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冷飯系列﹕新加坡政府經驗

(找舊資料想起這一本，雖然不會是熱門書，但也有意思。所以重貼，原文刊於 2010-11-28)

《新加坡政府經驗﹕動態治理之文化、能力與變革》梁文松、曾玉鳳，新加坡﹕八方文化，2010

先前說過﹕「討論新加坡政府組織和管治的發展。這本書我想除了我之外，應該沒多少人有興趣吧﹖奇在，本書不是用簡體字的。」

當然，有些人會有興趣的(否則書局怎會賣﹖)，大概是讀工商管理的那些人吧(反正彼邦有諢號叫「新加坡公司」)。不過在下買這本書，興趣當然不在於管理學，而是看新加坡政府的管理方式。因為在歷史書或新聞上見到的，總不及專書介紹那麼詳細——而且是中文的。

新加坡政府以「大家長」見稱，很多人(包括當地人)都不喜歡被它管東管西，政府專門為女大學生安排相親更被當成笑話﹔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國家管理得井井有條，交通暢順、環境優良、公積金安老之類又令很多人(包括香港人)恨得牙癢癢的。

我感興趣的是﹕這個政府的管治方式怎樣建立起來﹖他們如何面對和反思這個制度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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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身為開創者，帶來了很強的實用主義色彩。當領導層確認了國家的目標(例如經濟增長、解決交通擠塞、美化城市……)，政府官僚就會尋找最有效的執行方式，而不拘泥於外界的各種「主義」教條。市場可以順利解決的問題，政府會毫不猶疑交給市場﹔認為市場機制效果不好時，政府也毫不猶疑攬上解決。例如新加坡禁賭禁了那麼多年，但開放賭波早於香港，而且當他們認為開賭才足以吸引遊客，亦不避諱去搞賭場(卻又祭出嚴厲手段阻止本地人去賭，以免本地賭癮惡化，平衡功夫做得比香港全面)。

再者，就是重視人才和國際競爭。新加坡政府對人才的渴求很出名，當年乘「九七危機」大手吸納港人，以期引入資金和創業者，便是一例。直到現在，新加坡政府仍然經常主動出擊、四處挖角，為各地人才提供政策優惠，希望吸引他們到新加坡落腳。近年新加坡政府對異見較為寬鬆、和大力支持文化藝術創作，除了因應冷戰後政治形勢轉變之外，亦是因為政府過於嚴厲、缺乏文化藝術活動的呆板印象令國外人才裹足不前之故。
至於國際競爭，相比於香港人對國際評級的觀感，新加坡人只會更強。除了介意排第一第二之外，新加坡政府亦視提升國際競爭力為己任，所以就算沒有國內競爭仍然致力提升效率。雖然世上政府皆官僚，但新加坡政府的高效率是有目共睹(世上比香港效率更高的政府，應該不多的了)。

當然實用主義的人才觀和強烈競爭心態亦不無問題，帶來非常嚴重的精英主義和文憑主義(李光耀自己也提及，有些開國戰友始終認為，自己未能更上一層樓是因為沒有大學文憑的緣故)，而且影響民眾(包括精英)的歸屬感，後面筆記有提及。政府獨攬大量人才，亦令民間缺乏質疑政府的力量﹔官員的精英主義更令所有政策諮詢的誠意都受質疑。(既然你是最聰明的，你還用聽我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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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是制度。大家認為李光耀獨裁、政府經常耍手段迫害政敵沒錯，但新加坡從來未至於變成一個目無制度的國家。律師出身的李光耀，大抵保留了英國人留下的制度(就連被認為嚴重侵犯人權的內部安全法令，其實也是英國人留下的。當然也有些被廢棄的，例如陪審員制度，某程度上是李光耀自己的精英主義思想作祟)，打擊貪污方面更不遺餘力。

書中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就是那個像榴槤的濱海藝術中心。 人民行動黨的部長提出要建這座劇院，總理(李顯龍)也支持，偏偏在財政部被官僚駁回。因為財政部向來奉行量入為出原則，國家預算只會優先用在必要設施(如 學校、醫院、軍隊)之上，劇院並不視為必要。官僚計算過認為這座劇院根本不可能回本，所以駁回申請。結果部長要找上新加坡的「馬會」，讓他們以未來的投注收入注資支持，這座劇院才建得成。

由此可見，與共產黨不同，新加坡政府一旦建立了規則，官僚的慣性很大，並不是「黨」喜歡怎樣就怎樣。劇院能興建，並不是「黨」指揮「官僚」接受，而是部長另尋新門路、繞路而行避開財政部的結果。李光耀是很著力要建立一個就算自己死後仍可順利運作和自我更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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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代比較，經歷過「前李光耀」時代的中老年人，比生於李光耀治下的青年人，不少對李光耀懷有更多的崇敬(選舉中投給反對黨的票，據聞以青年居多)。因為經歷過李光耀之前的新加坡，才知道當年治安有多差、貪污腐敗有多猖獗。老媽憶述，李光耀未當總理之前的新加坡，治安差到三合會可以在街上公然搞入會儀式的地步。李光耀後來用鐵腕手段改善治安，除了被認為侵犯人權外，更有近乎「滑稽」的舉措，例如把深夜不回家、穿喇叭窄腳褲的青年抓回警局，叫家長領回(「並非責備我的那個」舅父試過為此被抓，也許因此他厭惡李光耀 )﹔甚至更知名的「男子留長頭髮，到政府部門辦手續將留待最後才處理」歧視性措施。種種滑稽或侵犯人權的措施，對一般市民影響很微，他們看到的是新加坡治安大大改善了，自然會視為李光耀的功勞。
如果日後新加坡人能享受更多的民主自由，李光耀建立的法治習慣也是必要的基礎。問題倒是，這種行為主義式的法治，不見得深入民心(近來在明報副刊讀到一篇，一個新加坡人說因為人民幣重要，沒舉報隨地吐痰的大陸遊客)，到李光耀死後、管制鬆懈之後，法治習慣是否能否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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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新加坡，很難擺脫李光耀，反正現任總理就是他的兒子(李顯龍)。李光耀家人涉足政商界各處，自然會惹來裙帶關係的猜測。這種懷疑很多時都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之類，李氏雖然把人告來告去，但懷疑總是擺脫不了。
李家其他人等的任命有沒有古怪，我不知道。不過對於李顯龍，倒可以說，「我爸是李光耀」遠遠不及「我爸是李剛」。

李光耀堅持優生論，所以才擔心女大學生嫁不出(他曾經提供政策優惠，大學畢業女士的子女可優先選校，結果被國民臭罵收場，最後也要廢除)。他跟夫人同樣是精英，但兒子卻不見得有他們那麼高超。(按﹕雖然他也絕對不蠢，可以劍橋大學一級榮譽畢業的人，就算不是天才，至少也是中上之資。)
老媽憶述，李顯龍童年時考試成績公佈總惹來傳媒追訪。套句潮語，整個新加坡的人都是「食住花生等睇戲」，等待李顯龍成績不好齊齊恥笑。再加上當年李光耀要爭取華裔選民的票，所以把三子女都送進華校去，但華校生因為英文不好，前途普遍比英校生差。所以在那個未流行補習的年代，據聞他們補習補得很辛苦。
做不好被恥笑，做好了也比不上老爸(他就是開國的，你怎麼超越到他﹖)，當李光耀的兒子，怎樣看也不算很快樂的事。(就算李光耀獨裁，也總不能像金氏王朝，突然說傳給兒子就傳的，總要先讓他看起來有能力、辦點實事再說。說到底，新加坡不是北韓。)

以前曾有人讚揚，雖然李光耀獨裁，卻沒有搞出甚麼命名設施之舉。環顧亞洲各國的獨裁者，大都把一些重要設施(如機場、廣場)以自己命名，李光耀在這方面頗為實際、兼有自知之明。這也可以說是建立制度的表現，就算獨裁，至少表現上盡量公正。亦因此，之前我才說﹕「李光耀未死就讓人命名公共政策學院，可謂晚節不保。因為他在位幾十年，從未有此舉，實為應有之謹慎。」
人老了，畢竟不復當年矣。你看他的建國戰友全都退下來，自己死都要留在內閣就知道。
(按﹕直到後來2011年大選，自己大嘴巴連累阿裕尼集選區連外交部長楊榮文一併輸掉，才知道自己落後於時代、退出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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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67 「獨立時，新加坡有兩個軍營，受一位馬來西亞準將的指揮。」

這樣說有點難懂，因為「軍營」(camp)應該不只兩個，而且軍營也不是軍事編制。按《李光耀回憶錄》的說法，是兩個「營」(battalion)。
(《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p.22「負責指揮馬來西亞駐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爾薩戈夫准將來見我……當時，新加坡步兵團第一營和第二營各有大約1000人，由馬來西亞人指揮。」)
(按﹕又，準將應為准將。)

p.105 「這種理性體現在剛剛獨立時期，為創造多民族之間的穩定性而採取的一些強硬決策。新加坡可能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去正面地預防曾經在20世紀50年代困擾這個島嶼的種族和宗教衝突問題。在城市重建時期，一個個家庭從貧民區遷入高樓大廈中，為了防止種族聚居地的形成，種族一體化制度被實行。當某些種族又明顯地聚集在一起時，每一個樓區實行了種族配額制。儘管對於一些群體來說，這種做法壓低了房價，但對於獲得種族和諧來講，這還是一個值得付出的代價。」

在忽視種族問題和社會目標的香港，很容易會因為片面強調「經濟效益」而一味反對這類政府規管。政府甚麼都不管有利於經濟效益，但有時卻會妨礙更長遠目標(例如社會/種族/階級和諧、市民生活質素和福祉)的實現。

p.118 「在仔細檢視過大多數治理的基礎之後，我們發現，決定性的因素就是實用主義。最初誠信受到重視並非因為其自身的原因，而是因為它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並將當時的新加坡和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區分開來。綠化新加坡的努力，以及文化和藝術的發展，並不只是為了發展文化本身，而是為了表明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國外投資之地，也是一個世界各地優秀人才的最佳棲身之所。最近關於綜合度假勝地的爭論，也表明了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的矛盾。新加坡已經成為並且能夠繼續作為實用主義主導的成功典範。但是新加坡能否在實用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呢﹖當其他地方的貨幣獎勵更加豐厚，技術熟練且具有流動性的國民是否會起身離開新加坡呢﹖如果危機來臨，新加坡的國民是否會留下來保衛這個國家，儘管離開它是更安全、更實用的選擇﹖」

新加坡向來有個諢號叫「新加坡公司」。國家待國民如工人、而非子弟的話，國民自然也只視國家如一家大公司，而沒有「一家人」的歸屬感。大難臨頭各自飛是很自然的事。(何況，其實就算是兩夫妻，也不見得會共患難呢……)

p.171 「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應為「癌症研究所」

p.210 李光耀﹕「我不願意看到二三流的人才充斥公共部門卻把第一流的人才拒之門外，因為那種管理國家的方式很愚蠢。……我需要公共部門中的人比外面的人更為優秀。只有如此，公共部門才能活躍起來。」

這樣考慮並非不合理。畢竟國家無論如何都比公司複雜，讓企業以高報酬搶走最優秀人才，而把其次者留給政府，讓企業賺錢的能力高於政府管治的能力，的確有不合理之處。就像美國，看來就是企業把政府玩弄於股掌之上，相對於營商方便，民眾需要和國家的非商業發展反而被忽視。

但反過來的憂慮亦是合理的，尤其在新加坡那麼小的地方。如果國家把最優秀的人才都吸納了(新加坡人口不多，人才數量自然也有限)，那麼國內其他的人就難以跟政府對抗，只好任由政府管治，形成政府獨大的局面(新加坡正是如此)。這樣政府獨大的局面，再加上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就變成政府獨裁的溫床。

在大國這個問題或許沒那麼嚴重，因為人才夠多，政府不可能完全網羅，總有很多留給外頭。

(按﹕人才方面「朝大野小」的局面到2011年大選終於略有改變，政府「放生」前公務員參與反對黨和參選，令在野陣營得以活絡。)

p.212 「公共部門人事結構是在1947年信任委員會的建議下建立的」

如果上網查，你會發現「信任委員會」這種奇怪的譯名似乎是大陸對 board of trustees 的翻譯(按﹕大概因為信託是英國人發展出來的衡平法工具，他們不熟悉)。這個英文在新加坡的譯法其實跟香港差不多，叫「信託委員會」(按﹕或者「受託人委員會」)。雖然不知道這是哪個信託委員會就是了。

p.214 「1992年4日，新加坡電信從新加坡電信主管局中拆分出來」，譯成「新加坡電信局」比較通順。

p.246 「儘管原創者殼牌石油公司已經拋棄了這個潛力評估系統，但公共部門仍然繼續使用這一體系。公共部門的系統是根據官員目前的績效給予經濟獎勵，但在個人被晉升到領導職位之前必須進行個人潛力評估。有趣的是，這在私人部門中並不是常用的方式。這正是彼得原理(Peter Principle)仍然流行的原因——人們被晉升到他們不能勝任的職位上。當一個人被晉升到他不能勝任的職位上時，他的績效下降，從而被解職。個人的職業生涯被破壞，組織也失去了一位本來表現優異的員工。如果一個人在目前的工作中表現良好，他應該得到獎勵並繼續擔任目前的工作。只有當他具備勝任新工作的能力和品質時(比如說潛力)，他才應該被賦予更大的領導角色。在領導人晉升前進行潛力評估能夠避免人事管理中的許多痛苦。」

我倒好奇，如果有現成的解決方案，為何蜆殼公司會放棄了這個系統，而且沒有更多的國家跟進。我並不是說因此這套系統不好，但這一點應該得到解釋。

p.252-253 「妨礙企業創造未來的是一種固有的思維基礎——不可質疑的公約……」

「公約」應是 convention 的直譯，在這裡應譯為「慣例」或「常規」。

p.253 「所謂情境，就是關於明天世界可能會變成什麼樣子的故事。它是一個重塑領導觀念的工具，即在未來可能性環境中需要作出哪些重要決策。情境並不是對未來的預測。它的用處體現在瞭解今天的決策在可能發生的未來不同場景中會產生何種影響。」

p.263 「最終在任何年份中都沒有實施的任何整批預算，可以結轉為三年，從而為各部門累積資金實施更大型的項目，同時減少誇大預算需求的動因。」

用「沒有使用的任何整筆預算」會比較像中文。

p.264 「財政部將改進目標設定為增量，而不是絕對量的淨經濟價值(年同比較少負增長)」

可能是「連同」之誤，又或者是「與去年同期比較」的意思﹖

p.272 「一昧地快速執行簡單的解決方案就會變得有風險」應為「一味地」

p.277 「20世紀90年代末期，國家計算機局被私有化。」

其實還是屬於政府的吧﹖「私營化」會是更好的形容﹖

(按﹕在維基百科，現在「私有化」和「民營化」放在一起，看來原文就好像沒錯。可是在香港「私有化」是專指上市公司大股東向小股東回購股票，從而讓公司取消上市地位，回復為一間「私人公司」的動作。「公司化」或者「私營化」才是指政府把公營部門以公司形式營運。)

p.285 「公共部門所面臨的持續性挑戰，其領導人也欣然承認」

挑戰並非優點，而是指部門的缺點，應為「坦然承認」。

p.296-297 「在國內，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幾乎將增長本身作為一種目標。有一種觀念似乎根深蒂固，即在獲得其他重要的社會價值觀和目標之前，首先要獲得持續而強勁的經濟增長。這種信念明顯有效，但這種前提總是正確的嗎﹖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之間並不總是零和博弈，如果說新加坡永遠都不需要在兩者之間作出權衡，這現實嗎﹖現在的情況是，人們越來越多聽到這個問題，『這一切的增長是為了誰﹖』尤其是即使在強勁的經濟增長面前，某部分人口仍然繼續在遷移。究竟是為了增長而增長，還是為了促進其他重要的國家目標而增長﹖」

對「中環價值」的重要反思。

p.303 「他們說，在其他國家的公共部門領導人不會深思熟慮，去嘗試他們在新加坡觀察到並且欽佩的一些做法。因為他們知道，在他們國家裏，缺乏執行帶有政治風險或者不受歡迎的政策的意志。這也是新加坡治理經驗的應用限制——在本書討論過的一些想法能夠被有效地執行之前，政治環境必須是支持的，政治領導人必須願意並且準備參與到關鍵的政策問題中去。」

p.308 「新加坡的公共機構看待全球化競爭的觀點也是獨特的。儘管它們或許在國內能夠做到技術壟斷，但是其領導人明璀表示，它們要為新加坡的地區和全球競爭作出貢獻。……即使是內部的政府行政機構，如人力資源和內部安全機構，它們在處理和發放就業許可證或者訪客通行證的時候，也會把自身的角色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作是在幫助新加坡吸引持續增長和發展所需要的全球化人才。」

p.309 「技術可以買得到，定價和管理模式能夠學得到，但是總體的治理方案卻很難得到。公用事業局並不是在一個真空環境中運作的。它之所以能夠管理新加坡的用水需要，是因為整個政府機構在用無數種方式幫助它﹕強調節約用水的必要性﹔為確實無法支付公用事業費的家庭提供有針對性的補貼﹔分配土地進行集水區管理﹔甚至實施關於工業在何時能夠使用何種水源的條例。所以當公用事業局能夠成為水資源管理典範的時候，最好記住有許多其他機構都為它的成功作出了貢獻。制度是不容易被複製的。」

炒冷飯系列﹕宋代近世財政國家的形成

(FB舊事重提這場講座，頗為有趣、有啟發，原文貼於2013-04-01。)

[宋代近世財政國家的形成]

由科大的劉光臨教授主講。

不知是否因為近來「中港矛盾」炒得正熱的緣故，出身河南的劉教授，在正式開講之前，介紹了自己的背景，然後說認為自己也是香港人，同樣支持民主普選云云，就差在「香港話」還說得不好。

(噢，除非要跟廣府話作對照，否則在下也很少用「香港話」這種說法呢。)

個人覺得講座內容不算很有組織，不過聽起來也算有趣。同樣用點列算了。

1. 在講者讀大學的時代，提到宋代大家都只歸納為三冗﹕冗官、冗兵、冗政，雖然文化商業都興盛，卻承受不斷打敗仗的民族恥辱。到後來在外面留學，才改變了看法。
講者認為對宋朝的負面評價，其實是到近現代中國面對外國侵略時，回望歷史而產生的觀感。

2. 現在大概只有共產黨還堅持「技術是歷史原動力」的馬克思主義史觀，但這種觀念已經落後，反而往往是制度和組織的需要催生了技術發展。
正如香港相對於大陸還有優勢，並不在於技術(大陸的各種技術已大有進步)，而是在制度。李超人建立的商業帝國，也是得益於香港制度上的鼓勵和保護。(方按﹕即所謂「地產霸權」，是制度上對地產商的傾斜)
那麼這個「制度優勢」是否「民主」﹖現時西方社會都是民主政體，可是香港卻是自由而不民主(相對台灣而言)。在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散佈民主潮流之後，西方也是到二十世紀才開始穩定地實行民主。英國雖於十九世紀成為霸權，但福利主義和人權概念都是在二十世紀才普遍施行。

民主對於我們來說，除了是一套制度，還是一種道德理想的追求。與古人對「儒家聖人」的追求相對，都要看是否能落實。

香港「制度優勢」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上海租界」，這些外國殖民的據點，把各種西方先進事物和思想都引進中國。於是我們又要追尋「殖民主義」的由來。這個「現代化西方」是從哪裡來的呢﹖最後，我們找到宋朝原來已有類似近代的「財政國家」。

3. 在這裡，既然要考究制度，我們要先討論一下「好政府」的定義。

是否像一些人所說﹕管得越少越好﹖可是，現代公認的「好」政府通常也管得很多。
例如英國尤其是個大政府，他們曾經有最大的海軍，稅收也很重(相對於陸軍而言海軍是特別花錢的)。英國有歐洲第一個官僚政府，其實這是從中國學來的。(方按﹕類似科舉的「考試取官」首先又是香港開始學—即政務官前身的「官學生」，然後散佈到印度和英國本土。)
英國其實也實行了很多社會主義的措施，反而在香港實行更原始的自由資本主義。

一般而言，一個「好政府」是一個有能力的政府、能夠支持經濟發展、提供公共服務(如維持秩序，這點李超人也代替不了政府)。當中產生了正反饋﹕政府支持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又增加了稅收。
在這方面，西方和日本學者首先發現，宋朝擁有歷史上第一個「成功」的政府和制度。

3.1 宋朝是第一個依賴募兵制的國家。於是政府可要求應召者符合某些標準，而宋仁宗時(即是包青天時)已有百萬兵。

3.2 宋朝是第一個把稅收貨幣化的國家。(而非像之前的朝代依賴徵收實物)

3.3 宋朝是第一個有效的中央集權國家，中央政府派員控制了稅收。

這一點非常重要。正如現在大家對朱鎔基最大的印象就是「反貪」，但其實他反貪不成功，任內官員貪污反而更嚴重了。朱鎔基最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原先令地方政府富起來尾大不掉，朱的稅政改革重新讓中央政府掌握了財政，令國庫發達了。朱的稅政改革提升了國稅局的地位，收集到很多錢，於是可以用來做各種安撫和「維穩」的工作，鞏固了中央政府。

宋朝就已經有「國稅局」(方按﹕我想他指的是三司使吧，有篇文章認為三司使也是歸中書管)，反而到後來的朝代就沒有了。

3.4 宋代首次把官位全部公開競爭(即科舉)。

與明清不同，宋朝考中進士也只不過是到地方出任稅務官，三甲才可以從通判做起，然後慢慢提拔。不如明清兩朝中了進士就要獨當一面的。
宋代之所以多「冗官」，就是因為建立了大政府，要高薪養廉，又要官僚互相監視。

3.5 宋朝還以判例逐漸改變法律，以適應社會需要。(方按﹕其實後來也是這樣，開國時代的律法通常到後來就被判例改變，《大清律例》就是例證。)

宋朝的法律還特別保護私有財產。保護私有財產，是為了解決「擁有權」的問題。在這裡宋人「講義理」和「講錢」並不矛盾。因為就是愛講錢才更需要道德，藉以證明自己是「依法」而且「理應」得到那筆錢。

當時判錢債案，還要考慮利息和通漲問題。而且判決對借還媒介也要分清楚，例如借的是銅錢就應該用銅錢還，想用交子/會子(紙幣，宋朝另一世界級發明)還錢的話就要計算折換率。(情況就如現在用外幣還款要計算匯率一樣)

公認才情橫溢的蘇東坡在官府也要負責放債，大儒朱熹也要負責收消費稅。在那個年代並不是甚麼矛盾的事。

3.6 宋朝亦是首先以法律保障遷徙自由的國家。
我們慣常稱讚的漢唐兩朝，雖然威武，但都嚴格控制人身自由。因為經濟和稅收都未貨幣化、亦非市場經濟，所有事情都以戶口為準，例如抽壯丁參軍。

講者指史學界向來認為政府聲明有兩大笑話﹕

一是聲稱「自古就是中國領土」﹔

二是聲稱「中國人民愛和平」——中國人民或許愛和平，但政府顯然殘暴得多，要不然何來超越中原，有那麼大的國家﹖

在政府眼裡，國家發展首為征戰，所以法家強調愚民，不准百姓太多享受，以免消磨鬥志。(毛澤東後來貫徹這點，不讓百姓有好日子過。)

隋唐兩朝，都不是純粹的漢人朝代，而是胡人和漢人的二元統治。皇族本身就是混血，道德上也不全依中原那套。而且是以胡人治漢人，絲路商人主要是突厥人(當時向西亞學習)而沒甚麼漢人，打仗也是以少數民族或混血兒領軍。

講者認為清朝處理新彊西藏，就比共產黨做得好。因為滿清本身就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又有與其他少數民族結盟的豐富經驗，他們很明白少數民族的心理，便於駕馭。

相對而言，漢人缺乏胡人的「英雄氣」，比較依賴制度(如科舉考試)。

(講者說這有點像現代西方社會。我想倒不全然，西方人雖重制度，但「英雄主義」氣息亦重。更不要說美國人連年征戰，倒不如說是順便當練兵。)

可是，在唐朝這個國家之內，兩種不同的人是無法同場競爭的。要考試麼﹖胡人考不過。鬥「勇武」麼﹖漢人又拗不過。唐朝和平之下江南士族(漢人)逐漸興起，而少數民族(胡人)亦逐漸不服唐朝統治，於是唐朝就崩潰了。之後的五代十國，展開了一場制度競爭。

3.7 宋代也是首先以量化方式考核官員。(有如今日的GDP評核)

之前說了，宋朝進士易考，但三甲才從通判做起。宋朝官制出名複雜、官又多。莫說皇親國戚不任實官，就是「官親」升官也不容易，很多人都只得到虛銜(如在某部門掛名有如顧問)而未有實權。

求升遷者多，宋朝乾脆把所有的因素—甚至是你有甚麼背景後台—都統統納入「計分」了。(跟宋明理學家帶來的印象不同，宋代一般很承認「人欲」。)(方按﹕你看趙匡胤竟然想出杯酒釋兵權就知道，用名利贖回兵權、避免誅殺功臣，歷朝僅見。)

「舉薦」既然可以加分，那麼如果升官者後來品行不端施政有誤，舉薦人自然也有責任，自己要扣分。(講者說現在中共就是欠了這個，推薦人不負責任。)

施政方面，由於人民自由流動，所以戶口數目不代表甚麼，納稅戶增長才可以加分。同理，稅收增長也可以加分。而地方官另一重點﹕判案結果有多少人上訴，也會影響分數。

於是，宋朝官場可以說是「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

4. 講者從五代十國的制度競爭扯到英格蘭銀行。(方某這筆記調動了次序。又，如果有讀過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應會對討論英格蘭銀行和股份制一段有印象。)

英格蘭銀行的成立，並不是甚麼資本主義的成果，反而是因為威廉三世為了跟法國打仗，但當時各種稅項(包括佔了一半份額的特殊稅如啤酒稅等)都不夠用。於是威廉三世和瑪莉王后共同出資帶頭成立英格蘭銀行，是為了發債籌錢打仗的。

同樣地，宋朝也是依賴特殊稅多於田賦，所以鼓勵移民到城市。例如酒稅，城市的酒家乾脆由政府壟斷，偏僻各處的就交付民營。原本是以「拍賣」的方式競投，以承諾提供最大稅收者得到牌照。後來發現拍賣價太高，很多人交不起就在交稅限期前「走佬」，找擔保人也無濟於事。於是又改為「入標」方式，讓競投者出「暗標」以免瘋狂競價。

5. 宋代的重商主義，實由內戰分裂的制度競爭而起。
原本搶掠富商的軍隊，發現長久下去要官商合作才能安定繁榮。
因應用兵需要任人唯親的政府，也發現長遠治國要依靠制度和讀書人。

講者說了個多小時，那個 powerpoint 一直沒動，現在終於啟動了。看到就知道為何不用開，因為那個 powerpoint 是出國講學用的，跟今天講座的內容並不直接對應。

不過其中一張簡報就引起在下注意，因為那張表格列出了宋朝稅收的分佈情況。只是很快就跳過了——其實您不如一開始就停在這一張然後開講吧﹖

表格顯示，宋朝大概有32%的稅收是專利稅(如酒稅)，另外約三成是土地稅。這就是宋朝有多依賴商業貿易的例證。

因此，宋朝大開運河，其實就等於今天政府建高鐵和高速公路，都是為了方便營商多收稅。而且宋朝也鼓勵集中經營、作坊大型化。對於官員來說，向一個大富商收稅顯然比起向很多小市民收稅容易得多了。

另一幅圖顯示當時的弓箭武器。宋朝的禁軍大部分原來是「弓兵」。就是因為宋人怕死、戰鬥力差，所以力圖以技術補救。
相對起來，鴉片戰爭時的清朝，整體而言並不窮於英國。但科技落後，西方因為各國交戰，科技日益進步，而清朝固步自封，於是英人攻來之時自然戰敗。

6. 這樣說，難道就是「經濟決定論」嗎﹖

與一般人認為「稅收多少決定了政府可以做甚麼」不同，徵多少稅其實是政府決定的。(方按﹕當然我想他的意思不是指政府可以不理現實情況胡亂徵稅，而是指政府制度本身決定了它有能力徵到多少稅。)

現代社會「大政府」徵稅頗多，西方一般都有GDP的兩成。問題不是徵稅多少，而是徵稅如何用於民生。
一般而言，與同時代的西方各比，中國歷朝徵稅還是比較輕的。

中國在洋務運動時、日本同樣開始了明治維新，可是日本徵稅徵得更徹底。當日本向清酒徵稅時，清朝官員卻認為「我朝向來不徵酒稅」。稅收的分別對國家實力有很大影響。

7. 問題時間，有人問那麼宋朝為何滅亡。

教授答，現在研究可知，宋朝一年的貨幣供應量，多於明朝近三百年的總貨幣供應。
由此可知，宋朝絕非亡於經濟問題，而是亡於「北京的帝國主義」。

中國周邊的遊牧民族，並非我們所想的那麼「邊緣」，他們實際上是佔據了亞洲的中心位置。這些遊牧民族通常比較重視大帝國和土地，多於經濟和知識。這是他所說的「北京的帝國主義」。(方按﹕即現在很出名的「內亞」史觀。)

制度本身需要符合人性和社會習慣。
而制度之優劣，視乎你的對手是誰。

相對於范仲淹的全盤失敗和王安石的部分成功而言，蔡京的改革是宋朝最成功(雖然他號為奸相)，但那時代的宋人太自滿了。

又有人問，宋朝是否被冗官拖垮了﹖

教授認為，官多或腐敗並不等於王朝就會滅亡。正如後來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政府也很腐敗，但反而越來越強。(當然他們後來就要打擊腐敗了)
亡國多是因為軍事失敗，國民黨就是例子。就算說國民黨腐敗，當時國民黨能夠掌握到的財源也很有限，但打敗了仗自然就沒機會去實踐。

還有人質疑，為何教授在講座中稱毛澤東為「英雄」，因為在香港人印象中毛澤東是壞人。

(我認為這問題純屬誤會，說毛是英雄並不是稱讚他「好人」，是指他「英雄主義」、「魅力型領袖」之類。因為他原來說的「英雄」是與成吉思汗之類並論的。)

教授解釋，他所謂「英雄」是指以一人之力逆社會潮流、改變所有人的生活。毛澤東是最徹底的「英雄」，他說所有農民要交出土地、財產吃大鍋飯就做到，說大學教授和學生不該留在大學要去耕田就把他們都趕到鄉下。諸如此類都是非常人所欲，但他有能力使所有人跟他的意思做，這就是「英雄」。
很多人(甚至毛自己也認為)說毛澤東是「皇帝」，其實毛根本不是皇帝。中國有哪個皇帝可以像毛澤東那樣把民眾任意舞弄的﹖大鍋飯、大躍進、上山下鄉這類事，有哪個皇帝夠膽做﹖如果有皇帝敢這樣做，也可能立即被趕下台了。

與毛澤東相比，史太林算不算是這種「英雄」﹖似乎有點疑惑。
至於希特拉，他的「英雄」也只是徹底改變了猶太人的命運而已。只有毛澤東那麼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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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教授沒提到的，就是如果宋朝已經成為一個「財政國家」，那麼即是應該做到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了，那又何以會輸給北方民族﹖(北方遊牧民族是機動的，不需要數目字管理)

如果以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論，他認為宋朝未做到「數目字管理」的，證據是連樞密院和戶部的帳目都未能一致。當時有很多商業發達的跡象，但很多事業還是官府操使未能放諸民營，而且未能令全國標準一致。

或者應該說，宋朝是有財政國家或數目字管理的芻形，但歷史上不幸遇上金人和蒙古而滅亡，後來的朝代又因為中國彊土太大難以劃一而重新退縮到道德治國小農經濟(用另一角度看就是農業中國蓋過海洋中國)，這種體制沒機會發展下去吧。

另外找到有篇文章(失效連結)質疑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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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留言﹕

餅大﹕歴史很活的，再多些不同角度看，會覺得很有趣。

像宋代，真的是弓兵主導嗎？宋朝的重步兵是很出名的，但原來宋朝的重步兵跟西夏人關係很大。西夏人投誠時，那是宋兵。宋朝內閧時，那又是西夏兵。

又像說，忽必烈渡金沙江後，用了阿拉伯人的裝組式高射投石器，把宋朝的固有防守形式一下子打跨了。那是真的嗎？渡金沙江的真的有阿拉伯部隊嗎？

宋朝打嬴打輸，是為誰去打？如果打嬴對皇家／相府沒有最大好處，那是否真的要打下去？

有好些都不是新式／西式考據，純粹是中學教課書不去提。在明清學者的筆記中已經多有討論。

Jacky﹕我在科大上課時唸過劉教授的中國軍事史，頗有趣的。他是以科技，社會制度和經濟來看軍事的，讓學生知道戰爭不是只在戰場上打，而是很多事先的因素決定的。

還記得教授相當推崇宋朝的軍事制度，其實當眾人認為宋朝積弱，實際上宋朝在軍事上勝多輸少，而且還很"經濟"，因而能應付長期的戰爭。

方﹕1. 但西夏早就脫離了吧﹖

2. 「能應付長期的戰爭」這個與傳統看法分別很大，因為一般認為宋朝就算打得贏一場仗，也難以持久佔領，不如退守。要不然為何不乾脆取回燕雲十六州﹖這方面還有甚麼資料嗎﹖

Jacky﹕但是在防守方面，宋軍就做得很稱職，例如釣魚城，襄陽等地守了很長的時間。戰爭，也不定是指進攻，也可以是防守吧。

方﹕但都是「本土」防守，為何到前線就不行呢﹖補給問題﹖

炒冷飯系列﹕不過是具屍體﹗

(發現這本好笑的舊書又再版，值得重貼，基本上看倌見到Mary Roach這個名盲買也不會錯。原文貼於2006-11-06。)

Mary Roach《不過是具屍體﹗》，林君文譯，台北﹕時報文化，2004、2018、2024
(一版封面﹕時報文化、二版封面﹕誠品、三版封面﹕讀墨)

早說過，雖然「第二個她」稱之為「變態書」，但作為一個「bio 人」，不大可能感覺變態。
(當然啦，細說蟲蛆如何嚼食身體、在皮下鑽動的場面，確實令我覺得「核突」。)

上次(2006-10-07日記)提到，這本書令我最痛苦的，是如何編分類號。

(「變態書」的描述見2006-9-24日記)

對於法證科學向來很有興趣(對法醫書籍介紹見好同學整理書單的醫學部分，按﹕後來越寫越多自己開了一頁書單)，所以就算讀到屍體如何腐爛(除了描述蟲蛆那段)和利用空難遺骸重組事發原因，都是還覺得很可觀。
(雖然喜歡法證科學，但我從沒打算真的去當法證人員。不是怕死人—反正我不信鬼，而是怕骯髒、尤其對那些爛臭味，無法忍受。)
作者是一個專欄作家，不過對於資料搜集相當認真，除了訪問專家以外，亦親自檢索文獻(這點在華文作者中似乎不多見)。作者的筆觸亦不失輕鬆，黑色幽默頗有抒緩作用，但又不至於對死者不敬。

在討論過解剖、腐爛和防腐後，作者討論了很多不同的屍體「下場」—例如科學實驗(甚至有人試過頭顱移植)，還有死亡定義的發展、吃人肉(「人肉蜜餞」這點在《醫學簡史》也提及過)，更有最新屍體處理科技﹕消化成液體或化為堆肥。
作者提出很重要的一點，她反對美國的保守思想。她認為堅持土葬火葬並非必然，兩者其實一樣有其「核突」之處，並不見得比捐獻科學研究、化為液體或堆肥更為「得體」。所以她呼籲讀者不妨把遺體捐贈作研究用途，造福後人。
(不過她也指出，近年來捐獻遺體的人其實已比以往增加不少，因為醫學院陸續取消解剖課，甚至有「屍體過多」的現象。但科學研究不止解剖，讀了這本書就能明白。)

伊凡斯的指導教授瓦思的話下了最好的註解。「堆肥法是種美好的可能。只是這個國家的心態還跟不上腳步。」

瑞典人的心態就開放多了。人的生命以柳樹或杜鵑叢的形象續存，也許能輕易取悅一個滿是園丁和回收者的國度。

(p.243)

最後一章，作者除了討論自己的遺體處理，亦介紹了塑化程序(plastination)。就就是把屍體塑化成「人體奧妙展」裡那些展覽品的過程。當然，這個方式不單用來做一般展覽，更大的用途是在醫學院，把屍體部分塑化後，就可以給無數學生親手研究，省下大量解剖課時間(更省下大量屍體)。香港科學館先前已經搞了一個「人體解構」展覽，讓大家欣賞中大醫學院的塑化標本。(書介見 [書海潛遇(6)])

這令我回想上次(零五年九月廿五日日記)提及的博物館演講，一位館長對「人體奧妙展」的獵奇作風不以為然。現在我會覺得有些事情需要「兩睇」。
我同意館長的一個說法，就是要展示形態擺姿勢的話，用模型就成了，何需擺弄屍體呢﹖
至於「摸」，則「觸摸」也是一種學習方式。但究竟參觀者抱甚麼心態去摸﹖我頗有懷疑。但我不會因此排除觸摸塑化屍體「可能達致」的教育作用(例如在醫學院或科學課堂就很有效果)。
館長有一點沒說錯，博物館不是靠譁眾取寵(又一個網上很多人寫錯的成語)來吸引觀眾的—雖然吸引觀眾很重要。博物館有教育責任，亦應該謹慎和講求人道。
也許對於博物館而言，「人體奧妙展」不是一個嚴肅的展覽。但既然人家願意捐出遺體作這用途(他們是知情並同意的)，實在也沒甚麼好說。當事人自己都不介意，你介意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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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勾起我回憶的，還是講解剖的章節。
當然，我解剖的不是人，我只解剖過幾隻白老鼠。
(跟生物系不同，生物化學系的實驗課只用試管、不需要解剖的，因為我們處理的東西尺度太小了。我的畢業研究是植物蛋白質，理論上不需要接觸動物，有一次見到研究生把兔血抽乾—血是我們的試劑，也令我感傷一番。)
我想起的是同學對解剖的態度。
以前在醫生散文裡讀到，台灣的醫學院要學生對被解剖的遺體行禮，我覺得這是個好習慣。我沒辦法接受某些同學對生命的漫不經心，把解剖當成遊戲。
那也是一條生命。

我不是那些偏激的動物權益分子，我不會反對解剖動物或者做動物實驗，因為學生有學習的需要、科學家也有研究的需要，學習和研究的結果對人類有利。如果說這樣的想法自私，至少，我們不會想用人類做同樣的實驗，所以「唯有」找動物代勞。
(當然，這不代表我認為沒必要人道對待、和減少實驗動物的痛苦。我們要牠們做實驗，不是要虐待牠們，可以避免的傷害當然應該儘力避免。)
可是，我也不能接受把生命當成遊戲。

當拉扯大腸時把大便壓了出來，並沒有甚麼好笑。把白老鼠的腸拉斷成一段段，更不是甚麼好玩的事。
(雖然我也試過不小心把老鼠的那話兒扯斷了，非常抱歉。)
在解剖過後，我沒有針線、也沒有技術(我的手工一向很差)，所以沒能把肚子縫起，只能儘量把所有扯出來的腸塞回肚子裡，然後把割開的肚皮拉回來。儘量把白老鼠「包好」，才放進垃圾桶。
我沒法接受同學就這樣沒收拾好，就把屍體拋進垃圾桶。我覺得這樣連僅有的尊重也沒有。
也許在垃圾桶裡撞來撞去，我那隻白老鼠和他們的，也許不會有太大分別。但我覺得我們自己，至少要對為我們犧牲的生命，表達少許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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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讀完這段文字後，就以為方某十分尊重生命、悲天憫人。
面對昆蟲的時候我沒有那麼「仁慈」。

我曾經說過(零五年六月廿九日日記)，寫日記是分析自己和自我盤問。為別人寫的文章是虛假的，為自己而寫的文章，才是真實的。
簡單點說，其實寫日記等於解剖自己。

當日日記抄錄了當天《蘋果日報》高慧然的專欄文章﹕

寫 日 記 ， 其 實 是 與 自 己 的 心 靈 對 話 的 過 程 ， 勇 敢 面 對 最 真 實 的 自 己 ， 然 後 揭 露 它 。 當 一 本 日 記 ， 從 落 筆 第 一 個 字 開 始 ， 便 為 閱 讀 及 展 覽 而 寫 ， 又 有 多 少 人 能 寫 出 真 實 的 自 我 呢 ？ 即 使 它 沒 有 別 的 讀 者 ， 可 是 ， 在 寫 日 記 的 過 程 中 ， 作 者 總 是 下 意 識 地 修 飾 自 己 ， 久 了 ， 自 己 也 厭 棄 自 己 ， 太 累 。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有 勇 氣 面 對 真 實 的 本 我 ， 若 非 嚴 格 的 律 己 者 ， 或 者 天 生 的 自 戀 狂 ， 其 實 ， 都 不 適 宜 寫 日 記 。

寫一篇公開的日記，不可能把所有事都公開。(其實我不介意讓朋友知道我所有的事情—包括缺點。不過這裡漸漸「人太多」。)
但連寫日記也要自欺欺人，那不如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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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讀《發現時間的人》。

原本在發愁，不知道年尾去新加坡時應該拿甚麼書。(因為手頭的新書幾乎看完，但又不想破戒大量買書)
突然想起，道金斯那本《盲眼鐘錶匠》，買了那麼久還未讀。雖然這本書，開本比較大，比較難帶。
還有一堆明報那邊買來的便宜書(但性學論著似乎不適合帶往)、《與法有緣》、《右手、左手》、《哲學的陌生感》、《希臘羅馬神話故事》、未讀完的《果殼中的宇宙》，更有很難啃的《法哲學》，《病毒最前線》也未讀完，但不可能為了未讀完的幾章帶一本厚書。

怎麼好意思去買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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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如果閣下有興趣讀電子書，經本文連結 https://moo.im/a/beiGMT 購買，本人將獲得平台回饋。當然看倌不一定要經這條連結買的。)

炒冷飯系列﹕香港稅關古今談

(找舊書介見到有趣的文章，原文貼於2013-02-03)

[香港稅關古今談]

請區志堅博士主講，是因為他有份完成了一本《香港海關百年史(1909-2009)》的海關官史。
奇怪在這本書從未公開發售，只是海關私下送給來賓，連香港大學圖書館都沒有。

講者說是公家機關怕有收益不知如何處理之故。

在下於問答環節指出，很多政府機關(如天文台、水務署、路政署之類)都出版了官史(何佩然一人搞了幾本)，而且都公開發售。天文台甚至出了兩本官史、一本回憶錄。所以說不知如何處理收益，實屬官僚迴避責任。博士最好呼籲一下海關把這本書公開發售。

另有觀眾建議把內容轉換為PDF格式放上網頁，乾脆不用買。

(研究了卻收起來，研究來幹什麼﹖)

(補﹕朋友提示，海關有一個電子版放上網了。雖然不太方便閱讀……)

區博士講義甚多，亦說得快，所以很多細節抄不及。

海關有趣之處，在於它的工作範圍從來不太固定，很多時都是看當時的政府需要。那個時代政府需要針對哪些事，海關的工作就會轉變。例如香港就曾向鴉片徵稅(那時是合法的)，又試過向汽水徵稅(因為財政司本身是肥人，想預防大眾肥胖云云)，後來還要管翻版。
當然，世界各地海關工作都有共通點，就是管制出入口物品和徵收關稅。
例如香港海關跟警方有部分工作重疊(如偵查毒品)，但海關工作集中於關口，而且跟財稅、經濟關係比較密切，警察就不管稅收而專管治安。

中國關務，記載始於西周。《周禮．地官．司關》載有「司關」一職，負責在各地設關把守，向往來貨物徵收關稅並發放「璽節」(通行證)，並管理貨物倉庫、收取租金。《禮記．王制》指關卡在中原內陸作防衛用途，雖然檢查往來行人，但並不向外地人徵稅。

至於西方關務，記載始於公元前413年的雅典。身為古希臘海權霸主的雅典，設關向往來船隻抽5%關稅。跟中國關卡「對內」性質不同，他們針對的是對外貿易。

中國和雅典的分別，除了對內和對外，還包括形式。中國關卡由官員主管，雅典則因為嫌公營開支高、而且關稅不穩定，所以委諸包稅商負責。(講者說包稅商貪腐更嚴重，或許是的，不過官員貪腐也不見得少就是了。)

到唐玄宗，全國設立了二十六關口，由「司即郎中員外郎」掌管。(我懷疑他抄錯，因為我在書中好像沒讀過戶部有「司即」這個名字……)

另於廣州始設「市舶司」向船隻收10%稅。
到明朝，大概由於海禁，市舶司雖管船，但不再負責徵稅。

清初遷海又復界後，於廈門設閩海關，1685年廣州、寧波、上海分別設粵海關、浙海關、江海關，各設海關監督，隸屬戶部。為中國稱「海關」之始。

當時海關負責依船隻大小、長度及重量徵收船鈔，徵收關稅，並登記船隻及執行查禁等。

因為外商多走私漏稅，徵查困難，所以政府委由負責擔保的「行商」包辦，為十三行制度之始。十三行制度的問題間接觸發了鴉片戰爭。

北京條約後，由英人為首的「江海關關稅管理委員會」接管屬中國政府的江海關，形成奇怪的「中國政府機構，歸外國人管」的體制。

(方按，即「中外合治」。1990年商務出版梁伯華的《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曾提及費正清的《條約下的中外合治》(Synarchy under the Treaties)，但梁不同意費的說法。)

當時上海縣令兼海關監督曾復設華海關，但被英美法三國領事阻撓而撤除。(畢竟一地有兩個海關實屬繁複)

詳情可參閱《赫德與中國海關》，講者建議看英文原版，因為大陸翻譯不只多錯漏，而且因為意識形態關係，有些地方是有意遺漏的。(例如他們不願承認英國人管海關除了是侵奪中國主權和為英國圖利外，還有為中國引入西方現代化制度之功。)

講者亦建議各位參考香港大學圖書館的英文「中國舊海關檔案」，是館方買來作研究的。

1855年太平天國時期，外國協助收復上海縣城。為保稅收，清政府默許管理委員會存在。

後來各口岸均仿傚江海關，李泰國出任首位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專管中國各口岸的「新關」。新關負責徵收外商關稅、亦向中國商船收登記費，統一稅項、稅額、稅務文件。並以稅款作為清政府借款的擔保金。
原有內陸各關仍由清政府官員管理，稱「常關」。負責徵收本地商人稅款，亦負責防衛和管制來往物資。常額的稅項有規限，但稅額則不統一，各地不同。(其實傳統中國很多稅項都是各地不同)

1854年赫德來華(19歲)，李泰國在「阿思本艦隊」事件後失勢，清廷改委赫德為第二任總稅務司(1863年11月15日至1908年4月20日)。赫德於1911年逝世，生前協助籌辦同文館和大清郵政，被清廷贊許為「忠實僕人」。(方按﹕見《赫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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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相關工作則分由兩個部門執行。船政署負責船隻登記、申報貨物和清關。出入口管理處(Imports and Exports Office，1887年成立)則負責緝私和出入口統計，並下轄「緝私隊」，是海關的前身。

講者提及，海關英文名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的 Excise 並不見於外國海關名號之內，他懷疑跟緝私工作有關。(他想的是 exercise﹖)

不過在下於維基倒找到 Excise 的意思，其實是指一些特定商品稅。這個字留在名稱之中，可能因為早年鴉片煙稅是香港稅收的大宗﹖所以海關查緝走私鴉片對保障政府收入很重要……

1841年，畢打中尉獲委為第一任船政司(我記得叫Harbour Master，即海事處長前身)兼海事裁判官(Marine Magistrate)。政府並通過了下列規則﹕
—Regulations of the Port of Hong Kong (港口管理規則)﹕要求入港船隻由船政司指定停泊處，離港廿四小時前要通知船政司。
—Desertion of Seamen Ordinance (船員擅離職守條例)﹕當中亦規定了一些保護船員的法律要求。並規定船長向船員簽發 Ticket of Leave (上岸許可證)才可上岸。
—中國乘客法﹕所有從香港出發、或者來港而船程至少七日的中國船隻，都受香港法例保護。此法同時管制非法苦力貿易。

1867年廣東常關扣押香港的走私鴉片船，當時麥當奴透過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提出抗議。但被英國政府駁斥，因為英政府認為扣押走私船是中國政府的合法權力。

1871年清政府於汲水門、長洲、佛堂洲、九龍城設四關卡徵收「常關」稅，並嚴厲查緝香港轉口的走私船。史稱「香港的封鎖」(大陸說法)(失效連結)。

1886年「管理香港洋藥章程」(失效連結)要求外地運來的鴉片，要轉經香港註冊的船才可以進口內地。
為此總稅務司於「中國之九龍地方便宜之地」設「新關」以便發賣洋藥稅單，同時徵收原本中國政府徵收的厘金和正稅，於是取代原本清政府控制的「常關」。
同時香港註冊船隻被中國稅關騷擾的投訴，亦由九龍新關稅務司負責調查。(由於新關由洋人主理，即是說掛香港旗的船隻不再受中國常關阻撓了。)

香港政府同意稅務司於「九龍山」(獅子山到飛鵝山一帶)北面的要道設關。

1887年4月2日，MT Morgan成為第一任九龍關稅務司。雖稱「九龍關」但總部其實於皇后大道中16-18號銀行大廈二樓。上述四個常關關卡由英人接管。

現在馬灣毓季公園仍保留1897年「九龍關借地七英尺」石碑。(當時稱「九龍灣」即馬灣，但馬灣其實亦即汲水門關卡。)

到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九十九年。
九龍關由於是清政府機關(雖由洋人主理)，於是馬灣的關廠遷至寶安大剷(於是深圳海關曾稱「九龍海關」)，其餘三廠被港英政府於1899年關閉。遷往寶安縣的九龍關仍舊運作，繼續收取運往大陸鴉片的關稅。

香港方面，則開始於大路上每五英里設一關卡。(關卡總數和關員數字抄寫不及)
當時香港方面只有七艘緝私船，以香港水域海岸線之複雜，自然嚴重不足，於是政府關稅收入大減。
在1901-1910年，每年約有30萬人過關，算是相當高的數字。

1909年正式成立緝私隊(Preventive Service)。
香港政府決定限制鴉片，鴉片煙館牌照到期後不再續牌。是以政府將損失60萬稅收，故改開酒精稅。

Liquors Ordinance譯「酒精飯品條例」，講者稱連米飯都徵稅﹖

不過這樣似乎跟香港自由港的身份不符，我想是把「飲」字抄錯了吧﹖

出入口管理處更名為 Imports and Exports Department，處長由助理船政司兼任。

1920年代只有酒精(包括甲醇，但海關網頁說甲醇是稍後才徵稅)、鴉片、煙草等徵稅，其餘都免稅。(這更證明了上面的「飯」是抄錯吧﹖)

1919年首任總緝私督察就任。
1963年原於干諾道中消防局天台的緝私隊學校，遷至觀塘政府合署。訓練期仍為六個月。(1974年再遷入大欖涌)
1977年工商署建議改組，英文名亦由 Commerc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改為 Trade, Industry and Customs Department。緝私隊改名「香港海關」。
1982年海關正式成為獨立部門。(工商署則演變為現時的工業貿易署)

海關改名原因之一相當搞笑，是因為緝私隊英文名 Preventive 被人誤會是 Family Planning (家庭計劃)之類的事(聽起來有點難以置信)。為免誤會所以改名跟隨各國為 Customs。

中文名方面，由於緝私隊管理貨物出入口的工作越來越重，已不只是「緝私」那麼簡單。市民離港機會日增，一般人過關被「緝私隊」檢查亦感覺不好，所以也有改名「海關」的需要。

到1996年，首位華人關長上任。

之後講者介紹了一些九龍關和艦艇圖片(失效連結)。
講者另外介紹一本《中國經濟史》，不過我聽不清楚所以抄不到作者名字。
有人問及厘金，講者表示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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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後順道看看他們的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20周年紀念展覽。

炒冷飯系列﹕家計會歷史講座

(前陣子找家計會資料重看這篇舊文，覺得也有整理的價值。原文刊於2015-09-06。)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歷史講座—曾昭朗博士

單看名字很難猜到是個女的。曾博士是港大歷史系講師，曾經以家計會為研究題目，所以獲邀主持這節講座。

1. 家計會成立於1950年，背景就是大陸易手，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令人口急增。

可是，家計會的前身優生學會成立於1936年。1936年5月21日《華字日報》報導了「醫界組優生學會」的新聞。倡建優生學會的還包括著名的蔣法賢醫生(方按﹕他也是聯合書院創院校長，並牽頭爭取成立中文大學)。優生學會的主席是Prof. William Nixon(聶克森教授)，港大婦產科教授。港大婦產科與優生學會/家計會關係密切，歷來有多位教授成為該會的執委。

當時美國提倡節育的Mrs. Margaret Sanger山額夫人也有來港聲援。
優生eugenics，由達爾文的表弟Francis Galton提出，意指well-born。

2. 優生學會的宗旨包括﹕
—為貧窮家庭的婦女提供節育服務
—為因公共政策或個人需求控制家庭規模的婦女提供節育診所服務

優生學會於大戰爆發前已向英國買子宮帽，到開戰後轉向紐約購買。
由於獲得捐款，對家庭月入少於30元的婦女可獲資助服務。

到戰後，由於「優生」一詞在戰時被用作種族滅絕的藉口，變得惡名昭彰，所以改名「家庭計劃指導會」。於1950年恢復服務。

家計會宗旨有所擴大，包括﹕
—提供節育服務
—協助不育者生育
—開設家庭計劃指導所
—收集和宣傳人口知識
—推進相關研究
—保持與國際相關機構的聯繫
(另見現時的宗旨)

3. 1955年政府開始資助家計會，並撥給灣仔總部(舊址，之後再遷至現址)。

香港人口由1947年底的180萬，增至1950年春224萬，再到1952年底已225萬。
家計會認為，移民增長尚可以法律手段控制，但本地當時的高生育率則不然。所以宣傳節育非常重要。但家計會的工作主要是針對難民和勞動階層。

( (家計會海報廊)

由1951年至1958年，香港的生產額由68500增至106624。家計會初診人數由1516人增至8801人，覆診人數由432人增至9212人，覆診者佔去年求診者比例由29%增至78%。會方認為他們的工作阻止了六千多個嬰兒出生。

當時香港當時受中國傳統影響，仍是要求婦女多生育、尤其是生男孩。如果婦女生不出男孩，男方就可能會納妾。求診者大多是來自中國的婦女，平均31歲(在當時算年紀較大)和家裡有4個小孩。而她們的丈夫又多數缺乏知識，所以無法協助她們使用子宮帽，所以這些女士多要求採用其他方法，例如避孕針。

4. 1968年，家計會的宣傳開始減少針對階級的色彩，改為強調「家庭計劃導致美滿婚姻」。

(家計會海報廊)

1969年推出「貧富由君」、「哪一家人有較好前途﹖」海報，進一步強調家庭計劃有助於全家人過更好的生活。其中「小家庭負擔輕」，採用了圖象表示「一生兒女債」的觀念，呼籲人們控制生育。

(家計會海報廊)

5. 1970年代家計會把32間指導所交回政府衛生署運作，轉移工作焦點，不只服務勞動階層。

與六十年代男性普遍不關心節育絕育不同，七十年代對男性生育指導服務開始增加。
家計會推出了「君如有孕作何感想﹖」海報，鼓勵男性使用家計會服務。雖然家計會本身沒提及過，但其實同期英國家計會也拍了個「男子懷孕」為題的廣告，香港家計會很可能是從中「抄橋」的。此時，接受結紮節育手術的男子開始增加。1974年報告指當年家計會做了197(?)宗手術，比去年私家診所和政府一共做了一百三十幾宗手術大有增長。

(家計會海報廊)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75年推出「家庭計劃男子有責」廣告，但當時女性求診人數仍佔97%。

(家計會海報廊)

1976年家計會於修頓球場舉行「家庭合作烹飪比賽」，要求夫婦一起煮「豉椒鮮魷」。旨在打破男人不管家事的傳統觀念。

這些轉變的背景，是七十年代政府開始推行男女同工同酬，令女性地位提升。於是男性開始較能接受大家公平分擔包括家庭計劃的家中事務。

6. 1975年家計會改用現有會徽。前會徽也是一家四口(而且畫得仔細，後來的是形象化的四個長條人)，但其中一個是男孩。新會徽改用長條象徵式「人形」就不再有男女之別，以免公眾誤會家計會有「始終要得男」的重男輕女觀念。

7. 社會背景改變，同樣重要的是七十年代大眾傳播媒介開始普及，尤其是免費無線電視的出現，家計宣傳變得更生動吸引。

1975年推出了膾炙人口的「兩個就夠晒數」海報+宣傳片。宣傳片由黃霑填詞、仙杜拉主唱。(方按﹕這首大概已被當成家計會會歌，因為方某於八九十年代，每逢電視節目提起家計會，還是播這首歌。所以就算「八十後」也會對這首歌非常熟悉。)

(家計會海報廊)

(後話﹕霑叔後來在演唱會中宣稱，他原先的版本最後兩句為「你顧住個老母、顧住個老母，兩個已經夠晒數」。是因為被嫌太粗俗才改成後來出街的版本。)

1977年推出「男子有責」宣傳片，由球星、騎師、警員、和盧大偉擔綱，以「想生仔梗要靠老婆，唔生仔我地有辦法」宣傳家計會的結紮服務(見家計會電視宣傳短片庫「模範男士篇」)。同年於東方日報推出漫畫宣傳節育，兩個男主角分別叫「吳載笙」(不再生)、「黎捷鈺」(來節育)。

(家計會海報廊)

家計會亦於港澳碼頭和九龍上海街公廟各置一部24小時避孕套售賣機，鼓勵市民使用避孕套。在問答時段，這個決定被質疑其實跟節育或家庭計劃關係不大，因為該兩處都是去「獵艷」的地方，目的似乎只在預防性病。講者同意這一點，認為家計會其實也有預防性病的目標，只是在保守的社會環境能做不能說。

8. 1977年亦開始性教育服務，並於香港電台開設「家庭計劃二十講」。家計會的取態通常比政府走前一點，有賴於一批進取的理事和員工，講者特別提及當時的總幹事林貝聿嘉。(方按﹕別忘記明光社這類保守組織一向不喜歡家計會的，認為他們宣傳避孕方法是鼓勵青少年性交。而且他們的頭號公敵吳敏倫教授也是家計會執委之一。)

當時政府曾建議修改《藥劑及毒藥條例》把避孕藥列為管制藥物，必須經醫生處方購買。家計會有份反對，最終政府收回建議。

1979年開設青少年服務(當時稱為「青年服務」)，並推出「心思思有件事，遇疑難話我知」宣傳片。

家計會原先計劃拍攝一對男女相擁滾落山坡的鏡頭，但被政府認為「不雅」，結果改為很隱誨的「食蘋果」畫面。結果廣告出街後甚至有人打電話來問功課的。(眾笑)

(家計會海報廊)

同年面對越南難民湧入，亦為難民提供節育、避孕宣傳和服務。並聘請了幾位越南難民協助，擔任護士和翻譯家計會宣傳單張的工作。

(家計會海報廊，1984年海報)

當年亦推出「婚前體格檢查」服務，家計會的宣傳也變得年輕化，試圖吸引嬰兒潮一代成長的人使用服務。

9. 八十年代，推出「永久避孕唔再生，一次搞掂晒」廣告，針對男性作宣傳。

(家計會海報廊，1983年海報)

在1982年，只有1.3%求診者是男人，他們對於避孕多有誤解。而八十年代的避孕套亦比較厚、穿戴不舒服，而且不夠安全，不受男性歡迎。所以有些男性寧願結紮永久避孕。

同年推出「百分之一百男人的責任」宣傳片，以超人造型宣傳男士避孕責任。講者特別提到，那位超人胸口的標誌是個「2」字，仍在加強「兩個夠晒數」的印象。

1983年邀得關德興師傅拍攝「男人有責」廣告，以長輩角色教訓泰煌，強調家庭計劃也是男人的責任。結果令1984年接受結紮的男人增至759(?)人，其中38%表示是因為看了廣告來結紮的。

(家計會海報廊)

1987年(方按﹕應為1986)推出「家庭計劃要做得哥」卡通廣告，講者特別提到廣告最後一句卡通角色以「叻過阿爸」來呼籲新一輩男士接受結紮。

結果到家計會求診的男士增加29%，結紮手術增加了28%。

(家計會海報廊)

(方按﹕這個廣告在流行文化中亦相當成功，後來有不少電視劇和電影都拿「得哥」開玩笑。例如戲稱下體受傷的男角為「得哥」，以喻其「可能絕育」之意。)

10. 性教育方面，1981年於香港電台教育電視推出了青少年成長節目。家計會又認為學校教師普遍不懂教性教育(方按﹕其實到現在教育界還是有避談性事的氛圍)，1984年開始派教育幹事到中學協助性教育活動。

1987年推出「青少年保健中心」廣告，鼓勵青少年前來家計會詢問和求助，以免他們只依賴朋友和大眾傳媒上可能誤導的訊息。

家計會於八十年代開始投入大量資源協助不育夫婦(1981年前後粗出生率跌穿了1.5/1000)。不育夫婦當中有十分一是因為男方缺乏精子，所以家計會成立了精子庫。
1984年捐精者數目下降，1988年家計會就推出了「香港某銀行需要您捐助」的廣告。

(家計會海報廊)

(方按﹕後來1999年又有「徵求捐助最少一億」廣告。家計會海報廊)

11. 到了九十年代，家計會不再有特定口號和對象，服務對象和宣傳都趨向多元。例如宣傳子宮頸抹片檢查。在問答時段這也被認為家計會開始失去焦點，降低了對市民宣傳的效力。

(1984年始推「年年驗身，令你放心」廣告，由馮寶寶擔綱，家計會海報廊。後來還有反覆推出新的女士驗身、婚前驗身廣告。)

1998年推出「與子女談性，你比別人更勝」廣告，鼓勵家長對子女作家庭性教育。講者特別提及認為這個廣告有王家衛的藝術風格。(方按﹕王家衛導演是九十年代初成名的，影片風格很獨特，據聞令人感覺搖晃和模糊。)

(家計會海報廊)

12. 進入廿一世紀，香港的家庭計劃早已遠離當初「兩個夠晒數」的需要。2003年生育率陷入最低點，2005年時任特首曾蔭權曾提出鼓勵市民「生三個」引起反響。
1981至2013年，婦女生育年齡中位數由25.1歲提高至31.3歲，所以不育問題也增加了。

2003年邀得夏春秋拍攝「六合彩」廣告(他長期主持電視開彩節目)，提出「過去一年都唔中就黎搵我地」，亦帶出生育要提早計劃的概念。

(家計會海報廊)

2013年推出「大家庭、小家庭，家計做好最精明」廣告。大家庭篇以小孩角度出發，初為人父篇則為男士角度。

(家計會海報廊)

到今年(2015)，剛剛推出的「幾個至夠數」廣告，雖然主旨是「預早計劃好」，但因為內容提及「一隊籃球隊」，引起市民「家計會叫人生五個」的反響。

因為反響太大，所以家計會減少了播出次數，並發聲明指他們的宗旨是「pro-choice」，廣告只是鼓勵市民要提早計劃(因為如果想生又太遲生就會生不到)，並非要求市民生多少個。

講者認為，也可以說其實是家計會過去宣傳「兩個夠晒數」太深入民心，市民一提起家計會就想起「生兩個」，所以對於偏離「兩個」的宣傳才有大反應。(方按﹕反過來也可以說，家計會這個廣告是在「反洗腦」，試圖以「多個數字」把「兩個」沖淡掉。只是「五個」這個超現實數字予人「離地」的感覺。)

事實上，在家計會2012年知識、態度及實行調查中，雖然很多婦女沒生育或者只生一個，但她們普遍仍是以「兩個」為「理想」的子女數目。可見「兩個夠晒數」對這幾代人影響之鉅。

13. 講者結論﹕
—家計會的歷史反映了二戰後人口結構、家庭觀念和兩性關係的變化。
—家計會的目標由勞動階層開始，逐漸擴展至不同階層和群體。
—家計會活用了傳播媒介、配合潮流文化，將家計/生育話題帶入家庭。

14. 問答時段﹕

14.1 家計會曾於醫院產房和留產所設置攤位推廣、並順便為產婦作結紮手術。

14.2 也有學者批評家計會太「正宗」，強調一男一女異性戀家庭和生育，未能對同性戀伴侶提供服務。

講者也提及，自己於2000年代做研究時要去家計會總部圖書館找資料，有兩大印象。第一就是自己搭電梯上去時，感覺周圍男士都有歧視目光，似乎認為年輕女士去家計會，不是為了拿事後丸就是去墮胎(方按﹕再不然就被強姦了要緊急避孕)﹔第二就是圖書館根本沒人去，顯示在網絡時代家計會「性知識來源」的影響力開始減弱。

14.3 也有人質疑，究竟家計會有沒有利用社交媒體去傳播訊息﹖講者說家計會未有好好利用社交媒體是事實，正如最新廣告引來反響，但他們的聲明也只放在網頁一角，你有留意去點就看到、沒留意就沒看到。
(方按﹕查家計會於facebook有兩個專頁，分別是性教育專頁和賽馬會資源館專頁，但都沒有張貼回應廣告被質疑的聲明。甚至當我進入家計會網頁，根本找不到這份聲明。)

15.1 方按﹕儘管講者沒提到，但我覺得2000年代初一系列男性保健服務廣告，其實也很能顯示出當時的家計會仍是領先潮流。直接而不失雅趣，廣告傳意的效果很好﹕

15.2 家計會予方某印象很深。十年前方某剛上任時，早會向學生宣佈「家教會送出書券」，好像覺得大家都在陰陰笑。後來才有學生告訴我，當時我說成「家計會送出書券」……

炒冷飯系列﹕龍津石橋與新安縣海防

(原文刊於2015-08-31)

「龍津石橋與新安縣海防」講座—吳偉鴻先生(香港考古學會主席)

本講座主要分為四部分﹕
—龍津石橋的發現
—有關龍津石橋興建的迷思
—新安海防與廣東水師十九世紀的現代化
—龍津石橋的歷史地位

1. 新安縣包括現時深圳(除了龍崗)及香港全境。在民國初年因為河南有同名縣，所以改名寶安縣。大鵬協管理範圍由虎門以南、經蛇口、屯門，一直繞過整段香港海岸線到大鵬灣為止。
龍津石橋位於啟德濱，現時太子道西富豪酒店對面、前啟德機場客運大樓內。

2. 龍津石橋為講者有份發崛，亦為香港第三個原地保留的考古遺址。
2003年首次進行考古勘察，2008年發現遺址。2012年作全面發崛，2014年發展局辦保育設計比賽挑選方案。

3. 從舊照片可見，當時龍津石橋海岸兩側，分別為九龍關和接官亭。
由九龍寨城出來，就是九龍墟(又稱九龍城)，一直走出海濱就是龍津石橋。稍東南就是聖山和現在聖公會聖三一堂的位置。九龍寨城背後的靠山，就是今日的九龍華人基督教墳場。
1860年代有龍津橋(木橋)。龍津石橋建於1873年，長224m，橋寬2.5m，橋面為海拔2.65m。近岸為實心橋、離岸有二十個橋躉。最深處食水0.8m。
橋尾有梯級供人上下落船用。1892年以木橋加長。1938年填海後又用石屎再延伸原橋，改稱九龍城碼頭。

有人或會不明白，為何當碼頭用的又稱為「橋」﹖講者解釋，英文的bridge是指橫跨兩地的橋，但中文的橋卻包括碼頭泊位，例如港澳碼頭即有「東橋」和「西橋」。成語「船到橋頭自然直」其實也是指碼頭的「橋頭」。

4. 當時的九龍寨城有九龍巡檢司、大鵬協、九龍關(這總部在匯豐銀行)、九龍炮台等。

有點怪的是，講者強調九龍巡檢司是管田契之類的民事，不是管刑事的。但一般而言，巡檢司是一個管治安的官職，也很難想像在香港這種當時不算繁華的地方要特別派駐一個專管田土的官。

問答時間問了講者，沒有甚麼特別解釋。不過講者提及有書載，明朝某皇帝實錄記載了當時撤官富司(九龍司的前身)至屯門村(現在仍有這條村)，是因為屯門近南頭寨的緣故。

5. 1979年魯金(方按﹕即故梁濤先生)曾出版《九龍城史話》，但沒太多人留意。
戰後英文史書有種觀點認為，因為1860年代香港禁賭，很多人「過大海」去九龍城賭錢，所以才建造碼頭。

但如果研究有關石橋的兩段碑文就會發現﹕
光緒元年(1875)的「龍津石橋碑」提及建橋原因為「九龍趁集日夥，蛋民操舟…每潮落，篙師無所逞」，而倡建者包括大鵬協鎮都督彭、中軍都司劉、署新安縣九龍分司巡政廳周。
光緒十八年(1892)的「龍津石橋加長碑」的倡建者除了大鵬協軍官和九龍巡檢外，襄還包括一位「九龍關柏」的英人稅務司(當時中國海關操諸英人之手)。碑中亦提及款項出自樂善堂的善款，而樂善堂亦因此有權收取過橋費以維持橋身。因此仍有碑文留於九龍樂善堂小學中。

石橋初建和擴建，都有中國官員作倡議人。以清廷官方政策禁嫖禁賭，官員不大可能去「倡建」一條為了賭業而修建的橋樑，自找麻煩。

6. 廣東水師的編制，以廣東水師提督為首。與香港水域有關者有二﹕
提標左營(提標即提督直屬部門)﹕負責虎門以南至屯門，駐新安縣城。下轄深圳汛、屯門汛。
大鵬協(方按﹕初駐大鵬所城，後移九龍寨城)﹕
左營下轄元朗汛、吉澳汛、糧船灣汛、九龍炮台、塔門汛、九龍寨城、深水埗汛。
右營下轄長洲汛、大澳汛、東涌所城、榕樹灣汛。大鵬左營初駐佛堂門炮台，後遷至九龍炮台。右營原駐雞翼角炮台(即分流炮台)，後遷至東涌所城。

(由廣東以東駛來船隻，經大鵬所城炮台、佛堂門炮台入鯉魚門、九龍炮台，再經東涌所城入虎門。廣東以西駛來船隻則經雞翼角炮台入虎門。可見香港境內各炮台都是用以監視航道用。)

7. 新安縣海防的變更，往往是基於歷史事件而起﹕
—1809年中葡聯軍於東涌圍剿趕走張保仔，然後1810年就修建九龍炮台和東涌炮台。
—1811年英國阿爾密提號攻打虎門，東涌隨即增建兩座炮台並建設東涌所城，並設提標左營及大鵬營。
—鴉片戰爭(1840-1842)後，大鵬營升級為大鵬協，並增名官涌炮台、尖沙咀炮台(方按﹕都是對正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島)，並增設18隻兵船。1846年建九龍寨城。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東涌炮台失陷。之後1866年設福建船政局，為中國自建近代海軍之始。廣東軍需局亦成立，買了六隻(另有資料說七隻)蒸汽炮艇，其中兩隻駐守香港水域，包括提標左營的「安瀾號」和大鵬協的「綏靖號」。
—1873-79廣東機器局、軍火司成立，黃埔船塢建造「海長青號」炮艦。

8. 同期九龍城侯王廟留下了廣東綠營水師送贈的牌匾「至誠前知」，因為當時的大鵬協副將是參拜了侯王廟後才捉到海盜，故留匾謝神恩。

9. 講者認為，龍津石橋的興建應與海防發展有關。
1868-75年開始建造蒸汽船，之前都只是造帆船炮艦。相對而言，蒸汽船的吃水比帆船深得多。
同期照片可見，1870年代灣仔也有1000英呎長的木碼頭(船是水平於橋頭停泊)。清廷是否見到這樣故意在九龍城也建一個碼頭準備對抗﹖
另一照片是1880年代福建船政局碼頭(與灣仔不同，是丁字泊船)。

10. 廣東水師的廣丙號魚雷巡洋艦，曾北上參加北洋水師演習，並留下參與甲午戰爭。艦長(管帶)程壁光投降(後來他當上清朝和民初的海軍高官)後，廣丙號被日軍俘虜。後來派往接收台灣，但去到澎湖就觸礁沉沒了。直到近年才找到船身。

11. 講者認為從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也可見中英角力的痕跡，裡面提及「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馬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這個是否表示，龍津石橋本來就包括「軍用」﹖

但講者坦承，以上全部都是「環境證據」，並未找到相關文件檔案證實清廷的確有此計劃。唯此等檔案可能已經銷毀、或於廣東某舊檔案、或清朝某檔案中，要有人去逐頁揭看，才有可能找得到了。

12. 順帶一提，九龍關原屬粵海關。因為對外條約規定中國只向中國船隻收稅、不向外國船收稅，所以有很多中國船隻也冒掛外國旗逃稅(尤其是鴉片船)，以致後來發生亞羅號事件。為此粵海關於佛堂門、九龍灣、馬灣、長洲四地設關嚴查，令香港商船交往大為受阻，英人認為乃「封鎖香港」之舉。

最後1886年簽署「管理香港洋藥事宜章程」(失效連結)，1887年4月2日成立九龍關，直轄於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由英人及香港政府協助清廷徵稅，以解香港之圍。

那麼，除了海軍之外，龍津石橋的興建會否亦與海關有關﹖至少擴建時的確包括了九龍關官員為倡建人，而九龍關亦設於九龍城，海關船隻可以直接停靠碼頭而不需靠駁艇當然方便得多。

13. 問答時間。九龍灣還有很多宋元瓷器、竹篙灣也有明朝青花，可說明香港水域當時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拆貨點」。很多商船會在此處拆貨重裝，並將爛貨就地丟棄，所以才留下那麼多瓷器。而明朝《粵大記》亦記載了廣東沿海圖，當中香港泊船點有二﹕一處屯門、大嶼山之間，一處尖沙咀與香港島之間(即維多利亞港)。

炒冷飯系列﹕哥倫布大交換

(見到閱讀群組還有人介紹這本書，即是值得再貼了。原文刊於2009/10/12。)

Alfred W. Crosby《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鄭明萱譯，台北﹕貓頭鷹，2008初版、2019新版 (左為初版封面，右為新版封面)

正如封面的文宣所言﹕這是本遲了三十六年才譯出來的書。

先前方某多次推介過《槍炮、病菌與鋼鐵》和《瘟疫與人》，前者以「大陸軸線」的地理因素立論，後者則是「疫病史觀」。但其實這一類以生態觀點看歷史的著作，以本書為先。本書首印於1972年，《瘟疫與人》還要比它遲幾年(1976)，《槍炮、病菌與鋼鐵》更是1997年才出版。本書開風氣之先，卻一直沒有人把它譯成中文。本書剛有三十周年紀念版(即再版)，終於有人把它譯出來，總算能讓中文讀者讀到這本開山之作。

本書內容其實無需多加介紹，因為書名已說得很清楚(不就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隨之而來生物交換造成的影響嘛)。具體而言看章節也夠了﹕

第一章﹕新舊大陸，對比分明 (美洲和舊世界的動植物相、人類學分別鮮明)

第二章﹕大征服者與奪命疫症 (天花和其他舊世界疫病對美洲歷史的影響)

第三章﹕舊世界植物、動物移居新世界 (牠們如何取代新世界的物種)

第四章﹕梅毒現身﹕一頁病史 (可能是新世界的唯一「反擊」)

第五章﹕食物與人口 (討論美洲食物對世界人口的影響)

第六章﹕至今未停止的大交換後效 (舊世界人口移民美洲和各種生物交流的影響)

當然，這類「大哉問」題目，涉及太多不同科目的知識，很難真的整合得天衣無縫。我們可以期望新發現的知識對本書內容有所影響，不過從作者的新序看來卻不覺得有很大修改。雖然，如果要把書中的舊知識全部更新一次，工作量跟另寫一本新書將不相上下。

可是，有些地方大抵是很難有大改變的，例如梅毒。直到今天還是如作者所言，每隔幾年就有所謂「新發現」登上報紙，但究竟是美洲傳來、舊世界自有、抑或只是剛巧螺旋體突變﹖一直沒有定論。唯一有定論的，就是梅毒改變了人類對性行為的態度。極端的性保守主義亦由此興起。從這個角度而言，作者的論述就算史實(fact)上有點舊，不一定是新知識就能改變得了。

雖然整本書有281頁，但其實文章只有230頁，後面有差不多五十頁是注釋、書目、名詞索引之類。這一點在貓頭鷹的出版中並不常見，因為為了省錢，他們出版很多學術普及類書籍的注釋之類，通常都只放在網上就算。

看過《老貓學出版》(碰巧作者就是貓頭鷹社長)，大抵可以猜測這是否因為「帖」數的緣故﹖
(不過五十頁，應該早就超出了一「帖」的範圍吧﹖)
愚見認為，注釋、書目那部分儘可放在網上，名詞索引留在書中倒是便利讀者之舉。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如果閣下有興趣讀電子書，經本文連結 https://moo.im/a/48BCTU 購買，本人將獲得平台回饋。當然看倌不一定要經這條連結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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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23 「可惜密螺旋體留下的痕跡，隨時間會慢慢褪去」

整本書都是譯「密螺旋體」的，我一直看不明白為何梅毒螺旋體要被稱為密螺旋體。

直到寫這篇介紹，查資料才發現原來「密螺旋體」是螺旋體門的其中一個屬(Treponema)。由於引起幾種疾病的螺旋體都近乎一樣，只有靠病徵才予以分辨，有人懷疑這些病根本就是同一種菌的不同表現，所以統一稱之為「密螺旋體」是比較保險的做法。

p.32 「時間在一千九百四十二年」應為「一千四百九十二年」
「也不虛張矯致」應為「虛張矯飾」

p.33 「我要感謝華盛頓州大學」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似乎應譯為「華盛頓州立大學」，因為她是一間公立學校。

p.35 「終於在一八九二年十月十二日這一天」應為「一四九二年」

p.37 「哪像舊世界的大象，尊鼻不但用處多多」

「尊鼻」這寫法有點怪，也許應是「長鼻」，但不敢肯定。
(方按﹕現在再看，似是「象鼻」的近音字。)

p.44 「先前靠著這套理論(以挪亞方舟解釋現存生物)，解釋亞、非兩地就已相當吃力，但畢竟還是可以勉強應付。因為一向以來，歐洲人就知道有這兩處地方存在。而且就算他們從未見過大象，至少總知道有這種動物。可是美洲，誰做夢想過竟有這個地方﹖新世界的獨特，令基督教的宇宙起源說整個出了問題。」

地理大發現動搖了以神話為基礎的信仰系統，亦是宗教改革的遠因之一。
的確，如果人們保持無知的話，是不會對現狀有所質疑的。這是愚民政策的起因，亦是獨裁者(或支持獨裁者)不喜歡、不信任學術界和知識份子的原因。

p.46 「如果說，伊甸園與方舟停泊地點亞拉拉特山都位於亞洲，那人類與動物怎麼會在美洲出現呢﹖……法國人培伊埃爾……之所以走向異端，並非受到美洲生物現象之奇而激發，主要是因為聖經說法太過隱誨，以及古代文件中曾提及的某些埃及、腓尼基之事，時間上明明先於亞當。」

所以到了今天，還有人要以「逐字直解」的方式去理解聖經的話，只能說他們根本沒讀通聖經。

p.47 斯科雷特﹕「每種動物，當初一定就是在它們當前所在的地域被造出來。既然動物如此，那麼若可以顯示當前各主要人類所居的區域分布，恰恰吻合地球上主要的動物區域分布，那麼必可如此推論﹕這種種不同的人類，也都源始於他們當前所在的各個不同區域。如此一來，也可以避開下列這一類彆扭假設的必要﹕紅人是由白令海峽進入美洲、馬來人像椰子一樣，一對對飄流海上迷失方向，因而到了波里尼西亞落戶。」

有趣的是，古人想推翻的，偏偏是正確的結論。
只是在當時應該沒法子給予證明(而且看來還很不合理)，反之得出這些理論的人會被駁斥。就像提出大陸漂移的韋格納也無法為大陸漂移提出合理的物理基礎，達爾文也不知道生物特徵如何遺傳一樣(儘管孟德爾在同時期提出了遺傳理論)。

p.50 「千百種動植物，超微型、次微型，都通過這道地峽在不同大陸之間移動」

很難明白「超微型」和「次微型」本來想指甚麼……

p.63 「恐怕只有威爾遜描述的《眾世界大戰》才能傳達」

這明顯是《War of the Worlds》的直譯，這小說有很多譯名(但沒聽過「眾世界大戰」)，我覺得叫《火星人襲地球》更直接了當。

p.68 「英國天文學家哈瑞」應為「哈雷」，這是通用的譯名。

p.70 「一六一六與一六一七年間，一場大瘟疫橫掃新英格蘭，套句清教徒牧師馬瑟的話，『把林中那些有害東西全殺死了，清出位置讓好東西成長。』不管這場病到底為何，總之歐洲人都安然無恙。」

印第安人有害﹖答案恐怕應該相反。

p.84 「皮薩羅俘虜印加最後一任皇帝阿塔華帕特」

王道還在翻譯《槍炮、病菌與鋼鐵》時稱之「阿塔花普拉」，維基的譯法則為「阿塔瓦爾帕」(聽起來像大陸的譯法)。

p.90 「這些來自伊比利島的新住民」應為「伊比利亞半島」

p.122 「波多黎谷的蟹」應為「波多黎各」

p.124 「科博神父對當時的基因學有些認識，認為老鼠向來到處都有﹕『無論何地，這些動物都會從腐土自然滋生，此事正常不過。』」

這不是基因學，應是「無生源論」(abiogenesis)，但要對應時人認為生物會在腐物中自然產生，應為 spontaneous generation (自然發生學說)。

p.127 「新墨西哥的那瓦荷族」

Navajo 在《碼書》中譯為「納瓦荷族」(劉燕芬譯)，維基中譯成「納瓦霍族」。

p.130 「投身於極端專門化的類此生活形態」應為「類似」

p.133 「其二西班牙重商主義往往是窒息而非鼓勵阿根廷的經濟擴展」

大概不是「重商」吧﹖

p.153 「根據哈得森的理論，人類最早被密螺旋體上身，是在好幾年千年以前」應為「好幾千年以前」

p.165 「眾人另外試驗起多種替代療法—中國茯苓、黃樟、茯苓等等」(重複了)
以166頁的另一段寫法，這裡似乎應是「祈禱」。

p.178 「可是且讓我們繼續討論下去。對於過去事件所做的假設，往往不容科學式的驗證﹔做(作)為歷史學者不能有太大奢望，最多能有個屬於合理的假設就很不錯了。科學家不敢涉足之處，史家必須穩健邁出步伐。」

正是如此，有些唯科學論者鄙夷人文學，把所有無法確證的事都當成不存在，這也不是健康的態度。因為往事總有很多空隙可能永遠無法填補(就像有很多古生物化石可能永遠找不到)，但我們還是要嘗試去猜測發生了甚麼事。
對於一般人而言，這「故事」只要是合理而無衝突就好。我們要警惕這不是「絕對真理」，隨時準備在有更好證據之下改變看法就成了。

p.184 「樹薯茁長的地帶，可以從海平面高度一直到七英尺」

如果說樹薯可以長到七英尺高，那就沒必要寫「海平面」﹔如果說樹薯可以生長於「海平面到海拔七英尺的地方」，那麼寫「七英尺」又似乎太多餘(如果是七百英尺還差不多)。
大概要有機會看原文才知道究竟本來是怎樣。

p.185 「如果一個人攝取了充分的卡洛里」應為「卡路里」

p.204 「他們(東亞人)供不起這等揮霍的作法﹕讓牛羊在明明可耕的土地上悠閒吃草，然後再把它(牠)們吃下肚去。他們知道，要填飽人的肚子，不如自己直接動手在地裡種吃的，比起放任牲口自行覓食尋找給養，效率遠遠高出許多。」

對於有些懷疑「吃素比吃肉環保」的人，應該要看看歷史的選擇。
當然，有些動物吃草是來自不適合種稻麥之類的地方，亦有些動物可以吃人不吃的植物部分，不過現在養動物用了太多本來給人吃的東西，卻是事實。

p.206 「如今印度已經如此完全地接納了玉米，將它據為己有，以致鄉間幾乎找不到任何父老願意承認﹕其實這食物並非一向都是村人的基本飲食項目，反認為從來就是如此。他們甚至還引述玉米古稱，或是富有智慧的玉米俗諺﹔卻完全不記得只在區區數年之前，這些名稱、諺語，一般都當成是指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植物呢。」

人類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把現狀當成理所當然。

p.211 「甘薯也向眾人證明，有了它鐵定不會斷糧﹕四個不同的年月裡——一八三二、一八四四、一八七二、一八九六——大量日本人發現自己是靠著甘薯方才活了下來。」

正如廣東人也有句「捱番薯」的俗語。

p.211 「二百二十萬愛爾蘭馬鈴薯」漏了「噸」字

p.212 「一六六一年中國有高達一億人口﹔一九OO年更達四億﹔今日共產政權則宣稱共有六億八千七百萬以上的子民。」

都「三十周年版」了，是否應該更新一下數字﹖

p.213 「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間，中國一共收成了一百六十八億四千九百萬公噸的玉米(這個數字過鉅，有待商榷)」

雖然大躍進是之後的事，但作者見到的數字會否已是浮誇風的結果﹖

p.214 「甘薯是最貧窮階級人口的傳統食物﹕事實上，若被稱作是『吃甘薯的』，在共產之前的中國是個極大侮辱」

更大的侮辱是，共產黨之後就令中國人連番薯也沒得吃。

p.216 「若沒有當新石器時代美洲人的農藝技巧，今日住在這個星球上的人類，數量上會小(少﹖)上許多」

或者「小即是美」呢﹖沒那麼多人的話，地球就未必會受今天的空前威脅。
但反過來，如果沒有足夠大的人口，很多新發明未必會出現。因為新發明總需要有足夠的人口使用，才能造成足夠的需求讓投資有所回報。

基因或教養﹕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之前才讀前著，但這本後著反而一早讀了，不妨重貼比較一下。原刊於2008/08/14。)

Judith Rich Harrison《基因或教養》(No Two Alike: Human Nature and Human Individuality)，洪蘭譯，台北﹕商周，2007 (舊版，左圖)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洪蘭譯，台北﹕商周，2019 (新版，右圖)

這本書雖然略厚，但其實早就讀完。不過看倌見到後面有多長的筆記，就應該知道為何拖了那麼久。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心理學中有一個爭論日久的問題﹕先天對後天 (nature vs. nurture)，爭論先天(遺傳)、後天(環境)因素，對人的心理影響孰輕孰重。

以往的心理學家，主要研究後天因素。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學者認為環境是影響人格最重要的因素，可惜這在研究中得不到支持(兩者的相關系數其實很低)。

後來遺傳學興起，縱使科學家未能仔細分析每一個基因，但仍然可以分析遺傳和人格的關係。根據現有研究，遺傳和人格的關係比較大，但人格的差異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釋。

本書中的「人格」是專業名詞，英文是personality，舊稱「個性/character」。並不是我們罵人「沒人格」的那種道德判斷 。其實裡面包括的攻擊性、服從性之類，大抵就是我們慣用的「性格」。

作者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連體雙胞胎有一樣的遺傳基因，也面對完全相同的環境，為何也會有不同的性格、長成不同的人﹖

作者認為現有的理論都無法解釋這一點，所以她在本書中，先找出了五條「紅鯡魚」(源自Dorothy Sayer的小說，此處指「錯誤的線索」，即是解釋人格差異的錯誤線索)，然後才提出自己的理論﹕
1. 人格差異主要來自環境差異
2. 基因和家庭環境混合的結果
3. 基因和環境的交互作用
4. 出生次序和其他家庭中的環境差異
5. 基因和環境的相關 (非直接的基因效應)

此處有一個問題﹕因為書中的描述不很清晰，不知道是作者還是譯者的問題﹕

p.43 「在本章中，我要先檢視兩個嫌犯﹕人格差異主要是來自環境變異，或是來自『先天』(基因)和『成長方式』(父母提供的環境部分)兩者的交互作用。」

p.73 「基因和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是我的第三條紅鯡魚。」

很明顯這兩句不對頭。所以沒有清楚指出「第二條紅鯡魚」，那是我自己猜度的。

最後作者發展的理論，以演化心理學的「心智器官」為基礎，認為人應該有三個心智器官﹕「關係系統」、「社會化系統」和「地位系統」。而人格差異就是由這三個心智器官互相影響造成。
關於這個理論的詳情，當然就像看故事一樣，要留待看倌自己發掘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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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把這本書寫成偵探小說的樣子，有趣的是，作者本身其實也有點偵探小說主角的影子。

家母說以前有一套很出名的偵探小說，主角是個老婆婆。她自己不會出門查案，每次都只靠鄰居小朋友捎來的消息，一邊織毛冷一邊推論，就可以破案。(我當然沒看過，可能是Miss Marple)

奇特的是，有點像小說情節，這個「反轉學術界」的作者亦非大學學者。她是真正的民間學者、兼且身患殘疾。(近來太多人自稱民間學者了，寫得出本咁精彩既書先算啦……)

作者讀博士時被哈佛大學「踢出校」，又有硬皮病和狼瘡這些自體免疫疾病，所以行動不便(出遠門就要坐輪椅)。她只在家中當主婦、兼職寫心理教科書。她的情況雖然比霍金好一點，但其實兩者都一樣，有顆被身軀囚禁的心。但他們的心智，撼動了世界。

由於不可能自己做實驗，所以只能靠網絡和朋友帶來的書刊資料。她卻告訴大家，現在的兒童發展理論，根本不符合證據。

因為這篇論文，美國心理學會頒了一個「喬治．米勒獎」給她。更「抵死」的是，喬治．米勒(George A. Miller)正是當年把她趕出校的哈佛大學心理系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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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這本書之前，我先提出一個可能的答案(生態位原則﹕同一環境中人格多樣化的必要)﹕

我的看法是近年很喜歡掛在口邊的「生態觀點」。即是說，導致相同基因、環境的人長成不同性格，是基於他們處於不同的 niche (生態位)。

同一環境之中，有很多不同的生態位，例如草原上有生產者(草)、食草動物、食肉動物、分解者等等(還可以仔細分下去，例如吃肉也有不同方式)。在心理學的角度而言，同一環境之中，應該也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例如領導和跟隨者、反抗和順從……等等。

生態學中有一個「競爭排除原則」，說兩種生物不能同時佔領同一個生態位。所以不同的生物要有適當的分化，才可以共同生存，否則就會競爭到其中一種滅絕為止。

同樣道理，就算兩個相同基因的人生於同一環境，也有需要融入不同的角色——他們不可能兩人都扮演同一角色，否則就無法顯示自己的獨特和生存下去(如果兩個人真的「完全一樣」的話，只需要有一個存在就夠了，另一個就算死了也沒有人會留意到)。於是這種「生態位」的壓力會促使他們發展成不同的角色。

如果有一個偏向好動，另一個就會偏向好靜。一個喜歡讀書，另一個可能專注運動。總之在同一環境中的人，有趨向「不同」的驅力。

教養之所以困難，是因為「生態位」是很難控制的。正如我們不能隨便老虎來取代非洲草原的獅子一樣，畢竟他們有少許不同的，這少點不同就可能做成生態位的不配合。任何被視為「生態的」問題都是複雜問題，牽一髮動全身。

莫說像作者所言﹕父母教養的影響不及同儕影響。就算教養對兒童有影響，我們也無法為教養的問題找到簡單的方案。因為我們不懂得如何調校生態位。

作者在討論出生次序時，指出「增加相異」不一定最有利，因為對年長孩子最有利的，應該是模仿幼兒。(事實上有些兒童在遇到情緒困擾、需要父母注意時，也會出現一些「返童」現象，包括遺尿。)

以作者的看法，現有「行為遺傳學上的證據並沒有顯示，在同一家庭長大會使兄弟姊妹不一樣——只有顯示不能使他們(方按﹕比其他家庭的小孩)更相似」(p.122)，亦即是說生態位原則並不適用於人格差異。(不過作者不排除在選擇興趣或職業上，會有這種效應。)

倒是沒看過作者另一本據聞很出名的《教養的迷思》。就說到這裡好了。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如果閣下有興趣讀電子書，經本文連結 https://moo.im/a/34syFZ 購買，本人將獲得平台回饋。當然看倌不一定要經這條連結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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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骨頭﹕

p.11 「受訪者都傾向把人的行為歸因到性格上，他們都低估情境會迫使一個人做出某些他本來不會做的行為，這應該與他的人格無關。但是大多數人不會這樣想，只有在歸因自己的行為時，才會把環境因素考量進去。社會心理學家把這個大部分人從來沒有聽過的現象取了一個很眩的名字，叫做『基本歸因錯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我決定抄幾句有關自閉症的描述給大家看﹕

p.27-29「自閉症兒童失去了辨識面孔的能力，或者這種能力會嚴重受損。現在有神經生理上的證據顯示，自閉症患者視覺處理臉的方式，是正常人處理無生命物體的方式。如果區辨人臉的方式與區辨物體的方式一樣，你就難怪自閉症孩子對面孔辨識沒興趣了。」

另 p.226「自閉症患者辨識面孔的能力也非常差。大腦造影的研究顯示，他們大腦的梭狀迴沒有正常地活化，所以他們只好把臉當作物件來處理。」

(方某到二十歲才能把八位叔伯的樣子完全分別開來。到現在我還是認書勝於認人，找書勝過找學生/同事。)

p.27-29「這些孩子不但不能了解別人有心智，他們也不能了解人的心智會有不同。他們對於人有不同的人格並不自覺，也沒興趣。他們不了解人有人格﹔如果知道人格，就能預測未來的行為。他們同時也缺乏動機去與別人分享個人資訊。自閉症兒童不與人哈拉(即八卦)。」

(「童年陰影」對這句應該有感覺，因為當我得知他們拿我家事當閒話時，反應是﹕你們竟然有興趣講我閒話﹖)

p.170 「(學習語言情境)這個現象跟調節社會行為有關，我們可以從英國認知科學家巴隆科恩(Simon Baron-Cohen)研究自閉症孩子的實驗中看出。他發現，外來移民父母所扶養的自閉症兒童會和他們的父母一樣有外國腔調和口音。……這種在什麼場合說什麼話的需求，從童年到成年都一直存在。」

(我可不大懂得「在什麼場合說什麼話」——難聽點叫「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其實是多數人的本能。)

我拿那篇阿斯伯格症的文章來調侃，並非純粹開玩笑，我的確認為自己有這個病。

p.57 「在行為遺傳學家拿了他們所有能夠拿的(45%的人格變異來自基因)之後，這塊派還剩一半以上。在過去發表的論文中，他們把這部分歸因到『未分享的環境因素』(nonshared environment)……行為遺傳學家無法也不知如何解釋那55%的人格或行為變異性。這個變異性基因無關，所以他們就稱它為環境的因素。其實比較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不能解釋的變異性』(unexplained variance)，而這也是我會選用的名詞。」

我倒覺得譯成「未能解釋的變異性」比較好，畢竟她寫這本書不就是想解釋這個嗎﹖
Unexplained 只是 not yet explained，不是 can't be explained / unexplainable。

p.59 「當研究的變項是智慧時，假設同卵雙胞胎或異卵雙胞胎有相同的環境是合理的……但是這個『同樣相似的環境假設』，在人格上就比較行不通了。事實上，父母對同卵雙胞胎的態度與對異卵雙胞胎有所不同，對親生子女又跟對養子女或繼子女不同。父母對子女的行為有部分是對於孩子行為的反應」

(補按﹕她在《教養的迷思》裡很強調這一點，因為心理學家的關聯研究總以為父母教養影響子女性格，但忘記了可以是反過來子女性格影響父母。)

p.70 「我提到一天半抵達舊金山」

應為「提早」。

p.81 「《教養的迷思》剛問市時，許多報章雜誌的標題都是斗大的『父母有關係嗎﹖』，以致於許多讀者都認為我的回答是『沒有關係』。但我從來沒說過父母是沒有關係的﹔他們當然有關係﹗這是為什麼演化提供父母要照顧孩子的動機。」

p.82 「結果發現，不論養母的好壞，冷靜型的小猴長大後是正常的﹔但是緊張、高反應性的猴子就對養母的照顧方式很敏感。由不好的養母照顧的高反應性猴子，後來變成社會行為失敗的猴子，牠們不能應付壓力。但是好媽媽的效應在小猴子跟養母分離、與同齡小猴子關在一起後，仍然存在」

p.83 「在二十世紀前半期與後半期出生的人，雖然教養孩子的方式已截然不同，親子關係也經歷過一番徹底革命，他們在人格上並沒有系統化的差異。雖然體罰已大大減少，在二十世紀後期出生的成人並未因此減少他們的攻擊性。雖然父母與子女的關係親密了許多(尤其是孩子跟父親之間)，他們並沒有比較快樂或比較不神經質。雖然他們接受到比較多的稱讚和比較少的批評，他們並沒有比較自信。」

其一，我想起自己。
倒不是說家母「不好」，文中「不好」的意思是指「緊張型」，與「冷靜型」相對。家母是出名「緊張大師」的典型處女座。

其二，對比現在要求家長老師多讚少彈，我倒認為，一開始時會有點效果。因為在一個多彈少讚的環境，讚許會很突出，於是小朋友給予良好反應。
但「過猶不及」，就像在下經常聲稱「多給嬰兒刺激提高智商，只會製造過度活躍症」的批評一樣(註﹕我手上沒有證據，純屬推論)，過多的讚許只會飽和、令小朋友不懂珍惜。(事實上現在我經常面對一些「不想上台領獎」的學生，這在我當學生的時候頗難想像——當然，我們讀中小學的時候是罰多獎少。「記缺點」倒聽得多，「記優點」是全校人「十年一遇」的事。)

p.88 「這個長期研究包含了多少隻猴子﹖書中沒有交代(你就明白為什麼我想要的是期刊論文了)，不過文章中各種零碎線索讓我覺得總數少於八。」

我倒覺得不一定，可能用了多於八隻猴子，但有些猴子配合不來，所以最後可以分析的減少了﹖

p.90 「蒸氣產品」(vaporware)

這段令我想起另一大困局(如果不是騙局的話)﹕冷聚變 / 室溫核聚變 (cold fusion)

p.97 「舉例來說，蘇歐米的交替養育實驗最近出現在神經科學家奎茲(Steven Quartz)和索諾斯基(Terrence Sejnowski)的新書《騙子﹖情人﹖英雄﹖》(Liars, Lovers and Heros)中。」

我沒有看那本書(在書局見過，不過沒有買)，在這裡留個註是讓那本書的讀者也看看本書。

又，作者提及蘇歐米在《發現》雜誌有一篇報道(失效連結)。碰巧我在讀完這段之後幾天，就在發現科學頻道(Discovery Science)上見到蘇歐文和猴子的報道。

p.103 「我只需面對五十年來深信不移的信念。六十七年前，當我出生時，孩子不乖，沒有人會怪罪父母。那時一般人認為壞孩子是天生就壞。就像愛麗思．詹姆士把她的憂鬱症歸因到她的遺傳，而不是她父母的教養方式。」

p.178-179 「目前所有流行的人格理論都是建立在這個基本假設上，即孩子在一個情境學到的行為，會自動移轉到另一個情境去，特別是從家庭移轉到其他的社會情境。如果這個假設是錯的，為什麼這麼多人相信它﹖

最明顯的原因是，他們錯把基因的效果當成學習的效果。……直到最近，才有研究的證據顯示，大多數的行為一致性其實是由於基因對行為的影響﹔證據來得太晚，晚到來不及被納入現行的人格發展理論中。

然而，那些很熟悉行為遺傳學證據的人，也對學習和類化做出錯誤的假設，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基本歸因錯誤。」

這也許只是西方人的看法。中國人一向都有「養不教父之過」、「有爺生冇乸教」的說法。(儘管中國一樣有性格天生的觀念)
無論父母教養的方式對小朋友影響是大是小，我們總會強調父母的責任，因為我們總要盡力而為——尤其是在我們不知道實情的情況下。

p.121 「所以他說，『老大通常都有統御慾和攻擊性，野心較大、忌妒心較強，也比較保守。』」

譯者想寫「妒忌心」還是「嫉妒心」﹖

p.122 「但是行為遺傳學上的證據並沒有顯示，在同一家庭長大會使兄弟姊妹不一樣——只有顯示不能使他們(方按﹕比其他家庭的小孩)更相似。」

p.123-124 「那麼『對比效應』(contrast effect)又怎麼說呢﹖行為遺傳學家的確有用這個名詞，但他們的意思是父母親傾向於認為孩子比他們實際上更不相像。對比效應就像是情人眼裡出西施一樣，是從旁觀者的角度，而不是孩子本身。……在父母的口中，兄弟姊妹間的差異常被放大。」

p.124 「我應該講一下，這種手足差異的討論可以應用到人格和其他反映出人格的行為上，例如攻擊性。我在尋找的證據，並沒有排除區辨性或相異性可以作用在別的領域的可能性，例如興趣或事業的選擇。」

p.125 「然而雙胞胎讓蘇洛威感到頭痛，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根據他的理論，驅動手足相異性的是競爭。手足競爭，是因為他們的興趣不一致。而他們的興趣不一致，是因為他們只共享50%的基因。然而，雙胞胎共享的基因達100%，為什麼他們還是會不一樣﹖」

1. 共享基因即共享利益。

2. 雙胞胎的基因其實也不是完完全全一樣，這是近年的發現。但應該不影響作者的推論，因為雙胞胎的基因還是近乎一致。

p.126-127 「蘇洛威理論的第三個問題在於手足變異性的比例。『跟其他動物長期以來產生變異的理由一樣﹕在資源匱乏時，相異性會使資源的競爭降至最低。』有證據可以證明孩子的相異性是好的生存策略嗎﹖假如他們的行為與兄弟姊妹不同，是否會引起父母更多的注意，或得到更多的家庭資源﹖據我所知是沒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預期兄弟姊妹不一樣會增加演化心理學家所說的『父母的投資』，是否有任何理論上的原因﹖

假如有的話，理論上的推論得到的會是與我們預期相反的結果﹕年紀大的孩子行為愈像弟妹，好處愈多。我前面說過，演化心理學家崔佛士說父母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年幼的孩子身上，因為愈小的孩子愈是無助、易受傷害。」

若是這樣的話，即是說我一開始提出的猜測，一下子就被推翻了﹖

p.131 「獨生子女在社交上也不見得比較失敗﹔孩子不會因為沒有與兄弟姊妹互動的經驗，而導致跟同儕的關係不良。我所討論的研究都顯示，出生別對孩子在家裡的行為有影響……然而，證據顯示，這些行為不能類化到家庭以外的社會情境。」

p.176 「『跟我們預期的相反，』佛加區和狄加模承認說，『我們沒有看到介入法在孩子適應上的直接效應。』從學校老師的評估看來，兩組學童在學校的表現沒有顯著差異。」

這兩個應該放在一起看。

p.136 「對於這兩個例外的解釋是一樣的﹕青少年喜歡跟兄姊以及兄姊的朋友在一起。研究者觀察到，生理上已經成熟的青少女，通常都跟年齡比自己大的朋友在一起。」

「蘇洛威說，老大很保守，很不願意接受新的科學理論﹔老么則很可能變成政治上的自由派和異議分子。」

兩個令人生疑的說法。

p.138 「物理學家派克(Robert Park)在他的書《偽科學》(Voodoo Science)中說﹕『科學要保密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科學有問題，怕別人查問。』」

這其實就是我上次介紹過的《我們上了科學的當 / 巫毒科學》。

p.154 「孩子有機會時會不會作弊，跟他在做道德判斷的紙筆測驗上的作答，幾乎沒有關係。米契爾結論道﹕『道德行為的資料並未支持大家普遍接受的心理動力學概念，認為道德與超我(superego)有關。』」

這倒是個大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做問卷調查所得的結果就變成廢物了。

p.157 「當米契爾否認人格有恆常性時，他不但否認了早期的學習有類化作用，同時還否認了人天生會傾向用某種方式做事情﹔換句話說，基因對人格有影響。……我們現在知道，米契爾認為人格沒有先天成分是錯的。但是其餘的部分他是對的……」

應該「基因對人格沒有影響」。

p.160 「因此，嬰兒的設計者必須在過度類化(overgeneralization)的風險以及類化不足(undergeneralization)的無效中取得平衡。

但是，只有在心智的儲存空間超出它應有的容量時，類化不足才會是個嚴重的缺點。假如嬰兒心智的儲存空間是無限的——他可以學會任何新的行為型態，並知道在何時、何地表現出來——那麼類化不足就顯得是種安全的策略。」

有些大腦比較簡單的動物，會較為依賴先天的程式﹔智慧較高的動物就有很多活動靠學習而來。

p.168 「最初接觸到的語言是波蘭語、韓語或手語的幼兒，如果後來發現他的生活語言是英語時，並不會學習得比較不好。……孩子最早學的是什麼語言，其實都不要緊，只要是語言即可。孩子很可能碰到家門外的語言跟家門內的是不一樣的情境。」

p.246 「所以，這些不同文化之間的人格差異不是由於基因的關係，也不是透過訓練和模仿而從父母傳到孩子身上。孩子在加拿大被香港出生的父母養大，最後會變成加拿大人，而影響他們人格的不是父母的文化，而是他們所生長的社會文化。」

p.267-268 「許多移民的後代常常忘記如何說父母的語言，除非他們在家庭以外有機會用到。他們使用社區語言時完全沒有任何口音…」

其實最重要的，應該是社會的整體語境。香港人學英文難，不是因為家裡說廣東話，而是因為整個社會都是說廣東話的(根據統計，香港按近九成人以廣州話為母語)。只要跟移民外國的家庭比較就知道，華人移民澳紐美加，就算在家中講中文、送小朋友去習字，想小朋友學好中文也難。因為整個社會都是說英語的，小朋友為了融入同儕群體自然就會用英語了。所以，不要以為在家跟小朋友講英文(或者請個菲傭)，他們就會學好英文。

由此可知，所謂「英語教學」根本是事倍功半之舉。因為只有老師會跟他們在課堂時用英語，他們平時都是用廣東話的，下課後所有人都是用廣東話的。學校花多少人力物力營造的語境，影響力都不會超過整個社會的語境。某些學校的學生英語講得好，並不是「因為」師資優良，而是因為他們本來就較多能操英語的學生。

除非你有能耐令整個社會的人大部分改為講英文(或者像新加坡，因為種族混雜有另選共同語的必要)，否則很難令整個社會的英語水平提升。教育當然可以讓學生學會英語，但絕大部分人都不會說得像母語那麼好，這是必須承認和接受的事實。

p.168 「從演化的觀點來看，目標應該是盡量減少早期不幸經驗的傷害。」

不是因為嬰兒的記憶根本就未發展好嗎﹖我倒有點懷疑這是把「演化」勉強擴大解釋的說法。

p.177 「路徑分析會造成流行病學家所謂的『順從決定的感受性偏見』(compliance-determined susceptibility bias)。」

p.180 「天生的偏見使我們預期行為在不同的情境中會有一致性﹔文化的偏見則使我們把這個一致性歸因到學習上。」

p.180-181 「這兩種偏見同時也影響了專家(臨床心理師與精神科醫師)的研究和看法。傳統的心理治療是從病人與父母或兄弟姊妹的早期互動中，找出病人目前不快樂的原因﹔這就像是香腸工廠一樣，從香腸中製造出香腸來。心理治療師鼓勵病人重溫和父母及兄弟姊妹的童年往事，推敲出病人對於這些家庭關係的感覺。病人在這種情況下所講的話，很可能增強了治療師的信念——家庭關係強而有力地塑造(或傷害)孩子的人格。」

這是一種「共同建構」。就像催眠一樣，病人受催眠之餘可能連治療師本身也催眠了。

沙根在《魔鬼盤據的世界》裡就曾提及，美國有個催眠治療師(無意中﹖)引導女孩編出一個「受父親以邪教儀式性侵犯」的故事，致使那個父親身陷冤獄。直到多年後才發現原來那女孩有妄想症，但這個男人的家庭和事業已經完蛋。

可見對於催眠這類手段所得的證據，並不能隨便相信。(英文維基也提及這類問題)(失效連結)

p.199 「心智的模組會選擇性地對刺激作反應……老鼠因為照了X光而嘔吐，但是牠會把不舒服的感覺跟吃下去的食物聯結在一起，而不是聲音或亮光。這個反應機制是設計使老鼠(人類也是)不會再去吃曾經使牠們生病的食物，所以它選擇性地對味道作出反應，從此不敢吃這個味道的東西。」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達爾文式重述。

p.201 「我要了解的是，未成熟的人類心智的適應功能是什麼﹖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他的心會需要完成什麼，才能使他平安成長、生存下去﹖換句話說，就是童年的目的是什麼﹖」

我要知道這一點對家長、老師，特別是教育政策制訂者，都很重要。
不要把我們的目的代替了他們的目的。

p.202 「我們的祖先絕對不敢落單，否則就可能變成別人的晚餐。在當時，『數大便是安全』，所以他們都是團體行動。」

即所謂「羊群心理」。
我的問題倒是﹕人有羊群心理也算了，那麼厭惡那些「不跟隨羊群者」的心理，又從何而來﹖

p.204 「孩子學習當地的語言，就跟學習當地的社會行為一樣，是從比他們大一點的孩子身上學習的。下面是德國人類學家艾伯斯費爾德(Irenaus Eibl-Eibesfeldt)描述他所研究的一個狩獵採集部落社會的童年生活﹕

……在團體中遊戲時，孩子學會什麼行為會激怒別人，什麼規則一定要遵守。這個現象出現在大多數人以小團體形式生活的文化中。」

小圈子的起源﹖
我倒是想，方某小時候很少跟其他人玩，大部分時間都對著大人……所以有個幼稚園老師說方某是「沒有童年」的。

p.205 「雖然這個世界有許多的危險，像是獵食者、饑荒、疾病，對狩獵採集的人來說，最大的生存威脅還是來自附近的團體。」

Xenophobia﹖(中文維基譯成「仇外」，其實我覺得「懼外」或「恐外」較妥。)

p.205-206 「珍．古德發現，黑猩猩跟人類一樣嚐血，牠們也會系統化地消滅其他的黑猩猩群。主要的差別是，黑猩猩只能一對一地廝殺，而人類透過科技的幫助可以將競爭對手一舉殲滅。」

「種族滅絕」的起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稀矣﹗

P.206 「這(瀰)可以合理解釋團體內發生的事，但要解釋團體間發生的事，我們就需要『反瀰』(anti-memes)的觀念了。」

不見得，正如種化也是由基因變異累積而來。只要兩個「瀰」有隔離的話，就像隔離的基因一樣，差異會逐漸擴大。

可是，以 meme 喻 gene 的最大問題一向是，兩者的機制太不同。瀰的散播和基因亦不同，瀰演化是近乎拉馬克主義，而非基因演化的達爾文主義。兩個文化間通常亦不可能有真正的隔離。

p.218 「為什麼我們聽到幾百人死於地震時，我們只會聳聳肩，而看到一張受傷孩子的相片卻會流眼淚﹖為什麼喜歡一個人並不會使我們連帶喜歡他所屬的那個團體﹖」

有沒有想起「冷血女」和憤青﹖
(憤青本質上跟「冷血女」沒分別，都是自私，對認為與自己無關者冷淡。所以他們才可以嘲笑完美國九一一、風災是「天譴」，然後又因為莎朗史東問一句「Is that karma」而震怒。簡言之，即是「我是人，你不是人」。)

p.222 「阿茲海默症的一個典型症狀是，患者無法想起他要用的那個字，但仍能跟你聊天，說的句子都非常符合文法。他們會用『東西』、『你知道的』來替代找不到的字。」

p.228 「阿茲海默症患者通常會先忘記專有名詞(人名和地名)，然後才忘記一般名詞。腦傷病人有時也會出現同樣的病症……對我來說，這種現象表示儲存人名和地名的地方不一樣。」

我不得不想起，中風的失語症狀也是差不多。

p.222 「由於來自各方的不同證據，平克認為語言系統包含兩個可區分的部件﹕可記憶字彙的心理詞彙，外加可聯合或變化這些字彙的一組規則。這個理論與本文有關的部分是心理詞彙。同樣的道理，我認為正常人的心智包含了關於人的心理詞彙，而對於我們已經知之甚詳的每一個體，也有一個獨立的項目列表。」

p.254 「內隱知識，大部分並不會意識到是什麼時候、在哪裡取得的。雖然沒有人認為關於椅子、魚、狗、手錶或動詞的內隱知識有什麼不對，但是有關人的社會類別的內隱知識卻會讓人皺眉頭——也就是所謂的『刻板印象』。」

相反地，關於不認識個體組成的群體，我們則以規則概括之，於是形成「民族性」的認知和偏見。但「民族性」的認知其實不能反推到「個人」。

p.226 「無疑地，我們也認得出熟悉的聲音。而人類主要是靠視覺來作區辨，所以大腦中有辨識面孔的模組。」

就像相機的 face detection﹖只是人類先進得多。

p.235 「下面是演化生物學家E.O.威爾遜(E.O. Wilson)的紀錄﹕

『你不可能誤認狼群中的首領，因為牠抓頭、抓耳朵、抓尾巴的方式，牠的自信，還有牠正面迎向狼群中其他成員的姿態，你都不可能誤認的。牠不用展露出敵意就能控制牠的屬下。……同樣地，恆河猴中的猴王也是有一套讓別人立即知道牠是王的方法﹕頭和尾巴高高翹起，睪丸下垂，身體緩慢地大動作移動，眼光銳利地掃過經過牠視野的猴子。』」

p.236 「猴王毫不遲疑地監視著牠統御的猴子，是牠宣示地位的方式。在權力階層中，眼睛直視對方是一種挑戰。假如兩個個體(無論是猿、猴或人類)目光交會，位階較低的一方會馬上低下頭，移開眼光以示臣服。假如繼續維持目光的接觸，就等於送出了挑戰書。」

想起電影那句﹕「啤咩呀啤﹖﹗」嗎﹖(我猜這其實是「睥」字)

我倒是想起老師跟學生，我常說有威嚴的老師是天生有個「格」，並非能輕易學來。其實他們的「格」是否就跟猴王一樣﹖
在下一向不喜歡跟別人有眼神接觸(又是自閉﹖)，看來要向猴王學習，才可以管好學生﹖(反正學生一向被稱為「馬騮」)

p.239 尼基這隻黑猩猩，明明只排第三，但竟然可以靠謀略先後把老大老二趕下台。這難道不證明了黑猩猩也有智慧﹖

p.247 「社會化是由魚類游泳、同類的鳥會一起展翅高飛的機制所流傳下來的。人類的版本當然比較精緻(添加了一些新的裝飾品)，但是提供的動機仍然一樣——跟我的團體成員一起，做團體成員所做的事。」

大屠殺的精神構造﹖

p.247 「一個孩子必須學校如何在社會中舉止恰當﹔怎樣的行為才不會被別人嘲笑、捉弄或避之不及。」

反之是否社教化不足之過﹖

p.248 「孩子跟其他孩子交談時會用略有不同的詞彙，但跟大人說話時卻不會。遊戲團體的語言常會有髒話在內﹔這些字不是從父母身上學來的，在父母跟前也不敢用。」

在香港恐怕並非如此，因為香港的孩子很容易從父母身上學會髒話，「潮語」才符合這描述。

p.251 「類別的一個心理效應是我們傾向於認為這個類別的平均數不只是最典型的，也最有吸引力。」

p.257 「社會化主要是內隱而非外顯的學習，而這個學習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儲存各種不同社會類別成員的行為。

這些儲存的資訊會被平均，類別機制會以這個平均數來形成刻板印象，而忽略統計學家所謂的『界外者』(outlier)。社會化系統利用的就是這些『原型』(prototype)。我認為，孩子的社會化不是模仿某個特定的人，而是裁剪自己的行為，以符合『原型』的行為。」

p.259 「人類的問題是，一個人可以屬於好幾個不同的類別，而類別又取決於社會情境。……根據澳洲社會心理學家特納(John Turner)的說法，這種『自我分類』(self-categorization)會使她偏向自己的社會類別，並用這個社會類別去設定自己的行為準則。根據我的理論，她用來做行為模範的，是根據自己在社會類別中所收集的公共資訊處理過後而得到的原型。」

潮流次文化可能就是來自這種自我分類下的原型。

p.260-261 「…原始社會通常都規模很小，孩子不多，沒辦法依性別分類。所以當男生和女生一起玩時，性別差異的行為就很少。但是在農業社會中，當男生和女生的人數多到足以形成不同的團體時，性別差異的行為就非常顯著。」

還要加上文化的影響。

p.261-262 「人類甚至可以認同一個主要是陌生人組成的團體(例如共和黨和民主黨)。他們甚至可以在不知道有誰在裡面時，就認同那個團體。」

民族、政權與之。

p.262 「珍．古德描述她所觀察的黑猩猩分裂成兩個大小不等的團體時，大的團體不停騷擾小的團體，有系統地把小團體的成員一個個抓出來痛毆成重傷，最後全數殲滅。牠們本來屬於同一個團體(牠們彼此熟識，曾經一起玩耍，一起覓食)，但這不足以改變被殲滅的結果。當推擠變成打擊時，團體的認同就超越了關係系統。」

人類也差不多。

p.263 「善心的索馬利亞人」

應為「善心的撒馬利亞人」

p.263-264 「在打群架的動物中，如黑猩猩、人類和螞蟻，大的團體可以把小的一舉殲滅。因此適應在大團體中生活的個體，有演化上的優勢。」

既是大屠殺的起源，亦似乎跟中國文化習慣的差別對待(親疏有別)有關。

p.265 「我其不是完全缺乏順從的動機，只是很弱而已。後來我或多或少還是被社會化了。不過，我懷疑我的情況其實是學習如何『不』怎麼做，以避免社會處罰。」

也是方某的寫照。

p.267 「…這些相似性有部分是遺傳的。對死刑的態度或看法的遺傳性有50%，對宗教的態度是46%，閱讀書籍則為37%。」

這一點真是耐人尋味，儘管我父母對宗教真的不太固執，但我看書應該歸因於基因﹖

p.268 。「遊戲團體用傳承兒童遊戲的同樣方式傳下了語言和習俗。小的孩子從大的孩子身上學會詞彙和遊戲規則。這些遊戲、語言和規則可以好幾百年都不變。」

「兵捉賊」、「紅綠燈」之類便是例子。

p.269 「這些不同的行為或信仰大多數是次文化中的一種，而說話者是屬於這個次文化團體的。」

p.272 「這個例子(復興希伯來文)顯示出，當同樣理念的父母聚在一起時，他們的力量有多大﹔他們可以改變一個孩子。這個方法在社會化的其他層面也有同樣的功效。阿米胥人(Amish)和胡特爾社群不准孩子上外面的學校，只能上他們自己的學校，以免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一般的美國父母在決定住哪個社區、送孩子上哪所學校時，做的也是同樣的事，只是沒有這麼戲劇化而已。」

p.308 「父母對孩子的行為的確有長期的效應，但是這個效應是間接的﹕透過社會化系統。父母可以決定孩子在哪裡、被誰社會化。他們決定了孩子所處的社會、成長的文化，以及就讀哪一所學校。就某種程度來說，父母甚至決定了孩子會變成哪個團體的成員。」

名校的起源﹖
另一點倒是，作者沒聽過的「孟母三遷」。

p.275 「我常看到球員(高爾夫球)在最重要的關頭失誤，有時也看到他們把情緒顯露出來。但我從沒看過有人氣到折斷球桿。普來斯平常是個很容易相處的人，從來不失去他的『酷』。但是團隊比賽引發出比個人賽更高的情緒，即使這個團隊是由六個不同國家的選手臨時組成，有些人甚至在比賽開始前都不認得對方。」

所以分組好﹖(於是大家都愛分組，例如學校的四個「社」)

p.280 「艾胥的實驗有時稱為『團體壓力』實驗，但並沒有真的對受試者施加壓力﹔那些假的受試者只是被動地坐在那裡，不苟言笑。這個壓力是來自受試者本身，因為他想要跟別人一樣，他會屈從於團體一致的錯誤答案，最後自己也給了錯誤的答案。」

有沒有想起狂熱民族主義和迎火炬活動﹖
還有﹕「自我審查」

p.281 「就如演化心理學家寇克派屈克(Lee Kirkpatrick)和艾力斯(Bruce Ellis)所指出的，贏得團體的接納和在團體中爬到高位不是同件事，甚至作用的方向相反。『可能會高處不勝寒﹔爬到了了頂端會很寂寞，因為劇烈的競爭會使你失去很多朋友。』」

p.282 「一個專門欺負弱小的孩子不會受到歡迎，所以許多發展心理學家都以為他們的自尊一定很低。但是他們沒有﹔那些具有攻擊性的成人也沒有缺乏自尊。喜歡打人的人在團體接受度上可能有負回饋，但他們的統御階級很高，而這個正回饋補償了很多負回饋的感覺。」

「~~無敵是最寂寞~~」﹖
可堪對照的還有一個很有愛心、又受歡迎，但官運不見得特別好的前民政總署署長。

p.282 「實驗結果再度支持了『地位和接受度是不同的』的假設。覺得自己地位比別人高的受試者，比一般人更有攻擊性﹔覺得自己在社交上被人接受的受試者，攻擊性比一般人低。如寇克派屈克和他的同事所指出的，只有對那些可以欺負得了別人的人，攻擊性才是一項有用的策略﹔也就是有自信可以打敗對手的人，才敢有攻擊性。反過來說，對於那些認為自己的社會接受度很高的人來說，攻擊性的代價太大，會弄壞他在團體中可靠、合群的好名聲。」

那麼團體壓迫呢﹖群體欺凌者也包括地位較低的人。
是否有地位高的帶頭，大家融入團體後認為自己沒責任﹖
如果團體裡沒有一個地位特別高的，是否就不會集體欺凌﹖

p.283 「在操場上有高地位的孩子是因為他體型大、力量強，但是他在課堂中可能因為回答不出老師的問題而地位低。」

技安和出木杉﹖
抑或，這也是破壞搗蛋鬼的一個方法﹖

p.283 「有二十五年的研究發現，孩子在都是好學生的班上學到比較多的東西，原因是對學業成就的態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孩子透過社會化習得這些態度。」

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我根據 big fish small pond 推論的看法並不正確。

p.283 「地位系統和社會化系統的內在鬥爭，其實是受到社會化的影響。跨文化心理學家將世界分成個人型(或競爭型)及合作型兩類。……艾胥的團體順從實驗在許多國家都做過，那麼結果支持了這個區別﹕在合作的文化中，順從度很高。」

這才是「民族性」的根源﹖

p.288-289 「現在的問題是，孩子在家庭以外的經驗會不會有長期的效應﹖為了要讓你相信地位系統有我所說的力量，我需要提出證據，說明孩子跟同儕在一起的經驗(這裡指的是攻擊性和統御性)的確會對人格產生長期的效應。」

p.290 「他們發現的是另一個想不透的現象﹕老闆給多少薪水並不是依照那些人成年後的身高，而是青春期的身高。……他們發現，薪水最高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在三十歲時身高最高的﹔是十六歲時最高的人。」

「這無法用童年的健康差異來解釋，也與受試者父母的社經地位無關。在他們檢視的所有因素中，最有關係的是高中時課外活動的參與程度，尤其是體育活動﹔這大約可以解釋三分之一的青春期身高效應。請注意，參與體育活動需要具備體型和力量的優勢，而高中運動員通常在同儕中地位較高。」

p.291 「在受過訓練的觀察者評估下，早熟孩子的『自我接受度』(self-acceptance)得分較高﹔相反地，晚熟的孩子很渴望給人留下好印象、緊張、不停地說話，出現了瓊斯形容為『尋求他人注意力』的行為。」

這似乎又出現了文化差異。需知道在中國有權勢的人，並不見得長得高。
鄧小平出名矮，曾蔭權也比較矮(其弟曾蔭培高得多，則成為前警務處長)。反而董建華算是長得高，卻不受歡迎。
更有趣的是，上次特首選舉，泛民主派推舉參選的也是看來跟曾蔭權差不多矮的梁家傑，而不是長得高大的余若薇(儘管後者是公民黨黨魁)。
可見「牛高馬大」在中國並不見得是優勢，除非你走「武」這條路，但中國的主流是「文」。

著重體育是美國人的習慣，中國人的習慣卻是鬥智(例如下棋，中國體育亦以體操、跳水、乒乓球之類著重靈活者佔優，而不是足球賽跑之類鬥力的)。連中國兵法(如孫子)也強調力敵不如智取，與西方兵法著重力量大為不同。所以得到權勢的人往往不是靠「食力」，而是靠「食腦」。

p.292 「要在擇偶上做出明智的選擇，這個女生必須知道自己在擇偶市場中的地位。假如她高估了自己，她可能拒絕了一些不該拒絕的機會，而機會稍縱即逝，不會再來﹔假如她低估了自己，她可能跟第一個上門的男士結婚，錯過了更好的人。演化心理學家鄧巴注意到，配偶地位高的女生多半很年輕就結婚了，這表示那些還沒有找到白馬王子的女生在等待，說不定理想伴侶晚一點就會出現。但是時光不留情。」

這是港女研究﹖

p.293-294 「在求偶市場或決定團體中的地位時，關鍵的不是你如何看自己，而是別人如何看你「當你長大後需要選擇一個好的人生策略時，你最需要的訊息是別人如何看待你。」

p.297 「被別人行注目禮會使你比較有自信，比較敢在團體中發言。……受試者接受到這個影像直接注日的次數越多，他愈勇於發言。目光注視到受試者的時機並沒有關係，是誰在注視他也沒有關係，只有被注視的次數有關係。在我們的意識層面之下有一個計次器，定決定了你在開會時會一言不發，還是你會說出一些將來會後悔的話。」

儘管方某經常說了話又後悔，但恐怕跟被注視沒有關係，只是因為對社會潛規則的不知不覺。

p.299 「這個能力發展得很慢，從事不會非常準確，而且有些人的這個能力比別人好，但是大部分的青少年及成人都知道別人對他們的反應為何。我們通常會知道跟我們講話的人喜不喜歡我們、重不重視我們，或覺不覺得我們很性感。」

我就是能力很差的那類。

p.301 「如果沒有心智閱讀機制，我所提出的系統效果便不會好。它可以仰賴目光注視及個體在統御競爭中輸贏的次數，但是你幾乎無法依賴這些去制定出長期行為的修正模式。因此，我不認為沒有心智閱讀機制的動物，會有跟人類地位系統一樣的心智器官。」

p.305 「結果是當唐諾想要讀在你的心智資料庫中所登錄的他的訊息時，他會看到跟喬治看到的不一樣的資訊，尚跟強納森也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他們沒有得到同樣的社會回饋，因為在你的系統關係(按﹕應為關係系統)中，他們是不同的網頁。我們的關係系統對人的差異的興趣，遠大於人的相似處。」

「所以，起初一點點的差別，以後就會愈來愈大。」

p.306 「塑造人格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這個事件所帶來的持續性經驗。」

作者以「地位系統」解釋同卵雙胞胎性人差異。

p.311 「簡單地說，這就是演化的兩難﹕我應該盡量想辦法成功，即使犧牲團體成員也在所不惜﹖還是我應該盡力去支持、保衛我的團體﹖我的目標是盡量使我的基因傳下去，假如團體不存在了，我的基因也沒有存活的機會。」

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利用的漏洞。
(因為在一個「民族」裡的基因差異，其實往往大於「民族」之間的基因差異。民族作為一個「基因共同體」，其實沒有說服力。)

p.316 「絕對不要告訴別人我們需要什麼，永遠都要說這樣做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亞當．史密斯)

自由資本主義的要義。

p.317 「所以地位系統搜尋由他人提供的自我知識的線索，然後藉以做出長期策略，使個體只在有機會贏的地方去競爭，盡量避免到別的領域去比賽。結果，個體會尋求還未被佔領的地方﹔他在別的領域變成專家。」

這正是我所指的「生態區位」(niche)。

p.335 「鄧巴和他的學生聽別人談話，發現三分之二的談話時間都花在『社會新聞上，誰對誰做了什麼』。這些談話的人都不在談公事，而是在談別人的事，他們在交換儲存在人際關係資料庫裡的那些訊息。假如我們大部分的談話內容是來自關係系統，這就表示關係系統占據我們大部分的意識思想，所以是我們可以提取到的記憶。」

這即是所謂「social」(社交)，就是交換「八卦」的行為。亦是之所以有人「用八卦做人情」的原因。
這亦反映了，不「八卦」對建立人際關係可能是不利的。

p.344 「假如你改變團體看待這個孩子的方式，而這個改變既確實又持久，結果就會導致孩子人格的改變。」

p.345 「被排擠的孩子通常會聚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團體——大部分的情況是反社會團體。」

這點尤其值得教育工作者留意。這也是我不喜歡分 banding 的原因之一，因為有一批學生感覺被「遺棄」了。如果得不到恰當的誘導，他們反而會自我放棄、越來越差。

p.346 「雖然我的理論原則上是可以驗證的，但是執行上的困難和道德議題卻不容易解決。研究者不太可能找到又快又容易的檢驗方法。然而，或許這個理論可以提供一個觀察人格發展和社會行為的新方法。這個觀點可以使我們更容易了解既有的研究，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更好的策略。」

p.348 「學生也不知道自己的表現有什麼不同，但他們就是傾向於偏往他們期待的方向。這就是所謂的『潛意識的實驗者偏見』(unconscious experimenter bias)。」

「想出新理論的人，是最不該去驗證這個理論的人。一個新理論應該由沒有任何利害關係的獨立研究者來驗證。這也是化工﹕提出理論的和驗證理論的，應該由不同的人來做。」

亦即是說，心理學也應該像物理學般，理論家與實驗家分流了。

炒冷飯系列﹕FBI教你讀心術

(人不貴但事忙，找回一些有趣的舊文重貼。原文刊於2012/06/06。)

《FBI 教你讀心術：看穿肢體動作的真實訊息》(What Every Body is Saying: An Ex-FBI Agent’s Guide to Speed-Reading People)，Joe Navarro & Marvin Karlins著，林奕伶譯，台北﹕大是，2009

這本其實買了一年多，不過是為學校買的——當然是為了應《讀心神探》的風。等同學都借過了(紀錄上有十個人借過，不錯)，現在才拿來讀。

同類的書其實近年出了不少(因為外國劇集興起了熱潮)，有部分說法也算得上是「家傳戶曉」，不過這本書始終有其特色，就是作者 Navarro 是前 FBI 反情報探員，有很豐富的實戰經驗。這種經驗大部分其他作者應該沒有。

作者認為，跟一般人喜歡從面容上找線索相反，大家沒留意到的地方反而最容易洩露真情(亦難以假裝)。所以作者用了兩個章節簡介背景後，先由腿和腳說起，然後是軀幹、手腎、雙手，最後才是面部表情。

作者注意這些姿勢或小動作，因為它們都是跟大腦本能「靜止、逃跑或應戰」(freeze, flight, or fight)相關的，又或者是在不安之下安撫自己的動作。學者認為這些本能動作都是由腦緣系統(limbic system)控制的，即是所謂「下意識」行為，不如掌管我們理智的腦皮層般容易操控。

不過作者也說得很清楚，書中大部分的提及的特徵，或者可以顯示當事人自在、或緊張、沒自信、逃避、甚至有事想隱瞞，但並沒有簡單的特徵可以顯示一個人「講大話」。通常只能透過觀察當事人姿態或小動作的突然轉變，捕捉到當事人心態轉變的時機，找到繼續追查的線索。就連他們那些長期負責偵測欺騙的人，成功率也不會比一半(即亂猜)高很多。所以讀者要記住作者的叮囑，不要用某些特徵來斷定別人說謊，否則很有可能看錯人(例如古巨基手汗很多不等於他在騙人)。

方某看這本書，自然是因為一向不懂「睇人眉頭眼額」之故，所以要讀來進補一下。不過以在下這種觀察力(尤其對人的觀察力)奇差的人來說，要做到作者所說的充分觀察和解讀應該都是力有不逮。尤其作者說觀察人時應不動聲色，不要盯著人看令人反感，這點方某就做不到。

(方某倒是在「面聖」時為免不望人被當成不禮貌，所以死眼盯著上司看，恐怕他們也會認為這人老是怪怪的……)

不過嘗試留意一下，總是好事來的。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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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p.36「有句拉丁諺語說﹕『教學相長。』」

不如告訴我原文是怎樣寫的……

作者論罵戰，讀了不禁失笑﹕

p.75 「現代版的一種侵略行為就是爭論。儘管爭論(argument)的原始意義是與爭辨(辯)或討論有關，但卻逐漸被用來形容言語上的爭吵。一場過度激烈的爭論，基本上就是以非肢體的方法「奮戰」(fight)。利用羞辱、人身攻擊的說法、反控、詆毀專業地位、刺激以及挖苦嘲諷，全都算是現代版的奮戰，因為它們都是侵略的形式。仔細想想，民事訴訟甚至可以解釋為一種現代社會制裁形式的戰鬥或侵略，由訴訟當事人激烈地爭執兩種相反的觀點。」

p.76 「基本上，我建議大家節制，不要以侵略行為(言語或肢體)做為達成目標的手段。就像奮戰反應是處理威脅的最後手段——唯有在靜止與逃跑策略都證明無效之後，才使用——你也應該盡可能避免。除了基於顯而易見的法律與生理因素而這麼建議之外，也因為侵略性的策略可能導致情緒混亂，因而更難專心，並清楚思考眼前受威脅的情境。當我們情緒受到刺激，像是大打一架就有這種效果，會影響我們有效思考的能力。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我們的認知能力被綁架，亦即大腦腦緣系統可能已經完全啟用了所有的腦力資源。研究非言語行為的最佳理由之一，就是在別人意圖傷害你時能夠察覺，讓你有時間可以避開一場衝突。」

p.163-166 行動時手臂靜止不動，是為了減少動作不引人注意。連扒手也會有這種舉動。小朋友如果是這樣的話，有可能是被虐待的受害者，需要特別留意。

以前看一個奶粉電視廣告，主角男小朋友精神地在操場上跑。見到他跑步時雙臂沒擺動，方某就已經覺得很奇怪(因為正常跑步時雙臂總會逆著雙腿擺動，以平衡身體，收起雙臂跑步其實是不平衡的)，現在終於可肯定是因為他太緊張的緣故，所以跑姿變得不自然了。

p.197 「不、要、用、手、指、著、我」

用手指指人非常討厭，可見林保怡在《讀心神探》中經常手指指，似乎算不上到家。

p.239 「在談話中『把目光移開』，通常是為了要更清楚地思考，不要因為注視著談話對象而分心。這種行為通常被誤會為沒有禮貌，或是針對個人的排斥，其實不然。這也不是欺騙或不誠實的象徵﹔事實上，這其實是一種自在的表現。在與朋友交談時，我們會在說話時慣性地把目光轉而看向遠方。這麼做是因為我們覺得夠自在，腦緣系統偵測到這個人不會有威脅。不要只因為一個人看向其他地方，就當他在欺騙、冷漠、或不開心。把目光從你身上移開，然後定定的看向別處的說話方式，通常可以提高思慮清晰度。」

p.240 「其實真正不誠實的是『眼光四處游移』。」

特別要抄這段，因為方某正是經常「說話不望人」，因為望著人臉會讓我更易分心。
之前還會拿「我有點自閉，臉部訊號太多會讓我吃不消」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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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留言﹕

嘉﹕我以前也給公司買了這本書, 不過自己沒有看過。只是小時候看過母親買的, 題材相類的書, 那時只覺得有夠複雜的。其實要感受別人情緒, 只要用心地看著對方就夠了, 根本不用看任何書的。

方某﹕才不是，我有時盯著人家望了整天也不知道他們想甚麼，還有那些「被人撇了幾年才想到當年她的意思」之類，要不然不會說自己亞斯伯格。有些人是本來就特別會感知別人情緒，在下可不是。(還好意思說自己是雙魚座﹖)

炒冷飯系列﹕小熊維尼的道

(人不貴但事忙，先重貼一下以往的有趣書介。原文刊於2006/08/21。)

Benjamin Haff《小熊維尼的道》(The Tao of Pooh)，台北﹕麥田，2004

一般我們見到講道家的中文書籍，一般都是「玄之又玄」，看完不大了了。(蔡志忠算是很好的了)
那麼不如借人家的眼睛來看，就看看外國人怎麼說。

其實用維尼喻道家，一點不過分。
這根本就是道家的傳統﹕忘了莊子就是最愛說寓言故事的嗎﹖

你想不到，他會用「Pooh」來說「樸」，很明顯中國人不會想到這隻熊。

雖然在下是傾向儒家的，但儒家和道家其實是中國本土兩股互相補足的思想，猶如一陽一陰。中國如果只有儒家，就看不到「無用之用」，也未必有「留白」這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反之，如果中國只有道家，又會缺乏凝聚的力量，制度無以建立，無以成其社會。
儒家和道家看來針鋒相對，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但我不能認同道家一些偏激的想法，例如對知識的看法。
道家認為人學得太多會閉塞心眼，這點不全錯。如果太專注於一些學問的皮毛細節，就容易忘記大道。但這不是學者專有的，任何事情專業化過了頭，也會一樣。(所以才需要通識教育嘛﹗)
人無論有知無知，都可以做道家所說的蠢事。但有知識，至少有多一份基礎去了解道理。
多學了而不理解，是心態問題﹔少學了而不理解，是能力問題。

作者說無為說得很有趣，他說城市人是「我思故我呆」(p.87)。 

也許在愛情也合用，想得越多人越呆。浪漫主義者肯定會鼓吹「隨心而行」。不過我以為，如果要隨心而行，我肯定會造成(和面臨)更多的傷害。

子曰﹕「與其不遜也，寧固。」

不過，作者對「大忙人」的描寫，我再同意不過。
我在很久以前，已經說過，香港人是大忙人，不見得因為香港生活迫人—香港根本不是朝不保夕的地方—而在於香港人缺乏內涵，所以根本停不下來。因為如果一停下來，孤獨一人，他們就會被迫面對自己，而他們會發現根本無法跟內在的自我安處、甚至連自己都覺得自己很討厭。

所以香港人就算放假，都要熱熱鬧鬧、或者跟著「鴨仔團」四處跑—只有投入聲色犬馬，他們才可以忘掉自己。這其實是悲哀的。

(方按﹕疫情時也是這樣)

當然，這樣的生活一點也不有趣。有種生活就像這樣﹕「在下個地方，再上一層樓」，這種生活態度不但違反了事物的自然秩序，也使得人很難獲得快樂與安好，只有少數人能夠達到他們原本不費吹灰之力就可達到的境界—快樂與安好﹔而其餘的人則乾脆放棄了，並且跌坐在路旁，忿忿地詛咒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根本不該受到責難，它早在那裡幫助人們指出前進的方向了。(p.110-111)

香港人「憎人富貴厭人貧」﹖
看看上面就知道，其實所有問題，都是同一疾病的徵狀。
就是從來沒認識自我的本質，由生至死，都沒面對過自我。
所以就沒有內涵。

方某常說自己有點頹廢，因為有時也愛像維尼一樣，在發呆。
呆著像羅賓般做「沒事」(nothing)，其實也有點像冥想。

下次校長叫我做野果陣，不如介紹佢睇——唔得，我果間係教會學校…… 

(這本書批評得最厲害的，就是清教徒。)

香港人是世上最資本主義化的族群，他們是不會欣賞發呆的。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