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5月 13, 2018

科學和政治、有機鹵和智力

港台31有個《零距離科學》的特輯,似乎因為BBC和國家地理的片大多被明珠台買了,所以他們經常買歐陸電視台(通常是德國或法國)的科學節目來播。但這些節目的立場有時跟我們認識的科學界主流看法會有差異,有些人認為這就是因為科學界被商界操縱,亦有些人反過來嘲笑他們是不懂科學的「左膠」。

歐美傳媒從業者多左傾(歐陸左傾的更多),應屬事實(你看他們跟侵侵關係有多差就知)。傳媒很多時候不懂科學胡說八道,也是事實。但這不代表他們的紀錄片也是不合理。

用實際例子討論會比較公道,碰巧不久前港台重播〈大腦危機〉那一集,聲稱人造化學品如農藥和阻燃劑影響智能,引起一些科學版友反響。我們可以用較為立體(而非只是恥笑左膠)的角度去分析。

1. 雖然受訪學者指出農藥和阻燃劑這些「有機鹵」化合物會導致智能下跌。科學界其實未能真正確立阻燃劑/農藥和智能下降有因果關係。製作人拿動物實驗或者一些小規模母嬰相關性研究,單方面說成有因果關係(佢地甚至沒提過學界有爭議),是一下子飛躍到結論(跳step)。

2. 我們先不討論「智力測驗分數下跌」是否等於「智能下降」這個麻煩問題。(其實不一定,正如近代兒童IQ分數上升就等於人類聰明了﹖)

受訪學者指出北歐各國新兵智力測驗分數於1990達到高峰然後下跌,於是歸咎人造化學品。這是另一跳step之處。因為農藥早在二戰後已廣泛使用,阻燃劑七十年代亦已普遍使用。那麼受影響的一代應該早在九十年代之前已經出現,而不是等到九十年代才見到。反之,如果1990年後的新兵才出現問題(假設他們十八至二十歲吧﹖),真兇就有可能不是超過二十年前已開始廣泛使用的東西。

如果1990後的「智力測驗成績下降」要成為「化學品導致智力下降」的證據,至少應該先要確立到和這些國家的農藥/阻燃劑使用量的相關性。(例如越早廣泛使用這類化學品、或者使用越多這類化學品的國家,智力下降出現得最快、或者下降幅度最大。)

3. 可是,批評節目製作組在科學上跳step,和政府應否採取措施(preventive measures)是兩回事。政府不需要完全確立因果關係才行動,否則就會太遲。只要證據看來有足夠可疑的話就應該動手。
(正如醫生也無法肯定你高血脂高膽固醇就「一定」會心臟病發,唯一可以肯定的時候,就是你「已經」心臟病發之後。)

雖然高劑量的動物實驗結果未必能推及到人類接觸的低劑量,或者小規模人類研究反映的相關可能不準確,但既然有理由相信可能有影響,為安全計自然應該先立法規管。而美國FDA(食品藥物管理局)和EPA(環保局)都被政界(在商界控制下)施加很多限制,令他們幾乎要等到出了事才能規管新化學物質,亦係事實。

4. 其實受訪學者在節目最後還提出了另一個進路,就是更有辦法立即介入的是碘攝入量。如果「有機鹵使用和智力測驗成績下降相關」主要發生於碘攝入量較低的國家,製作組亦沒有提出碘攝入量較高的地區(如英國、中國和日本)有類似現象(香港也曾有市民攝入碘量是否足夠的爭議,但暫時沒聽見有學者指香港學童智能下降),那麼就如受訪學者所指,攝入足夠的碘可能中和有機鹵化合物的影響(如果真的有關係的話,反正理論上就是因為有機鹵化合物形狀類似甲狀腺素所以造成影響)。

食鹽加碘花不了多少錢,也沒甚麼副作用。除非是某些天然食物碘含量已經很高的地區,否則單是食鹽加碘不大可能會導致碘質過多。在跟商界為規管化學品拉鋸之前,這似乎是「應該做、值得做、快啲做」的一步。

星期日, 5月 06, 2018

孤獨前哨、重光之路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2013
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2015

鄺智文的香港之戰兩部曲,由於之前在多場講座的筆記都已經提及不少相關內容(冷戰初期的香港軍事史香港保衛戰1941年香港戰役﹕神話與現實日軍在港防務及盟軍對港戰略1942-1945日據香港的司法和公共治安1942-1945),所以那些內容就不在這裡重複了。

倒是可以講講印象,誠如作者所言,過往對這「三年零八個月」的描述(註),大多不是聚焦於戰事某方面、就是集中描述日佔下居民的慘況,較少全面分析。以在下讀過的掌故而言,關禮雄先生的《日佔時期的香港》(三聯,1993)已經算是比較全面的著作,除了戰事還包括討論社會面貌的不同方面。但掌故著作始終無法如學術著作般廣泛徵引,而且未必能夠接觸到各國檔案館的官方資料。學術著作則集中於戰事或個別範疇的分析,而且大多所限於作者所用語言,例如英語學者大多只能引用英國檔案、日本學者只看日本檔案之類,很少能同時比對不同國家的檔案去釐定事實。這兩本書可能是首先同時比照英文、中文、日文檔案的著作。

作者筆下亦展現了以往未曾想像的面貌。例如對於二戰期間印裔士兵的表現,方某印象中似乎經常被負面描述。在Discovery Channel 的《1942: Fall of Singapore》裡面就聲稱印度兵靠不住(除了英人看不起印度人,大概也因為日本有意煽動印度兵叛離英軍投入獨立運動令印軍士氣不足)。但《孤獨前哨》卻引述香港投降後英國軍官偷偷留下的記錄,指印度兵非常英勇,甚至有一隊在北角抵抗日軍登陸時,被打到全數軍官傷亡才告崩潰。換言之並無發生陣前譁變、叛降或倒戈相向的事。集中營(包括戰俘營和平民營)生還者的證詞亦指,雖然投降後部分印兵接受日軍招募(否則就要關進集中營),但負責看守集中營的印兵對這批「前殖民主子」相當溫和、甚至願意施予援手。

另一方面,一向被看低(甚至自己人也看低一線)的華人英兵,在英國軍官筆下評價同樣很好。例如義勇軍(裡面有不少華人或其他族裔混血兒等)因為非正規軍,所以一般被派往次要地點,例如在港島攻防中就負責把守山脊線,但因為日軍主力改變進攻方向竟然變成一線。英軍相對日軍整體已屬人丁單薄、裝備不足,但義勇軍雖然更是薄弱,仍不放棄一直阻撓日軍,且戰且退。華人的投入亦令戰敗的英人反省種族主義的問題,促成了戰後改變政策的契機之一。

當然我們可能會預期這些只是溢美之詞,但這些是軍官在戰敗後秘密留下,等待戰後給總部參考的戰事檢討紀錄,所以應該算是真心。反正敗軍之將把責任推給屬下官兵說他們作戰不力累街坊,不是更方便麼﹖

新的解封檔案也澄清了以往的誤會。例如在《日佔時期的香港》或其他掌故著作中,往往會提及華人士兵、警員或防空救護員在戰事期間,都在制服下穿著便服,以便勢情不對時就脫下逃跑。這種自然予人「華人都不忠心,預備臨場逃脫」的印象。現在卻知道,這類做法其實是英人高層的指示,因為他們都知道日軍在中國大陸的屠殺行為,相比英人被俘還可期望當戰俘而言(雖然也有少量屠殺英軍事件),華人「反日分子」被抓著會更慘,幾乎免不了被屠殺。所以英方見戰事不利時,就指示華人成員預先穿著便服「打底」,以便部隊無法繼續戰鬥時可以脫掉制服以平民身份保命(白人卻容易辨認,無論穿甚麼反正都會被日軍抓起來,所以沒必要)。戰局尾聲時英方甚至提早宣佈解除警察的民兵身份、不再接受軍令,就是為了保護他們戰後不被殺戮。(其實英軍決定投降的時機,也是在於東旅已被日軍隔離、日軍亦已攻入中區,恐怕指揮系統完全癱瘓後,部隊無法收到投降指令繼續頑抗可能會招致屠殺,所以不能再拖延投降。這種思維當然比日軍完全不准考慮投降,結果傷亡慘重來得好。)

另一大誤會是英軍一戰即敗,正如之前的講座筆記所載,這是因為戰前英方的欺敵宣傳「太成功」,反差太大令市民失望所致。其實大陸戰線上除了城門碉堡突然失陷外,基本上是按照英方計劃的「劇本」進行。就算城門碉堡失陷、英軍反攻失敗後,英軍仍是有計劃地陸續撤出九龍,並非潰退。甚至有一隊繼續留在鯉魚門的山脊線上阻擊日軍,最後才從容撤至港島佈防。
雖然未能阻止日軍北角登陸,在港島的佈防大抵也是按計劃進行。只是羅遜准將當初把指揮部設於黃泥涌峽鑄成大錯,因為日軍進攻時突然變成前線,友軍支援不及,羅遜和部屬突圍時陣亡,導致西旅指揮一時陷入混亂。其餘的事勢開展其實跟英軍的原計劃並沒有太大差異(炮台更成功隔離日本海軍令他們無法介入戰事),守軍在人力物力不足之下,面對人數和裝備佔優的日軍,力守十八天而敗也是非戰之罪。

英軍參謀部的表現更值得今人反省。幾年前有自認國師者被嘲諷只懂當鍵盤戰士煽動網民,自己卻不參與抗爭活動時,聲稱自己有如「參謀長」出謀劃策,怎會上前線﹖書中卻展示出,當日軍入侵時,參謀長紐臨上校(Col. Lancery Newnham)在人力物力不足下為了維繫戰線,不停在總部和前線部隊之間穿梭,協助總部重整部隊和了解實況。甚至在日軍前攻城門碉堡之際,當晚他們才跟前線軍官開完會。參謀部當然只有少量軍官,但因為他們隨著戰線變化不停在前線和總部間奔走,以致他們的陣亡率竟然不下於前線部隊。如果這位參謀長也像那位國師般堅持不上前線,躲在後面指揮,英軍大概一早就潰敗了。紐臨上校最後兵敗被俘,俘虜期間因涉英軍服務團間諜案被日軍處決,最後他也沒供出其他同袍。實在是個真漢子。
曾蔭權有番話﹕「Idea可以『斗零』找到一個,人人都有好多,但問題是你能否有相應細緻部署,確保在政治、經濟、及人事上,都可以操作得到」(蔡子強《新君王論IV》p.56)。那些謳歌「依家打緊仗」的人,又有多少人有韌力和耐性,去面對社區「落地」工作的艱難、一步一腳印去把自己的理想落實﹖
網上百花齊放,但看看現實中誰在社區耕耘開花結果、可以繼續下去,就知道哪些才是真正能戰之人。

(註﹕這句描述知名度高到一個地步,就連方某去年在新加坡福特舊車廠紀念館遇上一位老伯導賞員,他講述新加坡淪陷時期也用上「三年零八個月」。其實相對於「黑色聖誕節」淪陷的香港新加坡淪陷是遲了兩個月的「黑色農曆年」,所以應該叫「三年零六個月」才對。
後話﹕奇就奇在新加坡當局竟然打算把這車廠以日本人的稱呼「昭南」命名,引起公眾反彈,實屬自招兼不智。)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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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173表22第四欄「水上」似是「新界」之誤,1941年3月的水上人沒理由有十五萬之外。而兩頁後的表23亦指1942-1943年水上人口有萬多人、新界十萬多一點,連同日本佔領後初期離港的人,與十五萬應該相若。

p.211 「部分炸彈落在灣仔一帶(圖10)」應為旁邊p.210的「圖7」。
(圖10已是p.247的日本海軍在港範圍圖)
p.226「一名擔任德永德的翻譯的日本牧師亦非常同情被拘留的市民,並不斷為他們送來藥物和金錢。」
註腳a「他的名字為 Kiyoshi Watanabe,但日文正確名稱不詳。他為被拘市民出力之多,使日軍方面認為他有通敵之嫌。見 Liam Nolan, Small Man of Nanataki: the True Story of a Japanese who Risked His Life to Provide Comfort for His Enemies (New York: Dutton, 1966).」
如果按蘋果日報的報導,這位牧師叫渡邊潔,但報導未有提及如何引證這個漢字名。倒是網上可以找到同名同姓的人也不少,還有個是藥劑學者。
p.432「1946年,《新上海》雜誌甚至寫道﹕『有人說﹕勝利初,國人對英國不肯交還香港,曾經義憤填膺,現在想想,竟是不收回的好。從前內戰,有租界可供逃難,現在舉國洶洶,以租界已經收回﹔欲覓避秦之所,其唯香港乎﹖』」
現在連香港也沒了,正如之前所言,歷史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從無在歷史中汲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