成長環境的限制,像看了少年動漫就以為少年有能力拯救地球一樣荒謬。可惜這種「歷史中二病」患者舉目皆是,而且還可以成為KOL。)

#1334 註56「有些人可能認為,可以用科技來確保數位記憶的真實性。雖然有可能,但現在方法還不明,而且又要如何確保那些驗證真實性的人,未受數位記憶影響呢?

反正在舊時專家一樣可以收買或收編。

#1443 第五章 六種對策﹕個人的、法律的、科技的「數位記憶很少在當下就帶來負面影響,而是會在未來的年歲如鬼魂般揮之不去。但要讓人為了未來可能的麻煩,就放下手中具體的好處,絕非易事。」

正如很難讓人(尤其窮人)向保險或公積金供款。套行為經濟學的論調,就是人類對未來的損益有很大折讓。

#1463 「最早提倡資訊隱私權的人士是波士頓的兩位律師:沃倫(Samuel Warren)和布蘭戴斯(Louis Brandeis,後來成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們在1890年於《哈佛法律評論》期刊發表〈隱私的權利〉一文,基本上就是希望能認定某個案例是侵犯隱私。」

原以為是1980年誤植,但一查之下真的是1890年。

#1481 「在過去三十年間,雖然美國國會已經針對更完善全面的資訊隱私法案進行辯論,卻沒有激起廣大的群眾迴響。政治學家或許有個大致的解釋:能夠通過立法,常常背後是有組織明確、動機高昂、資金雄厚的團體支持,而且大多數公民的損失小到讓他們不會起身反抗。但全面的資訊隱私立法卻正好完全相反:大多數公民可以得到少許好處(但少到不構成起身支持),但那些動機強烈、資金雄厚的團體卻得擔心損失慘重。」

如果連槍械管制這種關乎人命的好處也不夠大到足以推翻既得利益,私隱權就更不可能了。

#1492 「這樣的控制權要落實,就必須確保不只是現在、就算在未來也要能有效執行。……後來納粹入侵荷蘭,掌握這些人口登記,就無情的運用這些資料,從數百萬荷蘭公民中,找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進行迫害和謀殺。正因為人口登記資料完整詳細,猶太人在荷蘭被納粹找出、驅逐和殺害的比例(73%),要遠高於比利時(40%)、法國(25%)及任何其他歐洲國家。」

清點每一個人》有詳細描述。

#1506 「絕大多數年輕人都無視著作權法,自由自在的分享內容。」

其實也不只年輕人,中老年人一樣互相傳盜版影音檔。只是年輕人沒錢,更易依賴盜版而已。

#1525 「相對於那些必須能聽能看的著作權內容(也就會有「未加密的時刻」),個資通常是用來「輸入、再進行資訊處理」,大多屬於更容易受到保護的資訊處理範疇。」

不一定,例如起底的人可以先見到,然後到其他地方再講出去。(反之電影和音樂你要不在現場欣賞、要不就必須整個檔案複製才能在其他地方欣賞。)

#1561 「適應,本來就是我們求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機制之一。這會讓我們得以和改變重新同步(畢竟改變本來就是自然界最基本的概念)」

問題不在於「人類不會適應」,而是社會變化太快,人類的身心變化速度永遠追不上最新發展。

#1574 「至於歐洲人權法院最近則以罕見的匿名方式裁決:不得永久保留無辜者的DNA資訊。」

見到這句令人懷疑,因為法官裁決總要具名,沒可能匿名裁決的(這宗案也沒敏感到法官不能具名,而歐洲人權法院的法官名單本來就不是秘密,所以沒可能匿名)。
原先我懷疑是「匿名上訴」之誤(上訴人為保私隱或可匿名),但從註釋找回原本的BBC報導,這宗案件有兩個英國上訴人,一位已具名,另一位青少年用化名S,既然有人具名上訴也說不上匿名(法庭報導青少年案件用化名也不是「罕見」)。
大概是有人(懷疑是譯者)把「unanimous judgement」(一致裁決)誤當成「anonymous」(匿名)。法院十七位法官全部意見一致倒算得上「罕見」了。

「例如歐盟隱私指令第6條便規定,國家法律必須確保個人資料「保存之形式得以識別資料主體之時限,不得長於資料最初蒐集目的及後續處理之所需」。」

那麼檔案館怎麼辦呢﹖他們保留的都是政府部門不再用的檔案。大概有免責條款﹖

#1593 「因為目前執法機構還無法蒐集夠多的相關資訊,儲存能力也常感不足,因此似乎就需要有新的資訊保存法規,強迫由民間機構來留存相關資訊,以便執法機構未來有需求時可取得。」

如此立法更大的理由是政府儲存資料會令民眾更擔心吧。規定民間機構各自儲存,至少政府有需要時還要辦些手續才拿到(機構也有機會反對),而非讓政府一下子拿到所有資料,然後自己嘗試整合一個超過資料庫看看有甚麼關係跑出來。

#1629 「數位記憶還是會漏掉一項(至少到目前為止)無法數位化的重要資訊:我們的思想。如果數位記憶只能記錄外部資訊、記錄不了腦內的思想,數位記憶就還是不可能完整(至於熵原理限制的儲存量就更不用提了)。」

我想到的倒不是甚麼熱力學原理,而是《大人的地圖學》(其實還有其他書)提及波赫士的寓言﹕要製作一幅「包羅全國鉅細無遺的地圖」,唯一方法就是製作一張跟全國實物一樣大的地圖,但這樣的地圖已經無法使用(因為它直接蓋在全國之上啦)。同樣地,如果你真的要紀錄世上的「所有事」以保存事件完整脈絡,唯一方法就是複製整個宇宙。否則任何方法必有省略之處。

#1639 「另一種數位禁慾方式,是讓個人使用多重線上身分,這些身分無論彼此之間或是與現實世界的本人都沒有連結。這樣一來,個人就能將各種資訊流分門別類,資訊業者也就更難結合各種個資而看到個人的全貌。」

雖然也有不少人這樣做,多重身份的問題就如前述(#1123)的匿名或化名,的確能讓商家較難拼湊全貌,但對於消除對「說話後不知多少年後被批鬥」這類恐懼,其實作用不大,因為「網絡神探」(甚至政權)自有能力幫你拼起來。

「還是有(a)對特定部門的資訊隱私權,涵蓋許多資訊接收者……(b)各州州法,保障特定情形的資訊隱私權,(c)回歸到一般的隱私權法。……像這樣東拼西湊的資訊隱私權,想必會讓民眾一頭霧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麼情況下能夠享有什麼權利。」

權力分散是聯邦制的優點,法出多門卻是聯邦制的弱點。

#1841 第六章 重新遺忘﹕運用「到期日」機制「其實所有方式的核心概念都相同:要讓我們面對(等於提醒我們)「資訊的有限性」,也就是資訊必然與某個時點或是期間連結,等到時間過去,大多數資訊也就失去價值,像是昨天的報紙、或是我們已經聽過多次的老笑話。」

但舊報紙也會有價值,歷史研究者就會想翻舊報紙找資料,所以把舊報紙和舊資訊完全刪掉也不成。或者我們需要的不是完全「刪除」數碼記憶,而是增加讀取舊數碼記憶的難度。

#1850 「像這樣以法律來規範軟體功能,過去早有先例:為了保護資訊隱私或是智慧財產,法律已要求軟體廠商加入某些機制或程序」

但回到 #1481 的立法動力問題﹕這個提案沒人有錢賺,誰會大力推動﹖

「如果能採用到期日機制,就能淘汰不再有價值的資訊,使資料庫的品質大為改善。」

也不能斷言舊資訊就低價值,當然「通常」舊資訊的價值低於新資訊。

#1881 「我們也可以設計另一種新的後設資訊標籤,讓網頁作者自行設定允許搜尋引擎製作索引或快取的時限。……網路搜尋引擎甚至也可以在搜尋結果旁邊顯示到期日,做為一項粗略但有用的指標,讓使用者判斷這項結果的可能價值。」

那麼內容農場設定的限期恐怕是「永遠」

#1929 「也許只需要再複雜一點點,就能讓到期日機制更接近大腦記憶和遺忘的方式。」

「又或是如果想要找較久遠的資訊,必須有更多的搜尋線索」 

可能先讓存取更慢、手續更複雜,再之後才刪除。
後者反而令人想不到可以怎樣做。

「我們也可以將某項數位資訊,例如某個檔案,慢慢模糊化處理,隨著時間逐漸刪除」

例如人工加上雜訊﹖

#2025 第7章 數位時代,「刪去」是必要的美德「這樣一來,我們才會活在現在,而不是一直放不下某個已經愈來愈與我們無關的過去。因此,要有遺忘,社會才能對成員寬容,並有改變的能力。然而,數位記憶正是危及了遺忘的這些重要功能,也就影響了人類學習、推理、及時行動的能力。此外,這也可能造成物極必反,讓人決定要完全無視過去。」

我們見到有時「文明古國」(不限於天朝,其他文明古國與之焉)的子民特別多詐偽,懷疑也是因為「歷史記憶」太多令我們太「鬼靈精」﹖

星期六, 6月 01, 2024

炒冷飯系列﹕宋代近世財政國家的形成

(FB舊事重提這場講座,頗為有趣、有啟發,原文貼於2013-04-01。)

[宋代近世財政國家的形成]

由科大的劉光臨教授主講。

不知是否因為近來「中港矛盾」炒得正熱的緣故,出身河南的劉教授,在正式開講之前,介紹了自己的背景,然後說認為自己也是香港人,同樣支持民主普選云云,就差在「香港話」還說得不好。

(噢,除非要跟廣府話作對照,否則在下也很少用「香港話」這種說法呢。)

個人覺得講座內容不算很有組織,不過聽起來也算有趣。同樣用點列算了。

1. 在講者讀大學的時代,提到宋代大家都只歸納為三冗﹕冗官、冗兵、冗政,雖然文化商業都興盛,卻承受不斷打敗仗的民族恥辱。到後來在外面留學,才改變了看法。
講者認為對宋朝的負面評價,其實是到近現代中國面對外國侵略時,回望歷史而產生的觀感。

2. 現在大概只有共產黨還堅持「技術是歷史原動力」的馬克思主義史觀,但這種觀念已經落後,反而往往是制度和組織的需要催生了技術發展。
正如香港相對於大陸還有優勢,並不在於技術(大陸的各種技術已大有進步),而是在制度。李超人建立的商業帝國,也是得益於香港制度上的鼓勵和保護。(方按﹕即所謂「地產霸權」,是制度上對地產商的傾斜)
那麼這個「制度優勢」是否「民主」﹖現時西方社會都是民主政體,可是香港卻是自由而不民主(相對台灣而言)。在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散佈民主潮流之後,西方也是到二十世紀才開始穩定地實行民主。英國雖於十九世紀成為霸權,但福利主義和人權概念都是在二十世紀才普遍施行。

民主對於我們來說,除了是一套制度,還是一種道德理想的追求。與古人對「儒家聖人」的追求相對,都要看是否能落實。

香港「制度優勢」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上海租界」,這些外國殖民的據點,把各種西方先進事物和思想都引進中國。於是我們又要追尋「殖民主義」的由來。這個「現代化西方」是從哪裡來的呢﹖最後,我們找到宋朝原來已有類似近代的「財政國家」。

3. 在這裡,既然要考究制度,我們要先討論一下「好政府」的定義。

是否像一些人所說﹕管得越少越好﹖可是,現代公認的「好」政府通常也管得很多。
例如英國尤其是個大政府,他們曾經有最大的海軍,稅收也很重(相對於陸軍而言海軍是特別花錢的)。英國有歐洲第一個官僚政府,其實這是從中國學來的。(方按﹕類似科舉的「考試取官」首先又是香港開始學—即政務官前身的「官學生」,然後散佈到印度和英國本土。)
英國其實也實行了很多社會主義的措施,反而在香港實行更原始的自由資本主義。

一般而言,一個「好政府」是一個有能力的政府、能夠支持經濟發展、提供公共服務(如維持秩序,這點李超人也代替不了政府)。當中產生了正反饋﹕政府支持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又增加了稅收。
在這方面,西方和日本學者首先發現,宋朝擁有歷史上第一個「成功」的政府和制度。

3.1 宋朝是第一個依賴募兵制的國家。於是政府可要求應召者符合某些標準,而宋仁宗時(即是包青天時)已有百萬兵。

3.2 宋朝是第一個把稅收貨幣化的國家。(而非像之前的朝代依賴徵收實物)

3.3 宋朝是第一個有效的中央集權國家,中央政府派員控制了稅收。

這一點非常重要。正如現在大家對朱鎔基最大的印象就是「反貪」,但其實他反貪不成功,任內官員貪污反而更嚴重了。朱鎔基最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原先令地方政府富起來尾大不掉,朱的稅政改革重新讓中央政府掌握了財政,令國庫發達了。朱的稅政改革提升了國稅局的地位,收集到很多錢,於是可以用來做各種安撫和「維穩」的工作,鞏固了中央政府。

宋朝就已經有「國稅局」(方按﹕我想他指的是三司使吧,有篇文章認為三司使也是歸中書管),反而到後來的朝代就沒有了。

3.4 宋代首次把官位全部公開競爭(即科舉)。

與明清不同,宋朝考中進士也只不過是到地方出任稅務官,三甲才可以從通判做起,然後慢慢提拔。不如明清兩朝中了進士就要獨當一面的。
宋代之所以多「冗官」,就是因為建立了大政府,要高薪養廉,又要官僚互相監視。

3.5 宋朝還以判例逐漸改變法律,以適應社會需要。(方按﹕其實後來也是這樣,開國時代的律法通常到後來就被判例改變,《大清律例》就是例證。)

宋朝的法律還特別保護私有財產。保護私有財產,是為了解決「擁有權」的問題。在這裡宋人「講義理」和「講錢」並不矛盾。因為就是愛講錢才更需要道德,藉以證明自己是「依法」而且「理應」得到那筆錢。

當時判錢債案,還要考慮利息和通漲問題。而且判決對借還媒介也要分清楚,例如借的是銅錢就應該用銅錢還,想用交子/會子(紙幣,宋朝另一世界級發明)還錢的話就要計算折換率。(情況就如現在用外幣還款要計算匯率一樣)

公認才情橫溢的蘇東坡在官府也要負責放債,大儒朱熹也要負責收消費稅。在那個年代並不是甚麼矛盾的事。

3.6 宋朝亦是首先以法律保障遷徙自由的國家。
我們慣常稱讚的漢唐兩朝,雖然威武,但都嚴格控制人身自由。因為經濟和稅收都未貨幣化、亦非市場經濟,所有事情都以戶口為準,例如抽壯丁參軍。

講者指史學界向來認為政府聲明有兩大笑話﹕

一是聲稱「自古就是中國領土」﹔

二是聲稱「中國人民愛和平」——中國人民或許愛和平,但政府顯然殘暴得多,要不然何來超越中原,有那麼大的國家﹖

在政府眼裡,國家發展首為征戰,所以法家強調愚民,不准百姓太多享受,以免消磨鬥志。(毛澤東後來貫徹這點,不讓百姓有好日子過。)

隋唐兩朝,都不是純粹的漢人朝代,而是胡人和漢人的二元統治。皇族本身就是混血,道德上也不全依中原那套。而且是以胡人治漢人,絲路商人主要是突厥人(當時向西亞學習)而沒甚麼漢人,打仗也是以少數民族或混血兒領軍。

講者認為清朝處理新彊西藏,就比共產黨做得好。因為滿清本身就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又有與其他少數民族結盟的豐富經驗,他們很明白少數民族的心理,便於駕馭。

相對而言,漢人缺乏胡人的「英雄氣」,比較依賴制度(如科舉考試)。

(講者說這有點像現代西方社會。我想倒不全然,西方人雖重制度,但「英雄主義」氣息亦重。更不要說美國人連年征戰,倒不如說是順便當練兵。)

可是,在唐朝這個國家之內,兩種不同的人是無法同場競爭的。要考試麼﹖胡人考不過。鬥「勇武」麼﹖漢人又拗不過。唐朝和平之下江南士族(漢人)逐漸興起,而少數民族(胡人)亦逐漸不服唐朝統治,於是唐朝就崩潰了。之後的五代十國,展開了一場制度競爭。

3.7 宋代也是首先以量化方式考核官員。(有如今日的GDP評核)

之前說了,宋朝進士易考,但三甲才從通判做起。宋朝官制出名複雜、官又多。莫說皇親國戚不任實官,就是「官親」升官也不容易,很多人都只得到虛銜(如在某部門掛名有如顧問)而未有實權。

求升遷者多,宋朝乾脆把所有的因素—甚至是你有甚麼背景後台—都統統納入「計分」了。(跟宋明理學家帶來的印象不同,宋代一般很承認「人欲」。)(方按﹕你看趙匡胤竟然想出杯酒釋兵權就知道,用名利贖回兵權、避免誅殺功臣,歷朝僅見。)

「舉薦」既然可以加分,那麼如果升官者後來品行不端施政有誤,舉薦人自然也有責任,自己要扣分。(講者說現在中共就是欠了這個,推薦人不負責任。)

施政方面,由於人民自由流動,所以戶口數目不代表甚麼,納稅戶增長才可以加分。同理,稅收增長也可以加分。而地方官另一重點﹕判案結果有多少人上訴,也會影響分數。

於是,宋朝官場可以說是「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

4. 講者從五代十國的制度競爭扯到英格蘭銀行。(方某這筆記調動了次序。又,如果有讀過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應會對討論英格蘭銀行和股份制一段有印象。)

英格蘭銀行的成立,並不是甚麼資本主義的成果,反而是因為威廉三世為了跟法國打仗,但當時各種稅項(包括佔了一半份額的特殊稅如啤酒稅等)都不夠用。於是威廉三世和瑪莉王后共同出資帶頭成立英格蘭銀行,是為了發債籌錢打仗的。

同樣地,宋朝也是依賴特殊稅多於田賦,所以鼓勵移民到城市。例如酒稅,城市的酒家乾脆由政府壟斷,偏僻各處的就交付民營。原本是以「拍賣」的方式競投,以承諾提供最大稅收者得到牌照。後來發現拍賣價太高,很多人交不起就在交稅限期前「走佬」,找擔保人也無濟於事。於是又改為「入標」方式,讓競投者出「暗標」以免瘋狂競價。

5. 宋代的重商主義,實由內戰分裂的制度競爭而起。
原本搶掠富商的軍隊,發現長久下去要官商合作才能安定繁榮。
因應用兵需要任人唯親的政府,也發現長遠治國要依靠制度和讀書人。

講者說了個多小時,那個 powerpoint 一直沒動,現在終於啟動了。看到就知道為何不用開,因為那個 powerpoint 是出國講學用的,跟今天講座的內容並不直接對應。

不過其中一張簡報就引起在下注意,因為那張表格列出了宋朝稅收的分佈情況。只是很快就跳過了——其實您不如一開始就停在這一張然後開講吧﹖

表格顯示,宋朝大概有32%的稅收是專利稅(如酒稅),另外約三成是土地稅。這就是宋朝有多依賴商業貿易的例證。

因此,宋朝大開運河,其實就等於今天政府建高鐵和高速公路,都是為了方便營商多收稅。而且宋朝也鼓勵集中經營、作坊大型化。對於官員來說,向一個大富商收稅顯然比起向很多小市民收稅容易得多了。

另一幅圖顯示當時的弓箭武器。宋朝的禁軍大部分原來是「弓兵」。就是因為宋人怕死、戰鬥力差,所以力圖以技術補救。
相對起來,鴉片戰爭時的清朝,整體而言並不窮於英國。但科技落後,西方因為各國交戰,科技日益進步,而清朝固步自封,於是英人攻來之時自然戰敗。

6. 這樣說,難道就是「經濟決定論」嗎﹖

與一般人認為「稅收多少決定了政府可以做甚麼」不同,徵多少稅其實是政府決定的。(方按﹕當然我想他的意思不是指政府可以不理現實情況胡亂徵稅,而是指政府制度本身決定了它有能力徵到多少稅。)

現代社會「大政府」徵稅頗多,西方一般都有GDP的兩成。問題不是徵稅多少,而是徵稅如何用於民生。
一般而言,與同時代的西方各比,中國歷朝徵稅還是比較輕的。

中國在洋務運動時、日本同樣開始了明治維新,可是日本徵稅徵得更徹底。當日本向清酒徵稅時,清朝官員卻認為「我朝向來不徵酒稅」。稅收的分別對國家實力有很大影響。

7. 問題時間,有人問那麼宋朝為何滅亡。

教授答,現在研究可知,宋朝一年的貨幣供應量,多於明朝近三百年的總貨幣供應。
由此可知,宋朝絕非亡於經濟問題,而是亡於「北京的帝國主義」。

中國周邊的遊牧民族,並非我們所想的那麼「邊緣」,他們實際上是佔據了亞洲的中心位置。這些遊牧民族通常比較重視大帝國和土地,多於經濟和知識。這是他所說的「北京的帝國主義」。(方按﹕即現在很出名的「內亞」史觀。)

制度本身需要符合人性和社會習慣。
而制度之優劣,視乎你的對手是誰。

相對於范仲淹的全盤失敗和王安石的部分成功而言,蔡京的改革是宋朝最成功(雖然他號為奸相),但那時代的宋人太自滿了。

又有人問,宋朝是否被冗官拖垮了﹖

教授認為,官多或腐敗並不等於王朝就會滅亡。正如後來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政府也很腐敗,但反而越來越強。(當然他們後來就要打擊腐敗了)
亡國多是因為軍事失敗,國民黨就是例子。就算說國民黨腐敗,當時國民黨能夠掌握到的財源也很有限,但打敗了仗自然就沒機會去實踐。

還有人質疑,為何教授在講座中稱毛澤東為「英雄」,因為在香港人印象中毛澤東是壞人。

(我認為這問題純屬誤會,說毛是英雄並不是稱讚他「好人」,是指他「英雄主義」、「魅力型領袖」之類。因為他原來說的「英雄」是與成吉思汗之類並論的。)

教授解釋,他所謂「英雄」是指以一人之力逆社會潮流、改變所有人的生活。毛澤東是最徹底的「英雄」,他說所有農民要交出土地、財產吃大鍋飯就做到,說大學教授和學生不該留在大學要去耕田就把他們都趕到鄉下。諸如此類都是非常人所欲,但他有能力使所有人跟他的意思做,這就是「英雄」。
很多人(甚至毛自己也認為)說毛澤東是「皇帝」,其實毛根本不是皇帝。中國有哪個皇帝可以像毛澤東那樣把民眾任意舞弄的﹖大鍋飯、大躍進、上山下鄉這類事,有哪個皇帝夠膽做﹖如果有皇帝敢這樣做,也可能立即被趕下台了。

與毛澤東相比,史太林算不算是這種「英雄」﹖似乎有點疑惑。
至於希特拉,他的「英雄」也只是徹底改變了猶太人的命運而已。只有毛澤東那麼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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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教授沒提到的,就是如果宋朝已經成為一個「財政國家」,那麼即是應該做到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了,那又何以會輸給北方民族﹖(北方遊牧民族是機動的,不需要數目字管理)

如果以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論,他認為宋朝未做到「數目字管理」的,證據是連樞密院和戶部的帳目都未能一致。當時有很多商業發達的跡象,但很多事業還是官府操使未能放諸民營,而且未能令全國標準一致。

或者應該說,宋朝是有財政國家或數目字管理的芻形,但歷史上不幸遇上金人和蒙古而滅亡,後來的朝代又因為中國彊土太大難以劃一而重新退縮到道德治國小農經濟(用另一角度看就是農業中國蓋過海洋中國),這種體制沒機會發展下去吧。

另外找到有篇文章(失效連結)質疑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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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留言﹕

餅大﹕歴史很活的,再多些不同角度看,會覺得很有趣。

像宋代,真的是弓兵主導嗎?宋朝的重步兵是很出名的,但原來宋朝的重步兵跟西夏人關係很大。西夏人投誠時,那是宋兵。宋朝內閧時,那又是西夏兵。

又像說,忽必烈渡金沙江後,用了阿拉伯人的裝組式高射投石器,把宋朝的固有防守形式一下子打跨了。那是真的嗎?渡金沙江的真的有阿拉伯部隊嗎?

宋朝打嬴打輸,是為誰去打?如果打嬴對皇家/相府沒有最大好處,那是否真的要打下去?

有好些都不是新式/西式考據,純粹是中學教課書不去提。在明清學者的筆記中已經多有討論。

Jacky﹕我在科大上課時唸過劉教授的中國軍事史,頗有趣的。他是以科技,社會制度和經濟來看軍事的,讓學生知道戰爭不是只在戰場上打,而是很多事先的因素決定的。

還記得教授相當推崇宋朝的軍事制度,其實當眾人認為宋朝積弱,實際上宋朝在軍事上勝多輸少,而且還很"經濟",因而能應付長期的戰爭。

方﹕1. 但西夏早就脫離了吧﹖

2. 「能應付長期的戰爭」這個與傳統看法分別很大,因為一般認為宋朝就算打得贏一場仗,也難以持久佔領,不如退守。要不然為何不乾脆取回燕雲十六州﹖這方面還有甚麼資料嗎﹖

Jacky﹕但是在防守方面,宋軍就做得很稱職,例如釣魚城,襄陽等地守了很長的時間。戰爭,也不定是指進攻,也可以是防守吧。

方﹕但都是「本土」防守,為何到前線就不行呢﹖補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