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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8月 29, 2020

炒冷飯系列﹕Michael Sandel訂製完美

(朋友找我介紹好書,於是介紹了一本2018年被另一家出版社再版,方某在2013年已介紹過的書。因為連書名也被改掉,直接放給朋友易令讀者誤解,乾脆抄一次。) 


Michael J. Sandel著,《訂製完美﹕基因工程時代的人性思辨》,黃慧慧譯,台北﹕先覺,2018

(原先由博雅出版社於2013年以《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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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正義》和《錢買不到的東西》後繼續讀下去。這次聚焦在另一主題﹕以科技改造人類。
因為這本是為圖書館買的,寫不到筆記,所以唯有簡單就整體討論一下。(說簡單仍寫得那麼長,老師說話真的不可信,尤其當他說自己「講少少野」的時候。)

本書主題為是否接受基因改良,作者把「基因改良」和「基因治療」劃了界線。恢復健康的人原有的功能為治療,作者並不認為這點有問題(他在結語反駁了反對複製胚胎研究的論點,見註),但對健康的人或胚胎作基因改造,選取「更佳」基因,則為作者所不取。

作者的切入點為運動員,大概是因為這一門職業運用科技改進表現的爭議最多,最易討論。作者認為運動不只是依規則論輸贏,還是鼓勵運動員發揮天賦的才能和後天努力的鍛煉。
所以,應該接受哪些運動科技、不接受哪些,作者認為要看這種科技究竟是是突顯了「最佳選手的天份和技能」,還是扭曲了這些天份和技能,進而扭曲了一場比賽的本質。作者不贊成基因改造或其他藥物,就是因為認為這樣貶低了選手的努力,令比賽變成純表演,觀眾讚賞背後出手的科學家和藥廠,多於讚嘆選手的才華。而跑鞋或球拍就沒有這種問題。

當然這個觀點並非無可置疑,作者在《正義》就已經提及(本書中進一步解釋),有法官反對比賽本身有目的,只視為依照某些規則所作的消遣活動。而作者則不接受這種「運動消遣論」,認為沒有一個運動迷會接受這種「賽事規則只是專制,不為彰顯某些才能和美德」的結論。

對於基因改造的爭論,主要都是針對胎兒而言。作者認為「自由論」並不適用,因為胎兒本來就沒任何選擇自由可言,無論有沒有基因科技都是一樣的。「公平論」亦未必適合,因為理論上政府可以資助所有父母選擇基因,亦可以向使用基因改造的人徵稅,給沒有改造的人彌補損失。問題只是我們想不想活在這樣無止境操控競爭 的世界裡。

作者引用神學家威廉.梅(William F. May,不是維基百科上一字之差的 William E. May,神奇在兩位都搞神學的)「對不速之客的寬大」的說法,認為為人父母就是要學會約束掌控的衝動,欣賞生命本身就是恩賜。對孩子接納的愛和轉化(即栽培)的愛,要有所平衡。只懂接納就是縱容、只懂轉化又變成糾纏,把孩子當成自己的附屬物。雖然想法源自神學家,但作者認為這個想法並不依賴於宗教或神祉,對無宗教人士一樣適用。

作者認為,競爭著改變天性以適應世界,只會分散我們思考世界的注意力、和改進社會的衝勁(譯文用的是衝動)。與其用基因科技去改造人性,倒不如搞好社會和政治制度來適應不完美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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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看倌對生物科技完全沒興趣,這本書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應該很有趣,只要看倌不理科技細節(反正書中沒有),把本書當成是美國版「千奇百趣」去讀就成。

我們很喜歡互傳那些港爸港媽如何操控他們那些寶貝港孩導致的笑話,但我想明眼人都應該知道,這種心態其實不限於「港」,華人以至東亞各族都是這樣(反而東南亞那些土著民族沒那麼重視競爭,於是南洋華人說他們 「懶」)。不過在本書中,我們見到連美國也是這樣了,父母在運動場邊么喝不特止(香港比較少這個,因為大家忽視體育),家長更打電話去大學辦公室投訴、要求行政部門向「貴子女」提供晨喚服務(好辛苦地避免用叫床)之類……洋人對「虎媽」趨之若鶩(或嗤之以鼻),但對於華人這種操練根本不以為奇吧。所以我們會說這種惡性競爭是華人「教壞」洋人的。可是,找「人生教練」去「指導人生」,不也是洋人自己發明的麼﹖

可見問題根本不在於華人或洋人,這種惡性競爭的潛力其實在人的本性之中。只是前幾百年西方資源比較充裕,令教育系統的競爭有機會放緩罷了。而東方社會則從來擺脫不了。
要再進一步,我們甚至可以說是世代之爭。因為無論是香港還是美國,「怪獸家長」(或虎媽)現象,其實都是發生在戰後嬰兒潮下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第二代人」(呂大樂說法),他們成長後生了子女,就透過種種手法(包括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有其必要,但有些措施其實在加劇跨代貧窮)去延續自己的操控。

從這角度看,所謂基因之爭其實只是表面技術問題,真正的社會問題是一批工業社會下成長和掌權的嬰兒潮世代,打算在後工業社會中繼續加強舊手法延續影響力而造成的。呂大樂口中的「第一代人」若然不是農民或難民,也鮮有像「第二代人」般在經濟發展中享盡一切優勢和機會的。戰後的社會發展開拓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空間,到現在雖非「後無來者」但也肯定不再有那麼快那麼多。

換言之,「第三、四代人」面對的是工業社會已轉型為後工業社會(資訊社會),經濟發展亦已到頂峰不再有大幅進展和大量新空間。而在「第二代人」定下的規則下,他們就是要競逐這些比以往少得多的機會,然後「第二代人」還要以己度人、嬉笑怒罵說他們不夠勤力、不夠聽話。

無論是拼命補習(東方)還是運動訓練(西方),抑或基因改造,都只不過是第二代人自認為「為小孩好」、「贏在起跑線」而做的不同操控方案而已。
分別只是東方人(如華人)早已習慣操控子女、把子女當成自己附屬品,所以不覺奇怪。而西方人有較長的獨立傳統,所以現在覺得狀況很嚴重而已。

基因改造帶來的科技問題,總有科技解決的方案。社會世代之爭的問題,則沒有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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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生物科技,讀生物化學出身的在下,通常讀到這些討論都很難滿意的,因為往往覺得他們其實不太了解基因科技和遺傳學。(情況就像綠色和平的反基因改造宣傳,總令我覺得是譁眾取寵。)

就如本書,如果以為基因改良可以讓父母像訂造傢具般選擇孩子的特性、和決定他們的未來,似乎是過於「樂觀」(或悲觀,視乎你想不想這種事發生)的想法,看起來像是某些「不肖」生物科技公司欺騙父母上釣的廣告伎倆。

因為,人的性狀(即特質)絕大部分都不是單一基因控制,而不同基因之間的互相影響多到不得了,就算科學家統統研究清楚了,也不見得可以輕易操控單一性狀而不影響其他。

相對於智商或音樂才華,我想身高還是比較容易控制的,雖然也是多基因控制,但至少我們知道生長激素影響身高,那麼如果自動分泌多一點,長高的機會就大一點。可是,生長激素增加是否只有「長高」的效果﹖它一樣會帶來一堆潛在副作用。如果父母知道高生長激素除了令兒子長高一點、加入體育隊的機會增加,還會增加一些嚴重疾病的機會、甚至短命,還會覺得衡量輕重後在胎兒身上「設定」高生長素激是值得冒的險麼﹖我想有此打算的父母會少了一截。

其實基因調控大多也是這樣,是互相影響很難只有單一結果。如果要把「製造嬰兒」當成基因工程般操控(而科技上又做得到的話),你身為「設計師」也要面對坦克車設計史中「攻擊力—防護力—機動力」三者只能取其二的矛盾。到最後,要避免太偏頗產生負面效果,你的選擇可能只能均衡一點,而這樣又跟一般水平可能相差不太遠,花了大錢只能產生少許的優勢。

對於人類演化有認識的看倌,應該知道人類也是不停在演化中,而其中一個方式就是異性選擇。在沒有任何遺傳學知識的年代,人類就已經在選擇更高大、更性感、更聰明的配偶。
所以科學家面對基因改造的反對者,很多時候會感到不解。因為人類一直就在做基因選擇,只是不自覺而已。基因改造的能力當然比傳統育種手段深入、高超、快捷得多,但本質上都是在操弄遺傳物質,只是程度之別而已。
所以,就算我們擔憂基因改造孩子在倫理上的影響,那也是「程度」的問題而不是「黑與白」的問題,我們沒法在科技進展上簡單劃一條線說「到此止步」。
科學家不明白民眾的憂慮,固然不妙。民眾不明白科技「想太多了」,其實也是不美麗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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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就算給你選擇到想要的性狀,也不代表孩子就會走那條路

有很多性狀的遺傳都被研究過,最常用的是雙生兒比較,以同卵雙胞胎、異卵雙胞胎、非雙胞胎,共同生活和分別領養下出現同一性狀的機會,推論這種性狀跟遺傳有多大關係。人們研究得較多的性狀自然是「遺傳病」,當中除了一些原因很單純的,多數的病(包括糖尿病)都是有後天因素同時作用導致。

同樣地,很多其他性狀也是有後天的影響。更不要說,出現了這個性狀,不代表孩子就用得著。
以自己為例,方某相對於父母來說,算長得相當高。雖然我想這是因為營養改善多於因為碰巧拿到「高基因」,不過就算長了,也因為自小體弱多病,從來對體育運動毫無興趣。方某長大後仍是「文弱書生」,身高並沒有變成運動上的優勢。
同樣地,老媽經常說方某手指長得長又美,是彈琴的好材料,只恨當年貧窮沒錢給我學琴云云。可是,不那麼貴、人人都要學的牧童笛,方某也是肌肉協調不成,老是吹不好(雖然不知是否手指太長吹笛反而不好,因為屈得很辛苦才按到洞)。就算有錢學琴,手指協調不好恐怕也不能變成李雲迪的。

當然,要反駁的話,只是因為方某並沒有「選」到一整套合適的基因。如果手指又長、音感又好、肌肉又協調,說不定就可以成為鋼琴大師呢﹖
可是,這也不代表在下就會對鋼琴有興趣呀﹗誰知道會不會因為老媽期望甚殷,每天迫我學琴,所以自小固執的在下,反而更討厭鋼琴呢﹖(反正香港很多孩子就是這樣,幸好方媽媽沒怎樣干涉我的嗜好。)

你可以千方百計給孩子鋪一條「你認為」最好的路,但最後他可能完全沒興趣,甚至怪你為了「你要的」這些性狀而犧牲了他「本來」想要的另一些性狀,亦未可知。
以為自己可以操弄一切的嬰兒潮父母,除了要學基因科技,恐怕更該學的是混沌理論不確定原理。先體會一下「世事難料」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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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令這些父母三思,我想作者在書中提出的另一個理由可能更有用。
超人的箴言是「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作者提出的則是「控制越多,責任越大」。

如果父母對子女性狀無從選擇,那麼孩子有缺失就只是「天意如此」(當然其實有些父母也會怪自己,仍然有子女會怪「你生成我這樣」,但作者的重點是「至少可以把責任推給上天」)。但如果父母對子女的選擇和控制越多,那麼對他的人生負責則越多,真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當他們以為自己可以把子女潛在的榮耀攬上身的時候,可能沒意會到自己同時把子女潛在的失敗攬上身。因為子女的一切都受父母控制了,所以子女面臨的任何問題和失敗,自然也可以(應該﹖)歸咎於父母「選擇不周」。現在所謂的「港孩現象」,可以說是「怪獸家長」應得的報應

我懷疑有幾多個「怪獸父母」真的意會到攬上這樣的責任有多恐怖。
(正如無知少女有需要看黃子華﹕「BB既學名﹕大肚劇痛、家嘈屋閉、賴屎賴尿、供書教學、無風無浪起碼都洗你四百萬,重係一定唔還錢﹗」)


或者,規定基因改造診所必須向光顧的父母念這一段聲明更有用吧﹕

「顧客必須留意,基因改造有其風險。就算基因改造手術完全成功和無誤,基於基因之間和基因與環境的複雜互動,可能產生不可預知的副作用,導致 貴子女面對嚴重疾病和人生失敗。

另一方面,正如基金價格,特定性狀的「市場價值」可升可跌,甚至可能變得毫無價值。(例如你為子女選擇肌肉強壯的基因,但下一代可能完全對運動沒興趣,結果只能當地盤工人。選擇音感基因,但可能再沒有人聽演奏。選擇高智商基因,但子女可能遇上另一場文化大革命。)

而 貴子弟亦可能完全不想要這些性狀,閣下在簽署本聲明時已確認放棄一切因此要求「退貨」、追究和索償的權利。

最後但同樣重要(last but not least)的是,顧客選擇了這些性狀,在道德上等於要為這些選定性狀對 貴子女造成的一切後果負責,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因為「你選擇了不適合我的性狀」而被子女埋怨和怨恨一世。本公司或本國政府並不承擔因此產生終身痛苦、人身傷亡或財物損失的任何責任。

本公司代表已向閣下清晰讀出此一聲明,閣下如果仍然同意進行基因改造手術,請在下方簽名確認放棄對本公司的一切索償權利,因為手術失誤而產生的損害除外。」

這似乎是一篇科幻小說的好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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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者反駁反對複製胚胎研究的論點,主要是連鎖推理悖論,「胚胎有成為人的潛能、和真實的人之間沒有明確界線」並不能成為「胚胎跟人沒有分別」的理由。作者舉例說假如一場火災危及一個五歲女孩和一盤二十個冷凍胚胎,所有人都會選擇先救一個女孩而不是二十個胚胎。

胚胎不完全是人類,也不純粹是物品,不是「完整的人」並不代表不用尊重(於是可以隨便利用—作者強調就算純粹是物品也不代表可以隨便糟蹋,例如在大樹或古蹟 上刻字令人厭惡,就是因為我們欣賞這些物品)。胚胎是處於「非人」到「人」之間,容許如何利用胚胎,也應該是在兩者之間。

再者,反對者的邏輯並不前後一致,例如小布殊只反對政府資助複製幹細胞研究,但如果傷害複製胚胎等於殺人,那麼就應該是禁止而非止於「不資助」,但他們卻連倡議都沒有,也沒有禁止生育診所製造數目過多、等待銷毀的胚胎。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星期日, 8月 23, 2020

不尋常的邊界地圖集

Zoran Nikolić《不尋常的邊界地圖集:全球有趣的邊界、領土和地理奇觀》(The Atlas of Unusual Borders: Discover Intriguing Boundaries, Territories and Geographical Curiosities),林資香譯,台北﹕春山,2020

放心,這篇一定不會長。

看倌可見到,這本書新鮮熱辣,很少見到這裡介紹那麼新的書。事實是七月才剛出版,方某上序言書室時碰巧見到立即買下的。

如果長期關注方某的,應當知道在下喜愛地圖,幾年前就介紹過另一本《地圖之外》,都是介紹地圖上的奇怪角落。那本介紹的題材比較雜,這本主題就集中於「邊界」,絕大部分文章不是介紹飛地、就是講邊界造成的奇怪現象。

飛地的形成,很多時候是歷史因素。例如歐洲的飛地很多是封建時代領土買賣或婚嫁合併之類形成,甚至穿越了城市和房屋。亞洲和非洲的飛地更多的是殖民歷史遺留(如朋迪治里,作者說聯邦屬地是由總統任命行政官員直接管轄,並不準確,例如朋迪治里也有自治政府)。

有時甚至不是殖民主亂劃也可以形成飛地,例如美加邊界上的羅伯茨角早就在《國家地理雜誌》(2004年8月號)上讀過,純粹是因為邊界協定以北緯線劃定,結果由加拿大那邊「伸過界」的岬角就算作美國領土。

令在下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澳洲首都領地(ACT),當初為了首都有海岸線所以劃給ACT的Jervis Bay Territory,為何當ACT得到自治權會導致這塊海邊領地要分割出來另成一塊領土﹖以致新南威爾士州要另割港灣對面Beecroft Peninsula給ACT(甚至因此製造了半島尖燈塔的新南威爾士飛地)。為何ACT自治就會導致這個結果﹖無論在維基百科或這本書都看不到答案。

有些飛地很「民主」地形成,例如阿聯酋和阿曼之間的飛地,是在獨立時由當地部落自行決定加入哪一邊而形成(或者邊界對遊牧民族邊界沒那麼重要﹖)。

有些飛地像殖民地般由上而下、基於「善意」而劃定。例如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間的飛地,部分是基於蘇聯「按語言劃分國家民族,按當地語言劃分所屬國家」,於高加索和中亞地區製造了很多飛地。蘇聯一統時還沒甚麼事,蘇聯解體各國獨立後就變成衝突的源頭。

歐洲自己眾多的飛地和細碎邊界,長遠而來帶來了麻煩,直到歐盟建立了神根區,各國之間的邊界逐漸弱化。很多被邊界分割的城鎮開始重新整合,建立統一的市政和公用事業機構,方便市民一起生活。可是這種和諧想在世上普遍實現,恐怕不是可見將來可以達致的。

介紹《地圖之外》時,大家可見領土並不那麼「神聖」,邊界劃定更可以很離奇。但這些邊界為當地居民帶來的不方便、甚至是流血衝突,又豈為千里之外那些掌權者和「愛國者」所體恤鑑察﹖

多認識各種「不尋常」的邊界,把注意力放在當地人的生活,有助我們對政治宣傳保持警惕。保持對困境中人民的同理心,避免成為只執著幾條抽象原則的「離地」者。

愛地理,焉能離地﹖

(後話﹕要挑骨頭的話,就是譯後校對不嚴。例如英文一律稱capital,但譯成中文後只有國家稱「首都」,其餘可統稱「首府」。書中很多「首府」都誤植為「首都」。)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星期日, 8月 16, 2020

邱吉爾二戰回憶錄

溫斯頓.邱吉爾 《二戰回憶錄》,劉燦譯,台北﹕海鴿文化,2016

名相邱吉爾的二戰回憶錄,似乎不需要再加介紹。他寫的英文著作和講詞強而有力,也是公論。只是對方某這種英文差的人,要讀六冊鉅著當然不大可能,找中譯本也不容易。幾年前香港出了本「閱讀感想」式的《亂世領袖學—邱吉爾二戰英雄記》,可是作者本人的主觀評語卻令人邊讀邊搖頭。一個當了十年政務官的人眼光仍如此狹窄,大概也可側見為何現在特區政府如此不堪。

所以見到這本簡譯版(只摘譯部分章節)就為學校買了,希望是個易讀的版本。剛剛借來讀過,譯者似乎也是大陸人(近年台灣出版的譯作很多都是把大陸譯著轉成繁體版,連用字也沒收拾好),那些大陸式譯名讀得很不舒服(可見後文「挑骨頭」),不過看來似乎沒扭曲文意。須知邱吉爾本人一貫反共,不只對蘇聯和史大林很多批評,而且對同樣反共的蔣介石有讚賞,這些部分在譯本中仍可見到。

如果英文能力不錯、或者想練習英文,要欣賞邱吉爾的英文文筆,當然要讀原著或英文濃縮本。但如果想簡單地看看邱吉爾的二戰經歷,又不介意那些大陸式譯名的話,這本書應是可接受的譯本。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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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挑骨頭的舉例﹕

p.79 龍德施泰特,不上維基也不知道他說的是倫德施泰特,我還以為他說的是古德林

p.91 「布林什維主義」似乎直接叫布爾什維克就好吧﹖

p.111 「格拉斯哥市的羅爾斯—羅伊斯航空發動機工廠」,不反過來想英文怎麼讀的話,你不會知道他是指 Rolls-Royce 勞斯萊斯

p.195,196 新加坡的英軍指揮官「珀西瓦爾將軍」其實早已有漢名白思華」,不知道他另開一個沒人知道的譯名幹甚麼。

p.196 「克蘭寺河」其實新加坡對Kranji已有正式譯名「克蘭芝」。(後話﹕Kranji是馬來文的樹名)

p.285 「海軍上將哈考特」,在香港人人都知道他的漢名「夏愨」,你另外譯一個反而沒人明。

星期日, 8月 09, 2020

炒冷飯系列﹕如何讓我們停止憂慮並愛上外語

 (前幾天在Medium回應文友,提及為何香港學校教英文多背文法,我說可能是基於西歐「文法學校」本來就是背拉丁文化的。Xanga格式不適合在手機看,不如抄過來給大家讀得清楚一點。)

Françoise Waquet《拉丁文帝國》(Le Latin ou l’empire d’un signe — XVIe-XXe Siècle),陳綺文譯,台北﹕貓頭鷹,2007

讀完了一段時間的書,但覺得值得單獨介紹。

這本書吸引在下的原因,也許看倌可以很簡單猜得到,就是想比較「歐洲人學拉丁文的痛苦」和「中國人學英文的痛苦」。(其實嚴格說來,歐洲語言與拉丁文同源、結構相近,母語是歐洲語言的人學拉丁文,應該比「中文人」學拉丁文容易。雖然歐洲人看拉丁文,應該比較像我們看文言文。)

這本書主題對香港人而言大概很悶(拉丁文喎),但我認為看這本書應該會覺得有趣。因為我們會發現,原來我們對「英語教學」一邊大呼學校吃人、一邊趨之若鶩,歐洲人對「拉丁文教學」的感受其實幾乎是一樣的。因為當時的拉丁文就是「世界語言」,無論是科學醫學或外交談判都用得上,更是身份階級的象徵。本土語文仍然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有點像現在廣東話的狀況。

當時歐洲的大學,跟香港的「英中」一樣,強制老師用拉丁文講課,結果教授們就要在課室裡用拉丁文講一次,然後再到課室外用本地語言解釋一次。可謂費時失事。
在香港的英中,很多老師若然不是陽奉陰違,私底下用廣東話講解,就是費盡心力和課堂時間去解釋英文用詞、操練使用英文多於講解學科知識。這些香港的看倌想必熟悉,自不待言。

分別只是,拉丁文已成死語,讓學生不再用拉丁文學習尚且困難重重﹔英文可是現在的「世界語言」,保守者更有「大條道理」的商業理由要求學生用他們不熟練的英語學習不同學科知識。

之前曾與某些英語教學的死忠粉絲辯論,去到最後他也不得不承認,他關注的只是那些少數可以升讀大學的精英(把他們訓練到合適的英文水平),那些追不上的就理不得那麼多了。
個人可以這樣想,但教育政策可以這樣思考嗎﹖可以拋棄追不上的學生嗎﹖那些「失敗」的學生會消失於世上嗎﹖還是拋棄他們只會為社會留下更多問題﹖

英語重要,我想沒幾個人會質疑。(就算中文越來越重要,也不大可能真的變成世界語言,畢竟大部分民族都是用拼音文字的,學英文比學中文容易。)
問題是,要提升英語水平,「英語教學」(特指以英語教授其他科目)並不是必然的選擇,這是香港很多人的盲點。芬蘭教育已有更成功的例子,《沒有資優班》書介中已提及,在此不贅。

拉丁文最終變成一科不大重要的選修科,想進修古典學科的人可以選讀。
但我們的學生,仍然要在「以不熟悉語文學習不懂的知識」和「英語很差影響前途」之間作痛苦的選擇。
結果,香港就像一場大型的政務官考試,勝利者是一批英語流利,但其他可能一竅不通的人。他們辯才無礙、腦筋靈活,但根本不認識自己要管的東西。這就是香港。

反之,如果管治香港的是學養豐富,但英語平平的人,香港會失敗嗎﹖我正遐想著。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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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23, 79 「早在十七世紀,政治家李希留」

我以前讀的譯名是黎希留,維基百科記的是黎塞留和黎胥留,李希留是簡體字譯法。

p.26 「譚伯理於一七o零三年寫道﹕在童年時期,除了中學傳授的語言的崇高價值不斷在耳邊回響外,什麼都沒有……因此,我們整個少年時代都在不斷讚賞這些語言中度過,從未有人告訴我們有利於母語的話。這是不爭的事實。或許他們還因什麼都沒說而滿足﹔他們幾乎總是誇讚其他語言來損害母語,而且無限貶低母語,使它不如這些語言。」

用於今日香港,更為適合。

p.28 讀到這裡,我才知道原來法國的學校年級是倒過來數的。

(後來讀高錕自傳時也見到這種方式,不過是在上海的教會學校,那也是法國人辦的。)

p.35 「一個特殊的協會成立了,主旨從名稱一目了然﹕捍衛拉丁文協會。碑文暨純文學院和許多知名人士都表態支持這個訴求。」

碑文暨純文學院﹖甚麼來的﹖

上網查才發現原來法蘭西學會下轄五個學院,除了最出名、負責管法文的法蘭西學院之外,還有一個管文學的法蘭西文學院。後者的全名是「法蘭西銘文暨純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維基百科的人把「belles-lettres」直譯為「美文」,但簡明一點的說法其實是「文學」或「純文學」。(中文把英文 literature 譯成「文學」,其實 literature 包括所有文字作品,所以又用「純文學」專指中文「文學」意含的東西,例如小說詩詞之類。)

p.41 「用在預備講章的教書仍以拉丁文寫成」應為「教科書」。

p.52 「在德國……在一九九零年,聯邦共和政體的高級中學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學生學拉丁文」

那是指西德吧﹖大陸的譯法是「聯邦德國」(因為他們稱東德為「民主德國」)。
德國在九零年十月才統一

p.55 「實際上,教學法的本土特地……對西方學校界深奧的同一性影響不大。」

「深奧的同一性」似乎本身就很深奧難明。是哪方面的同一﹖拉丁文﹖

p.63 「同樣的批評也出現在清教徒居多的美國,這裡視閱讀古典著作會損害道德和宗教信仰。不只充滿無稽荒誕之事和放蕩行徑的希臘羅馬神話會嚴重危害年輕的心靈,以戰爭、背叛和暴力行為為主要內容的歷史故事也會」

在衛道者眼中,要維持道德,就是令大眾變得無知。

p.66 「梵諦岡第二大公會議」似乎譯為「第二次」比較好,因為根本沒定下屆期。

p.68 「當時教宗艾蒂安五世以開除教籍為由,禁止美多迪烏斯用斯拉夫語施行彌撒,只准許他用該語言翻譯並解說使徒書信和福音書以建造信徒。」

「建造信徒」有點怪,不過我可以諒解是教會的特殊中文。
「以開除教籍為由」卻似乎應是「以開除教籍作威脅」。

p.93 「一八九六年,史密斯公開批評美國神學院完全用拉丁文教學的做法﹕學生吸收不多,課堂上使用的語言品質也很差﹔因此,從這些學校畢業的司鐸,對履行聖職幾乎沒有充分準備。再者,他們的英文知識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因為在這將近十二年的求學期間,他們都在聽、說拙劣的拉丁文。」

改幾個字,這段文字完全可套用於香港英文教學對學生中英文水平的影響。

p.95 「導致此結果原因之一,在於使用拉丁文……因為它會妨礙思考過程並使思想貧乏」

同上,不過這是英文不好的學生勉強用英語學習的後果。

p.109 「使用本地語言,多次為民眾很有益處」

「多次為民眾很有益處」這句很難明,大概是「多次為民眾帶來益處」

p.125 「玻意耳能在歐洲大陸功成名就」

我們慣用的譯名是波義耳

p.126 「今日一些虛構作品的拉丁文譯本」

這似乎是把「fiction」直譯,我認為稱為「小說」或者「故事」更為恰當。(雖然「故事」未必是虛構的。)
虛構作品」給我的感覺比較像是說作品的存在本身就是「虛構」的,例如一些曾被提及但現實中沒存在過的書名……(例如《方潤全集》之類 :P )

p.136 那堆「金拉」、「金都」、「金希」、「金波」(大閆生﹖)、「金黑」、「金麥」全部都是一個字,元素名來的。敢情因為乃非big5字所以譯者打成這樣出稿,編輯沒有改回正字就付印之過。

p.141 「英國詩人密爾頓因著這方面的才能,在一六四九年成為『外語高等文官』﹕在位期間……」

他不是王侯,應用「在任期間」為妥。

p.203 「藉這段引文,我們除了看到學校完全容許學生使用《帕納森拉丁詩韻詞典》和一些工具書之外,還看到一個很不『合法』的行為﹕仿效和作弊。英國『公學』學生在拉丁詩方面的成就,部分應歸功於某項『傳統』(就這個詞最原始的意思而言),這正是英國小說家休斯在《湯姆.布朗的學生時代》這本兒童文學的經典中,所描述的魯格比公學傳統。由於老師給的寫作題目數量有限,有些孩子會把自己的作品保存在作文本子裡,而這些本子又代代相傳,於是人緣最好的學生(手上握有好幾本)早就準備好應付一切。唯一危險的是『可能搞混移花接木的順序』,以及不同學生寫出同樣的作品。但只要使用得當,多少能抵銷這個風險。因此,『繼承』了其中兩本的布朗『這裡挑一行詩,那裡挑一個詞尾』,然後把這些『片段』放在一起,接著在《帕納森拉丁詩韻詞典》的輔助下,創作出符合最低標準的八行哀詩,完成前再加兩行從其中一本作文本子完全照抄的道德詩。」

之所以要抄那麼長的文,是為了讓各位看看﹕這就是參考報告(reference report, RR)的起源﹗

p.210 「大家尤其抨擊學究式的教學方式(指長久以來用拉丁文授課,亦即『以未知的事物』解釋『未知的事物』),讓正在與枯燥乏味的作品和超出能力範圍的習作搏鬥的孩子,處境更加艱難。」

李逆熵在二十年前已經指出的英語教學問題,在拉丁文教學中同樣存在。

p.229 「同一時間在比薩大學也有類似做法﹕教授以拉丁文『口述』之後……用多斯加尼方言『講解』。」

不知為何我總覺得應叫托斯卡尼吧﹖(另﹕Tuscan Language)

p.233 「根據文法學家西歐皮尤斯的著作《論拉丁字母正確發音》,這是全世界的通病﹕例如中國人沒有R這個音,所以發L音來取代﹔日本人則反其道而行。」

日本人反其道而行﹖﹗﹖﹗
不要耍我啦,日文用R標音,但他們只發L音呀。中國人也只是南方話(廣東話)沒有R音,普通話倒是有的。

p.253 「雖然人文主義淪為人文學科,人文主義的理想(即相信這種教育能培養出人文主義者的精神和道德)幾乎仍存留至今﹔這種持久性讓格拉頓和賈汀不得不斷定,有一個『博雅教育的騙局』遍布整個西方世界。」

要留意這裡說的「人文學科」其實主要是指拉丁文……

p.254 「既然拉丁文是從事某些職業的必備條件(更確切地說,既然不精通拉丁文,就無法從事這些職業),有關拉丁文在教學上的安排,自然不成問題,除非涉及如何讓學生以較少代價和最大的成就獲得語言的能力。」

「除非」這兩個字用得很怪。

p.266 「美國教育家弗萊斯納(他後來成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首席院長)」

是「首任院長」吧﹖

p.277 「該決議的理由如下﹕希臘羅馬文化是最完美的人類心智發展形式」

這種自大也很難得。

p.279 「一八七一年法國戰敗,使一些和勒南、巴斯德一樣傑出的學者相信,德國在戰場上的優勢,是在中等學校和大學鍛鍊出來的﹔因此,應藉改革法國教育制度並採用德國的做法來尋求復興。」

這想法跟中國人的一樣。

p.298 「對於把孩子送去學大量拉丁文的社會菁英而言,它是『一門純粹體面的學問』(不用說,這種學問毫無用處,也沒有人會用它來成就任何事)。甚至在這點下,它『成階級』﹕它塑造來自優越家庭的英國紳士和法國資產家,也就是說,它不加掩飾地表示屬於某一個階級﹕在其中,人可以『浪費』金錢、時間和精力,去學一門就職業而言毫無用處的學問。」

我總覺得這個應該是「劃分」才對。

香港的父母爭向把子女送去學這學那,其實也不過是同一種心態﹖

p.308 「有人感嘆『地位卑微的人』有促使孩子學拉丁文的『癖好』。在梅西耶的《巴黎浮世繪》中,他自認有義務譴責『不識字的小資產者』欲使兒子成為『拉丁文專家』的雄心壯志。因為多年的中學生活,使這個孩子變成『一個鄙視所有體力勞動的懶人』﹔後來,由於得不到辦事員或神職人員的職位,他最終留在家裡由父親供養,而且終生如此。」

最早的家裡蹲

p.311 引文﹕「通常也是這些年輕人在中學建立了一些友誼、養成一些興趣,致使他們很難或甚至不可能回到父親卑微的職業環境﹕由此產生一種焦躁不安的人,對現況、對別人和自己都感到不滿,厭惡令他們感覺不到自己地位身分所在的社會秩序,隨時準備以不多的學識、多少有一點的才能和狂妄的抱負,投入各式各樣奴顏媚骨與造反的行為。」

相當隱誨的愚民思想,結論是為了社會穩定,不應該讓小民學那麼多。
這種教育和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不配合而產生的焦躁,確實存在。但究竟是限制教育,讓社會永遠保持原始﹖還是繼續普及教育,利用那種焦躁的動力去改革社會政經結構﹖

情形就像經濟轉型,會令一批人受苦。你是打算去幫助那批受苦的人順應轉型,還是阻止轉型﹖
談後者,很多「精英」就會懂得選擇繼續前進﹔談前者,他們就會選擇保守。說到尾,還不過是「利」字作怪。

p.312 「有人感嘆傳統學校冗長的修業期(因為是義務教育),可能為那些在當中沒事做的『鄉下孩子』帶來嚴重損害。『這些可憐的受害者消極地忍受西塞羅、哲學、代數,要不就因感到完全無法勝任學校的要求而沮喪。是誰告訴我們,自卑情結有可能因此產生的﹖」

很明顯,問題並不在於西塞羅、哲學和代數,而是教育系統未能做到因材施教。因為工業制度化的教育制度,只能把學生當貨物般生產,不及格的就當次貨丟掉,老師很難個別調節步伐和要求。

教育除了應付生活,還要開拓學生的潛能。一個鄉下孩子(或城市窮家子弟),如果沒有教育啟蒙,怎樣會知道原來自己還有更高更遠的可能﹖如果他們只選擇學習最少的「實用」技能,可能是莫大的浪費。
可是在因材施教的理想下,老師應該可以就個別學生的程度和志趣調節課程。追不上的學生就讀慢一點好了。完成了基礎教育之後,他們決定選擇實用課程而非學術課程,那也沒甚麼損失。

p.320 「即使在二十世紀初期,一個延續幾百年的偏見仍在發揮力量﹔我們也可以根據這個比一般認知還要早的推定年代思考,在這點上,下層階級的信念有沒有可能比菁英的信念晚形成,或至少並未在一個複雜的過程中(指前者的模仿慾望或許強化了後者區分階級的意志),發揮很大的作用。」

(《蘋果橘子經濟學》就曾討論不同時代的改名趨勢,結論就是平民在追逐上流社會的名字,上流社會就不斷在避開選擇其他名字,平民就繼續的追。)

p.321 「教育工作者很快就在這當中,發現潛在的危險和風險﹕這些孩子懷有虛幻的憧憬。因此,他們努力使這些孩子放棄古典學科,把他們推向『實用』、更適合『他們可能或已注定的命運』的學科,減少選修拉丁文的名額,只推薦給有財力在中學畢業後繼續求學的人(尤其是金融家)。最後,拉丁文成了社會地位提升的榮冠。」

如前述,這其實是在上者的一種傲慢。
(當然,如果在獎學金未普及的時代,這個考慮亦非不切實際。)

p.328–329 瓦利內里﹕「知道自己的醫術有限,他們深知自己對疾病的真正且不容置疑的內在原因認識不足……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使盡騙人的把戲來掩蓋一切,將事實隱藏在希臘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和不純正語詞底下,無法容忍任何真誠的醫生用通俗語言寫作,生怕如果人人都懂醫術,它會失去威信而他們也會失去收入。」

p.330 「在拉丁文影響下,醫生和病人之間愈來愈疏離,這種現象從任何一方都看得出來。一八零四年,英國醫生貝多茲指出,窮人寧可找鄰居討論病情,也不願請教醫院的醫生,『因為後者都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和病人交談』。到最後,雙方差距似乎變成太大,以致醫病關係起不了作用﹔病人可能會急著找其他比較可理解的權威人士,也就是醫生最想防止他們接觸的人﹕熱心助人但無知的鄰居,甚至江湖郎中。」

拉丁文可以用來騙人,但逃避拉丁文的人一樣會被騙。

醫學界和病人疏離,醫生靠科學贏了另類療法(或江湖郎中),但在人心上就輸了,這點在以前的《醫學簡史》書評已提及。在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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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Xanga 2009/12/22)

星期日, 8月 02, 2020

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1957

麥志坤《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1957》,林立偉譯,香港﹕中華,2018

(方按﹕封面這個跟美國水兵合照的光鮮「鹹水妹」是誰﹖書中並無說明。倒是令我想起先前報載的「珍妮女工班 Jenny's side party」,女工透過為軍艦免費清潔,替為士兵買物和收爛銅爛鐵維生,不是那些貧窮的年代似乎不會出現這種事。船塢軍營讓平民出入,也是英治時期才有的事。)

其實這本跟鄺智文、蔡耀倫《東方堡壘》頗有關係,因為戰後香港防務基本上都要借美國勢力「狐假虎威」。鄺氏幾年前的講座應該引用過類似的材料,揭示「協防」香港一事上,英美兩國如何互相縮骨,期望己方可以縮減犧牲、讓對方作更多付出。本書中對這段歷史、英美如何就香港互動,有更詳細的描述。

英美這對「縮骨孖寶」在香港的互動相當「有趣」。

香港對英國的價值,其實由開埠起一向都是對華貿易基地,所以倫敦只關心轉口貿易,要不是後來韓戰禁運,他們甚至沒想過發展工業。戰後帝國榮光不再,戰略上需要收縮,逐漸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香港本來就難以防守(《東方堡壘》有詳細討論),英國自然不可能長期維持足以抵抗中共攻擊的武力。英國戰前對日本「靠嚇」阻止開戰,現在也要借武力阻嚇中共,但同樣因為實力不足,所以要靠美國協防。就算美國不真的派軍協防,至少也讓中共相信「攻擊香港就會令美國動手」的態勢,借用美國在東亞的核武保護傘。

另一方面,因為大陸和香港居民都是華人,中共就算不發動軍事攻擊,也可以號召本地華人推翻英政府(六七暴動正是如此)。所以英國除了以武力阻嚇,還要推動善政、令華人寧願接受英治。這方面相對成功,一來因為香港華人很多都是逃避共產黨的難民,本來就厭惡共產黨﹔二來稍後共產黨自己把大陸搞到五窮六絕,香港政府只要像個正常政府(甚至民主也沒有搞,免得把國共鬥爭引入建制),相比之下就已經顯得很好。對那些難民而言,只要你不搞批鬥(共)、不搞白色恐怖(國),可以自由掙口安樂茶飯吃,他們已經很滿足。

而美國其實關心台澎金馬多於香港(書中引用檔案指美國政府往往受到國會裡親國民黨遊說團的壓力),後來才發現香港的中國情報價值。但這個價值不至於值得美國大兵賣命去防守一個無法堅守的大陸據點,他們也不打算為了香港開啟核戰。所以他們一向只是想令英國相信美國在中共攻擊時動手,讓英國更願意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

中共就更過癮了,初時英美都不知道其實中共根本沒打算攻擊香港(所以驚嚇一場,當然後來就明白了),但毛澤東周恩來這些最高層早就訂下「長遠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這裡「利用」不只是利用香港的港口和金融貿易(透過香港取得物資和外匯對中共很重要),更是「利用」香港離間英美兩國。

這方面中共其實非常成功,英國因為有香港這塊「軟肋」,對中共一直無法硬起來。除了成為最早承認中共政權的西方國家,在韓戰和全球戰略也無法與美國一致。要依賴對華貿易養活大批難民的香港官員更不願緊跟美國的對華禁運(要不然你美國來養﹖),所以就是因為留下香港這個活門,中共國祚在美國包圍下才不絕如縷。

(方按﹕所以三十幾年前老鄧堅持收回香港,後人卻把香港大陸化,搞到今日美英歐全部站到一陣線對抗中共,跟毛周當年「為了保留活門,寧願任由殖民主義延續國恥」相比,是否顯示中共這三十年都沒有真正懂得大戰略的領導人﹖要不然莫說英國不便跟美國一起制裁中國,甚至因為沒了香港大陸化這個藉口,歐美政治矛盾甚多之下,西方聯合陣線可能根本不會出現。)

當然中英美冷戰互動產生很多驚險場面,例如兩航事件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之類都令港英政府如坐針氈。英國為免香港捲入國共內戰,希望美國不要支持國民政府保留金門馬祖,卻激起美國人的反感,一向厭惡殖民主義的美國人認為英國為了保留殖民地,竟然要求美國放棄保護盟邦(中華民國)轄下的領土。就算英美是盟國,但制度上也無法避免這類齟齬,往往只能靠領袖之間的個人私情維繫。

韓戰禁運中,香港應該有多嚴格、禁多少東西,也導致英美之間的爭執。美國對香港的貿易管制嚴格到,港督葛亮洪表示香港工廠幾乎無原料,快要倒閉了。有趣的是,當麥克阿瑟在國會大肆抨擊香港時,是美國駐港總領事反駁麥帥扭曲數據。相比起國防部和商務部認為「我們美國大兵在韓國賣命,香港商人卻在跟大陸做生意」,想寧枉毋縱斷絕一切貿易,國務院和駐港領事館官員比較同情香港依賴貿易維生的現實,主張只禁運直接用於戰爭的物資,而且只需要香港保證供應生產的物資不會轉運給中國即可。(更諷刺的是,麥帥轄下的日本其實一向有跟中國大陸貿易。)

(方按﹕書中似乎把協商出口管制的巴黎統籌委員會說成秘密似的。p.161註45「公佈的禁令包括所有在國際清單 I 上的貨品,但不提及國際清單號碼,以免「巴統」的運作曝光。」。的確維基條目指巴統是不公開、無條約、非正規國際組織,但它的存在是個秘密嗎﹖)

另一個有趣的角度,似乎是英美兩國的情報合作。臨近九七有很多講香港的不同書刊出版,中資出版物不時提到的就是英美在香港聯合監聽中國大陸。不過監聽在本書卻非重點,畢竟英美合作監聽中國情報並不出奇,而更有趣的是兩國之間的分歧。英國跟美國合作監聽大陸、或者對華人宣傳上分工當然沒所謂,但英國很忌憚美國在香港的活動。

親中人士經常批評美國總領事館職員那麼多是另有目的,其實英國人早有同樣的抱怨。例如1951年駐港總領事館有九十六人,英國殖民地部就指出美國在港僑民只有一千人多一點,需要九十六個官員那麼多﹖可見就算不為推翻中共,戰後英國要依賴美國保住香港,美國早就在香港介入甚深,香港變成國際城市而非只英屬城市,並非始於今日。

英國更擔心的是,美國人工作太進取、不能保持低調,令港英政府有被認為「縱容美國人利用香港從事顛覆活動」之嫌。(這個指責很面善吧﹗可見香港表面上自由,但英國人背後維持平衡並不簡單。) 美國搞第三勢力謀求推翻中共,對英國而言亦太過危險。英國人也認為美國人的情報工作很愚蠢。英國人本身依賴人際網絡和大陸難民套取情報,美國人卻財大氣粗、以錢買情報。英國人說結果就是很多人為了錢捏造假情報,導致美國的反共大計破產。

《美國之音》節目在英國人眼中也是太過火。港英警方甚至曾經直接充公一批美國新聞處的傳單,因為他們認為那些內容是公然反共。英國人只容許美國在香港解釋美國政策和宣傳美式生活,希望在國、共、美之間保持中立平衡。最後美國新聞處因為一直受英國監視,只能集中製作向東南亞和大陸華人派發的宣傳品,減少針對香港本地的宣傳工作。

甚至到了大陸難民湧港,港英政府管顧乏力、尋求外援時(英國政府當時連減免軍費也不肯,令葛亮洪十分頭痛),仍然很怕美國或國民政府藉機搞宣傳或反共活動。

書中結語引述其他學者看法,認為美國雖然是強勢的盟主(方按﹕甚至有點霸道),但相對於蘇聯而言更願意與盟友「妥協」、「討價還價」和「交易」,所以更能維持團結,有利贏得冷戰。由此亦可見,為何歐洲盟友為依靠美國保護,卻對「侵」總統的作風如此反感,就是因為這種頤指氣使更甚於過往的單邊主義。

看香港、再看世界,現在似乎就是這種不用講道理、單靠以力壓人的時代。至於是「不講理」還是「更不講理」的會贏,就很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