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空降議員」和殖民地的政治轉變：港督麥理浩任內的政治改革

[英國「空降議員」和殖民地的政治轉變：港督麥理浩任內的政治改革—呂大樂教授]

1. 講者強調幾點﹕
—推動政治制度轉變方面，「社運中心」框架的局限
—Metropole(宗主國)和殖民地的互動
—political opacity (殖民政治的不透明)
講者笑道自己會去研究檔案，其實是因為飛去英國開會有時差，而太早抵達又不能住入酒店。之後有人教路，直接去大英國家檔案館調閱檔案，等待檔案送來的時間可以到飯堂吃早餐，吃完就開始讀檔案，時差下未會有睡意。讀到下午開始有睡意，剛好就是酒店可以入住的時間。

2. 麥理浩管治的第一階段﹕1971-1974

2.1 在麥理浩來港履新前，香港官方已總結六十年代的管治經驗，但不同意改革立法局，或者只改革市政局(增加民選議席)。
2.2 FCO(外交及英聯邦事務部，殖民地部被併了進去)和戴麟趾關係很差(因為後者非外交系統出身而且於印度出生，被英國本土精英視為異類)，關係差到戴麟趾臨走前竟然用「平郵」寄出自己的工作報告，差不多一年後才寄到FCO。FCO還發現裡面的內容基本上是照抄他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2.3 麥理浩本人則出身外交系統，所以他很早就在想主權問題。所以後來很多港人認為麥理浩不講政治(例如改革)，只是表面印象，他表面上不講政治，但背後的考慮全是政治。
戴麟趾對港府管治的檢討，是市民對殖民政府沒好感亦沒信任。麥理浩認為所有要先提升民生水平，令市民對殖民政府有好感，然後才有本錢去跟中國談判。(麥理浩任內的政策，有不少在64-66年間已開始檢討)

2.4 18-10-1971給FCO的函件中，麥斑浩提及香港除了港督和輔政司外，其他官員都好像是一盤散沙，沒有整體視野也不會推銷政策，而委任議員又幫不上忙。(方按﹕所以後來有麥健時報告書的布政司署改革)
13-9-1973的函件，指出立法會任何的民選改革都會令親共和反共勢力進入舞台，非常危險。

3. 第二階段

3.1 30-5-1974麥理浩致FCO的despatch(講者指戴麟趾絕少寫這類despatch，麥理浩經常這樣做)，指出要等到香港人的信心和支持，長遠而言必須增加政治參與才能有歸屬感。(可見他雖然沒搞甚麼政治改革，但並非看不到有必要，可是外交部和港府都認為在國共爭鬥的背景下這樣做很危險。)

麥理浩認為要建立responsible ministers，除了公務員本地化(方按﹕和布政司署改革)外，又不能搞政治改革的情況下，就只有搞互助委員會培養社區領袖(他認為街坊福利會已經乏力)。當時麥理浩接連搞了清潔運動和撲滅暴力罪行運動。(講者指出，雖然麥理浩就互助委員會對FCO大力吹捧為培養領袖的途徑，但港府內部卻明令他們只是個人受委進入諮詢組織，不能稱他們為代表。因為港府很怕這批人真的自以為市民代表去架空政府。)

3.2 8-2-1974尤德於FCO檔案中表示，千萬不要理會麥理浩提及的政治改革，因為一旦談及政治改革就會牽涉「中方代表」的問題，不提更好。
到了1974年12月，麥理浩自己也明白，在政治改革這方面只能等。

4. 第三階段(1975-77)

4.1 倫敦方面工黨得勢。非但左翼人士藉費邊社小冊子就香港缺乏勞工福利抗議(工會當然不喜歡香港廉價搶工作，他們自然會指責香港縱容血汗工場)，連英國和歐洲的紡織企業都向英國政府施壓。
有趣的是那本費邊社小冊子《Hong Kong: Britain's Responsibility》的作者Joe England其實是講者的博士指導老師(因為原有的老師突然過世，大學卻沒有其他人知道香港的事，於是他找到這個作者當指導就算了)。講者發現自己老師原來被政府開了近兩吋厚的檔案，十分興奮。

4.2 再加上Callaghan(工黨首相卡拉漢)將往亞洲訪問，有可能前往中國(那就有可能涉及香港前途問題)，令FCO十分緊張。於是1976年提出《Hong Kong Paper》文件，要求香港搞勞工福利和社會保障。他們甚至要求港督的1976年施政報告事先交給FCO評論，如果太緊迫的話就寫好一段交一段，可見其緊張。
最後連Callaghan本人也覺得香港應該要有政治改革。29-8-1975麥理浩在函件中以木球為喻(講者稱不認識木球規則所以不懂翻譯)，因為FCO和港督都怕首相會就政治改革胡亂發言，要合謀令他在這方面收聲。

4.3 為塞首相之口，麥理浩決定提出訂立公眾假期/勞工假期和提前一年實施九年免費教育，用來搪塞英國要求他們搞社會保障(後來工黨大選失勢，這要求自然不了了之)。並增加立法會議席委任工會和草根代表(他要求政府在互委會中物色三個人)。
後來工黨在大選中失勢，換上保守黨戴卓爾夫人，來自倫敦的壓力消失。

4.4 23-1-1976麥理浩向倫敦表示要為香港建立「第四支柱」(香港政府、英國、中國以外，加上市民參與)。講者強調麥理浩不講citizenship(公民權)而轉講civic pride，作為國民身份認同的代替品(substitute of national identity)。

1976年立法局議員增至46位，有四位新議員，分別是一位耶穌會修士 Rev. McGovern、親台工團總會的 Leung Tat Shing、另一勞工運動者 Rev. Joyce Bennett (班佐時)、和九巴車長Wong Lam(王霖)。
聽眾可言當中竟有兩個是教士，其中只有王霖一個是跟互委會有關。可見麥理浩對互委會的作用確實是過度誇張。

5. 第四階段(1979-1982)的背景包括﹕
—英國工黨國會議員Parry等訪港
—市政局議員訪英(要求擴大權力)
—艇戶事件(連結這篇文章裡的呂教授論點其實差不多)
—英國國會150名議員聯署Early Day Motion施壓

麥理浩反對改革市政局的要求(認為會製造兩個政府，方某剛討論過這一點)，於是以成立諮詢性質的區議會(他計劃以此吸納互委會的人)「交貨」。

6. 結論

6.1 宗主國和殖民地互動的關係，往往是涉及宗主國本身的議程(例如歐洲廠商壓力、或者工黨上台)。而港督的角色亦很微妙，雖然他是代表英國，但他又有本地現實的獨立考慮。

6.2 促使改變往往是來自制度內部的受力點，外界壓力往往是和建制本身的盤算結合起來形成新政策(例如互委會的設立)。
(方按﹕有看講者在明報的議論當知他近年都強調「與建制互動」這點，但他似乎忽略了當年的宗主國是一個多元民主政體，和現在一鎚定音的獨裁宗主國，難以同日而語。昔日經驗亦未必合用。)

他說當年參與社運，曾經很看不起那些英國「空運」過來的議員，在現場竟然聞出他們有酒味。雖然後來到英國留學，就知道他們午後飲酒是閒事—甚至英國下議院也有酒吧、很多議員沒留在會議廳就跑了去摸著酒杯說事﹔但當時就會覺得花那麼多市民的錢付飛機票請他們來，還不知有甚麼用。後來做研究才知道，如果沒他們在倫敦推動，港府不會有任何改變。反過來如果香港沒社運在製造新聞，他們在倫敦亦無案可提。

6.3 殖民狀態之下，政治並不公開，平民往往只看見結果。例如民間普遍讚賞麥理浩提早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其實只是他用來推搪倫敦要求推行勞工福利的代替品。找基層領袖當立法局議員也只是為了應付工黨的要求。

6.4 冷戰背景之下雙方都願意模糊化和低調交流，港府也寧願國共在港並存而非讓一方獨大威脅自己。

7. 問答時間

7.1 講者提及學生埋怨傳媒沒有「自由的聲音」，但被問及是否願意付費訂閱時卻鴉雀無聲。
(方按﹕對香港人「口爽荷包澀」這點觀察當然沒錯，但以現時各派分裂，哪個跑出來搞獨立傳媒都會為另一派所憎，很難集合到足夠資源去搞一個具規模的「自由聲音」。)

7.2 英國是個貿易帝國，她只求殖民地可以財政自給、不為倫敦帶來麻煩、不用他出錢就可以。(方按﹕換言之不會有很多要求，例如要你「愛英國」、要人感恩，或者動輒指手劃腳指揮你之類。)
講者謂曾在大英檔案館找香港紅十字會的相關檔案，結果對方表示除了創立時期的文件外，就沒有檔案了。英國到越南難民潮時才發現原來香港紅十字會早已發展龐大、比英國搞得更大(功能也更多，連醫院學校也搞)，不需要英國紅十字會去管、他們亦不懂得管。他們只覺得「很自豪有這樣的屬會」就好。
英國亦曾派專家來港研究建立綜援制度，但研究完報告交給香港政府後，也是搞不搞由你。

對比現在，其實「宗主國大權」這回事在制度上必然存在(呂﹕難道英國人會告訴你，他們沒權管你﹖)，只是中國對香港的「關心」比英國多，而地理上又更近。所以磨擦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