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著，吳國卿、鄧伯宸譯，新北﹕衛城，2013

這本拖了一年才在星加坡讀完，希望看倌見到筆記的長度，會原諒在下隔了近半年才寫出來吧。之前提過﹕

推介文說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槍炮、病菌與鋼鐵》，我想到的反而是另一本《新國富論》。因為《新國富論》其實也是分析為何國家會成功和失敗。

話雖如此，本書重點其實有二﹕
一則建立作者以(政治和經濟的)「廣納式制度 vs 榨取式制度」分析國家成敗的理論。
二則反對Jared Diamond於《槍炮、病菌與鋼鐵》提出的大陸軸線理論(很多人認為這是「地理決定論」)。

較詳細的討論，看倌可以看下面筆記。不過整體而言，在下認為作者第一個目的算相當成功，很有說服力。這個理論可以用來批判中國威權政治並非經濟增長的「原 因」，甚至預言威權式增長終會完結(原來前蘇聯已有覆轍)，亦可以用來解釋中國歷來改朝換代卻越來越專制的困境。作者亦提出一些走向廣納式制度的有利因 素，於現時香港越來越大陸化之下，值得我們參考。

至於第二個目的，在下就認為有點打稻草人了。身為看過《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人，很難同意 作者真的批倒了Jared Diamond的觀點。作者有一點很合理，就是以現代邊界分隔兩地(如南北韓)的經濟差異，指出現代世界的國際貧富差距並非由地理因素所造成，而是由政經 制度造成的。不過Jared Diamond的觀點(因為以「大陸軸線」為基礎)，其實比較適用於解釋宏觀(洲際)的差異、和較早期的歷史，而非這種微觀的情況。以微觀問題指責一個宏 觀理論，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地理大發現之後的世界史，其實大陸軸線的影響亦減少了。(例如北美耕種舊世界作物，成為世界糧倉，這點已經顛覆了大陸軸線的原有限制——北美本來不會有小麥和牛馬的。)

作者自言是要解釋現代世界的不平等，這一點其實本來就非《槍炮、病菌與鋼鐵》之長。愚以為，要批評《槍炮、病菌與鋼鐵》的話，引用地理大發現之前的歷史會比較有意義。其實，他們根本是在處理不同時代和尺度的問題，根本沒有衝突可言。

這本書真正駁斥的，其實不是《槍炮、病菌與鋼鐵》，而是Niall Ferguson那本《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後者認為帝國的存在是必要，而且大英帝國推動了經濟全球化。而本書作者則認為，殖民統治為當地人民留下了榨取式制度，直接令他們到今天都走不出這個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這本書非常適合與《獨裁者的進化》一起讀，對於現在時局下香港人應該如何爭取較廣納的制度，兩本書有如「理論課」和「實踐課」。所以如果您看了這本書，應該也看看《獨裁者的進化》﹔如果您看了《獨裁者的進化》，就應該看這本書。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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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19 推薦序﹕「路徑相依」一般會譯成「路徑依賴」。(正如p.60的譯法，可見譯筆不一)

p.24 推薦序﹕「可見一般」應為「可見一斑」。

p.25 「下撒哈拉非洲」這個譯名沒有錯，不過如果叫「撒哈拉以南非洲」會比較易理解。

p.37 「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

又是大陸譯名，看中文很難理解這是甚麼，其實意譯為「西班牙島」，即是海地和多明尼加所在的那個加勒比海大島。

p.51 「艾胥黎古柏(Anthony Ashley-Cooper)和他的祕書、偉大的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創制了卡羅萊納基本憲法(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這個說法令人困惑，因為洛克以自由主義者聞名，這部憲法卻是相當封建。在英文維基也提及有關爭議，但至少，洛克可能在這份文件中加入了宗教寬容的條文。

p.52 「這個國會制訂了後世所知的加的斯憲法(Cadiz Constitution)」

p.53 「當墨西哥最後受迫接受這份文件時，地方菁英決定分道揚鑣，宣告獨立。」

如果跟美國獨立比較，諷刺地預示了兩地之後發展的南轅北轍。美國人不滿在英國國會沒有代表權是導致獨立原因之一，墨西哥卻是權貴為了不想採納有利民權的新憲法而宣佈獨立。

p.57 「從一八二零年到一八四五年，美國的專利所有權人中只有十九%其父母是專業人士，或來自知名的地主家族。在同一期間，獲得專利權的人有四十%只受過初級或更低的教育，就像愛迪生。」

在一個發展早期的社會，給不同階層的機會比較多。現在專利大多都被大企業持有了，發明者亦大多受僱於大企業(如科學家)。

p.58 「潛在發明家有現成的資金管道可以開創自己的事業。此外，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激烈競爭，意味可獲得相當低利率的資本。……和美國競爭激烈的環境不同，墨西哥銀行業幾乎沒有競爭可言。缺乏競爭意味銀行可以向顧客收取很高的利率，並且通常只借錢給有權有勢和已經很富有的人，使他們得以利用這些信用管道強化自己對許多經濟部門的掌控。」

其實銀行本來就已經是傾向借錢給有權有勢和很富有的人，不過如果缺乏競爭的話就會更嚴重。例子就像現在的大陸，政府和國企欠下一堆劣質債務，私營企業卻無法借到錢，只能靠高息的低下錢莊，導致了金融隱憂。

p.61 「在美國，一連串的立法行動，從一七八五年的土地法(Land Ordinance)到一八六二年的公地放領法案(Homestead Act)，都大開取得邊疆土地的門。雖然原居民一直被排擠在外，但這些發展創造了平等且經濟上充滿活力的邊疆。然而，在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政治制度製造出極為不同的結果，邊疆土地被分配給有政治權勢者、有錢人和有關係者，讓這些人變得更有權勢。」

「這些發展」應為「這些發展政策」﹖

p.68 「本書將說明，雖然經濟制度對決定國家的貧窮或富裕極其重要，但決定國家經濟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

這點跟馬克思的看法剛好相反。馬克思認為政治制度這些「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制度決定。

「一個社會沒有必要發展或採用最能增進經濟成長或人民福祉的制度，因為其他制度對控制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人可能更有利。社會中掌握權勢的人和無權者往往對應該保留何種制度、應該改變何種制度看法分歧。」

所以好的制度，莫不是爭取而來。既得利益者是不會自動讓利的。

p.74 「熱帶國家原本就容易貧窮的理論，雖然與近來經濟快速成長的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波札那相矛盾， 仍舊被一些人強力提倡，例如經濟學家沙克斯(Jeffery Sachs)。這個觀點的現代版不強調氣候對工作努力或思考過程的直接影響，而是強調兩項額外的論點﹕第一，特別是瘧疾等熱帶疾病對健康有極不利的影響， 因此也影響勞工生產力﹔第二，熱帶土壤不容許高生產力的農耕。不過，結論是相同的﹕溫帶的氣候比熱帶和亞熱帶地區有相對優勢。」

我想作者有必要聽聽《李光耀回憶錄》怎麼說，他說冷氣機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發明，因為如果沒冷氣，大家到下午根本沒精神工作。儘管方某對冷氣沒太大好感，但顯然他比作者更有資格評論氣候對生產力的影響。

至於土壤，其實熱帶的陽光集中、生產力也很高。問題是熱帶雨林降雨太集中，強力沖刷下令泥土很難留住養份、變得貧瘠。熱帶地區天然生長的植物可以很茂盛，令熱帶民族往往可以「坐在樹下等著吃」，但發展農業卻要面對養份已被沖刷的問題。

p.75 「如果地理假說無法解釋諾加雷斯北邊和南邊、或北韓與南韓、或柏林圍牆倒塌前的東德與西德的差異，這套理論還能用來解釋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不同嗎﹖或歐洲與非洲的差異﹖當然不能。」

這個邏輯其實不通。這樣說等於說牛頓力學解釋不了基本粒子的運動，所以就不能用來解釋火箭升空一樣。因為影響微觀差異的因素和宏觀差異的因素往往很不同。情況就像營養解釋不到為何同一家的兄弟身高各有不同，未必就解釋不到不同民族或不同時代的身高差距。
更何況，地理假說本來就不是設計來解釋微觀差異的，這樣跟打稻草人沒分別。

「歷史顯示，氣候或地理與經濟成功沒有單純或持久的關聯。例如，熱帶並非總是比溫帶貧窮。我們在上一章提到，在哥倫布征服美洲時，北回歸線以南和南回歸線以北的地區，也就是今日涵蓋墨西哥、中美洲、祕魯和玻利維亞的地區，是偉大的阿茲特克與印加文明的所在地。……美洲熱帶地區當時比溫帶富裕得多，這意味熱帶貧窮這個『明顯的事實』並不明顯、也非事實。而今日美國和加拿大遠為富裕，與歐洲人初到美洲時的情況完全逆轉。」

但也有「後發先至」的因素。發展較遲的地方，有機會投入發展時，往往反而因為立即用上最新的科技，而快速進步。反之發展較早的地方，卻囿於舊有模式而難有進步。
很多文明發展較早的地方，都是這樣。當然你也可以說，正是因為他們文明發展早，所以較早達致中央集權，但這種中央集權卻只停留在榨取性。

p.76 「我們也將闡明，世界的不平等無法以農業生產力的差異來解釋。現代世界從十九世紀發生的不平等擴大，是由工業科技與製造業生產的散播不平均所造成，而非源自農業生產表現的分歧。」

但這樣說也等於說，地理假說試圖解釋的較早歷史，並非這個理論所能處理。

p.77 「雖然戴蒙的理論可以解開他所專注的謎題，但它無法用來解釋現代世界的不平等。……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西班牙和祕魯的所得差距變得更大。今日的西班牙人平均比祕魯人富有六倍以上。這種所得差距與現代工業技術散播不平均息息相關，但是與動植物馴化的潛力、或與西班牙和祕魯土地本身的農業生產力差異無關。」

我想戴蒙也不至於說他的理論可以解釋到所有國家之間的差異吧﹖大陸軸線怎樣解釋到同一大陸軸線上的國家差異﹖

p.78 「William NcNeill」應為「William McNeill」。

「我們也必須說明，戴蒙有關各大陸不平等的理論無法解釋大陸內部的差異，而這是現代世界不平等的基本部分。」

除了非洲絕大部分國家都貧窮外，這樣說對其他大陸倒是成立的。

p.81 「畢竟中東曾在新石器革命帶領世界，並在今日伊拉克的地區發展出第一批城鎮。鐵最早在土耳其被人冶煉。而直到中世紀，中東的技術都十分發達。我們將在第五章看到，不是中東的地理條件造成新石器革命在世界的那個部分蓬勃展開，也不是地理因素導致中東貧窮。事實上，鄂圖曼帝國的擴張和統一，以及帝國留下的制度才是讓中東持續貧窮至今的原因。」

有沒有考慮到長期灌溉導致土地鹽化和肥力下降的因素﹖

p.81-82 「許多人曾認為，中國文化和儒家價值不利於經濟成長，然而現在中國人的工作倫理卻被認為是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長引擎，其重要性受到大聲宣揚。」

跟紅頂白，正是如此。
所以當年的文化人其實是擺錯焦點，他們需要推翻榨取性的傳統制度，卻把「儒家」當成是元兇。但其實儒家只是一個幌子而已，要獨裁的人幾乎可以拿任何一種思想或信仰傳統(如基督教)來支持獨裁。

p.98 「北韓不但工業生產未能起飛，實際上連農業生產力都大幅滑落。缺少私有財產意味很少人有誘因投資或努力增進、甚至維持生產力。」

其實北韓早年是比南韓富裕的，不過那不是因為制度，而是因為蘇聯撐腰的緣故。所以當蘇聯解體後，北韓就開始陷入經濟衰退和饑荒了。

p.102 「廣納的市場不只是自由市場，十七世紀的巴貝多也有市場，但因為財產權並未及於所有人、而只限於少數農場業主，所以它的市場不是廣納的﹔奴隸市場實際上是巴貝多經濟制度的一部分，這套制度有系統地脅迫大部分人口、剝奪他們選擇職業和發揮才能的能力。」

這一段其實應該大字印出來貼在香港街邊。
因為受「市場原教旨」荼毒，很多人以為只要有「自由市場」就可以為所有人帶來機會(=廣納)。對於福利和欠缺健康工作環境只道「不喜歡就辭職轉行囉」，正是這種認為自由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之盲點。
但其實自由市場雖然重要，卻只是其中一環。只看自由市場忘記了人類尊嚴的重要，結果說是上文所述的「自由奴隸市場」而已。香港人每天營營役役，在職場被當成奴隸使喚(「受人錢財嘛」)，正是奴隸生活。只是鐐並不戴在腳上，而在心上。
自由市場之所以廣納，是有前提條件的，例如基本人權和公義的制度。

p.104 「他們永遠沒有機會實現一生的職志」

農民未必有愛因斯坦和蓋茲的志向，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我想用「發掘」會比較好。

p.105 「這種權力分配並未帶來廣納的制度，反而是混亂，而其根源就是索馬利亞的國家缺少任何形式的政治集權或國家集權，因此無法執行最起碼的治安以支援經濟活動、貿易，甚至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

所以無政府主義不是出路。

p.106 「我們將把足夠集中化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稱為廣納的政治制度。如果這兩種條件有任何一種付諸闕如，我們會把這套制度稱為榨取的政治制度。」

作者的定義。

p.111 「從特定群體的成功或失敗可以得到一個清楚的教訓﹕有權力的群體通常反對經濟進步和開往富裕的火車頭。經濟成長不只是更多更好的機器、以及更多受更好教育的人的過程，也是與創造性破壞普及有關的轉型和動盪的過程。因此只有在預期會喪失經濟特權的經濟輸家、和擔心政治權力遭侵蝕的政治輸家沒有阻擋成功的情況下，經濟才會向前邁進。」

「為什麼有權力的人不見得願意建立促進經濟成功的經濟制度，其中的邏輯很容易適用於政治制度的選擇。在專制政權中，有些菁英可以運用權力建立他們偏好的經濟制度。他們會有興趣改變政治制度，讓它們變得更多元化嗎﹖通常不願意，因為這只會稀釋他們的政治權力，讓他們更難以、甚至不可能建造能增進自己利益的經濟制度。我們在這裡又看到明顯的衝突來源。榨取式經濟制度的受害者無法期待專制統治者自願改變政治制度，並重新分配社會中的權力。改變這類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既得利益者不會輕易讓利，所有權利，都是抗爭得來。香港人搭了港英政府的便車，很容易忘記這一點。

p.113 「剛果政府提供給人民的公共服務很少，連基本服務如安全的財產權或治安也付諸闕如，反而政府本身變成人民財產與人權的最大威脅。奴隸制度意味所有市場中最基本的勞動市場也不存在，而可以讓人們選擇職業或工作的廣納性勞動市場，對富裕社會卻極其重要。此外，國王控制長途的貿易和商業活動，只對與他有關係的人開放。雖然葡萄牙人引進文字後菁英階段很快便能識字書寫，但國王並未嘗試讓識字普及到廣大的人口。」

有個說法指國王只是定居下來的強盜，他們會比較願意讓居民穩定發展經濟，以便獲得更多。可惜的是，久居的強盜不一定要富民。對於某些統治者而言，讓人民半死不活會讓自己更安全，北韓就是個例子。當政府的存在還差過無政府，這樣的政府早該滅絕。

p.117 「雖然朴正熙的政權是威權制度，但它感到安全到可以促進經濟成長，而且實際上十分積極推動成長——也許部分原因是該政權並非直接受到榨取式經濟制度的支援。與蘇聯和大多數榨取制度下的成長例子不同，南韓在一九八零年代從榨取式政治制度轉型為廣納式政治制度。這個成功的轉型是許多因素匯聚的結果。
到一九七零年代，南韓的經濟制度已變得相當有廣納性，足以削弱維持榨取性政治制度的一項理由——經濟菁英從自己或軍方對政治的掌控當中得不到多少利益。南韓的所得相對平等也意味，菁英較不必擔心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美國的關鍵性影響，尤其是在北韓的威脅下，也代表挑戰軍方獨裁的強大民主運動無法長期壓制。」

所以就算是列強的棋子，當美國佬的棋子也好過當共產黨的。因為美國是開放廣納型國家。
就正如做殖民地，做英國殖民地至少「祖家」是個民主政府。雖然被殖民者是二等公民，但至少可以訴諸英國議會，讓反對黨向政府施加壓力。總好過做強國殖民地，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當然這也不是說英美影響一片光明，美國也資助獨裁政府，英國也有屠殺原住民的例子。英美對某個地方的影響，其實是看殖民和被殖民者的互動。大抵是越熟悉英美民主操作的被殖民者，越能依靠「文明的」手段保護自己。)

p.118 「和全盛時期蘇聯一樣，中國正快速成長，但這仍然是榨取制度和國家控制之下的成長，尚未出現朝向廣納式政治制度轉型的跡象。中國的經濟制度距離充分廣納仍然相當遙遠，這也意味南韓式的轉型比較不會在中國發生，但也非完全不可能。」

「政治集權是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能否發生成長的關鍵」

這點其實頗弔詭，因為中國一向是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但又因為幅員太大而出現「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
習總的集權，橫掃了不少異派系成員。很多人認為這樣的集權只是人治的延續，習的發言亦可見相當「反普世價值」，並不像是會放鬆榨取式制度的人。但會否有一個機會，就是再次集權之後反而再次推動了成長，令中共免於崩潰﹖

p.119 「即使在蘇聯達成快速經濟成長時，經濟的各層面也很少發生科技變革，雖然藉著投資大量資源在軍方，他們得以發展出軍事科技，甚至有一段時間在太空和核武競賽中領先美國。然而這種缺少創造性破壞、沒有廣泛科技創新的成長無法長期持續，終究會走到盡頭。」

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危機」其實是否比較偏近這種壟斷、榨取式的體制﹖換言之，如果資本主義國家能維持一個足夠開放和廣納的自由市場(這需要某程度的政府干預)，就可以維持創造性破壞和創新，從而阻止了最終的危機出現﹖
(當然，金融狂熱導致不時的危機又是另一回事了)

「(榨取式)國家掌控權的爭奪無時無刻不在檯面下進行，而且會定期加劇並導致政權的毀滅，它可能轉變成內戰，有時候甚至造成國家完全崩潰。這種情況的影響之一是，即使一個榨取制度下的社會初期達成若干程度的國家集權，也無法持久。事實上，為了掌控榨取制度的內鬥往往導致內戰和大範圍的法治蕩然狀態」

中國人慣說「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背後真相正是如此。

p.122 「它未以在東方的形式表現，在那裡任何人要是鼻子流血就是必死的前兆」

跟歐洲流行的腺鼠疫不同，這種是肺鼠疫。

「貝斯主教西魯斯貝里(Ralph of Shrewsbury, Bishop of Bath)」

Bath應譯為巴斯，Shrewsbury港譯梳士貝利，台譯舒茲伯利(地方名)。而Ralph of Shrewsbury應是指「(來自)舒茲伯利的拉夫」(正如達文西的da Vinci是指「來自文西的」)，所以譯名應該是「巴斯主教，舒茲伯利的拉夫」。

p.125 「東歐的情況卻不同，在瘟疫過後，東歐的地主開始接管大片土地並擴張原本就比西歐大的放租地。城鎮變得衰弱，城鎮的人口也減少，勞工非但沒有變得更自由，反而看到原本擁有的自由遭侵犯。」

東西歐的這個差異其實是否需要解釋﹖

p.128 「包括賦予構想財產權的專利權」應為知識產權。

p.130 「這在西班牙影響不大，因為一四九二年以後的西班牙王室掌控廣大的美洲帝國，並從那裡找到的黃金和白銀獲得厚利。英國的情況大不相同，伊莉莎白一世在財政上遠為不獨立，她必須央求國會徵更多稅。國會則以要求讓步做(作)為交換，尤其是限制伊莉莎白授與獨占權的權利。這是一場國會逐漸獲勝的衝突。在西班牙，柯爾蒂司卻打輸類似的衝突」

p.131 「不同的是，在英國，專制統治的反對者似乎遠為壯大，因為他們比西班牙和法國的反對者較富裕、人數也較多。」

p.132 「這種關鍵時期很重要，因為漸進式改善會碰上強大的障礙，障礙來自榨取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協力運作和兩者的互相支援。這種反饋迴圈會製造惡性循環，從現況得利的人既富裕又有組織，他們可以有效對抗會搶走他們經濟特權和政治權力的重大變革。」

「在西歐，強大的集權國家如英國、法國和西班牙有潛在的憲政制度(國會、三級會議和柯爾蒂司)。經濟制度上也有根本的類似處，例如沒有農奴制。」

p.134 「社會不斷發生經濟和政治衝突，並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決，原因是社會有歷史差異、個人的角色不同，或只是隨機因素。
這些差異在開始時都很小，但它們不斷累積，製造出一個制度漂移的過程。就像兩個孤立的物種群體會在一個遺傳漂移的過程中，因為隨機的遺傳突變不斷累積而慢慢漂離，兩個原本類似的社會也會在制度上逐漸遠離。」

把生物演化的基因漂變理論套進社會研究中。

p.135 「在關鍵時期，事件的結果是由歷史的重量來塑造的，正如既有的經濟與政治制度會塑造權力的平衡，並勾勒政治上的各種可能性。不過這種結果並非歷史注定，而是偶然的。」

p.137 「偶然的角色可以用英國廣納性政治制度的起源來說明。希望節制王室權力、並爭取更多元制度的群體，能夠在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中獲勝不僅不是歷史注定的，而 是整個導致這場政治革命的路途是靠許多偶發事件所促成。這些群體的勝利無疑與大西洋貿易興起帶來的關鍵時期有關，大西洋貿易不僅讓許多商賈致富，且敢於與王室對抗。」

p.138 「我們不應假設任何關鍵時期都會導致成功的政治革命，或會讓世界變得更好。歷史充滿許多例子，在革命和激進的運動推翻暴君後，卻由另一個暴君取代。這個模式被德國社會學家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稱為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是一種特別有害的循環。」

中國經常如是。

p.141 「更糟的是，殖民統治的結構在一九六零年代為非洲留下更複雜和有害的制度，比殖民時期初始更甚。許多非洲殖民地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發展意味著，獨立非但沒有創造出有利於發展的關鍵時期，反而為狂妄的領導人製造了機會，讓他們接管並強化歐洲殖民者所統治的榨取制度。」

「殖民遺產有害」這結論與認為帝國利多於弊的Niall Ferguson恰好相反。

p.142 「波札那獨立時的第一任首相哈瑪(Seretse Khama)」應譯「總理」，因為那是共和國。
「(其管轄權屬於南非高級行政官署[High Commissioner of South Africa])」應為「高級專員公署」。

「當他(哈瑪)回國領導反殖民政權抗爭時，他的目標並非保護傳統制度，而是讓它們順應現代世界。哈瑪是卓越出眾的人物，對個人財富沒有興趣，而獻身於建設自己的國家。大部分非洲國家沒有這麼幸運。」

但正如本書主題，這也不純是幸運，也是因為之前已經奠下了一個足夠廣納的制度。要不然在一個榨取式制度裡，要保護自己的聰明人也難免搞獨裁。

p.143 「但這這些類別從來不像印度種姓制度那麼涇渭分明」多了個「這」字。

p.144 「儘管德川在日本的統治既專制又具榨取性，但對轄下其他主要封建領主只有薄弱的控制力，且很容易遭到挑戰。雖然偶爾會發生農民叛亂和內部傾軋，但中國的專制統治者卻強大得多，反對勢力也較缺乏組織和自律。中國不像日本那樣有其他藩主有能力可以挑戰皇帝的專制統治並選擇不同的制度道路。」

別忘記日本還有個虛位天皇，可以隨時搬出來用。中國的皇帝有實權，反而變成不停改朝換代但本質沒有改變。

p.145 「穆罕默德二世蘇丹(Sultan Mehmet II)」及「蘇雷曼一世蘇丹(Sultan Suleyman I)」的「蘇丹」都是元首頭銜，應該放在名字前面。

p.152 「俄國封建制度最後的殘留在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就已遭根除，因此把勞動力從農業重新配置到工業有著龐大的未實現經濟潛力。史達林的工業化以殘暴的方式釋放了這股潛力，他透過命令將這些低度利用的資源轉移到工業，以便它們在那裡發揮更大的生產力，即使工業本身的效率仍遠低於可達成的水準。事實上，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六零年間，蘇聯的國民所得每年成長六%，可能是截至當時歷史上最快速的經濟成長。這段快速的經濟成長並非藉由科技進步而達成，而是藉由重新配置勞動力，以及透過創造新工具與工廠而積累資本的結果。」

這就是為何部分西方人士長期被蘇聯的假象蒙蔽，認為共產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理由。
又，榨取性的制度只會透過重新分配極度落後的生產力，已經可以獲得幾十年的經濟增長，直到這種缺乏破壞性創造的增長到達極限為止……想起中國吧﹖

甚至到現在，世上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中國特式」的增長可以持續，並認為亞洲四小龍的成長經驗證明了不民主制度可以帶領增長(當然這少不了御用學者推波助 瀾)。他們沒看到的是，四小龍的制度都是逐漸由不民主走向民主，而且他們的制度一開始就在經濟方面比較廣納，而且讓這種廣納性質逐漸擴展開去，而非像中國 大陸般「國進民退」。

p.156 「只專注在不同的規範和紅利制度，很容易掩蓋制度的根本問題。只要政治權威和權力全掌握在共產黨手裡，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們面對的基本誘因，無論支不支付紅利都一樣。」

p.157 「但刺激長久持續的經濟成長需要個人利用他們的才能和創意，而這在蘇聯式的經濟制度中不可能辦到。蘇聯的統治者必須放棄榨取的經濟制度才能辦到，但這麼做將危及他們的政治權力。的確，當戈巴契夫在一九八七年後開始放棄榨取的經濟制度時，共產黨的權力隨即瓦解，蘇聯也跟著崩潰。」

這正是為何中共不會放棄榨取的理由。除非共產黨內部出現了足夠廣納的不同利益。

p.158 「(參考圖6)」實際上這幅圖是在p.85出現，距離這一頁不是太遠了麼﹖我想如果沒有說明的話讀者很難找得到。

p.160 「庫巴……需要更多人在農地工作。因此結婚年齡降低到二十歲，讓男人在更年輕的時候就加入農業的勞動力。這與利利人的情況呈現鮮明的對比，利利人男性往往三十五歲才結婚，且只有在結婚後才在田裡工作。在這之前，他們的生活主要是打鬥和劫掠。」

不同社會形態影響男人結婚的年齡。那麼現在的香港呢﹖

p.162 「碗豆」應為「豌豆」。

p.163 「是被研究最徹底的納圖夫人定居地之一」應為「研究得最徹底」或「最徹底研究」。

p.165-166 「對新石器革命的傳統地理解釋——我們在第二章談到的賈德．戴蒙理論的核心——說它是因為恰巧有許多植物和動物物種可供馴化所致。這使得農耕和放牧變得更 有吸引力，並帶來定居生活。在社會變成定居並開始農耕後，它們開始發展政治階層組織、宗教和更加複雜的制度。雖然這種說法廣被接受，來自納圖夫的證據卻顯 示，傳統的解釋顛倒了因果關係。制度的改變早在社會轉型到農耕之前就已發生，且可能是導致定居生活的原因(定居反過來強化了制度改變)，同時也是隨後的新石器革命的原因。」

這 一段給人的感覺有點稻草人，因為我想如果真的有讀過《槍炮、病菌與鋼鐵》的話，你就會見到Jared Diamond早就提及過類似的東西。他提出初期的農業族群，未必比狩獵採集更吸引，因為初期農業的產出未必多，所以從事農業反而比較辛苦。當時農耕唯一 的好處就是因為東西自己種，收穫較狩獵採集穩定一點而已。而且Diamond也指出了澳洲有些原住民是「半農業」族群，他們往往整地、播了種之後就繼續遊 走四處採集，到差不多有收成時才回來吃。只是農業族群慢慢就會因為定居帶來的糧食和病菌累積，淘汰了狩獵採集族群。
換言之，Jared Diamond根本沒預設過「農業必然先於定居」，充其量只是指出農業、定居和制度之類有互相促進的循環(良性還是惡性則見仁見智)，作者以為發現有定居先於農業的例子就推翻了Jared Diamond，是打稻草人。

唯一的問題是，究竟制度的改變是否會導致農耕，這一點連作者自己也說不清。

p.178 「這些限制後來持續擴增，以至於後來的總督必須服從地方法官，然後演變到所有決定必須由總督委員會批准。」

懷疑「地方法官」是「Magistrate」的直譯，因為古羅馬的magistrate是政治官員而非法官。

p.179 「新人不僅會減損既有菁英的獲利，還會挑戰他們的政治權力。因此對大會議裡的既有菁英來說，永遠有一種誘惑驅使他們關閉新人進入政治體系的通道。」

「一二八六年的辯論和制度修改預告了威尼斯的『關閉』(La Serrata)。」

正如香港功能組別之陰魂不散。

p.180 「政治緊張持續升高，大會議的一部分反應是讓自己變大。為了安撫最激烈的反對者，大會議把成員從四百五十人擴增到一千五百人。大會議的擴張伴隨著壓制。一三一零年首度建立常備警力，國內的高壓統治也逐漸升高，無疑是為了鞏固新政治秩序。」

前者即是港英時代的「行政吸納政治」，後者也正是港共現正實行的策略。

p.181 「在關鍵時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制度微小差異，本質上就是短暫的。由於是小差異，它們可以被反轉，然後可能再度出現，並且再度被反轉。我們將在本章討論到，與地理或文化理論的說法相反，在十七世紀往廣納制度邁出決定性步伐的英國是一個落後地區，不僅在中東新石器革命後的幾千年間落後，在西羅馬帝國崩潰後中古世紀開始時也是如此。」

p.182 「當世界的其他部分經歷類似的關鍵時期，這些地方的反應方式有時候會十分類似。羅馬崩潰導致封建制度形成，而封建制度的副產品之一是奴隸制度式微，促使不在君王和貴族影響力範圍之內的城市開始出現，並在這個過程中創造了一套統治者政治權力被削弱的制度。」

p.183 「由於行政官每年選舉一次，且人數有許多人」

這樣說有點怪，因為古羅馬沒有一個「行政官」的職位(執政官就有兩個)，似乎只是泛指所有選舉產生的行政官員。

p.190 「宮庭」應為「宮廷」。

p.190 「到了羅馬帝國末期，早期構成羅馬軍隊主力、或被當作奴隸的所謂野蠻人，現在已掌控帝國的許多地方。」

這點似乎與唐朝中後期有點相似﹖

p.193 「雖然一些賢明的皇帝如圖拉真(Trajan，西元九十八年至一一七年)、哈德良(Hadrian)和下一個世紀的奧里略能止往羅馬帝國的衰頹，但他們無法或不願意解決根本的制度問題。這些皇帝都未曾提議放棄帝制，或重新創造像羅馬共和那樣有效的政治制度。」

「伴隨著政治日趨不穩定的是，各項社會變動使經濟制度益加朝榨取性的方向發展。雖然公民權不斷擴大，到西元二一二年幾乎所有帝國居民都已是公民，但這項改變與市民地位的變化同時發生。可能存在的法律是公正的感覺逐漸崩壞」

香港現在正是如此。

「可能存在的法律是公正的感覺逐漸崩壞」這句譯得頗累贅，似乎寫成「以往『法律是公正的』信念逐漸敗壞」比較通順。

p.195 「偉大的羅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提到下述的故事﹕在提庇留皇帝統治的時代，有一個人發明了打不破的玻璃，將它獻給皇帝，並期待獲得一筆大賞賜。他展示自己的發明，提庇留問他 是否有告訴過任何人。當那個人回答沒有後，提庇留下令將他拖出去處死，說『免得黃金變得像泥土那麼沒價值』。這則故事有兩個有趣的點，第一是那個人一開始就去見提庇留希望獲得賞賜，而非自己成立事業，藉出售玻璃賺錢。這顯示羅馬政府在控制科技上扮演的角色。第二，提庇留很願意摧毀那項創新，因為它會帶給經濟不利的影響，換句話說就是害怕創造性破壞的經濟效應。」

p.198 「使用灰泥和瓦製屋頂的房屋建造技術則。」則甚麼﹖

p.203 「大西洋貿易如何導致西歐和非洲走上分歧的路途，是關鍵時期與既有制度差異之間交互作用而導致制度分歧的另一個例子。在英國，奴隸貿易讓反對專制政治的人致富﹔而在非洲，它們卻有助於製造和強化專制政體。」

貿易開放並不保證政治開放，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再次證實了這點。

p.203 「從而與歐洲切斷的美洲」應為「亞洲」。

p.209 「最後導致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反對授予專利給威廉．李的真正原因，不是擔心那些可能因為機械化而失業的人，而是擔心他們自己變成政治上的輸家——他們擔心因為新發明而失業的人製造政治動亂，危及他們自身的權力。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討論到的盧德派人士，要避開工人(例如編織工)的抗拒比較容易，但那些菁英(尤其是政治權力遭到威脅的菁英)對創新的阻礙力量更加強大。創造性破壞會帶給他們很大損失這個事實，意味他們不僅不會是引進創新的人，而且往往會抗拒並阻礙這類創新。」

有沒有想起那些一味埋怨香港人要加人工，卻忘記租金不停上漲才是導致店舖倒閉主因的有錢人呢﹖

正是如此，宣稱工運妨礙社會進步的人，更應該盯著當權的政治人物。
(當然，工會領袖也可以是當權政治人物，但只是「之一」)

p.211 「玫瑰戰爭(War of the Roses)」我想多數是譯「薔薇戰爭」﹖

p.211-212 「政治集權的過程實際上可能導致某種形式的專制，因為國王和他的親信可以鎮壓社會中其他有權力的團體。與這種反對力量相反，政府體制的集權化也可能激發出對某種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就像英國都鐸王朝發生的情況。當貴族與地方菁英意識到政治權力將愈來愈集權化、且這個過程已經很難阻擋時，他們勢必要求對這種集中的權力如何行使擁有發言權。」

可惜的是在中國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p.212 「都鐸氏」應為「都鐸王朝」，這裡 Tudors 不是指姓氏。

p.214 「並佔領新堡」，香港稱紐卡素。

p.217 「英國人現在有管道可以近用國會……這樣的近用只能提供有限的政治回應」應為「利用」﹖

p.220 「截至目前我們已強調，光榮革命如何改變英國的政治制度，讓它們變得更多元化」，這「它們」是指政治制度吧﹖

p.221 「特種銷售稅(excise tax)」其實是一種特別商品稅。

p.221, 436 「約克夏」應為「約克郡」。

p.225 「西南地區(West Country)」我以為他譯錯，但那是正確的。

p.228 「在冶金方面，柯特(Henry Cort)在一七八零年代做出重大貢獻……促成了達比(Albraham Darby)和他的兒子的創新，他們率先在一七零九年使用煤炭來精煉鐵。」

一七八零年代的技術怎可能促成一七零九年的創新﹖
另外，「Albraham」應為「Abraham」。

Henry Cort的確是在1783和1784年得到新技術的專利權。而Abraham Darby亦的確是1709年有所創新。
換言之是譯文出錯，兩者之間的關係倒轉了。應該是前者的貢獻由後者的創新所促成才對。

p.230 「泰爾福德(Thomas Telford)」，香港有個很簡潔的譯法﹕德福。
「麥克亞當(John McAdam)」，我想如果以這樣的邏輯，MacDonald應該譯成「麥克當勞」了。

p.232 「由六百名騎兵組成的第十五輕騎兵部隊嚴陣以待」

「部隊」兩字語焉不詳，而英國的確是有第十五輕騎兵團，所以應為「團」。

p.237 「印刷機的重要性很快被認識」應為「被確認」。

p.238 「塞利姆一世(Selim I)」

在香港的鋼鍊觀眾之中應該首先會想起大總統的兒子吧。 :P

p.241 「雖然彼得大帝的政治集權計畫很成功，也克服了反對勢力，但因權力受到威脅而反對國家集權的這類勢力(例如斯特列爾奇)，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獲得勝利，其結果是缺乏國家集權導致另一種榨取的政治制度持續不變。」

似乎我們可以說民主是專制和散亂之間的「中間不穩定平衡」。

p.242 「驅逐了從八世紀以來就長期占領西班牙南部，建立格拉納達(Granada)、科爾多瓦(Cordova)和塞維亞(Seville)等大城市的阿拉伯人。」

佔領西班牙南部的應該是柏柏人吧﹖

p.242-243 「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去世，查理也繼承哈布斯堡在德意志地區的領土，並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要留意那是他爺爺，這個超級皇帝的領土先後由母、父和爺爺繼承而來。

p.248 「只有一套過去曾有一些課稅權和募兵權的地方階級(estate)與議會的制度。」

這句其實不太易明白，作者是想說奧匈帝國的各階級同時因為擁有課稅、募兵權和議會代表可以節制哈布斯堡君王﹖但「階級」其實包括所有人，只有教士或貴族才可能擁有課稅和募兵權。Estate雖然一般是指各階級，但這裡似乎只是指土地貴族。
另外，他是想說那些階級「過去曾有」課稅和募兵權﹖

p.249 「剛果的問題出在人民瞭解不管他們生產什麼，都可能被專制的國王沒收，因此他們沒有投資或利用更好科技的誘因。」

這一點正是共產國家生產力低下的原因。

p.251 「男人和女人從家庭和村莊被拆散然並販售」是「然後販售」還是「並且販售」﹖

p.254 「磁器」是日文寫法，中文應用「瓷器」。

p.256 「社會上除了君主外，各種群體沒有政治代表，也沒有類似英國國會或西班牙柯爾蒂司的機構。商人在中國的地位向來不確定，且宋朝偉大的發明並非市場誘因的結果，而是透過政府贊助、甚至命令而產生。這些發明很少被商業化。」

這可能解釋了，為何宋朝被認為已出現資本主義和大規模工業分工的雛型，但始終沒有達成資本主義﹕因為沒有發展出議會和代議政治。(當然北方侵略中斷了過程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當然，中國的察舉和科舉政治，其實某程度上也在官僚階層中製造了代表。不過他們是以地域為單位產生的，而非以行業為單位。而且官僚在帝國中的角色是服務君 主，多於制衡君主。所以中國傳統政治只能透過臣下以道德制約君王，而沒有發展出代議政治和負責政府，因為那要依靠議會制度才可以達成。

p.257 「在一六九零年代，罷官文人兼不得意的商人唐甄寫道﹕
從清朝建立五十多年來，整個國家變得日益貧窮。農人窮困，工匠窮困，商人窮困，官員也窮困。穀物價格低廉，卻沒錢吃飽。布匹價格低廉，卻沒錢買巾穿衣。滿船的貨物從一個市場運到另一個市場，但貨物必須賠本才能賣完。即將退休的官員發現，他們沒有足夠的錢可以養家。士農工商全部都一貧如洗。*」
「*編注﹕出自唐甄《潛書．存言》，原文是﹕『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穀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

金庸借韋小寶之口，說只要百姓富足，就不要理是誰的天下了。不過以這段文字看來，如果連康熙朝也這樣，可不能太高估清朝帶來的「繁榮穩定」。

p.280 「另外一個例子則發生在東非，亦即現今迦納境內的黃金海岸(Gold Coast)」

應為西非。

p.286 「特蘭斯凱與納塔爾之間的二元經濟其實是相當晚近的事，絕非原來就存在的，而是南非白人菁英階層刻意打造出來，其目的無非是要為他們自己的事業製造一個廉價勞工的儲備庫，並以此降但非洲黑人的競爭力。因此，二元經濟是低度發展乃人為造就的又一個例子，而不是低度發展乃自然發生並持續多個世紀的例子。」

有一種說法是﹕雖然統治者都是「山賊」，但長期執政的比較有利，因為他們要人民富裕才可以抽到油水，所以會有動機讓人民富足。但現實是同樣有很多長期統治之下人民越來越窮困的例子(北韓是其一最明顯例子)。
但南非(或美國南部)卻顯示出，人為製造的貧窮對於執政階層也會有好處的。

p.289 「衛理公會傳教士戴維斯(W. J. Davis)一八六九年寫的一封信，最可以見出這個時代非洲農民的活力與富裕。在這封寄到英格蘭的信中，他喜不自勝地說，他為『蘭開夏郡棉花救濟基金 (Lancashire Cotton Relief Fund)』募集到了四十六鎊現金。這個時代，富裕的非洲農民可以捐錢救濟貧窮的英國紡織工人。」

可見非洲黑人並非沒有智慧和能力，只是當他們嘗到一點甜頭後，地位受威脅的酋長和白人農民都開始去剝奪他們的權利。非要他們淪為廉價勞工不可。

p.296 「在南非，窮人不可能隨著經濟發展從落後部門晉身到部門。相反的，反而是落後部門的存在促成了現代部門的成功，利用非技術性黑人勞工的低廉工資，白人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前一句也應該是「晉身到現代部門」。

p.300 「不僅可以解釋世界大部分地區之所以錯過了工業化的原因，同時也概括說明了一種現象﹕有的時候，經濟發展是以國內其他地區或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低度發展為養分，或甚至創造了這種低度發展。」

這一點其實很可悲，就是經濟發達的我們其實是踏在窮國身上而得。有錢人之於窮人也是一樣，以左翼的標準看法就是一種「原罪」。
反之，為了撇清這種責任，前者(發達國或有錢人)就套經濟理論，說你們窮都只是因為蠢或懶、或蠢兼懶。

p.309 「公民、更生人及其家人的要求當時已經遠遠超出溫瓦茲最初所能想到的程度。事實上，他那時反倒是站在保守派的一邊，堅持上議院(Legislative Council)應為非民選的。」

我首先想的是 Legislative Council 應為立法會議，不過查核過後澳洲各州議會的上議院的確名為 Legislative Council (下議院則通常稱Assembly)。但與各州不同，聯邦國會的上議院和下議院卻是跟美國一樣，叫Senate和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各領地的議會則是一院制的。)
(後話，我想不到 Wentworth 怎能譯成「溫瓦茲」。)

p.323 「德川家族一六零零年開始統治日本，一六零三年取得將軍的頭銜，日本天皇則被邊緣化，成為純粹儀式性的角色。」

其實天皇也不是在德川時代才被邊緣化了，在戰國時代甚至更早期的攝關政治中就已經被架空了吧。甚至可以說日本天皇大部分時期都是被人架空了的。

p.326 「中國人不思制度的改革，只想要進口現代武器跟英國人一較高下﹔日本人卻不同，他們建立了自己的軍火工業。」

其實中國人也建立自己的軍火工業(雖然是在發現只買軍火不夠之後)，問題是在於制度改革，並非軍工廠之有無，因為大家都有。

p.333 「華波爾在倫敦西南方的里奇蒙庭園(Richmond Park)就擁有既得益，而里奇蒙庭園則是查理一世利用公有地弄出來的，同樣也侵犯了當地居民放牧牲畜、狩獵野兔和兔子，以及收集柴火的固有權益。只不過這些規矩並未嚴格執行，放牧狩獵照常，直到華波爾安排自己的兒子出任庭園管理，事情才急轉直下。」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二世祖累事。這些人不知世界艱難，自己含著金鎖匙出世，卻只知叫別人成功需苦幹。父輩本來正在勉強平衡的賺錢機制，卻因為他們想更進一步(或者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而被拖垮了。

p.335 「光榮革命並不是由一個菁英階層推翻另一個菁英階層，而是仕紳名流、商人及實業家，加上輝格黨及托利黨人的團隊，組成一個廣大的聯盟，對專制政權所發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現就是此一革命的結果。法治則是此一過程中出現的副產物。既然檯面上有許多黨派分食權力，為了避免一黨一派集太多的權力於一身，到頭來破壞了政治多元化的基礎，大家就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乃是極其自然的事。因此，統治者必須受到限制與約束的理念——這是法治的精髓——乃是出於政治多元化的邏輯理路，而這政治多元化則是各方人馬為反對斯圖亞特專制統治而組成廣大聯盟所造就的。」

p.353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流氓大亨與托拉斯之興起充分說明一項事實﹕市場本身並不保證會有廣納性制度。市場可以被少數幾家公司宰制，索取過高的價格，阻擋更有競爭力的對手及新的技術進入。在他們的擺布之下，市場將不再廣納，只會愈來愈成為經濟與政治霸權的囊中之物。廣納性經濟制度需要的不只是市場而已，更需要的是能為大多數人創造公平競爭場域及經濟機會的廣納性市場。」

這正是很多以「自由市場」為名反對政府規管反競爭行為者的盲點。

p.355 「簽屬了社會安全法」應為「簽署」。

p.371 「咖啡及可可農民隨然沒有白人和他們競爭」應為「雖然」。

p.374 「宣示就任瓜地馬拉總統」應為「宣誓」。

p.383, 385 「法律由種植大戶設計，也為種植大戶服務，奴隸主擁有的奴隸只要達到二十個，就有兵役豁免權。當成千上萬的人為保衛南方的農園經濟而陣亡時，許多大奴隸主和他們的兒子卻置身事外，因此也才能夠確保農園經濟的持續不變。」

推人去死永遠是容易得多的。
這樣看英國貴族還沒有他們那麼猥褻窩囊，至少英國貴族素來有從軍的傳統，連身為王位第四繼承人的哈里王子都上過前線。

p.387 「全力阻當」應為「阻擋」。

p.387 「事實證明，惡性循環之頑強，遠遠超過許多人的想像，包括林肯在內。以榨取式政治制度為基礎，製造出榨取式經濟制度，經濟制度又回過頭來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因為經濟的財富及權力收買了政治權力，惡性循環於焉形成。」

p.390 「從海爾塞拉西到孟吉斯圖，從獅子山英國殖民地總督到史帝芬斯，這中間的轉移，道盡了惡性循環的模式，其極端與怪異實在值得奉上一個特別的稱號。如同我們在本書第四章提過的，德國社會學家米歇爾斯稱之為寡頭鐵律。米歇爾斯強調，寡頭統治以及所有的階層組織，其內在邏輯就是它們會複製自己，不僅在當權的群體內部會如此，甚至一個全新的群體接手之後亦然。米歇爾斯或許沒有想到，這恰好呼應了馬克思的一段評論﹕歷史是會重演的——首演是悲劇，重演則是鬧劇。」

正是中國歷代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的核心。(當然國民黨換成共產黨之後還變本加厲，又是後話。)

p.393-394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後殖民時期的非洲獨立國家，透過國家的計劃及私部門的經營，將可以帶來經濟成長。但事實上根本沒有私部門——除了農村，但農村在新政府中卻又沒有代表，因此也就成為新政權的第一個獵物。」

中國也是這樣。
科舉時代，農民雖然很難考科舉，不過他們的佃主(地主)倒是有子弟考科舉做官的，於是政府不停有來自農村的人才供應。廢除科舉後，學校教育集中於城市，但地主還是能夠送子弟到城市上學。
到共產黨鏟除地主階層之後，這條由農村到政府的路就似乎斷了。當然黨組織也可能有來自農村的人，但鄉村人跟城市人相比是很弱勢的。尤其共產黨以戶口限制人口遷移，同時限制於農村人口接受較佳教育的機會之後。

p.396 「在這許多轉向廣納制度的例子當中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一個取得權力的廣泛結盟，能夠挺身反對專制統治，並以更廣納、更多元的制度取代專制統治。唯有廣泛結盟所發起的革命，才比較可能產生多元的政治制度。……榨取性制度製造了巨大的社會不公平，統治階層擁有巨額財富與不受限制的權力，因而會有許多人想奪取國家、控制制度。」

這一點古人也發現到，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原君》就這樣寫﹕

「有 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 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 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鳴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p.426 「一九九零年代的經濟改革是由國際金融機構及經濟學家推動，目的在於打開市場，降低國家在經濟上的角色。不論在什麼地方，這類改革的主要支柱都是國營事業民營代。墨西哥的民營化並未增加競爭，只是把國營的獨占事業轉變成為私營的獨占事業，結果徒然肥了政商關係良好的商人如施林(Carlos Slim)。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埃及。與當政者關係良好的商人對埃及民營化的措施具有強大影響力，使其有利於富有的商人菁英階層，亦即當地人所說的『鯨魚』。民營化上路時，整個經濟全都落在三十二位鯨魚手中。」

有沒有想起領匯和中俄的經濟開放呢﹖

這一點摑了那些市場原教旨一大巴。民營化原則上並非不好，但只看到這一點而不理會榨取式制度的現實，民營化也不過是把盤剝改成另一種形式而已。

p.430-431 「縱使如此，相較於北韓，埃及的經濟表現到底比較好，關鍵則在於埃及制度的榨取性比較低。首先是，埃及沒有北韓共黨那種窒息性的控制，光是政權與老百姓之間的和緩氣氛，北韓政權就做不到。其次，即使是權貴資本主義，在政權青睞的那些人當中畢竟還是激發了一些投資動機，這一點也是北韓完全沒有的。」

「國家不同，榨取的強度也明顯各異，而且對社會的繁榮有重大的影響。舉例來說，在阿根廷，憲法與民主選舉雖然運作不佳，無法促進政治多元化，但運作得卻比哥倫比亞要好。在阿根廷，至少國家還可以獨占武力。原因之一在於阿根廷的人均所得是哥倫比亞的兩倍。比起辛巴威與獅子山，這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對菁英階層的約束都做得比較好，其結果就是，辛巴威及獅子山比阿根廷及哥倫比亞窮得多。」

其實因果關係是貧富影響國家獨占武力﹖還是國家獨占武力影響貧富﹖

p.434 「奎那的賽伯(Sebele of Kwena)」
p.435 「塞伯率先發言」

譯筆不一。

p.438-439 「所有有關部族的政策，最後都要提交到酋長的科佳勒(議場)，在由成年男性組成的大會中討論。這類會議經常舉行……討論的事情……包括部落爭議、酋長與其親屬之間的紛爭、新稅捐的徵收、新公共事務的推行、酋長公布的新政令……酋長的希望遭到駁回時有所聞。由於任何人都能發言，這些會議可以讓他瞭解民情，有機會讓民眾陳述冤屈。如果情況需要，他和他的參謀可能還會有苦頭吃，因為大家都不怕把話講出來。

科佳勒之外，茨瓦納的酋長職位並非嚴格世襲，而是開放給任何有才能的人。詳細研究過茨瓦納另一個邦——拉隆(Rolong)——政治歷史的人類學者卡馬洛夫(John Comaroff)指出，關於茨瓦納酋長的繼承，表面上的確有清楚的規定，但實際上，這些規定旨在說明如何罷免不好的統治者，讓有才能的人成為酋長。他的研究顯示，贏得大位要看成就，要經得起考驗，有真材實料的競爭者才享有繼承的權利。茨瓦納有一句格言，頗有一點君主立憲的精神﹕『君因民之擁戴而王。』

倫敦回來之後，茨瓦納的酋長們繼續努力維持自己的獨立，保留自己的本土制度，不讓英國插手。他們同意讓博茨瓦納修建鐵路，但限制英國在經濟及政治方面的介入。他們之所以不反對鐵路的興建，當然不能跟奧匈帝國及俄羅斯帝國阻擋鐵路的理由相提並論。他們心裡明白，鐵路和英國的其他政策一樣，只要是置於殖民控制之下，就不會為貝專納蘭帶來發展。」

「對多數社會來說，殖民化過程的初期階段最是緊要關頭，對於經濟及政治的後續發展，這一時間內的事件具有深遠影響。如同我們在第九章所討論的，下撒哈拉非洲的多數社會和南美及南亞一樣，在殖民化過程中也見證了榨取式制度的建立與強化。」

「殖民時代末期，是另外一個使廣納性制度得以發展的關鍵時期，這對波札那的成功是更為核心的關鍵。」

p.441 「在獨立之時，茨瓦納的制度就已經具有限制酋長權力及酋長對人民負責的傳統。當然，在非洲，這種制度傳統並非茨瓦納獨有，但特別的是，經過殖民時期，在非洲仍然能夠完好保留這些制度的就只有茨瓦納而已。 英國的統治幾乎完沒有沒有進來。當時，英國對貝專納蘭的治理放在南非境內的梅富根(Mafeking)，只有到一九六零年代轉移到獨立的那段期間，才有建 立首都嘉柏龍里(Gaborone)的計畫提出。建都及新架構並不是要打掉原住民的制度，反而是把它們當成基礎﹔嘉柏龍里的建設，就伴隨著新『科佳勒』的 規畫。」

這解釋了波札那得以保持民主的原因。雖然說他們在國際排名上錯，但波札那仍是一個營養不良相當普遍、而且愛滋疫情嚴峻的地區，只是免除了更多的戰亂和剝削而已。

p.442 「殖民時期，茨瓦納的酋長都反對在貝專納蘭探勘礦產，因為他們都明白，歐洲人一旦找到珍貴的金屬或寶石，他們的自治也就玩完了。」

問題倒是他們為何知道這一點﹖因為注意到鄰近地區的先例﹖

p.442-443 「今天，波札那看起來是一個同質性極高的國家，沒有族群及語言的分歧，完全不像其他許多非洲國家。此一結果正是語言統一之功，學校只教英語及一種國語塞茨瓦納語，以此減少不同族群及社會團體的衝突。」

p.443 「幾乎不同於所有的下撒哈拉非洲國家，波札那已經擁有相當中央集權並包含多元特質的部族制度。此外，由於私有財產權確立，國家的菁英階層所擁有的已經極為豐厚。」

這似乎也是當地堅尼系數高的原因。

p.445 「馬丁．路德．金恩」一向都只是叫「馬丁．路德．金」。

p.445-446 「南部的政治制度，無論內戰前後，都有一個理路清楚的邏輯，和南非的種族隔離統治並沒有太大差別，也就是要為農園儲備廉價勞工。但到一九五零年代，此一邏輯愈來愈站不住腳。首先，由於大蕭條與二次世界大戰的緣故，黑人已經開始從南部大量外移，一九四零及五零年代中間，達到平均每年十萬人。同時，農業科技新發明出現，儘管採用的速度很慢，但已經降低了種植大戶對廉價勞工的依賴。」

這說明了取消種族隔離的經濟因素﹕因為已經不需要了。

p.447 「最高法院一九四四年的裁決有如重炮轟擊，為黑人長期的政治抗爭打開一條出路，法院明白鬆綁白人對政黨控制的重要性。」

p.447-448 「相較於統一的民主黨在全國政治中，這徒然凸顯他們的不成氣候，也充分顯示，光憑南部菁英階層是掌握不到民主黨的。」

一，留意民主黨本來是支持種族隔離的，跟今天依靠少數族裔，反而是共和黨依靠鄉下和南方支持，恰成對比。
二，二次大戰的時代背景。當時美國還只是以黑人為輔助，到了越戰終於讓黑人參與戰鬥。(至於英國，則早就有印度士兵參與作戰。)

p.448-449 「不過短短時間，牛津城內已有兩萬軍隊及一萬一千名國民兵。總計有三百人遭到逮捕。梅里迪斯決定留在學校，由美國司法警察及三百名軍人保護其人身安全，最後念到畢業。
在南部的制度改革過程中，聯邦法律扮演關鍵角色。一九五七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通過的過徨中，當時已經是參議員的佘孟德為阻止法案通過，或至少達到拖延的目的，曾不停地連續發言二十四小時又十八分鐘。」

p.450 「中國不容許其他任何政治組織存在」

也不全然，如果你是受共產黨控制的八大「民主黨派」的話。

p.451 「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們無從得知，因為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根本不留紀錄，唯恐留下暴政的惡名。至於人均所得，下跌大約四分之一。」

在下有點懷疑。是真的不留紀錄，還是當成國家機密﹖

p.457 「今天我們放眼所見的經濟差異，絕大部分也都是過去兩百年來才出現。」

作者的主要觀點，亦因此認為國家之間的貧富差異並非由地理因素所致。

p.459 「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無法持久，其關鍵有二﹕其一，持久的經濟成長需要創新，創新又與破壞性創造不可分。而所謂破壞性創造，不僅經濟上以新代舊，政治上也顛覆既有的權力關係。菁英階層抓著榨取式制度不放，最害怕創造性破壞，抗拒唯恐不及，因此，任何由榨取式制度培育出來的成長終究會是短命的。其二，宰制榨取式制度的人無不是犧牲社會上的多數人以圖利自己，因此，在榨取式制度下，政治權力成為垂涎的目標，團體與個人爭相奪取。其結果是，在榨取式制度下永遠都有強大力量把社會推向政治動蕩。」

這正是中國的治亂弔詭，越維越不穩的循環。因為制度本身就是勝者全取，也沒有和平移交權力的方法，自然鼓勵任何人不擇手段去爭奪最高權力。亦即是黃宗羲《明 夷待訪錄．原君》所指的，如果天下之利歸於人，君王就會讓來讓去﹔當天下之利盡歸君王後，自然就人人爭著做，設法制止也防不勝防。

p.461 「五百年前的印加帝國，也就是今天祕魯所占之地，無論其富庶、科技發展或權力集中，都遠遠勝過當時占有北美之地的那些小政治體。」

但物資豐富並方便權力集中，這一點不就是地理造成的麼﹖

p.462 「在北美洲，諸如密西西比流域甚至美國東北地區這些地方，這種情形也很有可能發生。如果情形真是這樣，歐洲人安地斯山面對的就有可能是空曠的大地，而在北美洲碰到的則是中央集權國家，這樣一來，祕魯與美國的角色可能就會對調了。」

「儘管和日本德川幕府相較，印加帝國的壓榨性更嚴重，在祕魯想要搞出一場類似明治維新的政治革命當然不太可能，但若說印加帝國之完全屈服於歐洲人的統治乃是歷史的必然卻也未必。假若他們對於此一威脅的回應是起而抗爭，甚至是在制度上進行現代化，那麼，整個新世界的歷史進程，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或許都會因之而大不相同。」

這兩個舉例正是忽略了地理因素。

中央集權的形成，與人口密度相關。安地斯山較富饒，養活的人比北美洲多，所以才造就了印加帝國的集權。當然一個地方人口密集不等於「一定」會中央集權，但一 個人口稀少的地方，則更不可能出現中央集權。因為人口太少不需要集權，而想集權的人也沒有足夠人手去控制其他人(例如沙漠中的貝都因人長期只有部族沒有國家)。

至於印加帝國的反應，Jared Diamond就更加解釋得很清楚，他們是因為沒有文字、也跟舊大陸沒有聯繫，所以對舊世界歷史認識有限，才不懂得防範西班牙人。日本則剛好相反，雖然地 處偏遠，但一直與外國保持溝通(儘管限於長崎港)，菁英階層其實並非對外界一無所知。而且他們也有全面向中國學習文化的歷史。所以美國黑船來日時，才可以 及時轉型向外國學習先進文化，避免亡國。

這些全部都是地理因素。

p.464 「我們的理論也認為，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長，譬如中國，無法帶來持續的成長，有可能會後繼無力。」

近年疲態已現，中共正在艱難地操縱試圖「軟著陸」。但政治制度一日不改，權貴霸佔一切好處的格局不會改，當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這一點會特別顯眼。只靠經濟增長支撐的政權就會走到盡頭。這也是近年越來越多權貴把家人放到外國當「裸官」的緣故。

p.465 「一如在大部分的事情上，不犯錯誤的重要性絕不下於解決問題，甚至還更切合實際。 關於占種情形，最清楚明白的就是基於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成功成長經驗，而鼓吹『威權式成長』(authoritarian growth)的政策建議。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政策建議其實是一種誤導，中國的成長，就其到目前為止的表現來看，只是榨取式成長的另一種形式，不可能演 變成持續的經濟成長。」

其實「威權式成長」更好的例子不應該是星加坡麼﹖
當然星加坡的經濟制度榨取性比中國大陸低，就算政治制度也比中國大陸開放得多。(我們常看到的是政府借法律壓迫反對黨，但同時仍有反對黨在參選，並且勝出。跟李光耀作對你要非常小心，但他還未至於不擇手段。)

p.466 「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出任中共總書記後不久，更進一步總結說，黨對企業家不放心，說他們無非是群『只顧自家的商販，偷搶拐騙，賄賂，逃稅，什麼都幹得出來』。整個一九九零年代，縱使外國投資蜂擁進入中國，國營企業也獲准擴大營業，私人企業還是受到懷疑，許多企業家財產遭到沒收，甚至鋃鐺入獄。」

這就是後來「國進民退」以國營企業取代民營企業的背景。

p.468 「趙紫陽遭到軟禁，一關就是十五年，名間聲望逐漸消蝕」應為「民間」。

p.470-471 「以中國為例，成長的過程是立基於追趕效應(catch-up)、輸入外國技術，以及輸出低端產品，這種成長可能會維持一陣子，但也可能無以為繼，特別是中國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時。」

「我們已經明白，中國之所以成功，其根源在於跳脫死硬的共產黨經濟制度，為生產及貿易的增加提供了誘因。從這個角度看，相對於那些已經擺脫榨取式制度走向廣納性的國家，中國的經驗基本上並沒有什麼差別，縱使以中國來說是發生在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之下。因此，中國之達到經濟成長，絕不是拜其榨取式政治制度之賜，相反﹕過去數十年來成功的成長經驗全是因為擺脫了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走向更為廣納性的經濟制度所致，但因為高度威權性榨取式制度的存存，此一趨勢變得更困難而非更容易。」

預言了今天中國經濟的困境。而且很清楚乾脆地反駁了「威權式成長」的理論﹕不是因為威權才成長，而是因為由極權放寬為威權才有成長，而且威權阻礙了更大的成長。

p.472 「和現代化理論如出一轍，亦即中國既與西方展開了自由貿易，它就會成長，而成長又會為中國帶來民主及優質的制度。然而，一九八零年代以來，美中貿易儘管快速增加，對中國的民主卻少有貢獻，未來十年當中，就算兩國會有更緊密的關係，同樣也難產生作用。」

p.473 「歷史紀錄對現代化理論更為無情，不少相當富裕的國家都成了獨裁政權及榨取式制度的幫兇。二十世紀前半葉，德國及日本都是最富裕最工業化的國家，人民的教育水平也非常高，但這一切卻無法阻止國家社會黨(納粹)在德國的興起，也擋不住日本軍國統治透過戰爭擴張領土的野心，使兩國政治及經濟制度都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地走向了榨取式制度。」

「就長久而言，威權式成長既非人民所願也不可行，因此國際社會不應予以鼓勵，使其不致成為拉丁美洲、亞洲及下撒哈拉非洲的規範，許多國家之所以會選擇這條道路，其實只是因為它符合經濟及政治菁英階層的利益。」

這裡反駁了當年指美國與中國貿易有助中國民主發展的想法(當時國人同樣相信這一點)。正如德國和日本之所以轉為軍國主義，有很多社會因素，並非貿易所能阻止。

p.474 「設計之說通常有兩種模式。其一，是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常提倡的，他們認為貧窮是經濟政策及制度的產物，因此由這類國際組織提出一套改善措施，誘使貧窮國家接受(華盛頓共識就有一套做法)。」

這其實只是為了西方國家的利益。

p.476 「另外一種設計富裕繁榮的途徑今天尤其流行。這一派的人承認，要把一個國家從貧窮拉拔到繁榮絕非一夕之功，甚至花個幾十年也不見得奏效。所以他們宣稱，許 多『微型市場失靈』(micro-market failures)可以經由優質的建議獲得矯正，如果決策者善用機會的話，還是可以獲致繁榮——當然又是在經濟學家及其他協助及指導下達成的。這一派的人 宣稱，在貧窮國家，微型市場失靈無所不在，譬如存在於教育體系、衛生保健服務以及市場組成的方式。沒錯，情形確實如此。但問題是，這些微型市場失靈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榨取制度下社會運作深層問題的症狀而已。貧窮國家的總體經濟政策不良絕非巧合，同樣的，他們的教育體系失調也絕非巧合。這一類的市場失靈絕不能單獨歸咎於無知。應該要執行良善建議的決策者和官僚，本身或許就是問之所在，而負責的人沒有優先解決貧窮的制度性原因，即使企圖改正這些效能不彰的事情，最後可能正好導致完全相反的結果。」

這就是經濟學家的傲慢，他們失敗之後還會振振有詞說，那只是因為政府沒全盤採用他們的方案。但他們無視問題的根源其實就是那個政府。

p.477 「也不希望她們不致因不出勤領不到薪水」的「不希望」和「不致」其中一個是贅言。

p.478 「接下來的演變實在不令人驚訝，特別是過去五十年來外援失靈及政府失靈的殷鑑歷歷在目。但不管驚訝與否，老調依舊重彈。數十個援助團隊及隨行人員搭乘自己的私人飛機抵達，各種非政府組織蜂擁而至，展開各自的計畫，政府與國際團體代表之間的高層會談開始進行。數以十億計的美元湧入阿富汗，但用在基礎建設、學校或其他公共服務上的卻微乎其微，廣納性制度的推展或治安的恢復尤其受到忽略。」

p.479-481 「阿富汗中部山谷的情形並非孤立事件，許多研究估計，真正用到目標上的援助只有10%，頂多20%。指控聯合國及地方官員撈錢的調查多達數十項，但絕大部分外國援助的浪費還不是舞弊所造成，而是因為無能或甚至更糟﹕這對援助組織而言不過就是一筆生意。」

「相較於其他地方，阿富汗的援助經驗還算是成功的。過去五十年來，以『發展』援助名義付給世界上許多政府的金錢多達數十兆美元，和阿富汗的情形一樣，大部分都因為經常開支及貪污而浪費掉了。更嚴重的是，很多錢進了獨裁者的口袋，譬如蒙博托就是靠著西方金主的援助，一方面收買支持者鞏固自己的政權，一方面自己吃得飽飽的。下撒哈拉非洲其他地方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倒是危難時期的人道急難援助，如最近的海地及巴基斯坦，其成效較為顯著，儘管在發放方面還是有同樣的瑕疵。」

儘管如此，倒不能說「因此我們只在災難發生時才捐獻就好了」，因為救難和發展其實是兩種很不同的需求。社區發展一日沒搞好，永遠都只能頻繁發生災難然後等待救援。

不太能回想起原因，起初我讀到這一段，在下面寫了「性愛﹖」這個註。
現在反覆再想可能是因為性愛的本質跟援助的「浪費」有點像。因為眾所周知一次射精的精子數目隨時上億，但並不是每次性交都會導致懷孕(夫婦有正常性生活一年內不懷孕才算不育)，就算懷孕也通常每次只是一至兩個。換言之絕大部分的精子都是註定「浪費」的。
可是從生物角度看，這樣未必是浪費，「多餘的」精子不是毫無用途的。有部分的精子可能會用來抵銷在陰道和子宮內其他男人的精子(假如女方濫交的話)，亦有部分是用來「鋪路」的，就連卵子表面的透明帶也要靠精子頭部釋放的酶去打通(所以最快到達卵子的精子未必是受精的那條)。
對援助的「浪費」或者也要這樣理解，因為社會的制度欠佳，無法有效分配資源給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就要額外的花費去達成。這就是浪費的額度。

「為解決下撒哈拉非洲、加勒比海、中美洲及南亞的貧窮，西方國家應該提供大量『發展援助』，根本上來說，這是因為誤解了貧窮發生的原因才會產生的想法。像阿富汗這類國家，其所以貧窮是因為榨取式制度，根本的癥結在於沒有財產權，缺乏治安或健全的司法體系，以及政治及經濟生活完全為全國性的(更常見地方性的)菁英階層所宰制。制度問體同樣導致外援的無效，因為援助遭到盜用，根本無法送到該去的地方。最糟的情形則是成了為虎作倀，徒然養壯了造成問題癥結的政權。可長可久的經濟成長既然有賴於廣納性制度，援助榨取式制度的政權當然不能解決問題。」

「問體」應為「問題」。

「有一個解決方式最近變得比較受歡迎，部分原因是這種方式承認制度與繁榮富裕甚至援助之間確實有著某些關係，因此應是『有條件的』。按照此一觀點，若要繼續對 外援助，接受搬助的政府就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譬如市場自由化或政治民主化。……但有條件援助的效果顯然並不比無條件援助來得高明。未能符合條件的國家所 接受的援助還是一樣。理由很簡單﹕無論在發展或人道方面，它們都需要更大的援助。結果完全可以預料，有條件援助對國家制度照樣發生不了作用。不管怎麼說，如果因為要多得一點外援，獅子山的史帝芬斯或剛果的蒙博托就廢掉自己的榨取式制度，那才真教人驚奇。」

p.482 「既然根源在制度，在接受國既定制度的架構內，外援其實不太能做什麼以刺激持續成長。其二，既然廣納性經濟及政治制度才是關鍵所在，利用現有外援，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去促進這方面的發展，應該是有用的。如我們所見，由於有條件的外援要求現任統治者讓步，因此並不能解決問題。因此，反過來施為，用外援把權力圈之外的團體及領袖帶進決策過程，讓廣大人民得到權力，或許還比較有結果。」

這就是所謂「充權式」(empowerment)的計劃，例如有些計劃會要求讓女性主導參與，從而在男尊女卑的地區提升她們的權利和自信心。

不過這也不一定有效。像中國大陸，共產黨對這類「和平演變」的企圖非常警惕，隨時就會干預。雖然也不是完全沒有用，例如樂施會之類的機構，在這些地區實行的 脫貧計劃，就是透過鼓勵基層民眾參與決策達致。這樣的阻力比較少。當然，這樣對於政權在可見的將來暫時也不會有甚麼威脅就是。

p.483 「巴西勞工運動的再起只不過是廣大社會群眾對十五年軍事統治反彈的一部分。和魯拉注定在民主再生之後成為巴西總統一樣，左派知識分子卡多索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在一九七三年強調，當眾多反對軍事統治的社會團體集結起來時，就是巴西創造民主的時候。他說，巴西最需要的就是『公民社會……職業團體、工會、教會、學生組織及輿論界，亦即社會運動的活化』，換句話說，一個以再創民主並改變巴西社會為目標的廣泛聯盟。」

p.485 「在北美、十九世紀英國及獨立後的波札那，政治革命成功地為廣納性制度及漸進的制度改革鋪路，同時也顯著強化了廣納性政治制度，其共通點是他們都為社會廣大的多元層面賦予了政治權力。廣納性政治制度的奠基石——政治多元化，需要社會普遍享有政治權力，從少數菁英階層包辦權力的榨取式制度走出一條路來，而這則需要一個賦權的過程。如同我們在第七章強調的，這也是光榮革命有別於菁英階層互鬥的地方。以光榮革命來說，政治多元化的根苗是在推翻詹姆士二世，以商人、實業家、士紳，甚至許多未和王室結盟的英格蘭貴族組成的廣泛聯盟為首的政治革命中。」

p.486-488 「在巴西，工會運動固然是勞工黨的根苗之一，但領導人物如魯拉，以及許多支持該黨的知識分子及反對派政治人物，打從一開始就在尋求廣泛聯盟的組成。隨著地方性的社會運動，這些動力開始向全國擴散，一旦該黨拿下了地方政府，不僅激勵了民間的參與者，同時也在整個國家的治理上掀起了一股革新的風潮。」

要把這些民主火種消滅於萌芽之間，也是中共廢除市政局的原因。

「如我們所見，民主並不保證政治多元化。拿巴西政治多元制度的發展來和委內瑞拉的經驗相比，脈絡就看得更清楚了。一九五八年之後，委內瑞拉也轉型為民主，但此一轉變未經草根層面的賦權，因此也就沒有創造多元的政治權力分配。相反的，貪污、酬庸及衝突在委內瑞拉始終不輟，結果某種程度上，選民投票時甚至心甘情願支持查維茲這類專制者，究其原因，極可能是他們認為只有他能夠對抗委內瑞拉傳統的菁英階層。所以，委內瑞拉仍然在榨取式制度下受苦，而巴西則打破了窠臼。」

「要使賦權過程比較容易上路，還是有某些顯而易見的因子，其中包括﹕某種程度的中央集權，唯其如此，社會運動挑戰現行制度時才不致立刻陷入無政府狀態﹔某些傳統的政治制度中已經具備了少量的政治多元化，譬如波札那傳統的政治制度，唯其如此，廣泛聯盟才能夠形成且持久﹔以及要有能夠協調民眾需求的民間社會機構(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s)，唯其如此，反對運動才不致輕易就被在位的菁英階層擊垮，也才不會變成另一群體控制現行榨取式制度的工具。但在這些要素中，有許多是歷史已經預定，要不然就是緩慢形成的。」

文中「民間社會機構」即本地所謂「公民社會」。

「另外還有一個或一組因子，可以在賦權過程中扮演轉化的角色，那就是媒體。對於有權力的人在經濟及政治上是否濫用權勢，如果欠缺廣泛的資源，社會賦權往往難以協調及持續。在第十一章，我們就看到媒體扮演守門人角色，把美國國內企圖破壞廣納性制度的勢力告知公眾並協調他們的訴求。」

p.489 「中國目前的榨取式制度也極度依賴當局對媒體的控制，就我們所知，在這方面，其精密複雜的程度令人咋舌。中國一名評論家扼要地說﹕『要維持黨在改革中的領導地位，有三個原則必須把握﹕黨要控制軍隊﹔黨要控制黨員﹔黨要控制新聞。』」

甚至還創造了繁複無比的網絡審查，結果成為中共自豪兼出口的「威權法寶」。

p.492 「因為有了他的支持與熱心，使得整個寫作計畫可能最累人的最後。」

後句翻譯很難理解原文寫了甚麼。

不信母親的話

敬啟者﹕

閱畢貴版12月18日那篇〈作為父母的覺醒〉，不禁大吃一驚。我很難理解為何您們會把一篇有明顯矛盾的文章刊出，誤導公眾。不得不投文以正視聽。

作者說不能只信專業、科學，不信母親的話，我「同情地理解」這是指個人經驗比客觀知識可靠的意思。那麼我就跟您談個人經驗。

流感疫苗，我家以往從來沒人接種過。先前老媽已成「長者」，兩年前開始在診所接種政府資助的疫苗。第一年她仍有患上流感，於是懷疑疫苗是否沒用。到今年，她接種後並無感冒，甚至還叫我去接種。而我一直沒有接種，反而每年都病，最近兩個月看醫生看了四次還未斷尾。
請問作者說的「傳染病爆發時，染病者卻全是有接種者」如何歸納出來﹖接種者是否包括老媽，染病者是否包括我﹖

編輯為何連這種明顯悖理的東西都看不出﹖還是看到也不認為有問題，因為您相信疫苗就是那麼邪惡﹖

香港人是否崇尚美國式的現代醫學，我不敢說﹔不過我頗肯定香港人不崇尚美國式的「攜槍自由」。美國人的確有拒絕接種的自由，結果是甚麼﹖近年麻疹和百日咳都重新流行了。而由於「美國式」的反疫苗運動「流行」到歐洲，所以連歐洲都開始流行這些文明社會一早可以避免的疫病了。這似乎就是反疫苗者樂見的吧﹖

反疫苗會不會滅絕人類﹖當然不會，天花鼠疫那麼恐怖，人類都未滅絕。不用疫苗頂多只是令我們回到幾百年前，不怕兒女會有甚麼「針毒」或自閉症，只怕兒女會生天花、白喉、破傷風、麻疹死掉，或者患小兒麻痺終身殘障而已。死個小孩罷了，反科學者，安啦﹗

是呀，對他們來說，已知虛構的「疫苗導致自閉症」，比病死更可怕呢﹗
(聲稱疫苗導致自閉的論文因為數據造假，早已被推翻。當然把一切都歸咎為「藥廠陰謀」的人自然不會理這一點吧。)

此致
副刊版編輯

方潤　上
(香港科學教育關注組成員)

(另見王偉雄博士﹕反疫苗教的香港區傳道人、etc-tera﹕要實證而非見證——別給「素人父母」誤導)

書店怪問

(這是為圖書館主任協會寫的書介，原有的書介見這裡。)

Jen Campbell著、林師祺譯《書店怪問》(Weird things customers say in bookshops)，台北﹕高寶，2014

這次介紹一本今年五月出版的新書。

書店的性質，看來跟圖書館很不同。因為一處是賣書的地方，屬商業機構﹔另一處是讓人免費看書的地方，屬公益機構。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提供書。

於是，很多顧客都把書店誤當成圖書館了。

在學校工作的我們，很多時候面對「問題用家」，可能當成學生不成熟的表現。可是在公共圖書館工作過就會知道，世上腦筋胡塗或不講道理的大人其實更多、更難應付。本人就曾經遇上要求看彩色差利．卓別靈電影的人，又有誤用彩色影印機複印黑白原稿的人投訴「收費太貴」。(很明顯，這些人小時候沒機會被學校圖書館主任教導正確使用圖書館的方式。一笑﹗)

這本書就是作者從各國書店搜集各色「奇怪客人」的故事，有些可愛、有些荒誕、有些愚頑、有些野蠻狼戾、豈有此理(就跟香港熱議的強國遊客一樣，裡面要插隊有插隊、要撒賴有撒賴，要小便有小便)。我們經常面對兒童和青少年，書中也有不少小客人(和他們家長)的故事。

很多時候我們會被困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把面前的事放得太大，以致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美少女」(註)。多點看別人分享的事例，讓我們明白有些事情不用太take it personal。就像學生的問題要處理，但如果帶著怨氣回家就只會氣死自己。對於現實中的缺失和不明朗，要有點幽默感、適時放下，才可以保持心理健康，繼續面對和解決。

唯一可惜的是，書中只有一個香港書店員工提供的事例。以香港怪人之多，本地圖書館和書店，大可照板煮碗搞一個怪客故事徵集活動吧。

(師長指引﹕書中不時有客人提及《格雷的五十道陰影》，其實是一本英美大熱的情色小說。內文其實沒提及這本書的內容，所以老師可能要先想想，如果有學生讀完後問「為何圖書館沒這本書」時應該怎樣答。笑﹗)

(註﹕卡通片《小魔女DoReMi》主角的口頭禪。最後一輯已是2004年的事，現在的學生還有人看過嗎﹖)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甲午爭與戰

近來都沒甚麼時間去博物館看展覽。星期六家長日，下午放工，那就過去海防博物館看看甲午戰爭展覽吧。
離校途中遇到Miss L，原來人家就住在筲簊灣，不過反而沒去過海防博物館。也不出奇，那個位置比較偏僻一點，平常不會走去那一邊的，我第一次去的時候也覺得靜到可怕。何況也不是人人對戰爭史有興趣的，日後有空的話去看看是否喜歡就好，那裡至少風景是一流的。

本來還打算去食「咪誅連」魚蛋河，不過午飯時間門外輪籌人山人海，我見到這種陣容就沒胃口。算了，看完再回來看看是否有下午茶吃吧﹖

對展覽沒甚麼期望，因為政府愛搞國民教育，恐怕連展覽也不面倒。不過見到一些日方的文物，其實也頗驚喜的，例如勝海舟對丁汝昌惺惺相惜的贈物和悼詩。(勝海舟本人不贊成對清國開戰，他認為日本富國強兵只是為了抵抗歐美侵略。不過當時他早已退休失勢。)

可惜的是，館方對這些日方文書的內容解釋其實很有限，例如勝海舟的挽詩或伊藤博文慶祝大捷的詞句，都是用草書寫成，在下其實不懂讀的。何況懂得讀草書的人也未必明白日文。如果可以把日文內容都譯成中文，那麼對中文觀眾了解日本人的想法會有幫助。
例如明治天皇的詔書或陸奧宗光的說辭，說明牌指他們偽裝依循國際法、掩飾侵略野心，我當然沒異議。不過如果讓大家都知道那些日文在說甚麼，不是更有助於參觀者明白「他們有多虛偽」而非只能單方面聽館方說「他們很虛偽」嗎﹖

(在展覽廳內就遇到來客，有個男人用流利廣東話罵日本人如何如何，卻連李鴻章的名字都讀錯、又把他當成將領。如果我們只把人民教育成這樣又有何用﹖難道人人活成憤青的樣子中國就會強大﹖)

 (淮軍系統的銘軍兵服)

(這卷軸很有趣，是日本人中堂義見收集北洋海陸軍官書信而成，可見日人研究的範圍。說明牌說他在背面說明了製作卷軸之目的，可惜的是館方並沒有提供，了解日本人的用心不重要嗎﹖)

(大電視以四幅圖連環播放，展示黃海海戰過程，不過如果可以用動畫顯示會更好。但資料是否不夠﹖)

這個也是很出名的情景，北洋艦隊擺出了雁行陣，而日本聯合艦隊則為一字縱隊。就跟後來對馬海戰對俄國艦隊擺出T型陣一樣，雖然全艦暴露於敵方火力下，但亦有舷側齊射的優勢。
北洋艦隊的陣式後來飽受批評，甚至還有人說丁汝昌出身騎兵不懂海戰，用騎兵陣式亂指揮云云。但這樣對丁汝昌不甚公平，雖然他本身的確不是海軍出身，但並非沒有自知之明。他手下的各艦艦長都是留學生或船政學堂之類出身，當然會建議合適的陣法。

博物館的說明牌沒有提及，但我認為應該提醒參觀者留意這塊板﹕

(北洋艦隊和聯合艦隊各艦主炮配置圖)

北洋艦隊擺雁行陣，除了艦速較慢和訓練因素外，這幅圖也能顯示端倪。北洋艦隊部分艦隻的炮位是舊式，主炮在艦頭。(鎮遠定遠艦舯的八字型斜連炮塔樣子古怪，但據聞是當時的英式設計—我還未有時間讀完陳悅那本《1855-1911中國軍艦圖誌》)
擺雁行陣相信是為了發揮艦首主炮的威力。
相對而言，聯合艦隊的艦型較新，舷側火炮較多，自然以舷側齊射為優先。

北洋軍艦艦齡較舊、炮速較慢，如果學日本人擺縱隊，恐怕也佔不了多大便宜。反而還更容易中彈受損也說不定。

館方另一處令人難以理解的說明牌在這裡﹕

(說明牌標題﹕日本陸軍司令官山縣有朋頒發給山田寅吉的步兵中尉「任命狀」)

我不太明白為何「任命狀」三字要加括號。因為通常是不受承認的東西，例如汪偽政權，或者兩岸各不承認對方政府，才會在對方的機構/官銜等名詞上加括號。但就算兩國開戰，中國都未試過不承認日本政府吧﹖

抑或館方認為這張「任命狀」是非正式的﹖
在下不了解日本的制度，不過如果以中國而言，戰時中低級軍官的「告身」(即任命狀)是可以由高級將領就地現場簽發的。《到衙門上班去》就提及過，戰時的將領往往會帶著一大堆告身上戰場，隨時就簽發任命屬下軍官的。
戰場瞬息萬變，很難事事等後方政府批准。如果中國可以暫時任命軍官，日本應該也可以。

(另一邊廂，這張是北洋艦隊在戰時，任命揚威艦二管輪葉顯光暫署鎮中號大管輪的文書)

 (戰後日軍繪畫攻略威海衛南岸的戰鬥圖，不過我看不明白)

(戰後日本頒給軍人的桐葉章，注意這個章等級較低，用的是五三桐而非五七桐紋)

日本人就是漫畫民族，當然少不了這一批《風俗畫報》的描繪宣傳﹕

 (左邊﹕把清軍擊倒在地，耀武揚威)

(這幅更好玩，把日軍描繪成桃太郎了，旗上寫了「日本弌」字樣。)
(這樣即是說中國是「鬼島」嗎﹖恐怕身為侵略者的日軍自己更像鬼吧。當然後來中國真的被共產黨搞得像鬼國一般，這是後話。)

(日本第二師團步兵第三十二聯隊士兵軍服。肩上有32字樣。)

(說明牌﹕軍帽帽徽為立體五角星，並以帽牆顏色劃分兵科﹕將官、憲兵及近衛隊為紅色帽牆﹔衛生部隊將校為深綠色帽牆﹔監督部和軍吏部為花色藍帽牆﹔其他均為黃色帽牆。)

這個說法有點怪，因為兵科不是看軍階的，而只看職種。查日文維基就知道，紅色是日本步兵的兵科色，衛生部是深綠，憲兵應該是深黑。而監督和軍吏部是後來的經理部主計，用銀茶色(薄紫色)。當然可能甲午戰爭時顏色有不同也說不定，但步兵用紅色這一點應該頗肯定。

(日本陸軍騎兵上尉軍服，草綠色立領是騎兵的兵科色。)

 (開戰時香港宣佈中立的《香港轅門特報》，即現在的《憲報號外》)

(北洋艦隊軍服，左起為守備、士兵和總兵軍服。)

(致遠艦模型)

(定遠艦模型)

(老實說我不很明白這個模型中間的斜連炮塔為何見不到有炮管，這樣參觀者很難知道這個其實是炮台。)

看完都下午茶時間了，其實博物館裡面也有小餐廳的，不過他們的西多士停售了，我又不想就這樣吃三文治或公仔麵之間的。怎料出來再走到「咪誅連」門口，還是有人在排隊。算了，去隨便吃個炒麵鍋貼就打道回府好了。

2014港大棋會大富翁比賽記

星期日帶了六個學生去港大參加大富翁比賽。三個中六、兩個中五、一個中一。

星期五才剛剛病到半死，發燒又喉嚨痛去看完醫生，還要跑回學校去拿學生聯絡資料和相機回家。

然後在樓梯遇到中一的那個——

生﹕「你病左呀﹖」
我﹕「唔好講廢話」(我戴著口罩又快要死的樣子誰都知是病了吧)

生﹕「我想問番星期日大富翁比賽既野」
我﹕「唔係之前已經話左畀你地聽啦咩﹖」
生﹕「我想問多次丫嘛」

(你都唔係見人剩番半條命既時候問丫……)

星期日，約了他們在中環地鐵站A出口見面。在下當然沒遲，但他們全部比我早到。
(除了貪玩，猜想另一原因是我坐東涌線比較快，所以預備出門時間也比較遲。他們從東九龍那邊來，時間應該比較難預料。)

其實我自己可以直接在香港站A出口，就可以去到小巴站。不過他們大抵會經將軍澳線轉港島線來，如果跟他們說「香港站A出口」，可以想像有些人一出站見到中環站的A出口就會當成是那個。為了「防呆」(fool-proof)還是移船就磡比較好，反正只是過多一座天橋。

搭上綠巴，卻因為佔領關係不經堅道，有如紅巴般干諾道中天橋直插西營盤，轉西邊街上般咸道(紅巴則上薄扶林道)，所以到達港大比預期快。順道帶學生在附近繞一圈、再看看新的百週年校園。

報到時間。其實我未收齊報名時已經先電郵棋會留位，那時棋會有回覆。但之後正式交名單，棋會卻沒有覆電郵。這天果然發現棋會沒有登記(所以我沒收到規則和賽程)，幸好他們早預備了十幾個「walk-in」額外位，要不然告訴那幾個星期日晨早起床千里迢迢而來的小子「沒得玩」，我怕沒命離開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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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反而沒甚麼詳細紀錄。因為這次安排是五人一檯，相比最理想的四人一檯，五人會把地契分配得太散，交易難度大增。

第一局，開始得算不錯，不久後我還比三子更快實現「佔領中環」。 :P

其中一位玩家A—後來才知道是F同學的童軍領袖—要求我換一張紅色組(九龍塘)給他。
因為他手上已有一張紅色組，所以顯然他拿了我那張紅色組之後，會拿他自己的淺藍組跟另一個玩家(B)交換，自己要紅色組而給那人淺藍色組。
這樣當然是很大的威脅，所以我要求他把手上的地鐵站給我，另外補錢。

那麼當然他(A)和B很快就交易和起樓了。
而我本來一早就跟另一個玩家(C)討價還價中。因為我手上有兩張桃紅組、一張深藍組和一張公用事業，他(C)手上有一張桃紅組、一張深藍組、兩張地鐵站和一張公用事業。之前就是因為誰要哪些組談不攏。
現在別人開始起樓，有壓力了，所以我開了價﹕我要所有地鐵站和其中一個顏色組，給他公用事業，但他可以選擇要哪一個顏色組(大家不另補錢)。
最後他要了深藍組，我要了桃紅組。

這個決定後來被A形容為「早該干預」，因為他認為C錢比我少，他應該建議C拿桃紅組而留深藍組給我，而且認為我拿他兩個地鐵站也是「食水太深」。
(雖然，純粹以票面值而言，我拿一張深藍組換兩張地鐵站、一張公共事業換一張桃紅組，其實算是差不多等值的。)

當然，我同意A的觀察，就是C其實是不懂玩的「魚腩」所以不「屈」就浪費 ( :p )。不過我的決定倒不是純粹為了「搵佢笨」，而是個人考慮居多﹕我拿了A的補水但其實也不多，而在另外兩人(AB)已經起樓的情況下，如果我沒三個地鐵站很難確保有收入。很可能只要踩中其中一個的樓就已經玩完。

至於拿哪一組我反而不太執著，因為在畢華流的評價中，桃紅組也不見得比深藍組好，甚至以「貧瘠」來形容。(桃紅組的屋是便宜一半，而且有三格比深藍只有兩格易踩中。但別忘記兩組本來都不算是踩中機會高的地段，而深藍組租金特別驚人，集中起樓是一踩破產那種。桃紅組如果不建酒店就很難有這種殺傷力。至於機會卡方面，桃紅組第一格羅湖和深藍組第二格太平山各有一張「直達」卡，但太平山的殺傷力當然比羅湖大得多了。)
所以如果他要我拿深藍組，我也不介意，而這樣他的確比較容易起樓。但他可能用票面值看，認為用一張深藍組換我兩張桃紅組是「蝕底」、出一張桃紅組換我一張深藍組才有賺吧﹖

不過這步其實還未代表甚麼，最後還是運氣安排。我拿著九龍塘空地時經常有人踩，而放給A起樓之後反而無人問津(最重要的是「我」沒踩中過)。於是我憑著地鐵站收車費不斷起樓最後陰乾了其他人。

最後我勝出了，但因為與C交易得太遲(我們這組因為地契太散，所以當其他檯有人起了酒店，我們還未開始交易)，所以最後沒人破產，只得16分。

然後問學生，好像也有兩三人勝出了，這一天算有個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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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好景」通常都是「不常」，第二局立即急轉直下。

這一局只有四人，但輸也算是「非戰之罪」，因為其中兩人竟然靠自己擲骰就分別買齊黃色組和深藍組。其中一個手持深藍組的人(D)有張我想要的紅色組，他當然不會放手。(他說「至少」要收三倍價錢，我給了他等於傾家蕩產，現金清倉不特止還要押上所有地，仲玩乜野﹖)

之後我自己買到兩塊桃紅組(又是桃紅組﹗)，但又有一張在另一個聲稱上場輸了的女生(E)手上。她要的卻是地圖上唯一剩下未賣的綠色組「跑馬地」。(是的，這局「銅鑼灣」和「中環」都被她佔領了，就差跑馬地)
於是她叫我拿那張跑馬地跟她換……怎麼我嗅到像港女要求男人摘天上星星的味道……﹖(我要踩到跑馬地先得架﹗)
之後跑馬地被手持黃色組的(G)踩中買了，即是可以省掉。

之後我問可以就這樣買或交換嗎﹖她想學D獅子開大口我當然不接受，但想交換(手上的地鐵站和公用事業都給她好了，反正她已經有地鐵站和公用事業各一張)她又不願意。
再之後她踩中交租不夠錢，我再提出給錢買或交換來續命，她竟然平淡地回了令人震驚的一句﹕

「橫豎都要死不如攬住一齊死啦。」

下﹖﹖﹖我地三唔識七做乜要攬住一齊死﹖﹗
若然妳要死，點解唔乾脆放畀我搏下呢﹗雖然「九點九死零點一生」但我唔想死住喎﹗

賽後我見到A跟她有傾有講，走過去加了句﹕

「我咁大個人，都未試過有女仔話要攬住我一齊死。」 LOL

有咁「浪漫」既對手，結果唔使講，破產。

不過這一局最離譜的不是有兩家運氣離奇好，也不是有女生想攬住我一齊死，而是「大會」(我終於反大會了 :P )。
事緣踩中入息稅可以選擇交總資產10%或$2000。由於開局時大家只拿$1500所以交10%稅是較佳選擇，但隨後賺了錢就交$2000比較好(不過比賽規則不讓你自己計，你先決定再由銀行計，所以考你自己數口精不精)。
可是我們的銀行(連同總負責的幹事)，竟然說計算時地契是按「抵押價」(即半價)計算(奇就奇在屋仍是按全價計)，所以規則變得非常「親業主」。我直指這樣的規則似乎是在「整蠱銀行」，因為這樣的話但凡手上多地的玩家，都一定會選擇15%交給銀行去慢慢計(而計出來的稅一定少於$2000)。結果銀行經常被叫去計數。
這樣的規則違反直覺，但「大會」你拗他不過的。事後我拿大富翁隨送的《規則》來看，結果當然發現沒這樣的條文，直接就是計總資產。而總資產當然是所有現金+所有地契的票面值+所有房屋酒店的票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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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局，苦戰。

兩個顯然是高手的，一早已經在摸底。而最慘的是魚腩C又在席，而這次「屈」他的是兩個高手。

開始後買地買到七七八八，兩個高手跟魚腩C三角交易，換齊三套地。不用說兩個高手當然拿了橙色組(H)和紅色組(K)，魚腩只拿到淺藍色組。更慘的是，我連遊說自己的學生L換深藍組給我都做不到。(口材差到連自己的學生都遊說不到，還可能遊說到其他人麼﹖)

K聲稱自己過了淺藍組之後會換桃紅組給我，不過方某雖非高手也不是毫無經驗，知道這句純屬 lip service。(因為以他的錢財和魚腩C的起樓能力，他根本不會交不起租、也不會因為交了租而起不到樓。)
更因為兩個高手在K轉彎後隨即玩起「房屋短缺策略」，把所有綠色小屋買清光。(雖然三個人都起樓，但其實懂得玩策略的只有H和K。何況三人如果要拍賣搶屋的話不用說淺藍組本來就處劣勢，更重要的是魚腩C根本不夠錢搶。所以連搶屋都沒發生過，HK兩人直接把所有屋都買光就是。)
到這裡，應該就連魚腩也會看得出，就算K這時放賣桃紅組給我(當然絕對不會放過「屈」我一筆)，我齊了一組又有何用﹖所以我乾脆沒有買。(有些人可能會想，要是等之後有屋拆售如何﹖首先，桃紅組拍賣搶屋其實跟淺藍組一樣是劣勢。其次更嚴重的是，他們兩人手上大把錢你不夠他搶。他們有意圖地把所有小屋買光，但寧願放棄更高租金不升級為酒店，明顯就是玩「房屋短缺策略」，這意味著他們根本不會讓我或魚腩C再買到屋，等陰乾我們。)

但有趣的是，H和K為了不想讓魚腩C拆屋益了對家(畢竟搶起屋來誰得益很難說)，又不想其餘弱家破產把某些重要地皮交給對家，所以收租竟然也沒收盡。

學生L無可避免地首先出局。我在他臨死前收購了最便宜的啡色組和兩個地鐵站。

在這個時候我有三個地鐵站和全套(兩張)公用事業。唯有靠好運沒踩中HK的地，然後間中對踩中自己地頭的各人說「多謝乘搭港鐵」和「係咪覺得水費好平呢﹖」 :D (因為黃色組租金很貴，夾在中間的水務局有如庇護所)。

到魚腩C終於因為交不起租而要拆屋時，原來的平衡終於打破，K向H提出反向操作﹕盡快弄死這兩人(C和我)好拿高分。
(有趣的是K在開局前曾向眾人說，當時計分發現只有H有機會入決賽，所以其他人贏輸都沒影響，不如就看看怎麼把H捧入決賽吧﹖)

而同樣在C要拆屋後，我乾脆開始「發窮惡」(beggar's offensive)，猶如發瘋般跟H/K拍賣搶屋。
拿著最弱小的啡色組，基本上搶屋是完全沒法搶的(因為本來起樓費用少、租金也少，正常而言你不會高價搶屋)。不過在下這樣說﹕

「自古皆有死，反正要死做乜唔玩盡佢﹖﹗」

於是我試過跟他們搶價搶到二千五百元一間屋(即舊制$250，是啡色組起樓原價五倍)。
其實這樣做倒不真的是發瘋，因為我手上根本沒多少錢跟他們玩(根本就只有那二千多吧)，所以也不可能間間搶回來。只是對著強家，做不到其他事，托高樓價讓他們消耗多點資金也好的。所以C拆了兩次屋，其實我只買了兩間，其餘四間都入了H/K手中，只是有人搶他們就要買貴一點、肉痛一點而已。

當然這樣玩「一直就是玩命」，踩中H/K的就死，踩不中就慶祝「又活多一round」而已。
而我和魚腩C兩人互相支撐(再加上H/K兩人其實還在各懷鬼胎想贏對方+為了維持「房屋短缺策略」沒人起酒店)，竟然一時死唔去。
(於我而言，其實到尾段還玩「房屋短缺策略」是多餘，因為兩個拿著啡色組和淺藍組，最重要是現金早被你們陰乾的人，就算買到屋也不會對腰纏萬貫的H/K有大礙。要是我就一早起酒店，待你們踩中就直接上西天，比起繼續陰乾「既方便又快捷」。)

之後裁判宣佈「比賽結束」，我和魚腩C簡直想彈冠相慶。不過HK強調要行完最後一round才算數。(這個他們沒錯)
不過我們都脫離了最危險的橙色組和紅色組，雖然K之前收了學生L的黃色組後起了各兩間屋，但這時候魚腩C踩中勉強還死不去。只不過讓他變成排名最尾、我無端端「輸少個馬鼻」變尾二罷了。

當魚腩覺得不開心的時候，我給他一句﹕

「當人地想你死既時候，你唔死就係贏﹗」

事後在廁所聽到K向H抱怨說一開始時不應該收少了租，結果讓我們兩個死不去。
我就插了句，說你們當時都是想對付對方才這樣做的嘛。
(我沒說那句是﹕其實你們當時沒收足租，又不是大發慈悲可憐我們。只是大局未定，怕我們破了產，那些樓和地契去了對方手上會影響你們兩個的平衡，隨時令自己破產於對方手上而已。反正K贏了也不會入到決賽，那麼這場只是贏多或是贏少，你又緊張甚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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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竟然是中一的那個排第二十，方某人隨後二十一(其實他跟我一樣只贏一場，而且他之後兩場破產，不過他第一場人少所以高分)，然後其他幾個都在後面。

香港颱風故事

《香港颱風故事》蔡思行、梁榮武，香港﹕中華，2014

討論香港氣象史的書，當然有不少都會介紹颱風史，正式以颱風史為主題的就沒見過(天文台有本舊英文書《The life history of a tropical cyclone》但只以一個颱風為例子)。所以見到這本當然要買。

這本書的長處，在於先探討了由開埠前到現在的香港颱風史，然後還有梁榮武以天文台「過來人」身份講個人經驗和香港的颱風研究(大約三分一篇幅)，這種合作寫作相當吸引。

如果說缺點，就是似乎兩人寫作有點各顧各，看起來合作不夠。所以前半部的行文還是令人覺得有如不少文科人寫/譯科普書常見的誤解問題(見下文)，如果文稿有給專家過目的話，有些問題或許可以避免。

現任台長不惜工本收集了那麼多有關香港氣象史的古物，期待天文台也會出一本更詳細討論天氣歷史的新官史。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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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6 「明代文人高濂(1573-1620)遊西湖後有感，撰寫《四時幽賞》一書，當中便以『龍』來描繪風起雲湧的情況﹕『……余曾目睹龍體，僅露數尺，背抹螺青腹閃珠白，矯矯盤盤，滃雲捲雨，湖水奔跳，奮若人立，浪花噴瀑，自下而升……」

這一段的描述，其實像龍捲風多於颱風。
事實上趙丰幾年前曾在《科學人》雜誌提及，中國傳說中的「龍」很可能就是龍捲風。

p.9 「《白虎通義》提及的『景風』，正如指引著現代颱風初起的時間，日子居然只差一天。《白虎通義》作為接近二千年前的產物，卻有着如此科學的高精確性，足見古代中國科學水平之高。」

漢朝的書應該是以中原為準，以香港當引證似乎不太合理吧﹖

p.10 「景風發生的時間，由夏至日起，到大暑日止。」

單是這句已經說明了「景風」並不是颱風吧﹖
蔡氏以「颱風襲港開始日期接近」作支持，但大暑只是七月下旬，但香港的風季卻以七至九月最多颱風襲境，很明顯並不是「到大暑日止」。

p.13 「唐代著名天文曆算家李淳風(602-670)所著的《觀象玩占》，已將風力分成八個等級﹕『凡風發初遲後疾者，其來遠﹔初急後緩者，其來近。動葉十里， 鳴條百里，搖枝二百，落葉三百里，折小板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沙走石千里，拔木根五千里。凡鳴條以上，皆百里風也。」

「初急後緩者，其來近」總是令在下想起石湖風。

p.16 「凡颶風之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為颺潮風。東廣泛海者，曰犁頭雲。」

「犁頭雲」很形象化地描述了現在稱為「砧狀雲」的積雨雲。

p.17 「清代文人鈕琇(?-1704)所輯的《觚賸》，便指出根據廣東的月令，在農曆八月『颶風息影』。」

我倒不明白為何會這樣說，九月明明颱風多發，常襲華南。

p.18 「瘴母起則颶風隨之，颶生於瘴，瘴為氣，颶為風。氣者風之母，故曰颶母。」

古人認為南方沼澤濕熱的「瘴氣」是有害健康的，並引致瘧疾。(西人也是這樣想，malaria正是來自意大利文mala aria—壞空氣之意。現在mal-仍是指「不良」的字根。當然古人無論中西都不知道，病因不是沼澤的濕熱空氣，而是沼澤滋生的瘧蚊。)
而有趣的是，颱風亦是滋生於溫暖潮濕的海洋上。而颱風靠近之前，往往亦因為下沉氣流而導致天氣翳熱(雖然濕度通常不高)。對古人來說，認為瘴氣和颱風有關係似乎也是理所當然。

p.18 「《南越志》提及颶風之命名取其破壞力使四方均恐懼之意，而且均屬同音(颶，懼)，但屈大均雖然亦取同音，以『具』釋『颶』，但不同於《南越志》人文的解 釋，而是偏向於科學性的解釋﹕『颶者，具也，颶一起則東西南北之風皆具而合為一風，故曰颶也。曰母者以颶能生四方之風，而為四方之風之母，分其一方之風， 可以為一大風，故曰母也。』」

颱風臨近，的確能前後出現不同方向之風，這個解釋十分生動。

p.31 「由此可以推算，李可成實無個人餘資可支撐重建新安縣的開支而退位讓賢。」

這個估計是否忽略了縣官有任期限制﹖儘管明清知縣已經被各級上司管得死死的，而且地盤細小又沒兵權根，但為防有人搞獨立王國，知縣總是定期調動的。很難想像朝廷會純粹因為某個知縣願意私人捐資重建地方，而讓他長期主管一地。所以李知縣被調走恐怕不是因為沒錢。

p.39 「傳教士湯森 (Rev. Thomson M.D.)」

照道理，用得上 the Reverend 稱呼的，(至少在主流教派)應該已經是正式牧師吧﹖「傳教士」這個稱呼卻可以包括很多未晉牧的傳道人。

p.40 「黑色莊克(Black Joke)號……簡爾(Jane)號……楊哈巴(Young Hebe)號」

這些譯名會不會太「大陸」了一點，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廣東話嘛。

p.41 「風暴是強行向前運行的旋風，風勢一般圍繞風暴中心的主軸運轉，這導致主軸兩面順時針和逆時針的旋轉。」

這應該不是指風本身的分佈，而是指風暴路徑兩側的風向轉換吧﹖

p.42 「根據復仇女神號上當值的上校里德(Colonel Reid)所記述，當日襲港颱風的威力為前所未見﹕『颱風旋風的迴旋，維持數個小時為直接迴旋(即如手錶的順時針方向)，而非過去所有觀測所見的逆轉方向。』颱風的轉向視乎其所處的位置，颱風位於北半球則逆時針移動，南半球則為順時針，因此里德所述的情況十分罕見。」

這段描述本身就很奇怪。
在本地風向的改變，是視乎颱風與香港的相對位置，並不是必然逆時針或順時針的。而這一轉變亦與南北半球無關。(南北半球只影響颱風本身的風向，北半球颱風吹入的風向呈逆時針方向，南半球則為順時針。)
與南北半球有關的是颱風本身的走向，在北半球颱風大多會以順時針方向走。例如在西北太平洋，如果不是因為副熱帶高壓脊或其他大型天氣系統推動的話，颱風就是會順時針走，繞過日本外海進入北太平洋。但這一點與人們在某一地觀測到的風向變動是兩回事。

p.49 「『未幾大學士柏葰以科場關節案伏法』……主考官伯葰案件」

查維基應為柏葰。

p.55 「警察司一職，應交由如的梅理(Charles May, 1844至1862年擔任警察司一職)般具領導才能的人擔任。」

「如」和「的」中間是否漏了甚麼﹖要不然很難理解為何會出現這兩個字。

p.66 「時任港督德輔(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1834-1909)亦與杜伯克關係惡劣，在1890年10月15至16日一場颱風過後，從他對杜伯克的批評便可見一斑」

應是1889年吧，尤其他引的憲報也是1890年一月的。

p.73 「至於香港天文台在天文電報的發展，正如龐馬在1890年的報告指出，天文台需要借用外界的電報設施，而且電報運作功能並不穩定，正是香港天文台在天文資訊收發方面需要突破的瓶頸。」

兩者皆應為「氣象」，不應因為「天文台」的名稱而把「氣象」一律改為「天文」。

p.75 「非官守立法局議員」應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p.78 「義律機房(Elliot Battery)」應為義律炮台﹖

p.80 「希區柯克(S.P. Hitchcock)號」

我想這個譯名很明顯是大陸化的譯名吧，我們明明稱那位同姓的著名導演為「希治閣」。用廣東話翻譯的人，用了入聲的「閣」字就不用像國語人般在柯(或區)後面加個「克」字標尾音。

p.96 「茂利(Mo Lee)在九龍海灣擱淺」這個中文名真是剎食。

p.100 「時任香港天文台台長謝非烈士(Charles William Jeffries, 1882-1941)」

這令我有點懷疑是否當年的譯名，因為英國人應該不會容許「烈士」那麼「大吉利是」的譯名。
不過他是戰前的台長，而香港殖民早期的長官，因為當時英人幾乎沒幾個懂中文，所以師爺往往為他們譯個很難聽的名(如砵甸乍)。但其實看港督譯名的話，戰前幾位港督的譯名已經很文雅，而且已確立了「漢化譯名」(用漢人姓氏作譯名)的原則(維基說始自司徒拔，比這位台長上任早得多)，所以我懷疑這不是官方正式的譯名。
奇就奇在，搜尋發現天文台網頁上有唯一一個顯示「謝非烈士」的檔案，就是天文台的新官史《風雲可測》。所以很難判斷這個譯名究竟是官方譯名，抑或只是碰巧出現在學者著作上的翻譯。

p.105 註33中之「《華子日報》」應為「《華字日報》」

p.113 「瑪麗……強度屬颱風級，較『姬姐』更高」

但根據前面(p.111)指姬羅莉亞屬「強颱風」，顯然這句不正確。而根據維基的資料，颱風瑪麗的風速亦不超出強颱風級別。

p.118 「溫黛懸掛10號風球的時間較瑪麗小姐的11個小時為短」

問題是根據前面(p.113)提及颱風瑪麗的記載，1960年6月9日凌晨3時半掛十號，到中午12時40分改掛八號，根本沒有11小時。唯一懸掛了11小時十號的，是1999年約克。

p.118 「加緊隄防」應為「提防」，抑或其實他想說「加固堤防」﹖

p.125 「五架九龍巴士公司的巴士分別在啟德機場對面和彩虹邨清水灣失事」應為「清水灣道」。

p.134 「《航空安全財務》(Air Staff Financial)」

這個名字很奇怪，因為中英不合。但我上網查卻查不到任何一種。

p.137 「品字型空間令風被壓在狹窄的空間而產生螺旋型風力」

是否這樣就會令玻璃幕牆破裂﹖

p.139 「有傳媒人便改寫基督教的主禱文為〈李氏主禱文〉」

這裡引的是森美2012年專欄，但其實這篇文是網民撰寫的，並早於網上流傳(這是2010年)。森美只不過是引述而已，並非原作者。我想森美應該不至於自認原創(否則會被網民罵死)，只是作者失察。

p.152 「往後的日子爸爸又要大費神思來處理」應為「心思」。

p.158 「語帶相關的笑話」應為「語帶雙關」。

p.164 「人有所謂心靈感應，人的互動，似乎距離不是個障礙。」

這個說法沒有科學根據吧。心靈感應只不過是互相了解之下的錯覺。講科學的書不宜以肯定方式提及這種事情。

「天文台同事們和我早年的研究顯示」

那篇研究也不過是2004年而已，梁生卻是1982年加入天文台，怎樣都說不上「早年」吧。我懷疑是「早前」之筆誤。

p.174 「溫純」應為「溫馴」。

p.175 「本世紀最具爭議的颱風」

其實本世紀才開始了十幾年，這樣說未免太早定論。似乎以「世紀初最具爭議的颱風」較妥。

p.186 "《海高斯的奇妙故事」"後面的"」"應為"》"。

p.189 註20「五在陽數中處於居中的位置，有調和之意。」

用這個來解釋為何皇帝是「九五之尊」(p.163)似乎遺漏了《易經》。因為易經爻辭中會把六爻逐條解釋，由初(第一爻)至上(第六爻)，陽爻叫九、陰爻叫六。乾卦「初九」是「潛龍勿用」，去到「九五」就是「飛龍在天」，「陽剛中正而在高位」，所以用「九五」稱皇帝。而去到最後一爻「上九」就會物極必反，變成「亢龍有悔」。(易經不少這種物極必反的說辭，提醒人們行事不要太盡，免得緣份早盡。)

p.190 註29「這40億元的經濟損失是簡單地把香港當年約13,000億的本地生產總值(GDP)除以全年工作天數而得出的大約數字。這明顯是誇大、過分簡單化和不科學的。眾所周知，在風力不太強的8號風球底下，除了辦工室和一些戶外操作的行業停工外，社會上其他的經濟活動幾乎沒有受到影響，酒樓、戲院、卡啦OK、商場的生意可能比平日更好。而大部分公司和機構在風暴期間沒有處理的工作，一般都由負責的員工在打風後數天內趕及完成。故此真實的經濟捐失可能是40億元的一小部分。」

同樣的道理放在「佔領運動帶來的經濟捐失」也是一樣。當然有些人為了表忠，就會不顧自己專業的面子，甚麼數字都可以隨便算出來了。

(又，「辦工室」應為「辦公室」)

歷史上德國哲學界所理解的孔子是怎樣的？

[The Question of Confucius in German Philosophy] (by Eric S. Nelson)

這個題目真的不熟，而且用英文聽人講中國哲學，更難。所以大部分口頭講的都抄不到，只在講義片上抄了部分論點。所以這份筆記絕對是殘缺不全，如果看倌發現有誤，千萬不要當成講者的意思。若能拋磚引玉，得有識指正更是一流。

1. 跨文化交流總是充滿了誤傳(mis-communication)和誤解(mis-understanding)。

西方的文化源頭，包括埃及文化、希臘文化、還有經阿拉伯再傳回來的希臘文化。孔子和中國文化如果被誤解，也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正如馬克斯主義，德國的、俄國的、中國的都有不同，誰才「真」的﹖

2. 儒家在西方哲學界的地位，之前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啟蒙運動健將之一伏爾泰，引用儒家是為了用來批評法國混亂的政局。

Malebranche、黑格爾(Hegel)、Franz Rosenzweig等人，批評儒家道德缺乏宗教基礎。
康德(Kant)則批評儒家倫理的理性因素不足。
尼采(Nietzsche)則認為儒家只不過是priestly morality(奴隸道德)的變種。

而在中國，魯迅亦引用尼采攻擊儒家和傳統禮教，指儒家是怨憤(ressentiment)、 被動(passivity)和依靠他人肯定的自我否定(other-affirmation as self-negation)，透過道德和精神上的啟蒙來操控大眾(manipulate and control masses through ideas of morality and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3.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803) 指出，其實有神論(deistic)或世俗(secular)哲學家，都是引用儒家道德作踏腳石，用來批判基督教正統學說(Christian orthodoxy)。反之，正統基督教則譴責儒家為Wolffian Deist。

十八世紀啟蒙派和信仰之間的爭執，雖然把儒學牽涉其中，但其實對歷史上真實的儒家並無興趣。(這問題跟中國人其實是否有關係﹖)

他在1797年亦提及到，原來歐洲人對孔子的早期印象，是一個宗教思想家(religious thinker)。孔子以「天」表明人類理性的不完美，固此需要面向「天」以糾正理性的有限和條件性。

4. The banality of Sagehood

黑格爾有一點廣為人知，就是他對所有非西方思想(當然包括儒家)都予以負評。

Franz Rosenzweig (猶太宗教思想家)認為孔子只是一個非哲學的、實用為本的、只關心「此世」道德的老師。(un-philosophical practically oriented and this-worldly morality)

另一說法是practical immanent orientation of Confucianism，韋伯(Max Weber)以新教倫理解釋資本主義起源知名，他認為儒家之所以沒有為中國帶來資本主義，就是因為缺乏超越的神。他的看法與馬克斯剛好相反，馬克斯認為經 濟決定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韋伯則認為意識形態(新教倫理)影響經濟(資本主義)。韋伯認為，肯定此世(world-affirming)是不完整 (incomplete)的，不夠「彼世」(not otherworldly enough)。

Rosenzweig 則認為儒家是mediocre exemplar(平庸的樣本)、barrel representation of ethical (裝成一桶的倫理規則)、lacked religious sublimity and height of monotheisitic prophetic tradition(缺乏宗教崇高性和一神教的傳統)。

Malebranche 批評為 Spinozist Confucianism，認為Spinoza這個猶太人無視於超越(transcendence)的神。與此相比，儒家的「天」亦與人間相連並不分隔。

至於 Ezra Pound、Ernest Fenollosa 則認為中文字是表達對自然的基本感覺(expression of elemental feelings in relation to nature)。

5.  Confucius and Socrates

究竟孔子是為啟蒙提供倫理上的對照而開啟了革命﹖
抑或只是個被傳統綑綁、被蘇格拉底詰問的道德家﹖

講者認為孔子實踐了一種邏輯的、或者「科學的」立論，足以與蘇格拉底相比。(對質疑者而言﹕其實只是一些傳統智慧﹖)
講者亦認為孔子有一種超越的宗教觀，與蘇格拉底(至少是柏拉圖描述的蘇格拉底)類似。

啟蒙運動名家Diderot和伏爾泰認為，孔子是「中國的蘇格拉底」。此觀點為康德所繼承，用來批評基督教會壓抑性的彼世教條(otherworldly dogma)。
孔子倫理的原現代主義世俗特性(proto-modernistic secular)，一直吸引著啟蒙思想家。

社會主義者和維也納學派(Vienna Circle)也有類似看法，Otto Neurath 認為儒家是非神學的(untheological)和關注如何讓人們一起生活(concerning archeology of living together)。

亦正是因為孔子被啟蒙運動扯上關係，所以反啟蒙運動的黑格爾對儒家評價很差。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撰寫《Philosophy of Mythology》，認為孔子是反蘇格拉底的，主張清靜無為，卻不如蘇格拉底以哲學超脫日常生活，指向超越的神性。他認為「Confucius shared nothing in common with Socrates」。

Georg Misch 則著有《Multiple Origins of Philosophy》，認為孔子透過培養體現了理性的個體，揭示了個人道德的重要性。(Confucius as revealing heights of moral personality in form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an embodied rational individuality)

古希臘哲學本來是很自然的，只是後來歐洲人眼光越來越窄。儒家提供了以下的東西﹕
—(抄不及)
—道德的理性基礎(rational foundation for morality)
—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
—政治的倫理基礎(ethical base in politics)

6. Too noble for Europe﹖

Martin Buber和Helmuth Plessner於1920年代德國的動盪歲月中，肯定儒家倫理和精神核心。這種看法與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The Problem of China》(1922)類似。

Buber (1928)、Plessner (1935)認為儒家倫理，對於被權力慾和生存鬥爭主導和威脅的歐洲來說，實在是太「高貴」和要求過高、文化上亦不合適。(Confucius ethics was ethically too noble and demanding, culturally inappropriate for Europe, which dominated and endangered by lust of power and struggle of existence.)

Buber (1951)以多元主義，把儒家與道家自由聯想，指「道教徒並非異教徒」(Daoist is not pagan)。並引《論語》「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的說法，指儒家並非沒有神明概念。

(religious anti-universalism is not a particularism)

Rudolf Eucken 與 Carsun Chang (張君勱， 我一直以為他叫張君勵…)指儒家為人文的篤信者(humanistic religiosity)。他們合著的《The Problem of Life in China and Europe》(Das Lebensproblem in China und Europa)，認為儒家可以讓歐洲避免跌入無神論功利主義(athetic utilitarianism)和教條式基督教(dogmatic Christian)的陷阱。

(方按﹕這是否我們在中國文化科讀到「中國文化救世界」式理論的先驅來的﹖)

7. 問答時間，講者指現代英美歐等地有道教徒、佛教徒，但卻只會有哲學家自認是儒家。他認為這是因為佛道有儀式，氣功、瑜伽都可以吸引一般人參加。儒家卻沒有這類儀式性的東西，所以只能吸引哲學家。
(方按﹕儒家傳統上其實有儀式，只是全都是禮儀，不如氣功瑜伽之類有「健身」用途可以吸引外國人。更是受限於傳統文化的日常實踐之中，連中國人也不守這些禮儀了，外國人又怎會有興趣﹖)

西(環)遊記2014

朋友在街頭佔領，我們這些和理非非做不到。如果連這一邊也不去，實在說不過去。於是星期日就來參與民陣去中聯辦的遊行了。

以前已經知道，中聯辦那個位置是故意用來刁難你們、迴避公眾的。還要把前門的路弄得窄窄，示威者去到前門就要被兩排警察「夾」住，像畜牲入屠場一般。無論如何都是受辱多於示威。

要不是因為覺得不在另一邊做點事「說不過去」，實在不想去中聯辦。

---

去到現場，應該沒一個人認識的。當然在下認識的人有不少，不過他們都不認識我。 :P
上次還遇到獨媒的人，這次也沒見到。可能他們有派人來，只是並非我認識的。

也見到KM教授，雖然有打招呼，不過當然他早已忘了在下，反正我又沒跟他做研究的，忘了不奇怪。

先前有人質問泛民政客為何不帶子女出來。這個質問本身無視子女獨立意願，當然荒謬至極。不過公民黨的總舵主倒是不只一次帶了三位愛女出來，這次也不例外﹕

(好唔公平，生三個都咁靚 :P )

這個年頭，如果對家不來搞局才不正常吧﹖
果然到畢打街口就有傅振中在匯豐門外擺陣。人家唱生日歌他又鸚鵡學舌，改了首來贈慶。不過最好笑的是，我見他們又再……

「阿sir，使唔使執法呀﹖區旗倒轉掛喎佢地﹗」XDDDDDDDDDDDDDD

其餘時間基本上無風無浪，行到這個轉彎位回頭拍，算是最壯觀﹕

得承認，只望到「源堂」兩字的時候，我期望前面是個「碇」字……

不過到了西區警署前的路口，回頭就可以望到隊尾了﹕

在遮打公園裡觀望，我猜這裡應該不超過一千人。(事後見到這是少有警方數字比民陣數字高的)

到了西區警署，痛苦就來了。警察見你人少，不開放薄扶林道行車線，只讓你走行人路。然後還要不斷在叫「請遊行人士繼續向前行」。

「條路夠闊就向前行架啦，唔好講廢話得唔得﹖」

不開行車線不是前線警員的問題，但他們可否講少兩句廢話刺激遊行者﹖
俗語話齋，你不出聲大家真的不會當你啞的。

去到中聯辦門前當然又是另一樽頸啦，看看這裡就知道那條只容一人走過，兩邊還有幾十個藍帽子夾著，像是赴刑場或屠場多於去示威的路﹕

這裡有位警員，遇上個別示威者不斷指責他們，只是不斷微笑點頭示意。
如果每個警察都有這種寬心，警民衝突就少得多了。

中大校友評議會會章專責小組14/15第一次會議紀要

(當然是非官方的)

去年開會出奇地少，開了第一次會之後就沒下文。而後來大會亦通過了讓上屆評議會主席任期縮短為一年的修訂。

今年絕大部分成員都是新來的，常委除了劉鴻昌外還有另一位林偉雄來擔任副召集人。曾任中大學生會副會長的巢景峯繼續參加，還有一位具公司秘書資格的黃校友。

李劍雄介紹工作時提及，校友會聯會原本研究院校友會被除牌後，有點尷尬，因為同時有校友成立了三個研究院的校友會。現在做法是先讓三個校友會聯合起來，再派代表加入校友會聯會。

今年的工作計劃﹕

1. 最有趣的新聞是，因為成本效益不高的問題，電子投票研究暫停。(方按﹕其實到去年已經縮窄成「電子點票」而已。)

巢問及成本問題，認為電子系統設置後每次用的成本應該不高。不過成本高是因為我們每年只用一次，而秘書提及，會議成本有很多是用來請學生兼職和同事OT來協助，而且寄發議程和刊登報紙廣告也是固定成本。

席間有人提起，若然投票也可以電子化的時候，是否可以連開會廣告和議程都統統用電郵寄發﹖是否只在報紙刊登一份「以後都用電郵通知」的廣告就成﹖
(方按﹕我想沒那麼簡單，法定組織想這樣做﹖修改章則應該避不掉。)

2. 重點仍是試圖讓主席可以抽身脫離監票工作、繼續主持會議(討論時段)的選舉章則第六條。李劍雄說希望二月有草稿，以便呈交今年會員大會通過。

雖然我們在之前已經草擬過幾個版本，但常委會似乎不打算照用，好像是嫌太繁複，所以李劍雄又邀請與會各人嘗試提交建議。

巢建議副選舉主任由校友事務處處長改為常委，或者加一個副選舉主任。

我認為這樣的建議不好，首先有兩個「副」難免會有權力分配的問題，更大的問題是選舉主任「大權」仍在主席手上，那麼點票時有爭議由誰決定﹖難道「副」還要去問正在會議廳主持討論的主席﹖他不在現場監察點票，就不應該有權做決定。還不如先前建議把「監察點票」職務和主席分割那麼乾脆。

有人建議把點票工作交給校友事務處負責，這位校友應該沒出席過會員大會，因為實際點票工作向來都是校友事務處找職員和學生負責的。
另外有人建議乾脆把所有權力都交給校友事務處。幸好會上似乎沒人和議，這種建議十分危險，因為校方任命的職員，行使權力完全不受校友監管，比常委更無法制約。

在下趁他們討論完之前，提醒他們留意過去幾年討論的要點﹕
2.1 究竟選舉主任職務應該是「全餐」(同一人負責提名和點票)還是「散餐」(可以只分拆點票工作給其他人)﹖——很明顯常委會傾向「散餐」。
2.2 由誰負責轉授這權力﹖是主席獨自決定﹖常委會決定﹖還是主席提名給常委會通過﹖
2.3 轉授給誰﹖找個常委負責﹖抑或任何一個不參選的校友﹖需要指定有什麼資格嗎﹖
無論你想建議如何修改，都應該考慮這三點，好過面壁虛構。

3. 另一個可能要研究的是深圳分校校友身份問題。雖然先前的討論中，大家都認為深圳分校在法律上與中大都應該是兩所學校，所以校友應該也不會加入中大校友評議會。可是這一點在修改中大條例時可能需要寫清楚。

4. 有人反映「登記出席表格及委任書」要求填身份證號碼全號是太多，可否只填四個數字﹖校友事務處認為可以，因為他們會同時檢查表格裡其他資料，都要符合校友登記冊才算數，認為只填四個號碼亦不致於混淆。會上對此安排並無異議。

5. 候選人表格上的填表說明，說「不可超越表格所提供之行線」，為免有人填出框線外，秘書建議加上「及框線」。結果有人建議乾脆只寫「不可超越表格提供之方框」就行了。

6. 秘書另外提出，有人建議把出席會員大會的「委任書」改為「委託」，但章則裡也是寫「委任」。大家都不認為有需要改變。
在下認為「委託」聽起來好像是受託者有責任根據委託人的意願投票(類似信託)，但現在委任人純粹是代你投票，但投甚麼票是被委任人自己決定的。

問答時間﹕

Q1﹕中大條例是否容許電子投票。
A1﹕如上述，應該要修章。

Q2﹕常委中途辭職，替補常委的任期。
A2﹕應是剩餘任期，詳情見評齡會章則25(j)條。

Q3﹕海外校友會的歸屬和監管
A3﹕除了評議會之外，所有校友會都是獨立組織。但因為用了中大名義，所以也要跟校友事務處商議。校友事務處會審視他們的會章、亦有最低人數要求。主要是希望協助他們建立一個可以承傳的系統，以免出現過幾年後便無以為繼的情況。校友會成立日子一久，通常都容易出問題，最主要是忘記更新註冊和核數方面。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試譯

對於《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大家最熟悉的當然是港版《問誰未發聲》，不過我想如果把原文翻譯成文言文會怎樣﹖所以嘗試一下﹕


汝可聽見，黎民歌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彼正高唱，怒漢之歌﹖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歌頌斯民，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不再為奴﹗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汝之心跳，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和我鼓鳴。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明日將至，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得獲新生﹗　　　　　　　When tomorrow comes.

汝可答應，投我義師﹖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剛強堅毅，並肩而戰。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攀登街壘，遙望遠方。　　Beyond the barricade
彼之世界，汝所渴求﹖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既然如此，加入戰團。　　Then join in the fight
爭汝權利，爭汝自由﹗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問汝可會，盡汝全力﹖　　Will you give all you can give
舉我義旗，進擊敵陣﹖　　So that our banner may advance
各安天命，或存或歿。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問汝可會，舉事爭機﹖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
烈士熱血，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將澆我土﹗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汝可聽見，黎民歌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彼正迷途，夜谷徘徊。　　Lost in the valley of the night?
歌頌斯民，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攀向光明。　　　　　　　Who are climbing to the light
斯土斯民，雖逢不幸。　　For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心中之火，永不曾熄。　　There is a flame that never dies.
黑夜終去，　　　　　　　Even the darkest night will end
旭日將昇﹗　　　　　　　And the sun will rise

吾等終將，死而復生。　　We will live again in freedom
上主園內，得享自由。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
舞動鋤犁，　　　　　　　We will walk behind the plough-share
盡釋干戈。　　　　　　　We will put away the sword
枷鎖將破，　　　　　　　The chain will be broken
盡享收穫。　　　　　　　And all men will have their reward.

汝可答應，投我義師﹖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剛強堅毅，並肩而戰。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攀登街壘，或望某處。　　Somewhere beyond the barricade
彼之世界，汝所渴求﹖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汝可聽見，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遠方鼓鳴﹖　　　　　　　Say, do you hear the distant drums?
明日將至，　　　　　　　It is the future that they bring
未來可期﹗　　　　　　　When tomorrow comes!

佔旺帶來的巴士路線啟示

(方某不是巴迷/膠，對交通了解有限，以下純粹個人觀感，歡迎看倌指正。)

佔旺這陣子，很多經過彌敦道的巴士都改了道，我也有試過搭42A和41A看看改成怎樣。

南行方面﹕

42A本來由長沙灣道入彌敦道直落佐敦道。
近日我沒有搭42A出彌敦道，但九巴資料顯示，改道後由南昌街入荔枝角道，再轉入塘尾道和渡船街。然後落匯翔道、匯民道、柯士甸路西、雅翔道入渡華路總站。(渡船街後面那段路我從沒路經過，所以不知實際如何。)

41A原本由西九龍公路轉入西九龍走廊，然後在旺角消防局(保良局莊啟程那邊)出太子道西，然後經荔枝角道入彌敦道。
改道後乾脆直接由西九龍公路出匯翔道，在英皇佐治五世公園轉廣東道，然後經九龍公園徑出梳士巴利道，完全不經彌敦道。

北行方面﹕

41A原本經彌敦道，到亞皆老街轉左，到大角旺折入西九龍公路。
改道後，經過九龍中央郵政局後，即轉入眾坊街，再經上海街出佐敦道，然後入西九龍公路。

42A原本佐敦道出，經彌敦道，轉長沙灣道。
改道後，同樣於九龍中央郵政局後，轉入眾坊街，但右轉上海街後到玉器市場再右轉甘肅街，然後入渡船街和塘尾道。經荔枝角道和黃竹街回到長沙灣道。

---

41A因為改道，只出油麻地和尖沙咀，乾脆變成特快線(X)，去尖沙咀和回青衣都只需15分鐘，非常快捷。簡單要多謝「佔旺」。

我原本以為42A不經旺角彌敦道也會加快了，但原來他們會繞回長沙灣道，結果就在深水埗「塞巴士」塞了起碼十五分鐘，其實車程沒有快了。

其實很多時候，經新界西出西九龍的巴士，都是在長沙灣道和彌敦道遇上塞車。而且除了旅遊巴和貨車之外，很多時候更是在「塞巴士」。這相信是很多乘客的經歷，因為途經彌敦道的巴士線實在太多了。

曾經有建議，所有新界西出市區路線先到深水埗附近，設置一個轉線站，讓所有乘客下車集中轉乘，就可以讓新界線回程，只讓少數路線行駛彌敦道了。
可是，這樣的建議基本上很難獲落實，因為巴士班次不及地鐵頻密和準時，轉車時間會很長。除非像巴士捷運般有專用線路保證班次，除非各區議會很難會同意削減「直達」的路線。所以建議一直膠著。

事實是﹕在深水埗區，除了長沙灣道還有荔枝角道是大路。
而在旺角、油麻地，除了彌敦道外，旁邊還有上海街和新填地街都是貫通兩區的大路。(塘尾道/渡船街都遠離商業區，也就不提了。)

(尖沙咀就不用談，因為有九龍公園，所以只有彌敦道和廣東道/九龍公園徑可通往北方，後者距離太遠不足以分流。)

所以我想，現在這些大路只有少量巴士途經，只要善用這些大路分流多一些巴士路線，其實已經可以抒緩彌敦道的「塞巴士」問題﹕

南行的巴士，如果以佐敦道為目的地的話，可以改經荔枝角道和上海街。現在43C就是這樣(只是到亞皆老街就轉入大角咀)。
其實去尖沙咀的巴士也可以這樣，只要到佐敦道時轉廣東道繼續南下就可以了。不過廣東道離彌敦道比較遠，就算由廣東道轉入九龍公園徑，可以設站的地方也比彌敦道多限制。金巴利道和金馬倫道一帶要繞行漆咸道南才服務到，不是所有路線都可以。

至於北行的巴士，可以把部分巴士像現時般，於九龍中央郵政局後轉入眾坊街，然後不是左轉上海街南下，而是右轉新填地街北行(我就見過有巴士這樣走)。
這些車可以在旺角道返回彌敦道繼續北上。但如果要進一步減少長沙灣道的擠塞(就像這幾天42A的情況)，就可以在亞皆老街左轉出塘尾道北上，入荔枝角道再到欽州街(深水埗警署)才返回長沙灣道。
如果嫌荔枝角道離長沙灣道太遠，亦可以在黃竹街轉入汝州街北行，到欽州街(西九龍中心)再轉回長沙灣道。(42號由東九龍回程，就是經汝州街、欽州街，再回到長沙灣道)

這幾個做法應該可以減輕彌敦道(主要是旺角一帶)和長沙灣道(主要是深水埗站到太子站一帶)的擠塞。由於不是巴士迷或交通迷，所以可能有人會說個別路口不適合巴士轉彎，這點要留待各位指正。

在下提出這一點之後，老媽就說其他人會嫌太遠。
但其實現在43C會途經上海街，跟彌敦道只是隔兩個街口而已，跟女人街和彌敦道的距離一樣。我可沒聽過有誰嫌「女人街太遠」而不去的。
新填地街倒真的再遠了一個街口，正如花園街和彌敦道的距離。
至於荔枝角道則真的距離長沙灣道遠了一點(一如大埔道與長沙灣道之距離)。

不過我們又不想想，為何巴士路線要跟地鐵重疊呢﹖讓更多巴士途經旁邊的路線，不是也可以讓人流不用集中於一條街上，「帶旺」附近地方嗎﹖
(何況也不是所有路線都避開長沙灣道/彌敦道，畢竟上海街和新填地街容量都有限，只是部分分流而已。)

法治心與洞穴奇案

《法治心—超越法律條文與制度的價值》戴耀廷，香港﹕教育圖書，2010 (舊書介)
《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Lon Fuller、Peter Suber，香港﹕商務，2006 (舊書介)

最近這段日子，很多關心香港的人都會睡不安寧，因為事態不斷發展已經令很多人資訊過載，甚至心力交瘁。

如果你不是強烈支持某一方的話，很容易會覺得困惑，這段日子法治或執法機關都受到質疑。你可能不明白，為何一個研究法律的教授，會主張以違法手段爭取民主。你可能更難理解，平常認為守法是美德的香港社會，為何有那麼多受過良好教育、愛好和平的公民跑出來支持違法行動。如果你沒有認定他們都是「反政府暴民」的話，這些現象顯然需要進一步解釋。

《法治心》就是在幾年前已經提出的解釋。戴耀廷教授在書中介紹了他「法治四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的看法，並討論「法治」和「守法」之間的關係。當然，讀完這本書你也不必贊成他的違法行動，但至少你會明白「法治」並非只停留在「守法」的層面(當然守法仍是很重要的)，亦較易理解為何一個法律學者會提出這樣的計劃。

明白了這一點之後，我會邀請你接受進一步挑戰﹕閱讀《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
故事背景有點像幾年前的「神劇」《天與地》﹕五個朋友在山洞遇險，已知外界無法及時把他們救出。最後為免餓死，其中四人把另一人殺死並吃掉。問題是，究竟他們算不算犯法﹖

可能你會覺得荒謬﹕「殺人怎可能不犯法﹖」這正是本書魅力所在。

作者利用這宗虛擬案件，把不同的法學觀點融入不同判決當中，令最高法院諸位法官對一宗殺人案竟然無法作出裁決，主張有罪或無罪都言之成理﹗無論你本來認為應該怎樣判，讀完這本書都會發現有些理據你反駁不了。

以「機械觀」看法治的人，無法理解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紛亂(正如他們無法理解為何一個教法律的人會叫人犯法)。但這本書正正反映出，法律並不只是「殺人者死」的電腦程式那麼簡單。法律是由人訂立和執行，所以必然會出現不同思想之間的衝突和糾結。當然那並不等於我們可以任意以「正義」之名扭曲法律，但我們亦不能不顧道德倫理、機械般執行條文和命令。因為這樣反而會損害「公義」。

法律不只是專制社會治民之器。在一個民主社會，法律是公民之間的契約。如果我們不去了解法律，就算爭取到普選，民主也是不完全的、沒有保證的民主。我們就像一個不了解合約條款就簽約的人一樣。

我們應該了解法律，還要了解法律背後的精神。這樣才可以做一個真正的公民。

(註﹕有些看倌可能嫌《法治心》太簡化，建議可進一步看戴耀廷的《香港的憲政之路》，香港﹕中華，2010。這本書除了討論法治四層次，還有其他文章。)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預測天災

[預測天災—蔡錦滔、梁逸勤]

這個講座其實比較像是好書推介(笑)，因為主要內容是來自一本書﹕
《精準預測》(The Signal and Noise) by Nate Silver，台北﹕三采，2013

講者是想借太空館講座的機會，向聽眾介紹這本書。由於內容可以看書，所以筆記盡量縮短。

1. 古人依靠觀測和個人經驗累積知識，由口述到見諸文字，再到印刷術發展進入知識爆炸的時代。
現在的巨量資料(big data)時代，隨手一按就可以找到很多東西，可是雜訊遠多於訊息，如果找出對自己有意義的資訊非常重要。

Wired Magazine曾有文章指，數據之多令我們不再需要理論和科學方法，這個說法其實十分錯誤。因為電腦可以處理資訊，但要從中找出「意義」，理論和科學方法仍是必須的。

2. 預測地震

2.1 Gutenberg-Richter Law (古騰堡—芮克特法則，方某會按香港譯法叫「黎克特」) 指出，地震的規模(黎克特制)和發生頻率的對數(log)成反比關係。

(方按﹕留意，黎克特制本身已是一種對數刻度，所以其實地震能量和頻率就是反比關係。)

按此法則，地震規模每提升一級，發生頻率就會差十倍。因此可以用來做地震遠期預測。
舉例，伊朗首都德克蘭於1960-2009期間發生15次5.0-5.9級地震，平均每3年一次。
因此，我們可以估計，每30年會發生一次6.0-6.9級地震，每300年會發生一次7.0-7.9級地震。如此類推。

(方按﹕我想他的解讀有一點出錯，因為圖表指的是「發生高於此級別地震的頻率」，所以正確的解讀應該是「每30年發生一次6.0級或以上的地震」和「每300年發生一次7.0級或以上的地震」。)

2.2 在尋找資料模式時，容易發生的問題就是overfitting(過度配適)。這是指研究人員試圖以一條曲線/公式/模式盡可能配合一切已有的數據，得出的結論反而偏離了事實。因為數據的出現有隨機性，並非完全符合預期，總會有些偏離簡單模式的雜訊出現。如果我們連這些雜訊也要「配適」，結果就是過猶不及。

日本311大地震福島核電廠出事，就是過度配適(pattern-matching)的結果。日本東北的已有數據(由1960到2011年3月10日即大地 震前一日)，地震震級和頻率(log)的關係並不完全成一條直線，中間有一段屈折了，較大規模的地震頻率減少得比較快。
研究人員把所有數據都連成曲線，認為9.0級地震的頻率是13000年一次，那是極度罕見的事，所以福島核電廠只需要設計成抵禦8.6級地震就夠了。
可是，如果我們依照Gutenberg-Richter law拉直線配適(當然那就導致數據並不全都投在那條直線上)，就會發現9.0級地震的頻率應為300年一次，那就不真的很罕見而值得預防了。
結果3月11日日本東北就遭遇9.1級大地震，然後福島核電廠出事。

(方按﹕這一段其實也有少許誤解的，並不在於數據方面，而是福島核災並 不是因為地震，而是海嘯導致。雖然地震超出了設計，但反應堆當時是順利停機的，並沒有失控。可是反應堆會繼續發熱，需要維持冷卻水循環降溫。問題就是核電 廠的防波堤設計沒預計有那麼高的海嘯，結果後備發電機被沖毀，核電廠沒有電力維持冷卻水循環。東京電力公司又因為廢爐損失大，沒有當機立斷灌海水降溫，結 果堆心溶毀洩漏。
所以簡單而言，說低估頻率是沒錯的，不過核心不在於地震震級，而是在於海嘯高度。)

數據總會有偏差的，全部都要嗎﹖(方按﹕「有數據，真係全要﹖」 :P )

3. 預測颱風

3.1 例子就是颶風卡特里娜(Katrina)，這個颶風風速帶到280km/hr。(需知道香港天文台定義「超強颱風」也只需要185km/hr或以上)

這些災難並不是預測的問題。在二三十年前沒辦法有那麼準確的預測，但這次在五天前已經預報可能吹襲新奧爾良。但最後有大約八萬人(約1/5市民)沒有聽從指示疏散，結果死了約1600人。為何至此﹖

(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的IBM藍火超級電腦(位於科羅拉多州Boulder)每秒可運算達77兆位元。)

事後對倖存者的調查，有2/3的人認為這個颶風不會很強，而餘下的人則不知道要疏散(走了4/5人也不知道﹖)，市長等了24小時才發佈強制疏散令很多人未能跟進，亦有些窮人和老人根本沒看新聞所以不知道有指令疏散。

(方按﹕其實也有些人是太窮，沒法疏散。畢竟疏散去其他城市，有點錢的人可以當渡假訂酒店，沒有錢的人可以睡在哪﹖沒錢要訓街，那就有人會覺得「不如留下博一博」算了。)

3.2 科學體系有兩大派觀念。
一是宿命論，亦稱科學決定論(determinism)，認為所有事情都有明確的因果關係，所以只要我們完全知道之前的狀態，就可以預測到未來，而這個預測是已經被現況「決定」了無法改變的。
二是知識論，認為人類的能力有極限。由此發展出機率論，再加上量子力學也有測不準定理，他們認為完美的預測本質上是不可能的。

那麼，照道理空氣分子比原子大，不需要用量子力學去處理，那麼是否就可以有完美的預測﹖氣象是否有隨機性﹖

3.3 數值天氣預報的濫觴，是1916年英國氣象學家 Lewis Fry Richardson 在戰時試圖以「氣象矩陣圖」，把德國北部劃定格子，以計算不同地方於特定時間的天氣。可是他的計算失敗了。而且他劃的格子也太大，360km X 360km。

不過他想把格子劃小一點也很難，因為格子劃小一半，在平面上由一格變四格，立體上卻由一格變八格。所需的計算量會大幅增加，非人手所能完成。(還未計算時間點是否也劃分得更密……)

結果直到電腦發展後，到接近1960年代才開始使用電腦程式作數值天氣預報。

3.4 蝴蝶效應於1972年由Edward Lorenz提出，是混沌理論的 一種演繹。當他把一個天氣系統重複計算時，出現很大偏差，結果他發現原來只因為他把其中一個數據29.5168約化為29.517，那就令某些結果完全相 反了。這顯示出初始條件的微小變動，足以造成結果的重大差異(即古人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他比喻說就像一隻小蝴蝶拍翼，就足以影響千里之外的一場風 暴一樣。

所以電腦的預報結果，還是需要預報員的智慧去分析。美國研究顯示，電腦預報加上人的判斷，可令降雨預測準確度提升20%，溫度預測準確度提升10%。

而颱風預測路徑的誤差，亦由1987年的560km(差不多就是整個墨西哥灣，預測了等於沒有預測)，到2007年縮窄到180km。

3.5 所以預報都需要校準(calibration)。
美國曾分析商業預報，認為它們對較高降雨量的預測相當準確，反而是較低降雨量的預測會較高。有人曾訪問這些機構，他們需要靠準確預測來留住客戶，但較低的降雨量需要誇大一點，才令客戶有所預備，亦不至於降雨後認為他們不準。(所以這是因應受眾心理的調整)
至於地方電視台的氣象學家預測降雨，則大幅偏高。這是因為電視台傾向以趣味性(誇張)來吸引收視。

4. 911襲擊可以預測嗎﹖

4.1 第一個概念是條件概率。
講者舉例說一副啤牌有十二隻公仔(KQJ各四花)，抽中紅心的機會3/12=1/4。但如果先抽到一隻紅心K，然後再抽到紅心的機會呢﹖這個有條件限制的就是條件概率。
在這個例子中的機率就是 P(紅心|紅心K)=2/11
(因為抽了一隻紅心K剩下11隻，其中尚有紅心Q和J)

4.2 第二個概念是貝氏定理，是一種根據後來事件修改先驗機率的做法。
講者舉例有兩個碗，碗H1有30粒水果糖和10粒朱古力糖，碗H2有20粒水果糖和20粒朱古力糖。那麼如果我隨機抽一粒糖出來，發現是水果糖，它來自碗1 的機率是﹖

隨手一拿拿到碗H1或H2的機會都一樣，是0.5，這是「先驗機率」。寫成算式就是P(H1)=0.5, P(H2)=0.5

那麼在碗H1抽到水果糖的機會就是 P(H1|E)=P(H1)*P(E|H1)/P(E)
(抽出水果糖是來自碗H1的機率 = 抽到碗H1的機率 * 抽到碗H1當中的水果糖機率 / 抽到水果糖的總機率)

P(E)=P(E|H1)*P(H1) + P(E|H2)*P(H2)=0.75*0.5 + 0.5*0.5 = 0.625
(抽到水果糖的總機率 = 抽到碗H1當中的水果糖機率 * 抽到碗H1的機率 + 抽到碗H2當中的水果糖機率 * 抽到碗H2的機率)

P(H1|E)=0.5*0.75/0.625=0.6
(簡單說其實總共有50粒水果糖，其中30粒在碗H1，所以抽到水果糖就有30/50=0.6的可能來自水果糖。當然貝氏定理可以做的事遠超於此。)

4.3 那麼在911當天，第一架飛機撞上世貿大樓時，我們如何確定是否恐怖襲擊﹖

根據以前的經驗估算，我們可以先設定P(H1)=0.005%為「飛機撞大樓是恐怖襲擊」的先驗概率。

那麼如果真的是恐怖份子，他們撞上大樓的機率自然是P(E|H1)=100%。
如果其實不是恐怖份子，而他們撞上大樓(即意外)的機率是P(E|H2)=0.008%。
於是P(H1|E)(即是撞上大樓的是恐怖份子)=38%

到第二架飛機都撞上呢﹖
我們進行第二次運算，把P(H1)=38%代入，就算P(E|H1)=100%和P(E|H2)=0.008%的估算不變，再計算出來的機率會變成99.99%﹗

4.4 事實上，根據1979-2001年9月10日(即911前)所有北約國家的恐怖襲擊紀錄，按照死亡人數和發生頻率排列，同樣可以整理出一條 Gutenberg-Richter law的直線。根據這條直線推測，發生死2977人(911 紀錄)的恐襲，大概約80年會發生一次。

4.5 美國事後的911報告，認為政府有四大失誤，包括政策失誤、能力失誤、管理失誤、和想像力失誤。
甚麼是想像力失誤﹖因為美國本來已知以下情報﹕
—以往已有恐怖份子用飛機撞大樓的紀錄
—1993年世貿大樓已受過襲擊(方按﹕那次是汽車炸彈)
—2001年國務院已知阿蓋達組織把襲擊升級
—有恐怖份子學習駕駛飛機
唯獨是美國情報機構未能「發揮想像力」把這些情報綜合起來，預先防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