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審查，但不用陰謀論

朋友冠東兄談起道長寄書被拒事件，提到本地出版社和中資轄下的連鎖書店拒絕「敏感」書籍出版和上架，已屬老生常談。但他引述羅永康說公共圖書館2018年沒買過台灣八旗、時報文化和聯經的任何一本書，是不敢買書，我卻有點懷疑。

首先﹕雖然八旗出版的書確實敏感、內容與中國傳統史觀大異其趣，如果說公共圖書館怕麻煩不買還可能說得通。聯經卻是出版大量文學書籍，甚至香港文學家不少作品都經他們出版，如果完全不買聯經的書，即是連香港文學也不買，這樣很匪夷所思，而且一定引起文學界反彈。不大可能不變成大新聞，只有一個普通網絡作者討論。

其二﹕公共圖書館或者沒買某本書，但其實一向有公眾建議購書的制度。就算是敏感如徐醫那些本土派甚至港獨派歷史著作，一樣會買。如果這樣也可以買，反而要針對台灣的出版社，同樣是難以置信。

其三﹕更大的問題可能是，只要你對圖書館運作有些許認識、甚至只是在中學時經常纏著圖書館主任問「新書何時可以借」，應該都會知道圖書館購書處理過程通常很慢。學校圖書館買一本書，就算不計訂書時間(這視乎書商，有快有慢，館方無法控制)，往往也要兩三個月才完成處理推出借閱。公共圖書館要完成政府採購程序和新書處理，只會更慢，所以如果你想找今年出版的新書，去圖書館找不到是常事。
就算在敝館，到六月盤點時，通常全學年會買了幾百本書，當年出版的新書通常只有十幾廿本。有很多時候都是隨後幾年才陸續購入這年的新書。所以找不到某出版社今年出版的新書，是否可以用陰謀論視之﹖我很懷疑。
(再者，不講圖書館人手和程序問題，單講利害﹕如果新書圖書館很快就有，還有誰去書店買﹖出版社和書店不向政府投訴才怪。)

冠東兄指點了羅永康8月原文，看完他的描述後，我就嘗試直接上公共圖書館的目錄看看現時情況。在2019年1月20日，公共圖書館是有這些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新書﹕
八旗﹕24種著作(不是「本」，因為通常有複本)，題目看來敏感的有本《1919 : 中國、印度、埃及、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
時報文化﹕44種
聯經﹕40種，包括董啟章新書《愛妻》(你說公共圖書館不買聯經新書，難道連董啟章也不買﹖)

我再嘗試比較台灣其他著名出版社，
遠流﹕只有9種，出乎在下意料(因為遠流也是大出版社)。題目敏感的包括《中共攻台大解密》
天下文化﹕46種
麥田﹕15種
商周﹕25種
小魯﹕15種、幼獅﹕3種 (兩間都是出版童書的)

可見作者質疑沒買新書的三間出版社，其實並非買得特別少(更不是沒買)，應該只是因為公共圖書館買書和處理真的太慢。

至於為何羅生當時會見到公共圖書館有其他出版社的新書﹖由於他沒寫清楚是哪些出版社，我不知道他見到的是台灣出版社新書﹖還是本地出版社新書﹖本地出版社的新書入手通常會比較快。而就算同為台灣出版社，圖書館透過書商訂貨，正如上述有快有慢，並非館方所能控制。

仔細看羅文(羅生的文，不是那位大明星)，更有捕風捉影之嫌。他說申訴專員公署指責公共圖書館購書「沒有客觀標準」，進一步推斷「任何人都可以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我們不難想像是藍絲所為」，然後公共圖書館就在申訴專員公署的「打壓」下不再購入個別台灣出版社的書了。
這是典型陰謀論，兼且從結果倒推原因(而那個結果現在已知非事實)。正是任何人都可以投訴，而批評公共圖書館購書政策的又不只是藍絲。別忘記某政團曾有人聲稱公共圖書館買簡體字書是向小朋友洗腦，號召大家去公共圖書館藏起那些書。去投訴圖書館採購政策的就不可以是黃絲甚至本土派﹖(當然不包括熱普城，他們不用投訴自己動手搞藏書了)

於是我去找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封面已經寫了「主動調查報告」，裡面寫得更清楚﹕「鑑於上述報道(公共圖書館在路邊棄置大量註銷書籍)引起的關注，申訴專員於二○一四年五月展開初步查訊，探討康文署採購和註銷圖書館資料的準則和程序，並於二○一六年一月四日決定就此課題展開主動調查。二○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本署完成這項主動調查。」
可見整個調查報告根本不是基於有哪個甚麼「絲」的投訴。

更有甚者，稍為了解申訴專員公署是甚麼的市民(或者，你自己略讀一下上述報告)，應該也會明白他們關注的只是政府有沒有行政失當、程序是否合理(例如採購和註銷政策)，根本不會理會圖書館實際上買不買哪些書。就算你要向圖書館施加政治壓力，也不會靠申訴專員，找公共圖書館的上司康文署和民政事務局不是更方便﹖
(同志童書事件不就是那些宵小向公共圖書館投訴不逐，於是找上民政事務局去施壓﹖)

反而申訴專員報告指出公共圖書館採購和註銷標準不夠透明客觀，這點倒真的值得大眾繼續關注。

中共魔爪處處，再加上前陣子的同志童書事件，對公共圖書館會否實行圖書審查有所警惕，並不為過。但如果對圖書館運作不了解，基於誤解就四處捕風捉影，甚至把所有政府部門(如申訴專員公署)都打入陰謀論之中，於事無補，亦無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