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篇文太好，網上又沒有，所以抄下來﹕
〈求真不分科學或人文〉撰文﹕薛莫
—理性、實證與懷疑並不是科學獨有的求知方式，而是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共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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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人文學科轉向後現代解構主義，不相信有客觀的現實存在，誰要是相信科學進步這套老掉牙的說法，就是犯了「科學主義」的罪，將遭受斥責。1996
年，美國紐約大學的物理學家索卡爾(Alan
Sokal)發表了一篇知名的文章〈越界﹕邁向量子重力的變形解釋學〉，戳破了後現代解構主義裝腔作勢的假象。該文充斥後現代用語及解構主義比喻，卻夾雜
科學術語﹔隨後，索卡爾宣告裡面都是些無意義的胡言亂語。
後來我也放棄了人文學科。但今年3月，我在與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人文學教授勃德
(Rens
Bod)的談話中，重新思考了我的立場。勃德指出我對科學的定義(描述並解釋過去或現在由觀察或推論所得現象的一套方法，目的在測試假說以及建立理論)也
適用於語文學、藝術史、音樂學、語言學、考古學、史料編纂和文學研究等人文學科。
勃德舉例，1440年，義大利語文學家瓦拉
(Lorenzo
Valla)揭穿以拉丁文撰寫的〈君士坦丁獻土〉是偽造的﹔天主教會利用該文獻，把他們掠奪西羅馬帝國土地的舉動合法化。勃德解釋﹕「瓦拉採用了歷史、語言學和語文學的證據，包括反事實推論，揭穿該文獻。他找到最強力的證據之一是在語彙和文法上的﹕該文獻使用的一些字詞和語句結構，不可能是公元四世紀初、
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時的人會使用的。例如較新的拉丁文Feudum指的是封建制度，那是中世紀的發明，公元七世紀以前並不存在。」勃德強調，瓦拉使用的是科學方法﹕「他遇事有疑、實際求證﹔他提出假說，以理性思考，並使用抽象推理﹔他使用文獻提及的現象做為證據，為文本語文學打下基礎，也就是從文獻的現存版本推知原始文本。事實上，後來的DNA分析根據的就是文本語文學。」
荷蘭人文學者伊萊茲馬斯(Erasmus)受到瓦拉啟發，也使用了相同的實證技巧，指出三位一體的觀念直到11世紀才在《聖經》上出現。1606年，荷蘭來登大學教授史卡里吉(Joseph Justus
Scaliger)發表了古埃及王朝的語文重建，發現最早的王朝比《聖經》記載的創世日期還早了將近1300年，使後來的學者不承認《聖經》是可信的歷史文獻。勃德結論﹕「因此，抽象推理、理性、實證以及懷疑論不只是科學的長處，人文學者同樣也發明了它們。」
釐清這一點有何重要性呢﹖勃德強
力呼籲﹕在當今人文系所人才與經費兩缺的時代，提出人文學科至少對「個人修養」有益的論點，可說是忽視了人文學科的真正價值。科學與人文學科的跨學門連結，德文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科學)一字表達得最為貼切，這個字代表的觀念涵蓋了人類的一切舉動，包括我們對自然世界提出的
科學理論。勃德反思﹕「人文學者在使用實證方法時，經常會認為自己向科學靠攏，但他們錯了。他們只是回到15世紀時自己的歷史根源﹕最早的實證方法就是那時發明的。」
不論學者身在大學裡哪一棟建築，大家都有相同的目標﹕增進我們對事物本質的了解。這是科學與人文的共同方向，也就是建立人類的知識。
(潘震澤 譯)
(科學人2015年7月號 p.92)
(原文"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 Share the Virtues of Empiricism and Skepticism" by Michael Shermer, Scientific American v.312 issu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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