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2月 16, 2014

從本土看移民與人口政策

今次讀書會邀得一蚊健進擊之Alan主講。以下純粹個人筆記,不代表他們倆的準確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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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蚊首先介紹其老師的《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ed. by Agnes S. Ku, Ngai Pun),裡面提及在大量難民湧入下,香港政府於1956年推出的「The Problem of People」報告書,應該大量增加的人會影響政府提供的各項服務。而人口造成的社會壓力最終以六七暴動收場,而之後又以「香港節」加強香港人的歸屬感,則屬後話。

當時亞洲的背景是東南亞各地經濟快速發展,工業發達需要大量勞力,是次香港政府仍包容移民。至八十年代取消抵壘政策,顯示香港已不再需要移民補充勞動力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香港工業逐漸北移,經濟轉型下香港勞工失業情況漸嚴重(而且香港的勞工福利本來就很少)。

當時的香港男人北上娶妻,如果不走後門的話,往往要排八至十年隊才能獲准來港。而這個時間香港經濟對低技術工人的需求已經進一步下降,所以這批新移民進一步被舊移民嫌棄。
(與這一批移民相比,近年的新移民收入和教育水平有所提升,因為當中有大學生和投資移民的緣故。)

另一本書《香港身份證透視》,就提供及政府如何利用身份證控制市民流動、劃分居民身份、和防範中共影響。

英方在早期曾經單方面限制華民入境,但中共抗議。陳文敏曾有文章引述陳弘毅,指中共因為不承認香港割讓,認為華民有權自由出入。這一點其實香港開埠 後一直如是(英方一向沒限制華民出入境),但眾所周知現實裡中共自己單方面限制了出入境。到1980年中英達成協議,制訂單程證配額,原則上英方接納所有 持證人入境,但後來英方亦保留了實質決定是否接納的酌情權。

住滿七年可成為永久居民的規定,亦達出了「新移民」這個標籤。「新移民」一般是用來標籤未能以本地居民方式自立生活的人。所以很少人會把伏明霞之類的大陸來港精英稱為新移民。

現時的單程證公佈了計分制度,亦提供查詢進度的網頁。制度本身是很透明,但執行程序上已經可以出現很多問題。例如在一些農村地區,索取表格也是要收錢的。

而政府因應新移民教育程度較低,推出的「優才計劃」,一開始並沒有引來本地人多大的反應。大概是因為這些人有錢有知識、不怕他們索取福利,而且有錢人多數住處與平民不同,不會在眼前「篤眼篤鼻」,見不到則無從恨起。不過近來已聽見有些中層人士出現「爭飯碗」的厭惡情緒。

就如《錢買不到的東西》所舉的例子,把公民身份商品化會帶來很多問題。例如雙非問題就是私家醫院利用居留權兜售產科服務,連帶公立醫院也被塞爆而要向非本地人士增加收費。投資移民也是類似的邏輯。

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排單程證的隊就要等四至五年,於是有些等不及的「單非」孕婦就前來「衝閘」,對母嬰都造成危險。

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反映了兩地政策如何影響和跨地家庭。例如有受訪者因為迴避檢查最終流產,亦有些「隔山買牛」的女性來到香港才發現不是原先所說那回事,又或者香港的家庭環境很複雜之類。
如果問到「為何要來香港生﹖」,有些受訪者指在大陸未婚生子沒法辦戶口,會變成黑市居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辦結婚證,就要墮胎。於是不想墮胎的人就在親戚「指點」下偷渡來香港產子。
亦有婦女在深圳打工期間結識了香港丈夫,可是終於申請到來港後不久丈夫就死亡(看來有點像前陣子見報的那宗案)。如果你問她為何不回去﹖她會答你外嫁女在 農村的戶口是「空頭戶口」,並不會分田地給她們耕種,所以回鄉是無法維生的。而回去深圳打工也不可能帶著小孩,因為孩子沒戶口也沒有任何福利、甚至沒人看 管。想辦戶口的話,除非有十萬去打通關節……

另一本《也是香港人—七字頭的新移民誌》 由一批比我們稍年長一點,七十年代出生,在七八十年代來港的大陸移民撰寫自己的故事。講述他們到港後如何被歧視、父母原有的學歷不獲承認只能充當基層工作 之類。這批作者學習香港人生活,主要都是透過學校和電視,可見這兩者同化能力之大。而他們一般都指不理解其他香港人的排外情緒,這種情緒令原本以為已融入 香港的他們,又產生了異樣的感覺。
值得留意的是,這批移民的父母,通常不是來自地主家庭、就是南洋華橋(通常是印尼)。反映了那一代的政治風浪,亦解釋了為何這批人的父母明知路途艱難,仍然堅決來港。

(方按﹕這本書在下剛讀了,感覺是另類書寫固然不錯。不過這批人其實已經算得上是「上了位」之輩,雖非富貴但已享有較寬裕的生活。如果訪問那些來港多年但仍然在社會基層的移民,故事又會如何﹖《是她也是你和我》的那種﹖)

還有一本《本土論述2009》收錄了多篇討論本題目的文章。其中葉建源有篇文章提及「左校」在六七暴動後如何生存(雖則左校的畢業生從來不需要怕找不到工作,因為自有分配),亦提及港英政府如何透過歷史科和語文科控制意識型態。

新移民來港遇上困難,往往有建制派的支援組織協助(他們甚至在大陸有辦事處),在「報恩」之下很容易變成票源。於是引來「溝淡香港」之虞。
那麼,為何泛民沒意識去搶票源﹖難道純粹是因為資源不足的問題﹖

人口政策其實與經濟政府息息相關,《Remaking Citizenship》和《錢買不到的東西》都討論到類似的問題。例如香港經濟一元蓬勃(如旅遊業或房地產),但在其中的人充其量只有就業而沒有「前 景」可言。又例如《錢買不到的東西》裡有美國政客提議「用錢買居留權計劃」,又是否適宜把公民權責當成是買賣標的﹖

Hong Kong Mobile: Making a Global Population》的內容有一點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也有提及,就是職業教育。問題只是究竟政府是否有正視和提供正確的政策。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也曾經估計過美國人的「家務」如果計入GDP的話,價值大約相當於 3.8 兆美元。對比起香港有質疑單親婦領取綜援對社會沒貢獻,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一蚊指出,他心目中的人口政策,是指任何政府直接或間接影響人口組成的政策。他認為人口政策應該促進共融、社會福利應該配合生命歷程、要著重環保和跨代公平、促進經濟平衡發展、和鼓勵公民充份參與公共事務。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world population》指出一些世人對人口問題的常見誤解。對於資源消耗的幅度而言,過度消費比現時的人口數字是更重要的因素。
(方按﹕當然這不是說人口再多都不怕,我想作者是指如果大家都節約一點的話現時人口並不會導致過度消耗吧﹖不過社會富裕才令生育率下跌,但隨之而來的恐怕就是所有人都把消費—或浪費—跟西方社會看齊,這就大問題了。)
另外,印度其實也試過強迫人們節育,而出現問題。

根據香港統計處的預測,到2027年預測的自然增長率就會跌至零,即是說屆時的人口全靠移民入口來填補。(當然那個穩定的總增長率只是方便計算而採用,現實中的增長率則為年年不同,升跌有如恆生指數。)

在統計數字中,2001-2012年的「單非」數字一直並不多,而生育數字中過半仍是由本地人提供。本地人的生育率在2003年沙士後經濟改善,就 隨之增加。(方按﹕可見產科問題是在政府先前削減產科服務、無視經濟改善後生育增加的趨勢,再加上居留權變成商品引來雙非夾擊之下,終於引爆。一蚊的意思 大概是﹕在眾人怒火引發後,單非是「陪鬥」的。)

而移居外地人數由1992-2013年(上半年)期間幾乎都是穩定地下跌。(政府沒有回流人士的統計數字)

至於各類入境計劃,政府雖然有批出申請的數字,但有參加者指出該數字比正式獲得居留權的人多得多,可見有部分人獲批後並未來港、或者來港後又離去了。一蚊指政府也沒有提供過這類獲批人士離港的統計。(方按﹕可見政府統計如何匱乏)

一蚊也展示了南亞裔各國移民的數字,但表明統計處這方面的統計向來不準,所以扶貧委員會已計劃另作報告。
在這些數字中,亦可見巴基斯坦人的生育率較高(平均年齡較低)、印度人則收入高者較多。巴基斯坦裔高收入人士比較少,但都是民建聯的吸納對象。據悉有些巴基斯坦人士經營協助同鄉「入紙」入境處申請移民的服務。

Alan 補充他的入境處朋友指,雖然對這些非中國籍人士有審批權,但其實準則亦相當寬鬆,幾乎只要你能證明自己來港後不用拿綜援就可以批。
(方按﹕當然相對於大陸移民,因為有審批權在手,所以日後要收緊亦比較容易。所以引發的不安自然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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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重點介紹的一本書,就是《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大遷徙與世界的未來》(Arrival City by Dong Saunders)。這本書的出版背景就是現在住在城市裡的人口已超過世界人口的一半,作者認為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有助穩定人口(降低生育率),同時亦透過這些勞工把錢匯回鄉村,增加流向鄉村的金額,改善鄉村設施。

與此相對,另一趨勢自然就是城市人反移民的趨勢。例如近日瑞士就以微弱多數通過公投,重新對移民設限額。瑞士雖然公投否決加入歐盟,但仍跟歐盟簽署了一系列協定,其中包括自由貿易、讓歐盟和瑞士公民自由流動(取消移民限制)。問題是這一系列協定是「連鎖」式的,不容迎此(錢)拒彼(移民),不一起生效就一起失效。所以這個公投結果令瑞士政府要構思應對方法。(但公投議題有一個漏洞就是沒提及實際的配額數字,所以理論上政府可以設一個非常高的限額……)
同時,瑞士比香港有一點較為有利,就是瑞士物價比周邊國家都要高,所以不如香港會有一大堆人過境買東西,至少耳根清靜。

Alan 之後提及重慶「六公里」城中村,這條村因位於由重慶連接滇緬公路的道路第六公里處而得名(方按﹕有點像香港青山公路那些「十三咪」之類的地名)。戰後滇緬公路中斷,這村的經濟一直很差。直到改革開放後重慶開始發展,到九十年代逐漸成為「城中村」,而村民則希望可以「農轉非」。這條村現在大部分已拆卸重建,原址附近還成為了重慶地鐵六公里站
這條村的轉變,反映了村民和外來民工累積資本的過程。村民把房屋改建和分租給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賺取租金,工人也得到較廉價的住房。部分工人經濟改善後遷 出或自行置業,村民也不斷改善生活。而近年拆卸舊村,卻可能影響了外來民工找地方落腳的機會,亦影響他們日後轉型的機會。

這裡的情況,與外國很多地方的貧民窟相似,往往更有土地使用權的問題,令情況更為複雜。

需要留意的是,香港公屋開始發展時,亦多位於靠近工業區的地方,以便為工廠提供勞動力,亦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形成良性循環。

Alan 再舉巴黎的一個郊區 Evry 為例,這裡的公屋非常精緻,但距離市中心比巴黎的機場更遠,必須乘搭像九鐵的市郊地鐵來往,車程個多小時﹕
(Evry 位置比較,黑色圈是巴黎原城牆包圍的舊城區,後來成為環城公路。紅色和黃色是另外兩條巴黎環城公路。綠色和藍色是用來比較的兩條大倫敦環城公路範圍。)

巴黎和倫敦都是十九世紀開始城市化,現時大倫敦的自治市富咸車路士當然已是倫敦城外的鄉郊。當時階級分隔很少,富人和窮人往往一起住,因為有不少人是家傭或留宿勞工(類似唐樓前舖後居)。當時興建的樓就像唐樓未有電梯,所以往往最值錢的就是地面作商舖用,然後越窮的人就住得越高。

之後兩個地方的發展就開始不同了,巴黎在霍亂後改善環境,政府大肆拆卸舊屋和重建、亦形成了巴黎的放射式道路網。法國政策鼓勵農民留在農村生產,而重建後只有富人才有能力留在市中心、有電梯的大廈,窮人就變成要每天進市中心工作。

倫敦當然在同時代也有霍亂,但倫敦的重建從來沒有巴黎那麼徹底,倫敦市中心的道路直至今日仍是路窄多彎。(方按﹕因為英國人對私有產權更為重視,政府很難強行收購,與香港政府可隨時收回土地的威權不可同日而語。)

(方又按﹕有讀過《瘟疫與人》 的看倌就知道,為何城市移民直到十九世紀才開始成為「問題」,是源於衛生環境的改善。因為古時城市特別骯髒—就像雞舍太迫也容易有禽流感一樣—城市居民的 死亡率一向比農村高,所以一直依賴農民移民進城市補充人口,而這些農民的死亡率也非常高。直到城市衛生改善,再加上較完善的醫療設施令城市人壽命比農村居 民長,城市人口才在農民繼續湧入下面臨增長壓力。)

Saunders 認為,像倫敦那種有小社區氣息、居所附近就有小店的模式可以增加就業機會。而且移民可以找到有本族人聚居的社區,較易適應新生活、再融入本地。(因為倫敦 的少數民族聚居也頗分散,各區都混集了不少英國白人。而最分散的是華人,因為他們多開餐館,不欲聚集競爭也。)
反之,像巴黎那種完全拆掉舊社區重建,又規劃得把住宅區、商業區和工廠區分隔很遠的模式,就令移民很易被社會排斥、難以融入。

巴黎屢發暴動,就反映了這種近郊困境,因為住在外圍郊區的人較難找到工作。(而雖然法國政策只看語言不看種族,但實質上當然仍有種族歧視,非洲裔或阿拉伯裔就算獲政府承認為「法國人」,單看姓氏就很難獲僱主聘請,故失業者眾。)
在這些郊區,婦女往往可以找到工作,卻找不到人看顧孩子(因為沒有形成社區網絡)。這些郊區人口密度又低,孩子有反社會傾向四處破壞,亦難以及早發現(反 正大人都去上班了),於是直到爆發暴動才知道「出事」。(相比而言,香港的天水圍雖是「悲情城市」,但因為香港居住密度極高,就算踢死貓狗也可能被看見,反社會行為不被發現的機會比較少。)

另一本書《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有見過中文版不過在下沒買)亦認為,把住宅、商業、工廠區分開隔離,會增加失業。

土耳其有一種叫 Gecekondu 的貧民窟,這個名是土耳其話「即晚建好的屋」的意思。因為土耳其法律規定,只要一夜之間建好四面牆,就不能立即拆,必須上法庭打官司。這種房屋有機會得到房產權,然後屋主就會像香港的「丁屋」般重建成幾層,把額外房間出租致富,最後甚至會出現高樓大廈。
土耳其政治本來是由城市人主導的世俗主義,都市女性往往連頭巾也不戴。不過入城務工的鄉下人,民風則較保守(例如女性要按回教禮儀戴頭巾)。這些人是現時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和幸福黨等保守政黨的拉攏對象,因為政府缺席,他們直接落區提供福利和協助居民登記之類。聽起來跟香港民建聯的做法同出一轍。
這些鄉民在城市住久了,往往會被都市人的世俗色彩同化。但現在因為地價越來越貴,中產也往往住不起城中住宅,紛紛進入市郊住入這些 Gecekondu (當然是高樓大廈版吧),同樣得沾AKP的「恩澤」,反而往往變成認同AKP的政綱。

聽起來是否跟「溝淡論」完全一樣﹖

另一種保守的土其耳人,在德國。德國吸收了不少南斯拉夫和土其耳等地的客工。在土耳其的鄉民也會略為世俗化,但大概是因為寄人籬下要強調身份,到了德國的反而變得更保守。

在近年暴動後,德國總理默克爾承認德國的多元文化政策失敗。Alan 直指這根本是廢話,因為德國本來就沒有「多元文化政策」可言,連法國般的法蘭西文化同化政策也沒有。(方按﹕德國統治殖民地的歷史甚至想避免同化當地人)
德國的國籍法原來只看「德意志血統」,後來才開放給外人入籍,所以得到德國國籍非常困難,很多土耳其人住了幾代都沒有入籍。而不單止德國人沒打算同化土耳 其人,就連土耳其人本身也以為自己隨時會回國,就算在德國住了幾代的也一樣。他們也跟香港的南亞裔人很相似,都是回「祖國」嫁娶而非在本地找同族對象。連 那些嫁來的妻子被虐打也不敢走,形成了一個封閉社區。

回到英國,除了華人為了開餐館而相對分散居住外,黑人的分別也很有趣。來自東非的黑人多數會從事與「祖國」貿易的業務,成為商人或中產。而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卻多數會為工人。同樣是黑人卻自動變成兩個階層。

而近年英國的排外風潮,其實是基於東歐人和阿拉伯人湧入,導致了多元文化政策的危機。因為以往來英國的人多數是前殖民地的子民,大多懂一點英文,在 這樣的基礎上行「多元文化」比較容易﹔而東歐人和阿拉伯人卻往往是幾乎不懂英文的,這樣的「多元文化」就引起本地人恐懼了。由於歧視「有色人種」很容易招 致種族主義的指責,所以就變成把氣發洩在同樣是「白人」的東歐人身上。
不過因為英國在歐盟中,雖然東歐人來得多,但當英國經濟轉差的時候,他們也走得快。

至於香港,六七十年代樹仁校長伉儷就曾撰寫一份報告,指香港土地承載力大概可讓三四百萬人定居,當時漁農業仍活躍,可提供本土所需的部分漁農產。到今天人口早就超出這個數目、農業亦息微,現在再談土地承載力早已不再是個農業問題了。

(方按﹕Alan 指《Arrival City》作者曾提及人口入城密集居住、讓較少人口務農的效率較高。這點2011年10月的《科學人》已 提及科學證據指城市化比較環保,因為資源運用效率較高。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一般發源於農業較發達的地區—中國尤其如是,例如珠三角—這些土地通常比 較肥沃。城市化把這些土地變成市區,即是我們反而要靠本來靠貧瘠的土地來生產農作物了。換言之,效率較高是要依賴技術改進取得的,這樣其實也不太穩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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