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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11月 22, 2014

香港颱風故事

香港颱風故事》蔡思行、梁榮武,香港﹕中華,2014

討論香港氣象史的書,當然有不少都會介紹颱風史,正式以颱風史為主題的就沒見過(天文台有本舊英文書《The life history of a tropical cyclone》但只以一個颱風為例子)。所以見到這本當然要買。

這本書的長處,在於先探討了由開埠前到現在的香港颱風史,然後還有梁榮武以天文台「過來人」身份講個人經驗和香港的颱風研究(大約三分一篇幅),這種合作寫作相當吸引。

如果說缺點,就是似乎兩人寫作有點各顧各,看起來合作不夠。所以前半部的行文還是令人覺得有如不少文科人寫/譯科普書常見的誤解問題(見下文),如果文稿有給專家過目的話,有些問題或許可以避免。

現任台長不惜工本收集了那麼多有關香港氣象史的古物,期待天文台也會出一本更詳細討論天氣歷史的新官史。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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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6 「明代文人高濂(1573-1620)遊西湖後有感,撰寫《四時幽賞》一書,當中便以『龍』來描繪風起雲湧的情況﹕『……余曾目睹龍體,僅露數尺,背抹螺青腹閃珠白,矯矯盤盤,滃雲捲雨,湖水奔跳,奮若人立,浪花噴瀑,自下而升……」

這一段的描述,其實像龍捲風多於颱風。
事實上趙丰幾年前曾在《科學人》雜誌提及,中國傳說中的「龍」很可能就是龍捲風

p.9 「《白虎通義》提及的『景風』,正如指引著現代颱風初起的時間,日子居然只差一天。《白虎通義》作為接近二千年前的產物,卻有着如此科學的高精確性,足見古代中國科學水平之高。」

漢朝的書應該是以中原為準,以香港當引證似乎不太合理吧﹖

p.10 「景風發生的時間,由夏至日起,到大暑日止。」

單是這句已經說明了「景風」並不是颱風吧﹖
蔡氏以「颱風襲港開始日期接近」作支持,但大暑只是七月下旬,但香港的風季卻以七至九月最多颱風襲境,很明顯並不是「到大暑日止」。

p.13 「唐代著名天文曆算家李淳風(602-670)所著的《觀象玩占》,已將風力分成八個等級﹕『凡風發初遲後疾者,其來遠﹔初急後緩者,其來近。動葉十里, 鳴條百里,搖枝二百,落葉三百里,折小板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沙走石千里,拔木根五千里。凡鳴條以上,皆百里風也。」

「初急後緩者,其來近」總是令在下想起石湖風

p.16 「凡颶風之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為颺潮風。東廣泛海者,曰犁頭雲。」

「犁頭雲」很形象化地描述了現在稱為「砧狀雲」的積雨雲

p.17 「清代文人鈕琇(?-1704)所輯的《觚賸》,便指出根據廣東的月令,在農曆八月『颶風息影』。」

我倒不明白為何會這樣說,九月明明颱風多發,常襲華南。

p.18 「瘴母起則颶風隨之,颶生於瘴,瘴為氣,颶為風。氣者風之母,故曰颶母。」

古人認為南方沼澤濕熱的「瘴氣」是有害健康的,並引致瘧疾。(西人也是這樣想,malaria正是來自意大利文mala aria—壞空氣之意。現在mal-仍是指「不良」的字根。當然古人無論中西都不知道,病因不是沼澤的濕熱空氣,而是沼澤滋生的瘧蚊。)
而有趣的是,颱風亦是滋生於溫暖潮濕的海洋上。而颱風靠近之前,往往亦因為下沉氣流而導致天氣翳熱(雖然濕度通常不高)。對古人來說,認為瘴氣和颱風有關係似乎也是理所當然。

p.18 「《南越志》提及颶風之命名取其破壞力使四方均恐懼之意,而且均屬同音(颶,懼),但屈大均雖然亦取同音,以『具』釋『颶』,但不同於《南越志》人文的解 釋,而是偏向於科學性的解釋﹕『颶者,具也,颶一起則東西南北之風皆具而合為一風,故曰颶也。曰母者以颶能生四方之風,而為四方之風之母,分其一方之風, 可以為一大風,故曰母也。』」

颱風臨近,的確能前後出現不同方向之風,這個解釋十分生動。

p.31 「由此可以推算,李可成實無個人餘資可支撐重建新安縣的開支而退位讓賢。」

這個估計是否忽略了縣官有任期限制﹖儘管明清知縣已經被各級上司管得死死的,而且地盤細小又沒兵權根,但為防有人搞獨立王國,知縣總是定期調動的。很難想像朝廷會純粹因為某個知縣願意私人捐資重建地方,而讓他長期主管一地。所以李知縣被調走恐怕不是因為沒錢。

p.39 「傳教士湯森 (Rev. Thomson M.D.)」

照道理,用得上 the Reverend 稱呼的,(至少在主流教派)應該已經是正式牧師吧﹖「傳教士」這個稱呼卻可以包括很多未晉牧的傳道人。

p.40 「黑色莊克(Black Joke)號……簡爾(Jane)號……楊哈巴(Young Hebe)號」

這些譯名會不會太「大陸」了一點,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廣東話嘛。

p.41 「風暴是強行向前運行的旋風,風勢一般圍繞風暴中心的主軸運轉,這導致主軸兩面順時針和逆時針的旋轉。」

這應該不是指風本身的分佈,而是指風暴路徑兩側的風向轉換吧﹖

p.42 「根據復仇女神號上當值的上校里德(Colonel Reid)所記述,當日襲港颱風的威力為前所未見﹕『颱風旋風的迴旋,維持數個小時為直接迴旋(即如手錶的順時針方向),而非過去所有觀測所見的逆轉方向。』颱風的轉向視乎其所處的位置,颱風位於北半球則逆時針移動,南半球則為順時針,因此里德所述的情況十分罕見。」

這段描述本身就很奇怪。
在本地風向的改變,是視乎颱風與香港的相對位置,並不是必然逆時針或順時針的。而這一轉變亦與南北半球無關。(南北半球只影響颱風本身的風向,北半球颱風吹入的風向呈逆時針方向,南半球則為順時針。)
與南北半球有關的是颱風本身的走向,在北半球颱風大多會以順時針方向走。例如在西北太平洋,如果不是因為副熱帶高壓脊其他大型天氣系統推動的話,颱風就是會順時針走,繞過日本外海進入北太平洋。但這一點與人們在某一地觀測到的風向變動是兩回事。

p.49 「『未幾大學士柏葰以科場關節案伏法』……主考官葰案件」

查維基應為柏葰

p.55 「警察司一職,應交由如的梅理(Charles May, 1844至1862年擔任警察司一職)般具領導才能的人擔任。」

「如」和「的」中間是否漏了甚麼﹖要不然很難理解為何會出現這兩個字。

p.66 「時任港督德輔(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1834-1909)亦與杜伯克關係惡劣,在1890年10月15至16日一場颱風過後,從他對杜伯克的批評便可見一斑」

應是1889年吧,尤其他引的憲報也是1890年一月的。

p.73 「至於香港天文台在天文電報的發展,正如龐馬在1890年的報告指出,天文台需要借用外界的電報設施,而且電報運作功能並不穩定,正是香港天文台在天文資訊收發方面需要突破的瓶頸。」

兩者皆應為「氣象」,不應因為「天文台」的名稱而把「氣象」一律改為「天文」。

p.75 「非官守立法局議員」應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p.78 「義律機房(Elliot Battery)」應為義律炮台﹖

p.80 「希區柯克(S.P. Hitchcock)號」

我想這個譯名很明顯是大陸化的譯名吧,我們明明稱那位同姓的著名導演為「希治閣」。用廣東話翻譯的人,用了入聲的「閣」字就不用像國語人般在柯(或區)後面加個「克」字標尾音。

p.96 「茂利(Mo Lee)在九龍海灣擱淺」這個中文名真是剎食。

p.100 「時任香港天文台台長謝非烈士(Charles William Jeffries, 1882-1941)」

這令我有點懷疑是否當年的譯名,因為英國人應該不會容許「烈士」那麼「大吉利是」的譯名。
不過他是戰前的台長,而香港殖民早期的長官,因為當時英人幾乎沒幾個懂中文,所以師爺往往為他們譯個很難聽的名(如砵甸乍)。但其實看港督譯名的話,戰前幾位港督的譯名已經很文雅,而且已確立了「漢化譯名」(用漢人姓氏作譯名)的原則(維基說始自司徒拔,比這位台長上任早得多),所以我懷疑這不是官方正式的譯名。
奇就奇在,搜尋發現天文台網頁上有唯一一個顯示「謝非烈士」的檔案,就是天文台的新官史《風雲可測》。所以很難判斷這個譯名究竟是官方譯名,抑或只是碰巧出現在學者著作上的翻譯。

p.105 註33中之「《華日報》」應為「《華字日報》」

p.113 「瑪麗……強度屬颱風級,較『姬姐』更高」

但根據前面(p.111)指姬羅莉亞屬「強颱風」,顯然這句不正確。而根據維基的資料,颱風瑪麗的風速亦不超出強颱風級別。

p.118 「溫黛懸掛10號風球的時間較瑪麗小姐的11個小時為短」

問題是根據前面(p.113)提及颱風瑪麗的記載,1960年6月9日凌晨3時半掛十號,到中午12時40分改掛八號,根本沒有11小時。唯一懸掛了11小時十號的,是1999年約克。

p.118 「加緊防」應為「提防」,抑或其實他想說「加固堤防」﹖

p.125 「五架九龍巴士公司的巴士分別在啟德機場對面和彩虹邨清水灣失事」應為「清水灣道」。

p.134 「《航空安全財務》(Air Staff Financial)」

這個名字很奇怪,因為中英不合。但我上網查卻查不到任何一種。

p.137 「品字型空間令風被壓在狹窄的空間而產生螺旋型風力」

是否這樣就會令玻璃幕牆破裂﹖

p.139 「有傳媒人便改寫基督教的主禱文為〈李氏主禱文〉」

這裡引的是森美2012年專欄,但其實這篇文是網民撰寫的,並早於網上流傳(這是2010年)。森美只不過是引述而已,並非原作者。我想森美應該不至於自認原創(否則會被網民罵死),只是作者失察。

p.152 「往後的日子爸爸又要大費思來處理」應為「心思」。

p.158 「語帶關的笑話」應為「語帶雙關」。

p.164 「人有所謂心靈感應,人的互動,似乎距離不是個障礙。」

這個說法沒有科學根據吧。心靈感應只不過是互相了解之下的錯覺。講科學的書不宜以肯定方式提及這種事情。

「天文台同事們和我早年的研究顯示」

那篇研究也不過是2004年而已,梁生卻是1982年加入天文台,怎樣都說不上「早年」吧。我懷疑是「早前」之筆誤。

p.174 「溫」應為「溫馴」。

p.175 「本世紀最具爭議的颱風」

其實本世紀才開始了十幾年,這樣說未免太早定論。似乎以「世紀初最具爭議的颱風」較妥。

p.186 "《海高斯的奇妙故事"後面的"」"應為"》"。

p.189 註20「五在陽數中處於居中的位置,有調和之意。」

用這個來解釋為何皇帝是「九五之尊」(p.163)似乎遺漏了《易經》。因為易經爻辭中會把六爻逐條解釋,由初(第一爻)至上(第六爻),陽爻叫九、陰爻叫六。乾卦「初九」是「潛龍勿用」,去到「九五」就是「飛龍在天」,「陽剛中正而在高位」,所以用「九五」稱皇帝。而去到最後一爻「上九」就會物極必反,變成「亢龍有悔」。(易經不少這種物極必反的說辭,提醒人們行事不要太盡,免得緣份早盡。)

p.190 註29「這40億元的經濟損失是簡單地把香港當年約13,000億的本地生產總值(GDP)除以全年工作天數而得出的大約數字。這明顯是誇大、過分簡單化和不科學的。眾所周知,在風力不太強的8號風球底下,除了辦室和一些戶外操作的行業停工外,社會上其他的經濟活動幾乎沒有受到影響,酒樓、戲院、卡啦OK、商場的生意可能比平日更好。而大部分公司和機構在風暴期間沒有處理的工作,一般都由負責的員工在打風後數天內趕及完成。故此真實的經濟捐失可能是40億元的一小部分。」

同樣的道理放在「佔領運動帶來的經濟捐失」也是一樣。當然有些人為了表忠,就會不顧自己專業的面子,甚麼數字都可以隨便算出來了。

(又,「辦工室」應為「辦公室」)

星期一, 11月 17, 2014

歷史上德國哲學界所理解的孔子是怎樣的?

[The Question of Confucius in German Philosophy] (by Eric S. Nelson)

這個題目真的不熟,而且用英文聽人講中國哲學,更難。所以大部分口頭講的都抄不到,只在講義片上抄了部分論點。所以這份筆記絕對是殘缺不全,如果看倌發現有誤,千萬不要當成講者的意思。若能拋磚引玉,得有識指正更是一流。

1. 跨文化交流總是充滿了誤傳(mis-communication)和誤解(mis-understanding)。

西方的文化源頭,包括埃及文化、希臘文化、還有經阿拉伯再傳回來的希臘文化。孔子和中國文化如果被誤解,也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正如馬克斯主義,德國的、俄國的、中國的都有不同,誰才「真」的﹖

2. 儒家在西方哲學界的地位,之前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啟蒙運動健將之一伏爾泰,引用儒家是為了用來批評法國混亂的政局。

Malebranche、黑格爾(Hegel)、Franz Rosenzweig等人,批評儒家道德缺乏宗教基礎。
康德(Kant)則批評儒家倫理的理性因素不足。
尼采(Nietzsche)則認為儒家只不過是priestly morality(奴隸道德)的變種。

而在中國,魯迅亦引用尼采攻擊儒家和傳統禮教,指儒家是怨憤(ressentiment)、 被動(passivity)和依靠他人肯定的自我否定(other-affirmation as self-negation),透過道德和精神上的啟蒙來操控大眾(manipulate and control masses through ideas of morality and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3.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803) 指出,其實有神論(deistic)或世俗(secular)哲學家,都是引用儒家道德作踏腳石,用來批判基督教正統學說(Christian orthodoxy)。反之,正統基督教則譴責儒家為Wolffian Deist。

十八世紀啟蒙派和信仰之間的爭執,雖然把儒學牽涉其中,但其實對歷史上真實的儒家並無興趣。(這問題跟中國人其實是否有關係﹖)

他在1797年亦提及到,原來歐洲人對孔子的早期印象,是一個宗教思想家(religious thinker)。孔子以「天」表明人類理性的不完美,固此需要面向「天」以糾正理性的有限和條件性。

4. The banality of Sagehood

黑格爾有一點廣為人知,就是他對所有非西方思想(當然包括儒家)都予以負評。

Franz Rosenzweig (猶太宗教思想家)認為孔子只是一個非哲學的、實用為本的、只關心「此世」道德的老師。(un-philosophical practically oriented and this-worldly morality)

另一說法是practical immanent orientation of Confucianism,韋伯(Max Weber)以新教倫理解釋資本主義起源知名,他認為儒家之所以沒有為中國帶來資本主義,就是因為缺乏超越的神。他的看法與馬克斯剛好相反,馬克斯認為經 濟決定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韋伯則認為意識形態(新教倫理)影響經濟(資本主義)。韋伯認為,肯定此世(world-affirming)是不完整 (incomplete)的,不夠「彼世」(not otherworldly enough)。

Rosenzweig 則認為儒家是mediocre exemplar(平庸的樣本)、barrel representation of ethical (裝成一桶的倫理規則)、lacked religious sublimity and height of monotheisitic prophetic tradition(缺乏宗教崇高性和一神教的傳統)。

Malebranche 批評為 Spinozist Confucianism,認為Spinoza這個猶太人無視於超越(transcendence)的神。與此相比,儒家的「天」亦與人間相連並不分隔。

至於 Ezra Pound、Ernest Fenollosa 則認為中文字是表達對自然的基本感覺(expression of elemental feelings in relation to nature)。

5.  Confucius and Socrates

究竟孔子是為啟蒙提供倫理上的對照而開啟了革命﹖
抑或只是個被傳統綑綁、被蘇格拉底詰問的道德家﹖

講者認為孔子實踐了一種邏輯的、或者「科學的」立論,足以與蘇格拉底相比。(對質疑者而言﹕其實只是一些傳統智慧﹖)
講者亦認為孔子有一種超越的宗教觀,與蘇格拉底(至少是柏拉圖描述的蘇格拉底)類似。

啟蒙運動名家Diderot和伏爾泰認為,孔子是「中國的蘇格拉底」。此觀點為康德所繼承,用來批評基督教會壓抑性的彼世教條(otherworldly dogma)。
孔子倫理的原現代主義世俗特性(proto-modernistic secular),一直吸引著啟蒙思想家。

社會主義者和維也納學派(Vienna Circle)也有類似看法,Otto Neurath 認為儒家是非神學的(untheological)和關注如何讓人們一起生活(concerning archeology of living together)。

亦正是因為孔子被啟蒙運動扯上關係,所以反啟蒙運動的黑格爾對儒家評價很差。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撰寫《Philosophy of Mythology》,認為孔子是反蘇格拉底的,主張清靜無為,卻不如蘇格拉底以哲學超脫日常生活,指向超越的神性。他認為「Confucius shared nothing in common with Socrates」。

Georg Misch 則著有《Multiple Origins of Philosophy》,認為孔子透過培養體現了理性的個體,揭示了個人道德的重要性。(Confucius as revealing heights of moral personality in form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an embodied rational individuality)

古希臘哲學本來是很自然的,只是後來歐洲人眼光越來越窄。儒家提供了以下的東西﹕
—(抄不及)
—道德的理性基礎(rational foundation for morality)
—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
—政治的倫理基礎(ethical base in politics)

6. Too noble for Europe﹖

Martin Buber和Helmuth Plessner於1920年代德國的動盪歲月中,肯定儒家倫理和精神核心。這種看法與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The Problem of China》(1922)類似。

Buber (1928)、Plessner (1935)認為儒家倫理,對於被權力慾和生存鬥爭主導和威脅的歐洲來說,實在是太「高貴」和要求過高、文化上亦不合適。(Confucius ethics was ethically too noble and demanding, culturally inappropriate for Europe, which dominated and endangered by lust of power and struggle of existence.)

Buber (1951)以多元主義,把儒家與道家自由聯想,指「道教徒並非異教徒」(Daoist is not pagan)。並引《論語》「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的說法,指儒家並非沒有神明概念。

(religious anti-universalism is not a particularism)

Rudolf Eucken 與 Carsun Chang (張君勱, 我一直以為他叫張君勵…)指儒家為人文的篤信者(humanistic religiosity)。他們合著的《The Problem of Life in China and Europe》(Das Lebensproblem in China und Europa),認為儒家可以讓歐洲避免跌入無神論功利主義(athetic utilitarianism)和教條式基督教(dogmatic Christian)的陷阱。

(方按﹕這是否我們在中國文化科讀到「中國文化救世界」式理論的先驅來的﹖)

7. 問答時間,講者指現代英美歐等地有道教徒、佛教徒,但卻只會有哲學家自認是儒家。他認為這是因為佛道有儀式,氣功、瑜伽都可以吸引一般人參加。儒家卻沒有這類儀式性的東西,所以只能吸引哲學家。
(方按﹕儒家傳統上其實有儀式,只是全都是禮儀,不如氣功瑜伽之類有「健身」用途可以吸引外國人。更是受限於傳統文化的日常實踐之中,連中國人也不守這些禮儀了,外國人又怎會有興趣﹖)

星期一, 11月 10, 2014

西(環)遊記2014

朋友在街頭佔領,我們這些和理非非做不到。如果連這一邊也不去,實在說不過去。於是星期日就來參與民陣去中聯辦的遊行了。

以前已經知道,中聯辦那個位置是故意用來刁難你們、迴避公眾的。還要把前門的路弄得窄窄,示威者去到前門就要被兩排警察「夾」住,像畜牲入屠場一般。無論如何都是受辱多於示威。

要不是因為覺得不在另一邊做點事「說不過去」,實在不想去中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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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現場,應該沒一個人認識的。當然在下認識的人有不少,不過他們都不認識我。 :P
上次還遇到獨媒的人,這次也沒見到。可能他們有派人來,只是並非我認識的。

也見到KM教授,雖然有打招呼,不過當然他早已忘了在下,反正我又沒跟他做研究的,忘了不奇怪。

先前有人質問泛民政客為何不帶子女出來。這個質問本身無視子女獨立意願,當然荒謬至極。不過公民黨的總舵主倒是不只一次帶了三位愛女出來,這次也不例外﹕
(好唔公平,生三個都咁靚 :P )

這個年頭,如果對家不來搞局才不正常吧﹖
果然到畢打街口就有傅振中在匯豐門外擺陣。人家唱生日歌他又鸚鵡學舌,改了首來贈慶。不過最好笑的是,我見他們又再……

「阿sir,使唔使執法呀﹖區旗倒轉掛喎佢地﹗」XDDDDDDDDDDDDDD

其餘時間基本上無風無浪,行到這個轉彎位回頭拍,算是最壯觀﹕

得承認,只望到「源堂」兩字的時候,我期望前面是個「」字……

不過到了西區警署前的路口,回頭就可以望到隊尾了﹕
在遮打公園裡觀望,我猜這裡應該不超過一千人。(事後見到這是少有警方數字比民陣數字高的)

到了西區警署,痛苦就來了。警察見你人少,不開放薄扶林道行車線,只讓你走行人路。然後還要不斷在叫「請遊行人士繼續向前行」。

「條路夠闊就向前行架啦,唔好講廢話得唔得﹖」

不開行車線不是前線警員的問題,但他們可否講少兩句廢話刺激遊行者﹖
俗語話齋,你不出聲大家真的不會當你啞的。

去到中聯辦門前當然又是另一樽頸啦,看看這裡就知道那條只容一人走過,兩邊還有幾十個藍帽子夾著,像是赴刑場或屠場多於去示威的路﹕
這裡有位警員,遇上個別示威者不斷指責他們,只是不斷微笑點頭示意。
如果每個警察都有這種寬心,警民衝突就少得多了。

星期四, 11月 06, 2014

中大校友評議會會章專責小組14/15第一次會議紀要

(當然是非官方的)

去年開會出奇地少,開了第一次會之後就沒下文。而後來大會亦通過了讓上屆評議會主席任期縮短為一年的修訂。

今年絕大部分成員都是新來的,常委除了劉鴻昌外還有另一位林偉雄來擔任副召集人。曾任中大學生會副會長的巢景峯繼續參加,還有一位具公司秘書資格的黃校友。

李劍雄介紹工作時提及,校友會聯會原本研究院校友會被除牌後,有點尷尬,因為同時有校友成立了三個研究院的校友會。現在做法是先讓三個校友會聯合起來,再派代表加入校友會聯會。

今年的工作計劃﹕

1. 最有趣的新聞是,因為成本效益不高的問題,電子投票研究暫停。(方按﹕其實到去年已經縮窄成「電子點票」而已。)

巢問及成本問題,認為電子系統設置後每次用的成本應該不高。不過成本高是因為我們每年只用一次,而秘書提及,會議成本有很多是用來請學生兼職和同事OT來協助,而且寄發議程和刊登報紙廣告也是固定成本。

席間有人提起,若然投票也可以電子化的時候,是否可以連開會廣告和議程都統統用電郵寄發﹖是否只在報紙刊登一份「以後都用電郵通知」的廣告就成﹖
(方按﹕我想沒那麼簡單,法定組織想這樣做﹖修改章則應該避不掉。)

2. 重點仍是試圖讓主席可以抽身脫離監票工作、繼續主持會議(討論時段)的選舉章則第六條。李劍雄說希望二月有草稿,以便呈交今年會員大會通過。

雖然我們在之前已經草擬過幾個版本,但常委會似乎不打算照用,好像是嫌太繁複,所以李劍雄又邀請與會各人嘗試提交建議。

巢建議副選舉主任由校友事務處處長改為常委,或者加一個副選舉主任。
我認為這樣的建議不好,首先有兩個「副」難免會有權力分配的問題,更大的問題是選舉主任「大權」仍在主席手上,那麼點票時有爭議由誰決定﹖難道「副」還要去問正在會議廳主持討論的主席﹖他不在現場監察點票,就不應該有權做決定。還不如先前建議把「監察點票」職務和主席分割那麼乾脆。

有人建議把點票工作交給校友事務處負責,這位校友應該沒出席過會員大會,因為實際點票工作向來都是校友事務處找職員和學生負責的。
另外有人建議乾脆把所有權力都交給校友事務處。幸好會上似乎沒人和議,這種建議十分危險,因為校方任命的職員,行使權力完全不受校友監管,比常委更無法制約。

在下趁他們討論完之前,提醒他們留意過去幾年討論的要點﹕
2.1 究竟選舉主任職務應該是「全餐」(同一人負責提名和點票)還是「散餐」(可以只分拆點票工作給其他人)﹖——很明顯常委會傾向「散餐」。
2.2 由誰負責轉授這權力﹖是主席獨自決定﹖常委會決定﹖還是主席提名給常委會通過﹖
2.3 轉授給誰﹖找個常委負責﹖抑或任何一個不參選的校友﹖需要指定有什麼資格嗎﹖
無論你想建議如何修改,都應該考慮這三點,好過面壁虛構。

3. 另一個可能要研究的是深圳分校校友身份問題。雖然先前的討論中,大家都認為深圳分校在法律上與中大都應該是兩所學校,所以校友應該也不會加入中大校友評議會。可是這一點在修改中大條例時可能需要寫清楚。

4. 有人反映「登記出席表格及委任書」要求填身份證號碼全號是太多,可否只填四個數字﹖校友事務處認為可以,因為他們會同時檢查表格裡其他資料,都要符合校友登記冊才算數,認為只填四個號碼亦不致於混淆。會上對此安排並無異議。

5. 候選人表格上的填表說明,說「不可超越表格所提供之行線」,為免有人填出框線外,秘書建議加上「及框線」。結果有人建議乾脆只寫「不可超越表格提供之方框」就行了。

6. 秘書另外提出,有人建議把出席會員大會的「委任書」改為「委託」,但章則裡也是寫「委任」。大家都不認為有需要改變。
在下認為「委託」聽起來好像是受託者有責任根據委託人的意願投票(類似信託),但現在委任人純粹是代你投票,但投甚麼票是被委任人自己決定的。

問答時間﹕

Q1﹕中大條例是否容許電子投票。
A1﹕如上述,應該要修章。

Q2﹕常委中途辭職,替補常委的任期。
A2﹕應是剩餘任期,詳情見評齡會章則25(j)條。

Q3﹕海外校友會的歸屬和監管
A3﹕除了評議會之外,所有校友會都是獨立組織。但因為用了中大名義,所以也要跟校友事務處商議。校友事務處會審視他們的會章、亦有最低人數要求。主要是希望協助他們建立一個可以承傳的系統,以免出現過幾年後便無以為繼的情況。校友會成立日子一久,通常都容易出問題,最主要是忘記更新註冊和核數方面。

星期六, 11月 01, 2014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試譯

對於《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大家最熟悉的當然是港版《問誰未發聲》,不過我想如果把原文翻譯成文言文會怎樣﹖所以嘗試一下﹕


汝可聽見,黎民歌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彼正高唱,怒漢之歌﹖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歌頌斯民,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不再為奴﹗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汝之心跳,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和我鼓鳴。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明日將至,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得獲新生﹗       When tomorrow comes.

汝可答應,投我義師﹖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剛強堅毅,並肩而戰。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攀登街壘,遙望遠方。  Beyond the barricade
彼之世界,汝所渴求﹖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既然如此,加入戰團。  Then join in the fight
爭汝權利,爭汝自由﹗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問汝可會,盡汝全力﹖  Will you give all you can give
舉我義旗,進擊敵陣﹖  So that our banner may advance
各安天命,或存或歿。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問汝可會,舉事爭機﹖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
烈士熱血,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將澆我土﹗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汝可聽見,黎民歌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彼正迷途,夜谷徘徊。  Lost in the valley of the night?
歌頌斯民,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攀向光明。       Who are climbing to the light
斯土斯民,雖逢不幸。  For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心中之火,永不曾熄。  There is a flame that never dies.
黑夜終去,       Even the darkest night will end
旭日將昇﹗       And the sun will rise

吾等終將,死而復生。  We will live again in freedom
上主園內,得享自由。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
舞動鋤犁,       We will walk behind the plough-share
盡釋干戈。       We will put away the sword
枷鎖將破,       The chain will be broken
盡享收穫。       And all men will have their reward.

汝可答應,投我義師﹖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剛強堅毅,並肩而戰。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攀登街壘,或望某處。  Somewhere beyond the barricade
彼之世界,汝所渴求﹖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汝可聽見,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遠方鼓鳴﹖       Say, do you hear the distant drums?
明日將至,       It is the future that they bring
未來可期﹗       When tomorrow comes!

星期日, 10月 26, 2014

佔旺帶來的巴士路線啟示

(方某不是巴迷/膠,對交通了解有限,以下純粹個人觀感,歡迎看倌指正。)

佔旺這陣子,很多經過彌敦道的巴士都改了道,我也有試過搭42A和41A看看改成怎樣。


南行方面﹕

42A本來由長沙灣道入彌敦道直落佐敦道。
近日我沒有搭42A出彌敦道,但九巴資料顯示,改道後由南昌街入荔枝角道,再轉入塘尾道和渡船街。然後落匯翔道、匯民道、柯士甸路西、雅翔道入渡華路總站。(渡船街後面那段路我從沒路經過,所以不知實際如何。)

41A原本由西九龍公路轉入西九龍走廊,然後在旺角消防局(保良局莊啟程那邊)出太子道西,然後經荔枝角道入彌敦道。
改道後乾脆直接由西九龍公路出匯翔道,在英皇佐治五世公園轉廣東道,然後經九龍公園徑出梳士巴利道,完全不經彌敦道。


北行方面﹕

41A原本經彌敦道,到亞皆老街轉左,到大角旺折入西九龍公路。
改道後,經過九龍中央郵政局後,即轉入眾坊街,再經上海街出佐敦道,然後入西九龍公路。

42A原本佐敦道出,經彌敦道,轉長沙灣道。
改道後,同樣於九龍中央郵政局後,轉入眾坊街,但右轉上海街後到玉器市場再右轉甘肅街,然後入渡船街和塘尾道。經荔枝角道和黃竹街回到長沙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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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A因為改道,只出油麻地和尖沙咀,乾脆變成特快線(X),去尖沙咀和回青衣都只需15分鐘,非常快捷。簡單要多謝「佔旺」。

我原本以為42A不經旺角彌敦道也會加快了,但原來他們會繞回長沙灣道,結果就在深水埗「塞巴士」塞了起碼十五分鐘,其實車程沒有快了。

其實很多時候,經新界西出西九龍的巴士,都是在長沙灣道和彌敦道遇上塞車。而且除了旅遊巴和貨車之外,很多時候更是在「塞巴士」。這相信是很多乘客的經歷,因為途經彌敦道的巴士線實在太多了。

曾經有建議,所有新界西出市區路線先到深水埗附近,設置一個轉線站,讓所有乘客下車集中轉乘,就可以讓新界線回程,只讓少數路線行駛彌敦道了。
可是,這樣的建議基本上很難獲落實,因為巴士班次不及地鐵頻密和準時,轉車時間會很長。除非像巴士捷運般有專用線路保證班次,除非各區議會很難會同意削減「直達」的路線。所以建議一直膠著。

事實是﹕在深水埗區,除了長沙灣道還有荔枝角道是大路。
而在旺角、油麻地,除了彌敦道外,旁邊還有上海街和新填地街都是貫通兩區的大路。(塘尾道/渡船街都遠離商業區,也就不提了。)

(尖沙咀就不用談,因為有九龍公園,所以只有彌敦道和廣東道/九龍公園徑可通往北方,後者距離太遠不足以分流。)

所以我想,現在這些大路只有少量巴士途經,只要善用這些大路分流多一些巴士路線,其實已經可以抒緩彌敦道的「塞巴士」問題﹕

南行的巴士,如果以佐敦道為目的地的話,可以改經荔枝角道和上海街。現在43C就是這樣(只是到亞皆老街就轉入大角咀)。
其實去尖沙咀的巴士也可以這樣,只要到佐敦道時轉廣東道繼續南下就可以了。不過廣東道離彌敦道比較遠,就算由廣東道轉入九龍公園徑,可以設站的地方也比彌敦道多限制。金巴利道和金馬倫道一帶要繞行漆咸道南才服務到,不是所有路線都可以。

至於北行的巴士,可以把部分巴士像現時般,於九龍中央郵政局後轉入眾坊街,然後不是左轉上海街南下,而是右轉新填地街北行(我就見過有巴士這樣走)。
這些車可以在旺角道返回彌敦道繼續北上。但如果要進一步減少長沙灣道的擠塞(就像這幾天42A的情況),就可以在亞皆老街左轉出塘尾道北上,入荔枝角道再到欽州街(深水埗警署)才返回長沙灣道。
如果嫌荔枝角道離長沙灣道太遠,亦可以在黃竹街轉入汝州街北行,到欽州街(西九龍中心)再轉回長沙灣道。(42號由東九龍回程,就是經汝州街、欽州街,再回到長沙灣道)

這幾個做法應該可以減輕彌敦道(主要是旺角一帶)和長沙灣道(主要是深水埗站到太子站一帶)的擠塞。由於不是巴士迷或交通迷,所以可能有人會說個別路口不適合巴士轉彎,這點要留待各位指正。

在下提出這一點之後,老媽就說其他人會嫌太遠。
但其實現在43C會途經上海街,跟彌敦道只是隔兩個街口而已,跟女人街和彌敦道的距離一樣。我可沒聽過有誰嫌「女人街太遠」而不去的。
新填地街倒真的再遠了一個街口,正如花園街和彌敦道的距離。
至於荔枝角道則真的距離長沙灣道遠了一點(一如大埔道與長沙灣道之距離)。

不過我們又不想想,為何巴士路線要跟地鐵重疊呢﹖讓更多巴士途經旁邊的路線,不是也可以讓人流不用集中於一條街上,「帶旺」附近地方嗎﹖
(何況也不是所有路線都避開長沙灣道/彌敦道,畢竟上海街和新填地街容量都有限,只是部分分流而已。)

星期三, 10月 22, 2014

法治心與洞穴奇案


法治心—超越法律條文與制度的價值》戴耀廷,香港﹕教育圖書,2010 (舊書介)
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Lon Fuller、Peter Suber,香港﹕商務,2006 (舊書介)

最近這段日子,很多關心香港的人都會睡不安寧,因為事態不斷發展已經令很多人資訊過載,甚至心力交瘁。

如果你不是強烈支持某一方的話,很容易會覺得困惑,這段日子法治或執法機關都受到質疑。你可能不明白,為何一個研究法律的教授,會主張以違法手段爭取民主。你可能更難理解,平常認為守法是美德的香港社會,為何有那麼多受過良好教育、愛好和平的公民跑出來支持違法行動。如果你沒有認定他們都是「反政府暴民」的話,這些現象顯然需要進一步解釋。

《法治心》就是在幾年前已經提出的解釋。戴耀廷教授在書中介紹了他「法治四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的看法,並討論「法治」和「守法」之間的關係。當然,讀完這本書你也不必贊成他的違法行動,但至少你會明白「法治」並非只停留在「守法」的層面(當然守法仍是很重要的),亦較易理解為何一個法律學者會提出這樣的計劃。

明白了這一點之後,我會邀請你接受進一步挑戰﹕閱讀《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
故事背景有點像幾年前的「神劇」《天與地》﹕五個朋友在山洞遇險,已知外界無法及時把他們救出。最後為免餓死,其中四人把另一人殺死並吃掉。問題是,究竟他們算不算犯法﹖

可能你會覺得荒謬﹕「殺人怎可能不犯法﹖」這正是本書魅力所在。

作者利用這宗虛擬案件,把不同的法學觀點融入不同判決當中,令最高法院諸位法官對一宗殺人案竟然無法作出裁決,主張有罪或無罪都言之成理﹗無論你本來認為應該怎樣判,讀完這本書都會發現有些理據你反駁不了。

以「機械觀」看法治的人,無法理解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紛亂(正如他們無法理解為何一個教法律的人會叫人犯法)。但這本書正正反映出,法律並不只是「殺人者死」的電腦程式那麼簡單。法律是由人訂立和執行,所以必然會出現不同思想之間的衝突和糾結。當然那並不等於我們可以任意以「正義」之名扭曲法律,但我們亦不能不顧道德倫理、機械般執行條文和命令。因為這樣反而會損害「公義」。

法律不只是專制社會治民之器。在一個民主社會,法律是公民之間的契約。如果我們不去了解法律,就算爭取到普選,民主也是不完全的、沒有保證的民主。我們就像一個不了解合約條款就簽約的人一樣。

我們應該了解法律,還要了解法律背後的精神。這樣才可以做一個真正的公民。

(註﹕有些看倌可能嫌《法治心》太簡化,建議可進一步看戴耀廷的《香港的憲政之路》,香港﹕中華,2010。這本書除了討論法治四層次,還有其他文章。)

星期一, 10月 20, 2014

預測天災

[預測天災—蔡錦滔、梁逸勤]

這個講座其實比較像是好書推介(笑),因為主要內容是來自一本書﹕
精準預測》(The Signal and Noise) by Nate Silver,台北﹕三采,2013

講者是想借太空館講座的機會,向聽眾介紹這本書。由於內容可以看書,所以筆記盡量縮短。

1. 古人依靠觀測和個人經驗累積知識,由口述到見諸文字,再到印刷術發展進入知識爆炸的時代。
現在的巨量資料(big data)時代,隨手一按就可以找到很多東西,可是雜訊遠多於訊息,如果找出對自己有意義的資訊非常重要。

Wired Magazine曾有文章指,數據之多令我們不再需要理論和科學方法,這個說法其實十分錯誤。因為電腦可以處理資訊,但要從中找出「意義」,理論和科學方法仍是必須的。

2. 預測地震

2.1 Gutenberg-Richter Law (古騰堡—芮克特法則,方某會按香港譯法叫「黎克特」) 指出,地震的規模(黎克特制)和發生頻率的對數(log)成反比關係。

(方按﹕留意,黎克特制本身已是一種對數刻度,所以其實地震能量和頻率就是反比關係。)

按此法則,地震規模每提升一級,發生頻率就會差十倍。因此可以用來做地震遠期預測。
舉例,伊朗首都德克蘭於1960-2009期間發生15次5.0-5.9級地震,平均每3年一次。
因此,我們可以估計,每30年會發生一次6.0-6.9級地震,每300年會發生一次7.0-7.9級地震。如此類推。

(方按﹕我想他的解讀有一點出錯,因為圖表指的是「發生高於此級別地震的頻率」,所以正確的解讀應該是「每30年發生一次6.0級或以上的地震」和「每300年發生一次7.0級或以上的地震」。)

2.2 在尋找資料模式時,容易發生的問題就是overfitting(過度配適)。這是指研究人員試圖以一條曲線/公式/模式盡可能配合一切已有的數據,得出的結論反而偏離了事實。因為數據的出現有隨機性,並非完全符合預期,總會有些偏離簡單模式的雜訊出現。如果我們連這些雜訊也要「配適」,結果就是過猶不及。

日本311大地震福島核電廠出事,就是過度配適(pattern-matching)的結果。日本東北的已有數據(由1960到2011年3月10日即大地 震前一日),地震震級和頻率(log)的關係並不完全成一條直線,中間有一段屈折了,較大規模的地震頻率減少得比較快。
研究人員把所有數據都連成曲線,認為9.0級地震的頻率是13000年一次,那是極度罕見的事,所以福島核電廠只需要設計成抵禦8.6級地震就夠了。
可是,如果我們依照Gutenberg-Richter law拉直線配適(當然那就導致數據並不全都投在那條直線上),就會發現9.0級地震的頻率應為300年一次,那就不真的很罕見而值得預防了。
結果3月11日日本東北就遭遇9.1級大地震,然後福島核電廠出事。

(方按﹕這一段其實也有少許誤解的,並不在於數據方面,而是福島核災並 不是因為地震,而是海嘯導致。雖然地震超出了設計,但反應堆當時是順利停機的,並沒有失控。可是反應堆會繼續發熱,需要維持冷卻水循環降溫。問題就是核電 廠的防波堤設計沒預計有那麼高的海嘯,結果後備發電機被沖毀,核電廠沒有電力維持冷卻水循環。東京電力公司又因為廢爐損失大,沒有當機立斷灌海水降溫,結 果堆心溶毀洩漏。
所以簡單而言,說低估頻率是沒錯的,不過核心不在於地震震級,而是在於海嘯高度。)

數據總會有偏差的,全部都要嗎﹖(方按﹕「有數據,真係全要﹖」 :P )

3. 預測颱風

3.1 例子就是颶風卡特里娜(Katrina),這個颶風風速帶到280km/hr。(需知道香港天文台定義「超強颱風」也只需要185km/hr或以上)

這些災難並不是預測的問題。在二三十年前沒辦法有那麼準確的預測,但這次在五天前已經預報可能吹襲新奧爾良。但最後有大約八萬人(約1/5市民)沒有聽從指示疏散,結果死了約1600人。為何至此﹖

(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IBM藍火超級電腦(位於科羅拉多州Boulder)每秒可運算達77兆位元。)

事後對倖存者的調查,有2/3的人認為這個颶風不會很強,而餘下的人則不知道要疏散(走了4/5人也不知道﹖),市長等了24小時才發佈強制疏散令很多人未能跟進,亦有些窮人和老人根本沒看新聞所以不知道有指令疏散。

(方按﹕其實也有些人是太窮,沒法疏散。畢竟疏散去其他城市,有點錢的人可以當渡假訂酒店,沒有錢的人可以睡在哪﹖沒錢要訓街,那就有人會覺得「不如留下博一博」算了。)

3.2 科學體系有兩大派觀念。
一是宿命論,亦稱科學決定論(determinism),認為所有事情都有明確的因果關係,所以只要我們完全知道之前的狀態,就可以預測到未來,而這個預測是已經被現況「決定」了無法改變的。
二是知識論,認為人類的能力有極限。由此發展出機率論,再加上量子力學也有測不準定理,他們認為完美的預測本質上是不可能的。

那麼,照道理空氣分子比原子大,不需要用量子力學去處理,那麼是否就可以有完美的預測﹖氣象是否有隨機性﹖

3.3 數值天氣預報的濫觴,是1916年英國氣象學家 Lewis Fry Richardson 在戰時試圖以「氣象矩陣圖」,把德國北部劃定格子,以計算不同地方於特定時間的天氣。可是他的計算失敗了。而且他劃的格子也太大,360km X 360km。

不過他想把格子劃小一點也很難,因為格子劃小一半,在平面上由一格變四格,立體上卻由一格變八格。所需的計算量會大幅增加,非人手所能完成。(還未計算時間點是否也劃分得更密……)

結果直到電腦發展後,到接近1960年代才開始使用電腦程式作數值天氣預報。

3.4 蝴蝶效應於1972年由Edward Lorenz提出,是混沌理論的 一種演繹。當他把一個天氣系統重複計算時,出現很大偏差,結果他發現原來只因為他把其中一個數據29.5168約化為29.517,那就令某些結果完全相 反了。這顯示出初始條件的微小變動,足以造成結果的重大差異(即古人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他比喻說就像一隻小蝴蝶拍翼,就足以影響千里之外的一場風 暴一樣。

所以電腦的預報結果,還是需要預報員的智慧去分析。美國研究顯示,電腦預報加上人的判斷,可令降雨預測準確度提升20%,溫度預測準確度提升10%。

而颱風預測路徑的誤差,亦由1987年的560km(差不多就是整個墨西哥灣,預測了等於沒有預測),到2007年縮窄到180km。

3.5 所以預報都需要校準(calibration)。
美國曾分析商業預報,認為它們對較高降雨量的預測相當準確,反而是較低降雨量的預測會較高。有人曾訪問這些機構,他們需要靠準確預測來留住客戶,但較低的降雨量需要誇大一點,才令客戶有所預備,亦不至於降雨後認為他們不準。(所以這是因應受眾心理的調整)
至於地方電視台的氣象學家預測降雨,則大幅偏高。這是因為電視台傾向以趣味性(誇張)來吸引收視。

4. 911襲擊可以預測嗎﹖

4.1 第一個概念是條件概率
講者舉例說一副啤牌有十二隻公仔(KQJ各四花),抽中紅心的機會3/12=1/4。但如果先抽到一隻紅心K,然後再抽到紅心的機會呢﹖這個有條件限制的就是條件概率。
在這個例子中的機率就是 P(紅心|紅心K)=2/11
(因為抽了一隻紅心K剩下11隻,其中尚有紅心Q和J)

4.2 第二個概念是貝氏定理,是一種根據後來事件修改先驗機率的做法。
講者舉例有兩個碗,碗H1有30粒水果糖和10粒朱古力糖,碗H2有20粒水果糖和20粒朱古力糖。那麼如果我隨機抽一粒糖出來,發現是水果糖,它來自碗1 的機率是﹖

隨手一拿拿到碗H1或H2的機會都一樣,是0.5,這是「先驗機率」。寫成算式就是P(H1)=0.5, P(H2)=0.5

那麼在碗H1抽到水果糖的機會就是 P(H1|E)=P(H1)*P(E|H1)/P(E)
(抽出水果糖是來自碗H1的機率 = 抽到碗H1的機率 * 抽到碗H1當中的水果糖機率 / 抽到水果糖的總機率)

P(E)=P(E|H1)*P(H1) + P(E|H2)*P(H2)=0.75*0.5 + 0.5*0.5 = 0.625
(抽到水果糖的總機率 = 抽到碗H1當中的水果糖機率 * 抽到碗H1的機率 + 抽到碗H2當中的水果糖機率 * 抽到碗H2的機率)

P(H1|E)=0.5*0.75/0.625=0.6
(簡單說其實總共有50粒水果糖,其中30粒在碗H1,所以抽到水果糖就有30/50=0.6的可能來自水果糖。當然貝氏定理可以做的事遠超於此。)

4.3 那麼在911當天,第一架飛機撞上世貿大樓時,我們如何確定是否恐怖襲擊﹖

根據以前的經驗估算,我們可以先設定P(H1)=0.005%為「飛機撞大樓是恐怖襲擊」的先驗概率。

那麼如果真的是恐怖份子,他們撞上大樓的機率自然是P(E|H1)=100%。
如果其實不是恐怖份子,而他們撞上大樓(即意外)的機率是P(E|H2)=0.008%。
於是P(H1|E)(即是撞上大樓的是恐怖份子)=38%

到第二架飛機都撞上呢﹖
我們進行第二次運算,把P(H1)=38%代入,就算P(E|H1)=100%和P(E|H2)=0.008%的估算不變,再計算出來的機率會變成99.99%﹗

4.4 事實上,根據1979-2001年9月10日(即911前)所有北約國家的恐怖襲擊紀錄,按照死亡人數和發生頻率排列,同樣可以整理出一條 Gutenberg-Richter law的直線。根據這條直線推測,發生死2977人(911 紀錄)的恐襲,大概約80年會發生一次。

4.5 美國事後的911報告,認為政府有四大失誤,包括政策失誤、能力失誤、管理失誤、和想像力失誤。
甚麼是想像力失誤﹖因為美國本來已知以下情報﹕
—以往已有恐怖份子用飛機撞大樓的紀錄
—1993年世貿大樓已受過襲擊(方按﹕那次是汽車炸彈)
—2001年國務院已知阿蓋達組織把襲擊升級
—有恐怖份子學習駕駛飛機
唯獨是美國情報機構未能「發揮想像力」把這些情報綜合起來,預先防範。

星期三, 9月 24, 2014

香港天氣常識及觀測、基礎氣象知識


香港天氣常識及觀測》方志剛、袁仲昇著,香港﹕花千樹,2007
基礎氣象知識》梁偉鴻、孔繁耀、林啟賓著,香港天文台,2007

每逢風季,大家總是喜歡猜測「會否有八號風球可以放假﹖」,為此「賭牙骹」也不是網絡討論區盛行後才有的事。小時候的我也一樣。

不過當時資訊很少。只有八號風球已懸掛後,電視台才會每小時播放風暴消息。當颱風還在菲律賓一帶,我們已經猜「會否來香港」的時候,就只能等待每日電視傍晚新聞之後,天氣報告裡展示的那幅天氣圖。

要明白那幅天氣圖上的線代表甚麼,唯一方法就是自己去公共圖書館看氣象書。當時這些書籍幾乎都是台灣出版,內容大部分是翻譯外文著作(尤其是日本)。當然它們也會教你讀天氣圖,不過講的是日本常見天氣現象。對於香港人來說總是有點隔靴搔癢,因為日本的天氣模式其實跟香港很不同。

近年終於有針對香港的氣象書出版,讓讀者多了解香港的特色天氣和預報時的「奧妙」之處。對於這一代氣象迷,誠為幸事。
《香港天氣常識及觀測》作者之一方志剛,是前天文台員工,更創立了「地下天文台」。他們的討論區甚至有全年估天氣比賽,每次颱風過境時討論都很熱鬧。雖然網上氣象迷不時批評天文台的工作,但地下天文台也做了不少普及氣象知識的工作。這本書除了教氣象,更為氣象迷介紹自設氣象站的資訊。
(更詳細的介紹可以看 http://fongyun.xanga.com/2007/06/12/weather-and-aviation/)

有「地下」壓力,「地上」的天文台自然也不敢怠慢,成立了粉絲會「天文台之友」,並增加了很多公眾教育節目,包括一些氣象入門課程。《基礎氣象知識》其實就是其中一個公眾課程的筆記。(為何我會知道﹖因為我有上課囉﹗ :p )

網絡時代,天文台網頁提供的資訊跟電視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除了每天四幅天氣圖,還有各種雷達、衛星圖片,甚至電腦預報圖。下次再有颱風,同學看了這兩本書,再加上網上眾多天氣資訊,就可以有根據地「猜」了。

當然賭博無益,只是「賭牙骹」圖個高興就好啦。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星期日, 9月 21, 2014

冷戰初期的香港軍事史

這次啟用了先前好朋友送的 Curious George 記事本,既然 curious 拿來聽講座用正好。 :D
因為趕時間,到理工大學已經沒時間,就在大樓下見到一間京滬小食亭,買個滷肉飯飯盒就算。還以為像台灣滷肉飯般是肉碎,怎料是幾大塊半肥瘦腩肉,咬掉肥肉後大概剩下一半也沒有,醬當然也不行。這樣也可以在尖沙嘴賣,而且在大學裡也賣$29,未免太過分了吧﹖
(後話﹕在大學裡面見到很多學生在跳來跳去,感覺很像神探伽利略第一輯的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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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初期香港軍事史—鄺智文博士]

1. 講座的五個主題﹕
—英國是否真的打算「放棄香港」﹖
—中、美、英如何看香港﹖(而悲哀的是本地人的看法通常都被忽略)
—英國如何以非軍事方法保住香港﹖
—英國在香港的防衛計劃﹖
—戰前和戰後的香港防衛是否有延續性﹖

2. 講者首先分享 Keith Jenkins 的一番話。大意是﹕歷史是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由有當下心態的工作者(絕大部分都有受薪)創造。而他們的作品不斷被使用和濫用,而這些使用和濫用常常和權力基礎相對應。
由於沒有人能知道所有事,每個人寫的歷史都是根據他自己認知的故事,而學者和一般人的分別是學者用上一套比較嚴謹和可辨認的模式去寫。講者認為網上的歷史 爭拗,很多時參與者都不看書,只是引述網上資源(如維基百科)罵來罵去,就以為自己代表了事實(當然有些寫歷史的人也是這樣)。如果一個人告訴你他說的事代表了事實的全部,那麼他不是太天真(不知道歷史的複雜),就是別有用心。

3. 香港在地理上非常特別。

首先,它處於西太平洋地區的中心,四方交通都很方便,同時四方都容易進攻。例如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就攻佔了香港,但後來就受到從大陸後方飛來的盟軍轟炸機威脅,妨礙了南洋經香港到日本的運輸線。

而香港的海岸線非常曲折多灘頭、難以防守,但適合大規模登陸的地點亦很少(只有沙頭角海和青山一帶的沙灘)。

香港的地形崎嶇、市區被群山包圍,難攻、亦難守。因為守軍在群山之中互相聯絡和支援都不易。更危險的是,九龍以北的山脈比香港島的山更高,誰佔領了九龍就可以對港島北的精華地帶一目了然,極受遭到炮轟。換言之守方必須守住九龍,才保護到港島。(這也就是英國佔領九龍和新界的理由,和日軍入侵時九龍失陷後港島亦撐不下去的原因。)

所以,1941年英軍打了十八日才投降,其實未算太差。很多人錯誤引用文獻,指香港預期可守半年,但其實那些文獻只是指為防守儲備了半年用的物資。而防守作戰計劃只預期最多撐五十日。

4. 1941年的防衛計劃,守住九龍只是為了爭取時間把軍隊、重要人物(即英國僑民)撤到港島,然後把所有橋樑和維港船隻炸掉,阻撓敵方前進。把醉酒灣防線宣傳成東方馬其諾防線,只是用來「威懾」日軍拖時間而已,並不真的打算長守下去。

香港的防守計劃並不是旨在就地擊退敵人,而是消耗敵方時間,以待己方派出援軍。(方按﹕當時的計劃是由星加坡馳援,但英國人沒料到日軍會同時攻擊整個東南亞,而且當時連遠東艦隊的威爾斯親王號被擊沉,於是英國首尾不能相顧。)

在大戰期間,由於中國已成為盟國,故中英協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特權問題(中英平等新約),國民政府要求收回所有租界。那麼新界算不算租界﹖中方當然認為是,而英方則要求到戰後才談判如何移交,結果新約中只「保留日後提出討論之權」。
(有趣的是,三十年代國民政府為了借錢,曾經建議乾脆把新界割讓給英國。但英國因為被德國威脅,防守亞洲殖民地有困難而拒絕,結果留下一個懸案。)

奇怪的是,當時日本對於大戰後香港的地位,究竟是保留作佔領地還是還給汪精衛政權,並無計劃。
而國民政府對於接收香港後要做甚麼,同樣沒計劃。他們就只是認為這是「國恥」所以要收回。

大戰期間羅斯福曾經大力要求英國歸還香港給中國,同時要求中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但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令國民政府對戰局喪失影響力,於是羅斯富也就不再迫使英國讓出香港。

5. 1945年8月10日日本開始商討投降安排,到15日正式宣佈投降。10日的消息隨即傳到盟國。當時最接近香港的國軍位於雷州,由張發奎率領的新一軍部隊(張發奎留下的紀錄,當時他就認為這是「雪恥」的一刻,十足的民族主義心境)﹔英軍則有艦隊於馬尼拉,並有航空母艦集結於日本附近。雙方都力圖率先佔領香港,但行船比走路快,所以最後蔣介石不得不同意由英軍受降。
(而且當時英軍還有很多補給艦艇,可以立即為香港居民提供救濟,而國軍則缺乏補給,勉強接收香港之後可能徒然釀成民變。張發奎接收廣州後的亂狀便是一例,直接破壞了民眾對國民政府的印象。)

與此同時,那個剛剛走馬上任就「搭沉船」面對香港淪陷的輔政司詹遜,在未收到倫敦指示前已經向日方交涉,並宣稱自己組織「臨時政府」接管香港。
(此君與一眾港英高官在拘留營中就已經在檢討政策和計劃日後改革,甚至跟日本人交涉時還自稱CS,遭日本人反駁時就說只是 Camp Secretary 的意思,方按﹕不知該說是幽默還是阿Q。當然更誇張的是,他們連重光紀念郵票都預先設計好了……)

最後英軍於8月30日登陸香港,並以這一日訂立重光紀念日

6. 有些人認為英國在戰後重新佔領香港,根本就是沒打算把香港交回中國。可是從檔案紀錄可見,英國政府很清楚自己不會永久佔有香港。但英國人的行事方式就是要「循序漸進」有秩序地交還香港,好讓自己「光榮撤退」。(方按﹕當然也包括保持影響力)

但二戰結束後,內戰隨即爆發,而且國民政府還兵敗如山倒,大陸一下子赤化。英國就此失去談判對象,於是本來對香港前途的談判就拖了幾十年。
(事實上香港前途談判還是英國人啟動的,中共一直只是反對香港獨立或民主化,並無主動要求談判。甚至有資料稱中方官員認為不懂管理香港,根本不想收回。只是英國人太尊重「法治」,七八十年代面對「九七大限」主動找上門談判而已。)

而在戰後,英國自己也面臨國力下跌、帝國解體的問題。於是國防政策收縮到以歐洲和中東為核心,並戮力發展核武威懾(nuclear deterrence)蘇聯的策略。在這個背景下,其他開支務必樽節,於是艦隊縮減,1945年派來接管香港的太平洋艦隊改組為遠東分隊,大部分大艦(尤 其是航空母艦)都在五十年代拆毀。

在中國內戰重起前,英國政府已經決定如果「再與任何控制中國內地的列強(power)開戰時,即會放棄香港」。
(當時用「列強」而非「國家」這個字是關鍵,因為在1949年後,英國正是因為判斷當時的中共未算「列強」,所以決定先保住香港再算。)

7. 1949年中共席捲大陸,駐港英軍被認為「坐在火山口旁」。因為英軍軍官一直在觀察共軍的表現(還發生了紫水晶號事件),對共軍軍官的表現和共軍戰力多有好評。但當時中共只有大量軍官和步兵,裝甲兵和海空軍都不足。所以英國決定增援以威懾中共。

當時英國算是不惜工本湊足了一支大軍,包括擁有三個步兵旅的第40師、陸戰隊、第4坦克團、砲兵四個團,另有空軍噴火式兩個中隊、並海軍香港中隊。(後兩者正為糾正1941年守軍欠缺海空支援之弊)

坊間一般的說法是「如果共軍要『解放』香港的話英國根本無法防守」,講者以為不然。因為當時的共軍不如日軍,欠缺海空支援下,只能從深圳河向南侵。而英軍只需要讓出面臨深圳的北區平原,然後讓共軍進入這裡被英軍三面包抄,則共軍只能以步兵人肉面對英軍的炮兵和坦克,而且英國海軍還可以從后海灣和大鵬灣兩邊包夾,輔以空軍攻擊。共軍進攻並不樂觀。
(方按﹕可是,以中共後來打韓戰的經驗,只要可以把收編的國民黨軍推去做炮灰的話,他們並不介意用人海戰術,犧牲大量人命來攻佔他想要的地方。問題只是你的子彈多還是他的炮灰多﹖)

英國的另一策略,就是要作「反宣傳」抗衡中共,強調香港自由和繁榮。因此要增加與外國的貿易(亦因此香港以前的貿易談判間中會獲「放水」),並把美國拉下水支持英方。

8. 可是在另一邊箱,中共卻從來無意進攻香港。因為他們的如意算盤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以香港為套取外匯和統戰華僑的渠道,並盡量增加在香港的勢力。更進一步就是利用香港迫使英國讓步,並離間英美關係

而作為第三方的美國,為了建構「防共島鍊」也需要找一個在大陸上的據點(澳門因為人少地少政府又差所以不抱寄望)。並利用香港接觸大陸上的反抗者,以香港經濟作示範影響大陸。
當然香港的一大功能就是給各方(包括中英美俄等)收集情報,英美在香港自然有很多相關部門。例如英國政府通訊總部(GCHQ)、皇家空軍367通訊兵隊、小西灣監聽站、美方的友聯研究所、《中共年報》等。

至於英國,比美國較少意識形態的約束,只打算與中共並存。更擔心美國太強硬的政策會令英國捲入一場對華戰爭。
當時英國政府的一份內部備忘錄,期望與「一個友好、民主、穩定,並控制全國」的中國政府討論香港前途問題。這份備忘錄被呈交首相艾德禮,後者決定取消「民主」一詞,因為要求有民主的中國政府才談判,除了會被中共認為是諷刺自己不民主外,更可能令對方以為英方「沒打算談判」。(講者半開玩笑說,這個詞對香港是否不刪好過刪,就是後話了。)

9. 韓戰後,英美需要合作防守香港。美軍雖然不願正式駐軍,但經常給士兵來香港休假,其實也是一種另類威懾(畢竟他們隨時可以作戰)。

為節省經費,英國在1952年就減少了駐港英軍。改為以「強力抵抗的印象」來威懾中共。

而「澳紐美盟約」(ANZUS)亦排除了英國和香港,澳紐日益靠攏美國。

為了應對這一趨勢,英國宣佈,如中國入侵,英國會「視之為全面戰爭,並期望美國參戰」,來把美國拉下水。

美國則私下認為「香港只是迫使英國拿出勇氣支援美國的籌碼。」
(方按﹕簡單點說,即是各懷鬼胎,大家都鬥「拋」。)

英國1955年的防衛計劃,訂明要向中方展示,進攻香港等於全面戰爭。但同時駐港英軍餘下三個營,金鐘海軍船塢也在1958年解散。

此時美國發現英國有撤兵企圖,於是提出協防﹕指出英國打算守住香港、英美會協防合作、和英美有使用核武的準備。
但與此同時,美國的內部文件則指美軍戰時只會負責撤僑。(方按﹕真是一對縮骨孖寶)

1958-1960年的外相表示,要使中國認為如果攻擊香港,就會遭到核反擊。並且要避免中國以香港成為美國軍事據點為藉口開戰。
而美國則以發表「高層聲明」和調配B-52轟炸機來往香港展示支持。

10. 在三方都各懷鬼胎之下,1949-1971年的香港大致都是安全的。雖然1953年9月3日發生了HMML1323號遭炮擊事件,後來的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都沒有影響英軍的撤軍計劃。

與此同時,民安隊和義勇軍等支援團體亦增加了本地人(還有華籍英兵,當中有成員甚至參加過二次大戰當特種兵),當然這也是進一步節約資源的考慮。

當時駐軍的首要任務,已經不是作戰,而是「winning hearts and minds」。透過為本地鄉民修橋補路、和居民交誼,爭取本地人的支持。以形象工程贏得市民信心,基本上不具抵抗入侵的能力。
當時的銀河計劃,有事時將於3日內派出四個營(包括一營啹喀兵)來港接管各項基要設施。(即是後來被現在突然為人所知的《基要服務團條例》接手的工作)

在香港的防衛問題上,從來都只是對香港有興趣的幾個大國在盤算,從來沒人問過這塊土地上居民的意見。當然,除了一項,就是軍費

11. 問答時間﹕有人提出中共試爆了原子彈,甚至之後擁有氫彈,有否影響英國的核威懾戰略﹖
講者表示,中國擁有核彈沒影響英國政策。一則因為中共有一段時間都只有核彈而欠缺運載能力(方按﹕更無法打到地球另一倒的英國)﹔二則英國本來就沒打算強留香港,中國想要就會交還,英國只求透過談判體面移交而已。

12. 廣告時間﹕講者出了三本相關的書﹕《老兵不死》、《孤獨前哨》和《Eastern Fortress》,後者將於2015年年尾出中文版。

星期六, 9月 20, 2014

圖書館信箱之版權與審查

(緣起﹕話說圖書館主任協會收到同工來信,問了兩個分別涉及版權和審查的問題。由於方某對版權審查這兩方面意見特多,所以在「先出聲先做」的規矩下被指派回應問題。乾脆轉貼出來讓大家也參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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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同工想把CD-ROM的內容列印出來給學生借閱,然後收起CD-ROM,問這樣有否違反版權條例。

A1﹕謝謝垂詢。以下並非法律專業意見,只是圖書館同工的分享。

首先一般而言,《版權條例》(第528章)容許使用者為私人研習目的而「公平處理」複印材料(第38條),但顯然如果複印大部分內容就不可能屬於「公平處理」。而且一般商業CD-ROM的使用條款應該都不會准許這樣做。

《版權條例》的確容許指明圖書館可以製作替代複製品以作保存(第51條),而指明圖書館包括非牟利學校的圖書館(《版權(圖書館)規例》附件一)。可是第51條訂明,只限購買此項目「並非切實地合理可行」才容許複製,這並不適用於閣下的情況。《版權(圖書館)規例》進一步訂明,只有在原件遺失或損毀的情況下才准許從其他圖書館複製原件(第7條)。

換言之,條例並不容許圖書館在擁有原件的情況下,為了便利讀者閱讀而複印大部分內容。為讀者提供內容,「公平處理」的範圍限制跟一般讀者自行影印的限制相若,以10%為限(《版權(圖書館)規例》第六條)。

您或許聽聞過,《版權條例》修訂後提供了教育豁免,但仍然受「公平處理」原則限制(第41A條)。但第45條進一步規定是要為了「指明課程」的「教學目的」,而在「合理範圍」內複印作品,才受到保護。至於是否引用這個理由複印CD-ROM的內容,只有任教該課程的老師有資格決定,並非圖書館主任的職權。

如果閣下只是把CD-ROM的小部分內容複印,方便師生無需逐隻CD-ROM打開就可以大約了解內容,以決定是否借閱,這樣可能屬於「公平處理」。例如把CD-ROM的封面和封套影印,作目錄和宣傳用途,不少學校圖書館都會這樣做。但如果複印的內容過多,或者試圖以複製本取代CD-ROM(例如令師生不用再借CD-ROM),這樣就很可能超出了「公平處理」的範圍而違法。

閣下可以考慮一下,您的複印活動是鼓勵和方便讀者使用那隻CD-ROM﹖還是乾脆取代了那隻CD-ROM﹖

當然要再次強調,以上並非法律專業意見。閣下可向律師查詢進一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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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某校視覺藝術科老師購買的圖書中發現有淫褻圖片,同工正考慮是否要把有關頁數撕走或塗黑才開放借閱。想詢問有否更好的處理方法。

A2﹕一般而言,無論根據國際圖書館聯盟《關於圖書館與思想自由宣言》或《香港圖書館協會專業守則》,圖書館都不應該容許審查,並支持資訊自由流通。所有的資訊選擇和展示,都只是基於專業考慮,而非出自政治、思想或道德觀點

當然,因為學校圖書館的主要使用者為未成年人,所以根據法例我們不可以向他們提供屬「淫褻」或「不雅」的物品。換言之如果這些物品在法律上(而非我們個人觀感上)達到「不雅」的程度,我們就不能向學生提供這些物品

從來信中,我們不太清楚閣下是否已經跟視藝科老師溝通過,讓他檢視您認為「淫褻」的內容。如果未的話,應該先找他溝通,讓他檢視這些圖片是否符合教學目的。因為有些藝術裸照或裸圖是學習寫生時需要參考的。這在法律上未必屬於淫褻或不雅。

如果閣下已經與視藝科老師溝通並取得共識,認為這些圖片不適合學生觀看的話。我們亦不建議採用撕毀或塗黑的方式,因為這樣損毀書本,有違圖書館保護藏書的宗旨。而且這樣會令學生得到錯誤的觀念,認為對於他覺得不合適的內容可以同樣撕毀或塗鴉

貴校或可決定採用以下幾種方法﹕

1. 那本書是否必須列入圖書館館藏﹖或者已經列入﹖還是可以考慮當成視藝科自行購買的教材,放在視藝室由老師決定何時給學生參考哪一幅圖﹖
如果「不適合學生」的圖片較多的話,或者採用這個方式比較容易控制。

2. 如果已經列入圖書館館藏,無法當成視藝科財產,而內容又較多「不適合學生」的部分,會否考慮把它當成教師參考書,不讓學生翻閱﹖(因為有些學校圖書館的教師參考書會另行放置,學生接觸不到。)
這樣的效果和 1. 差不多,視藝科老師可以借出當教材,控制學生看到某幾幅「適合學生」的圖片。

3. 又或者,如果被認為「不適合學生」的圖片只是少數(如幾幅),會否考慮當成一般參考書,但包封部分頁面﹖(例如以不透明的紙包住某一頁,讓學生看不到內容)
學生無法借走的話,擅自拆開包封的機會比較少。
如果怕學生在圖書館裡會拆開包封,還可以把書留在櫃檯內。讓學生只能個別問准圖書館職員借閱,在指定地方翻看(例如櫃檯前可以清楚看到的桌椅)。

以公共圖書館為例,他們收藏一些「不適合兒童」的裸體藝術攝影集,是會收藏在書庫內,只限成年讀者借閱。讀者只能在目錄上查到,然後填寫申請表向館員要求調出。
公共圖書館亦有一些珍貴舊書,除了填寫申請表外,還需要坐在館員指定的地方閱讀,以便監視。
閣下可以參考一下這些實例。

4. 如果那些圖片並非真的去到法律上「淫褻或不雅」的程度,只是比較暴露而可能令人尷尬或招致投訴的話,亦可以考慮只列為參考書不准借出。一般而言,如果一本書不能借出的話,已經可以避開大部分的好事之徒。看書的人都是真正需要這本書的話,招致投訴的機會自然也比較低

希望以上的意見可以幫到閣下,如有需要請不吝聯絡﹗

星期日, 9月 14, 2014

漢語在世界語言中的獨特性:從地理環境及氣候變遷看其成因

[漢語在世界語言中的獨特性:從地理環境及氣候變遷看其成因—張敏教授]

1. 講者一開始就說明,他所說的獨特性是指語法方面的獨特性。
他也提及英文講題「Understanding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Unlikely) Perspectives of Geographical Setting and Climate Change」,為何裡面會用「unlikely」呢﹖因為表面看起來氣候和語言應該不太像有關係的。

2. 所謂「現代漢語」是指標準書面漢語、口頭共同語(普通話)和各種漢語方言的集合。

2.1 現代漢語並不等於中國語言,因為中國還有很多少數民族,其語言不下一百種。(中國現在劃分了55個少數民族,這分類是政治性多於學術性)
中國各大民族的語言可分類到多個語系﹕
漢藏語系壯侗語族苗瑤語族被認為包括在內(但有爭議)
阿爾泰語系﹕包括蒙古語族突厥語族
印歐語系
南亞語系
南島語系 (大陸稱為「高山族」的台灣原住民與之焉)
韓語 (日韓語言未能分類到哪個語系之中)

2.2 漢語本身的方言大致以長江為界﹕
長江以北都是講官話的。
長江以南都是講非官話的,統稱東南方言,有吳語湘語贛語閩語粵語客家話,和一些小眾語言如平話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部分江北地方也有講吳語,而四川盆地是官話地盤。長江之界大概只適用於華中至華東。

2.3 漢語方言的現代分佈是受兩個方向的移民潮所致﹕
南北向大移民發生於六朝和唐宋,而官話大體形成於北宋南宋之交。
東西向大移民發生於明清兩朝,令官話地區拓展—
—在北方﹕西至新疆、東至遼東以北的東三省
—在南方﹕由於以江西填湖廣(故湖北湖南人稱江西人為「老表」)、湖廣填四川,令南方官話分佈至雲貴川三省。

(方按﹕如果把東南的人移入雲貴川令當地變成官話區,那麼為何現在東南還是非官話區﹖)

3. 語法上看,主語(subject, S)、賓語(object, O)和謂語(verb, V)的基本語序可分為六種,在已知的語言中﹕(這來自維基)
—SOV(我你愛)﹕佔45%,如日語、韓語、印地語、滿語、拉丁語、多種阿爾泰語言、泰米爾語
—SVO(我愛你)﹕佔42%,如漢語、英語、法語、俄語、印尼語、多種歐洲語言
—VSO(愛我你)﹕佔9%,如阿美語、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愛爾蘭語等
—VOS(愛你我)﹕佔3%,如賽德克語、馬拉加斯語、斐濟語等
—OVS(你愛我)﹕佔1%
—OSV(你我愛)﹕佔不到1%
可見最大宗的就是SOV和SVO

如果只看中國,全部漢語都是SVO,除了西北地區有SOV傾向(下續)。
北方的非漢語語言,都是SOV。如滿語、蒙語、顎溫克語、朝鮮語、烏茲別克語、維吾爾語、藏語等。(甚至在中國以外的日語、西伯利亞語言也是)
南方的非漢語語言,都是SVO。如苗語、侗語、壯語、布衣語、京語、泰語、柬埔寨語、老撾過、馬來語等。(除了藏緬語仍是SOV)

Matthew S. Dryer的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 Online (2013)顯示,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都是呈現北方語言為SOV、南方語言為SVO的形勢。(南亞印度另計)

4. 語言史和非語言史出現的重合是巧合還是有關﹖
第一個重合是漢語史和內藤史學中國史的分期吻合。
第二個重合是氣候史上幾次寒冷期和中國史分期的吻合。這些時期都是現代漢語基本結構特點產生的時期,而且與中國移民史中三次南北大移民有關。由氣候、移民到影響語言,可謂是蝴蝶效應

4.1 第一個年代重合。
漢語史分期可參考王力(1957)、呂叔湘(1984)和Peyraube(1988)。當中以呂叔湘最為宏觀,把漢語史一分為二,認為唐宋之交、晚唐五代區分了古漢語和近代漢語(現代漢語只是近代漢語的一個分期),亦產生了官話咎和非官話的區隔。
現代漢語的特點在南宋至元朝間定型(方按﹕其實部分只是官話特徵),例如入聲消失、濁音清化鼻音消失,第三人稱用了「他」(南方仍用「k」聲母,如粵語「佢」),複數用「們」(南方都不用,如粵語仍用「地」)。
古代漢語還可以再分為二,以東漢為界。如王力就把先秦至東漢分入上古期中古期至南宋。
高本漢(B. Karlgren, 1928)則以語音分期,把漢語史分為上古(Archaic,詩經時代至東漢—留意也是以東漢為界)、中古(Ancient,六朝至唐)、近古(Middle,宋朝)、近代(Modern?,元明)。

4.2 講者認為,中國史分期是以政治朝代劃分,不應與漢語史分期重合的。
他舉例說,一般人總以為粵語語法改變最大的時間,應該是1949(解放軍佔領廣州)或1997(香港回歸)吧﹖但其實研究顯示不是這樣,最大的改變發生於1910-30年代。
例如他的博士論文就是討論﹕現在問人「係唔係」(如「你睇唔睇書」)並非粵語本來的語法,而是官話的語法(「是不是」),粵語本來是「睇書唔睇」或「睇書唔呢」(方按﹕前者香港老一輩間中還會有,而南洋人講廣東話亦不時如此)。不過如果認為這是「北方壓倒南方」也不對,因為北京話本來也是說「看書不看」,「看不看書」其實是南方官話的語法。亦即是說,其實「是不是」的語法是南方官話同時改變了北方官話和粵語。為何會這樣呢﹖講者認為最大可能是當時通車的粵漢鐵路所導致,加強了南北交通往來的結果,比政治更迭影響更大。

講者舉出很多學者對中國史的分期方式,都是與漢語史分期不重合。唯獨是內藤湖南(1866-1934)的分期重合﹕
—上古(至東漢中期)
—中世(東漢至唐)﹕內藤「唐宋變革說」,認為這段時期相當於歐洲的文藝復興。
—近世(宋至清)﹕內藤「宋代近世說」。
因為他的參照系與標準與其他學者不同,他是植根於整個東亞大陸的大背景,以歷史發展為時代文化發展。內藤認為東亞酣史就是以中原為核心的東亞地區各文化交融、擴散、中心轉移的歷史。他說「余之所謂東洋史,即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支那上古史,1944)
而有趣的是,橋本萬太郎(1983)身為與內藤所屬京都學派死對頭的東京學派,但也有同樣的看法(東亞史是漢語同化周邊的歷史)。

5. 第二個年代重合。
Huntington (Civilization & Climate. 1935)指出﹕歷史事件和氣候變化之間的緊密關係,超乎所有人的想像。
例如公元二世紀(東漢)後歐亞大陸寒冷化,在東方導致匈奴崩潰,在西方則出現日耳曼人大遷徙,導致羅馬衰落。最後拉丁語發生質變和分化,成為日後的羅曼語族
另一例子,國人常說「漢唐氣象」,這個氣象本意是「氣派」,但亦確有「氣象」之功。因為秦至西漢(文景之治)、隋至中唐(貞觀之治)都是溫暖期,以至日後北方人多自稱「漢人」而南方多自稱「唐人」。

6. 上古期,除了殷末周初、西周中晚期兩次出現短暫寒冷期外,其餘都比現代稍暖。相關研究包括胡厚宣(1944)、竺可楨(1972)、葛全勝等(2011《中國歷朝氣候變化》)。

殷代北方氣候與今日江南相近。殷墟曾出土化石象,原先被認為是南方進貢,後來認為是野外狩獵所得。作為印證,河南古稱「州」,《說文解字》曰﹕「豫,象之大者」。
到秦朝北方大量使用竹製品和竹簡,證明黃河流域足夠溫暖,廣泛有竹生長。

而到了東漢冷期,由東漢公元初(方按﹕東漢始於公元25年),南京竟可興建「冰房」儲存大冰塊為食物保鮮,可見其氣候之冷。

唐末至五代為冷期。唐初中期(暖期)長安冬天經常無冷雪,而且還可以種柑橘梅樹之類的亞熱帶植物。而進入五代後華北就再無梅樹了,蘇軾﹕「關中幸無梅」、王安石﹕「北人初不識,渾作杏花看」。

竺可楨指南宋時期,1111年江蘇浙江之間的太湖全部結冰,冰面結實可通車。而1170年北京西山,重陽節已遍地冰雪。

明末清初的小冰期於17世紀帶頂峰,當時無錫段大運河結冰不能通航,以至鄱陽湖、洞庭湖、太湖都結冰,連廣東廣西都冰雪頻繁。

7. 這些寒冷期同時透過人口遷移,導致了官話與非官話之分隔,並形成了東南非官話方言的形式。

這些寒冷期當中的人口遷移主要可分為﹕
—八王之亂、永嘉之亂
—安史之亂
—靖康之難﹕這一次導致東南方言徹底脫離了中原母體自行發展,而且南方人口首次超越北方,經濟重心南移。(根據葛劍雄(1991),秦至宋元初北方和南方人口比為8:2,到元末為2:8。)

漢語有史以來都是SVO (上古漢語為非典型SVO,但仍比後代漢語更典型),「現代漢語基本結構特點」逐步形成,關鍵期就是寒冷期。結果漢語保持是SVO,但不像世上其他的SVO語言,也不像SOV語言,是兩者的混合體。

8. 從地理上看,漢人是農耕民族,而長江以南的SVO南方民族都是農耕民族﹔長江以北的SOV北方民族都是遊牧(或漁獵)民族。

嚴寒對遊牧民族的影響遠大於農耕民族,因為遊牧民族四處遊走並無存糧,所以大風雪可能令牲畜全數死亡而生計無著。

在史前至有史以來,北方漢人(方按﹕華夏)與非漢人長期比鄰而居,語言亦接觸融合(漢語胡化和胡語漢化同時發生),貫穿整段歷史。(今日仍發生,主要發生於太行山以西的西北地區)
而更大的接觸融合就是發生於寒冷期。
在溫暖期中原王朝比較強盛,對北方主要採取「和親」、防禦為主。到寒冷期,遊牧民族南下,影響中國歷史的進程。
葛全勝等(2011)指出,遊牧民族南下與冷暖週期變化是同步共振。

9. 語法獨特性與接觸關係。
馬氏文通(1898)旨在找出「華文所獨」的語法特點,但當時人找出的很多特點都只是相對於印歐語言(甚至只是英語)而言。並非漢語特點,而只是類型特點(因為周邊的SOV語言一樣有)。

講者指出現代研究中的漢語語法特色﹕
9.1 「是非問」用「反復問」(A-not-A),即「是不是」。(這一點周邊語言也有,是受漢語影響,與寒冷期無關)
9.2 「處置式」(「我把飯吃了」把SVO變成「S把OV」形式),同樣僅見於漢語和受漢語影響的周邊語言。
9.3 基本上是SVO,但介詞短語多前置於動詞(如「我"用刀"吃肉」,其他語言會放後面,如英文 I cut the beef "with the knife")。只有三種語言是這樣的﹕官話、粵語、客家話。
9.4 (抄不到)

10. 漢語其中特色是「動後限制」(post verbal constraint),動詞如果帶有其他成份,賓語就會被擠走,令動詞後只餘下一個成分。例如我們不會說—
—「他看書很快」(he reads very fast),而是「他看書看得很快」。
—「他看書兩個鐘頭」,而是「他看書看了兩個鐘頭」。
要強調「書」的話就變成「書,他看了兩個鐘頭」。
又或者把時距前置,「他看了兩個鐘頭的書」。
—「他洗衣服乾乾淨淨」,而是「他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

其他SVO語言都沒有這種限制,動詞後可以無限加上去(英語就是如此)。
上古漢語沒有這種限制。
南方方言也不嚴格。
現代北方話就很嚴格。
西北方言更為極端,例如他們會說「把你恭喜」,乾脆令動詞後面甚麼都沒有,變成類似SOV語言的模式。(SOV語言動詞前可帶無數短語,而動詞後不能有任何短語。)
「動後限制」就是漢語在SVO和SOV之間的一種折衷,讓動詞後只帶一個成份。

11. 以地理解釋這一些特點很困難,因為缺乏足夠證據,而且學者有認識誤區。內因論和外因論者二元對立。例如認為「北方漢語阿爾泰化」的說法就忽略了兩者之間的互動。但因為兩者已經融合為現代北方漢語的特點,找不到單純屬於漢語或阿爾泰語的證據而難以說服。

漢語和阿爾泰語的廣泛接觸是始於遼金元,但漢語本身的特點是始於漢代。
把重點放在阿爾泰語會忽略了漢語和藏緬語(氏、羌)、突厥語(胡、匈奴)的關係。(方按﹕即是漢語早已吸收了「五胡」的SOV特色,早於阿爾泰語的影響。)
東漢至晉,華北漢胡比例為5:1。(關中在西晉時漢胡比例抄不到)

中國式的語言接觸,兩千年來一再把入侵的非漢語民族轉為用漢語,這一點世界上少有(日爾曼入羅馬後採用拉丁語即如此)。
漢語是由內部演變和外部驅動共同形塑而成,但非漢語的影響不一定直接影響了語序(例如變成「我把飯吃」)。可謂「不借之借」,兩邊的核心都保留了一些。

12. SOV語言的核心是「動詞結句」。
漢語的核心則為「動在賓前」。

假設日美長期混居,日本人採用英語,可能發生的情況有三種﹕
第一種,兩者不協商、不妥協﹕I the book am reading (S O be V-ing) (方按﹕借英語字詞,但用日語原有的SOV語法)
第二種,兩者不協商、但妥協﹕I am reading the book (S be V-ing O) (方按﹕完全採用英語語法)
第三種,兩者協商且妥協﹕I am read-the-book-ing (S be VO-ing) (方按﹕大體採用SVO語序,但動詞拆開了,遷就SOV語法。)

當然上述只是純假設,但西北地方卻發生了類似的事。
在漢語的非西北方言,我們會用「V著O呢」的語序,如「他寫著作業呢」。
可是在西北,人們卻會用「VO著呢」,說「他寫作業著呢」。這種傾向越往西走越發達。

這類特殊情況就是原自不同語言之間的妥協。
漢人的語言,本來是動詞後不單有賓語、而且有兩個。
非漢人的語言,動詞後不能帶賓語。

於是兩者混合後,就用「了」、「過」之類加進語序中作妥協,用這些字偽裝遮蓋了其中一個賓語。於是動詞之後有賓語,但只限一個。

例如關中話會說「他給他媽了八十塊錢」,陝西中榗話說「他給我了三十塊錢」。
(方按﹕我們會說「他給了某某若干塊錢」,但這樣動詞完成式「給了」之後就有兩個賓語﹕「某某」和「若干塊錢」。於是在這些跟SOV語言有較多接觸的地方,就把「給了」拆散,用「了」字遮了後一個賓語,令動詞「給」之後只見「某某」一個賓語。)

又例如能性補語,如「吃得飽」這種說法主要見於南方官話和東南方言(除了閩語的補語不發達之外),北方話多用「吃飽了」或「能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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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講義的內容很豐富,有很多的東西都抄不來。
而且之後時間不足,其餘的內容沒說下去了。

日本太空科技發展史

[日本太空科技發展史—李豪先生]

這篇比較短,先扒了另外兩篇的頭。

多謝九巴繼43號後,連41A都偷減班次,讓我等了半小時才有車(不要賴路面狀況,其他同路的線都有車,證明交通暢順,只是你偷了班),所以遲了二十分鐘,一開頭聽不到。

1. 日本戰後被禁止所有航空研究,五十年代後由東京大學主導開始火箭研究,富士精密工業和日本油脂參與研究。

第一支被稱為鉛筆火箭(pencil rocket),的確也只有鉛筆大小。
然後就是略大一點的 Baby rocket。這兩種火箭原本的名稱是 Tiny Lance和Baby Lance,另外還有一個叫 Flying Lance。

2. 在Baby rocket之後,本來就把計劃中的實驗火箭順序命名為 Alpha, Beta, Gamma, Delta……
但為了趕上國際觀測年(我想他想說的是國際地球觀測年),他們在Beta後就一下跳到Kappa。K8是日本第一支到達太空(射高160km)的火箭,但一直都是用固態燃料

3. 東京大學的發射場於道川,面向日本海。但隨著火箭射程越來越遠,就像北韓現在射飛彈到日本海一樣,會引起外交問題。(從道川飛一千公里就已經到北韓沿岸)
所以要改於太平洋岸繼續實驗,最後找上鹿兒島內之浦。與外國多找平地作發射場不同,內之浦是山區。選址主要是考慮接近赤道節省燃料,和當地人口比較少。

開始時地方政府也歡迎,因為想借發射場的追蹤雷達用於颱風探測。而當時鹿兒島這些遠離日本核心區,是被視為「南國」的落後地方。一般認為這裡的女孩子漂亮,但民風較保守,所以甚至規定了機構員工晚上十時前要回宿舍「宵禁」,也不准跟當地女子搭訕。

當時的火箭研究,對安全不大著重(方按﹕大家回想戰時的日本裝備如零戰,就會料到這點)。直到K-8-10號機試射時發生大爆炸(幸無死傷),才開始改進安全措施。

4. 下一階段的Lambda火箭,是為了探測距離更遠的范艾倫帶(內帶約1000-2500km)而設計。1962年10月糸川教授給研究生一個挑戰﹕5年內把30kg的人工衛星(即人造衛星)送到太空,後來開發出Mu系列火箭。

Lambda系列仍是「無誘導發射」,即是火箭沒有誘導,像煙花般自己飛到適合高度位置,就把衛星射出來,讓它自己調整軌道。

5. 鹿兒島的漁民,終於在1960-67年開始反對作發射場,稱火箭試射影響漁獲。當時得到社會黨議員的支持,他們同時擔心這些研究會轉為軍事用途(這是事實,後來的確有轉軍用)。於是在1967年4月至1968年9月期間暫停了研究,直到賠償問題獲解決為止。

東京大學長期主導火箭研究,後來到日本的太空研究機構改組時才被政府接收。改組計劃包括三個機構﹕
—宇宙開發委員會(負責製訂政策方針)
宇宙開發事業團(負責製造衛星)
—宇宙開發局(負責太空拓展,並未成立)後來在隸屬科學技術廳的宇宙開發事業團外,還成立了隸屬於文部省的宇宙航空研究所(還有原屬東京大學的宇宙科學研究所改隸政府)。

6. L-4S-5是第一支載運人造衛星的日本火箭。

1971-2006 年M1到MV(不知為何到5就用羅馬數字)火箭系列,是以探測遠達10000km的外范艾倫帶為目標。由於國會預算規定,所以Mu1到Mu3都是直徑 1.4m,直到新預算計劃中的Mu5才加粗。但Mu5仍是固態燃料火箭,被批評為落後(通常遠程火箭只以固態為第一段,其後各段會用液態)。不過這型號已 有能力到達月球,算是火箭中的異數。

K-10火箭因為有軍事目的,所以在1965年發展之後,持續用了很多年直到八十年代。

Sigma系列本來是作為M系列的後備,現正活躍中。

7. 宇宙開發事業團建立了種子島宇宙中心。當時宇宙科學研究所(ISAS)已經證實固態遠程火箭不實用,必須開發液態火箭

於是日本在取得美國支援下開發了N-IN-II火箭,N-I的第一、三段和N-II的第一、二段都是採用美國Delta火箭技術,而N-I的第二段和N-II的第三段就用日本技術。

美國人並沒有把液態引擎技術提供給日本,只是提供不准逆向工程的 火箭組件給日本製作火箭。後繼的H-I和H-II火箭(1986-1999)分別採用LE-3到LE-7各號液態引擎,而H-I的第一段還是掙用美國技術,直到H-II才是全日本國產。(一開始時日本不計較費用,都要研究到液態火箭技術,成功後則因經費問題改買外國零件)
H-II被認為是成功率最高的運載火箭,後來就連續兩次發生意外。其後改為H-IIA和H-IIB型仍是成功率最高的火箭。

8. 2003年,ISAS(宇宙科學研究所)、NASDA(宇宙開發事業團)和NAL(航空宇宙技術研究所)最後合併為JAXA(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9. 幾款現役火箭的運載能力分別是﹕
H-IIA(2001)﹕LEO 10-15噸
H-IIB(2009)﹕LEO 19噸
Epsilon(2013)﹕LEO 1.2噸 (是故意設計用來運送小型籌載的小火箭)
H-III(預計2020)

10. 民間也有火箭研究。
其一是HASTIC(北海道宇宙科學技術創成中心),借大樹町多目航空公園為發射場。
另一是同樣位於北海道的植松電機公司。
還有一間SNS Inc.,員工只有三人,但有很多「夏天的火箭團」義工。

日本有一批科幻小說家、漫畫家組織了一個科幻作家會(SAC)。主要人物包括淺利義遠(漫畫家,EVA使徒的設計者之一)、笹本祐一(著有《迷你裙宇宙海盜》這本硬科幻作品)等。
1998年他們邀請了JAXA的工程司野田篤司演講,席間淺利提出了一個問題﹕最小的衛星可以有多少。於是野田回去計算,認為最小的尺寸是罐頭大小,火箭要三米左右。於是這批小說家漫畫家就以野田的藍圖、實行DIY自製小火箭。
夏天的火箭」是來自川端裕人的同名小說,由淺利義遠漫畫化(不過漫畫化後「夏」字改用平假名)。

夏天的火箭團還有製作其他火箭,包括はるいちばん(春一番)、Pocky Rocket等﹕


11. 日本較重要的人造衛星包括﹕

11.1 GMS-5(向日葵5號),GMS 是 Geostationary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之意。負責亞洲的氣象觀測和救難訊號轉接。故障後由MTSAT-2(向日葵7號)接手,香港天文台亦有取用其實時衛星圖片

11.2 Planet-A彗星號Ms-T5先鋒號,都是哈雷彗星重返時的觀測衛星。
後者負責探測太陽風離子、磁場和電漿,前者負責紫外光攝影機、太陽風、和哈雷大氣探測。

11.3 ETV-VII菊花7號是雙子衛星,被稱為「牛郎」、「織女」,用來測試全自動會合對接技術(1997)後,由牛郎「追」織女,三接三放。實現至現時最精確和最溫柔(低速)的交接。

11.4 ADEOSII綠色2號是地球觀測衛星,於南極設有收訊站。2003年故障後由ALOS大地衛星接手。曾經在環球多次天災出動提供衛星圖片,包括中國的四川大地震和水災等(當然中國官方通常不願提),當然亦包括本國的三一一大地震。

11.5 MUSES-A飛天,是測量重力加速(swing-by)的,帶有一枚子衛星「羽衣號」,並有探測宇宙塵的功能。

11.6 USERS (Unmanned Space Experiment Recovery System,無人太空實驗回收系統),於太空微重力環境中實驗冶煉高溫超導合金,然後由回收艙帶回地面。

11.7 隼烏號(Hayakusa),因為在重重故障下(而且向以日本太空先驅命名的糸川小行星施放探測車失敗)仍能成功返航,被視為日本「永不放棄」的象徵,而備受傳頌。

11.8 Planet-C 金星探測器。

11.9 Hiruka

11.10 Selene 輝夜姬月球探測器,原於2000年因預算問題被凍結,到2004年因美國重新計劃登月而重新啟用。但因為經費問題取消了登陸車,改用兩部分機著陸。

11.11 計劃中的Bepi Colombo是與歐洲太空總署ESA合作的水星探測器。

星期日, 8月 31, 2014

粵港澳考古成果展

政治氣象陰翳,生活畢竟要繼續。這個展覽快完,有時間就得趕快去看。

展覽基本上都是講粵港澳的考古發現,另加廣西漢代陶製明器。對古物沒興趣的人也應該不怕會悶倒,因為有些展品其實頗有動感。展場中還有一段很搞怪的片。

新石器時代的人,已經懂得在陶器中加纖維,令陶器更耐熱。

這些陶紡輪沒甚麼特別,倒是說明牌說「把植物纖維撚成一條幼線」,令我想起以前有人問「無撚糸」的事﹕

不只是中原或長江流域,其實新石器晚期的嶺南也已經讓分化﹕
(當然,比對呂烈丹教授的稻作考古講座石峽文化大概是5000-4000年前,比長江地區發現最早的現代稻粒年代為晚。)

明光社召喚﹕上次鄒館長講座介紹過的馬灣出土女性人骨復原像
(可以清楚見到上門牙消失了,講座說拔門牙是山東傳來的風俗)

這就是穿在復原像胸前的魚脊骨﹕

馬灣出土的夾沙陶罐(夾了沙比較耐熱但粗糙),上面有斜方紋和圓圈紋。花紋其實相當美觀﹕

這兩件陶器上面都有不同款的花紋,但值得留意的是一個有圈足、一個沒有﹕

在說明中,隨著小孩遺骨出土的石環是裝飾品。但在下倒是懷疑,這些石環是否同時有「給沒圈足陶器當座墊」的實際用途。

這些一面有紋的石拍,被認為是用來製作樹皮布(樹皮布文化由日、台、中國沿岸、南洋、一直伸延到太洋洲),亦可能是製陶用﹕

想不到的是,當時古人已經抓鯊魚來吃,還把鯊魚牙製成飾物(左邊,右邊是另一件骨飾)﹕

南丫島大灣出土的牙璋,證明青銅時期的本地人已與商朝有交流﹕(鄧聰教授的講座有提及過)


屯門掃管笏出土的銅箭範,鄒館長講座有提過﹕


別小看古人的創意,左邊那個「冬甩狀」環形陶壺,我想如果改用現代物料製造,光光鮮鮮的放在潮流家居店也會受歡迎吧﹖

我倒不太明白為何帶把陶壺的頂要捏成這個樣子﹕

據聞很罕見的太陽紋陶釜﹕(增城出土)

大嶼山出土的動物陶塑,老實說我覺得眼睛比之後見到的漢朝陶塑更漂亮﹕

左邊就是上次黎教授講座提及的越式鼎。右邊那個形式複雜的銅盉被認為是中原帶來的。

這個銅壺的鏈環穿法,我覺得也頗有現代感﹕

第一塊是五華獅雄山出土的有孔鋪地磚,說明指這些孔是為了燒製時受熱均勻。可是磚面有洞,豈不是藏污納垢了麼﹖
同樣是地磚,第二塊南越國宮署的,孔洞打橫穿過,不是比較易打理嗎﹖

南越國宮署的梯級空心石磚旁邊還有這種熊飾,說明指是代表漢代外姓諸侯王的權力﹕

南越國宮署的「萬歲」字樣瓦當

南越王墓的越式銅鼎、「蕃禺」字樣銅鼎(就寫在蓋邊當眼處)、金鉤扣玉龍、和四連體銅熏爐﹕

介紹南越國宮署的影片,用了很多電腦動畫,但感覺頗滑稽。因為裡面的旁白,不斷在講述住在裡面有多寫意,令人以為「南越國宮署」是一個最新樓盤。XD

這個印真的夠勁爆,正常來說一個印章只有一個印面,這個東晉官員周頤的印章有六面。方某充其量也只是三位一體,這個主人肯定貴人事忙了。
(仔細看說明,這六面包括「白記」、「周頤」、「周頤白事」、「臣頤」、「周頤白對」、「周頤示」,都不是職稱有異,只是用詞不同。情況其實有點像現在老 師用原子印蓋上「佳作 / 欠改正 / 太馬虎」之類,代替手寫方便改簿……不過不用手寫要統統刻在印章上,可以想像他也應該有很多文件過手……)

大嶼山出土的唐代銅腰帶扣,看起來跟現在的倒相差不遠﹕

這個徐聞出土的漢代「臣固私印」龜鈕鎏金銅印,就算印體連銅鈕也不比兩粒瑞士糖大﹕
金印紫綬都是最高級官員或諸侯王之類,銀印青綬也是高官(比二千石以上)。至於銅印有兩種,比六百石以上通常不是地方縣令就是中央的中級官員,銅印黑綬﹔比二百石以上屬小官或地方長官的副職(丞、尉之類),銅印黃綬。這個徐聞港的官員應該是後兩者吧﹖

說明指這個南越國的陶五聯罐是地方特色器皿之一,我們可以說是嶺南人發明了全盒嗎﹖

這兩塊銅鏡,第一塊說刻了「長貴富、樂毋事、日有熹、宜酒食」,充其量只是不懂讀。第二塊說刻了「內清以昭明,光象日月忠」,在下連「字」都見不著……(頂多見到「日」和「月」囉……)

剛才說古人的陶塑眼睛比較美,比較一下這些東漢陶塑就看到了。那些豬牛和人的眼睛都好像被嚇到似的﹕


家騮﹕「馬馬你睇﹖北宋已經有『馬上封侯』啦﹗」

這些是南澳一號發崛出來的瓷碟。第一隻取「高官厚祿(梅花鹿)」之意,第二隻取「封侯爵祿(蜂猴鵲鹿)」之意﹕


很美的菊紋瓷碗,南海一號遺物﹕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鄒館長提過,大三巴後面)出土的瓷器殘片,有些分別題上兩種年號,顯示出有些青花瓷被題上較早年號冒充古物﹕

南海一號已經搬了進「水晶宮」繼續研究,展場也有一段介紹發崛過程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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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大堂展出的是廣西出土的漢朝明器。明器即是陪葬的器物,其實就像現在的紙紮品,只不過他們那些可以長期保存而已。

有不少陶屋都包括獸欄,通常都有豬/牛/羊。而且還有頗動感的場面,例如第一個就有羊在門外徘徊﹔第二個有人趕羊回家,入口還挑高了保護畜牲的﹔第三個則為豬欄,上蓋還像玩具般可以打開。


這批鴨雞羊狗,比前面那批東漢陶塑正常得多了﹕


這些陶屋很多在大門旁邊都有獸門(上面第一間陶屋也有),就是下列門右邊匙孔狀的洞﹕

東漢後期貧民無立錐之地,淪為奴婢,莊園發達。歷史無數次說明了這種貧富高度不均的狀態都會導致社會不穩,東漢亦是如此。政府管不了莊園,同時控制不了盜賊,於是城堡盛行,明器亦包括城堡狀的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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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本來是餐室的地方就改了做茶餐廳舊物展覽(在下見到那個光管招牌,一直還以為那邊只是改了個名繼續賣食物……)。

大牌檔把炭爐連接水煲,的確是個聰明的設計﹕

說明指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汽水箱,難怪有個別牌子在下也不認識﹕

金山樓舊物(婚禮用的書盒和茶盒)。方某小時候住在油麻地時,其實就是在金山樓附近,所以老爸間中會帶我們上去飲茶(他還竟然自己跑進去廚房拿點心……)。方氏家族聚餐也有一段時間都在那裡擺,直到他們倒閉為止。(我們笑稱是「食到佢執笠」)

痰罐(痰盂)也是當時常見之物。方某小時,此物已正息微,在下見到裡面的穢物就失胃口。所以當時戴卓爾夫人上北京見鄧小平時,「小平同志」身邊出現痰罐一個,亦被引為笑談。

那時候,新填地街街市還有舊式藥材舖,就是現在歷史博物館裡展出的那種。現在沒有去那邊,不知藥材舖是否還在了。

各茶樓的洗杯盅印上不同圖案﹕

陸羽茶室的點心紙,細看相當有趣﹕
果然是富豪茶樓,連點心紙上也有「紅燒大包翅」(七十元,其他一般點心四元,可作比較)。不知為何水餃價錢會接近焗飯。裡面有些點心在下真的沒見過(甚至沒聽過),例如「雲腿石斑夾」。最便宜的點心分別是豉味滑雞飽(包)和崧化雞蛋撻,都是二元五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