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星期六, 11月 28, 2020

炒冷飯系列﹕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原文刊於2013-05-29)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Michael J. Sandel著,樂為良,台北﹕雅言,2011

未看書之前,我想不少人已經看過有關這本書的上課片段了。

不過在下並不習慣在 youtube 看片段,所以只看了部分,並沒有把片段看完。我還是覺得看書比較舒服隨意。

買了書放在圖書館,一直沒時間去讀,幸好還有四人借過。風聞讀書會想講這本書,於是為免「口啞」,趕快借來讀了。

如果看倌已欣賞過公開課的片段,其實這篇文還需不需要寫﹖
儘管在下認為看書比看片更能仔細、反覆思量,不受播放時間限制。而且編者亦於書末提示書中內容與影片的分別,部分內容是影片沒有的。
可是,看過片段的看倌,對於這本書的大概應已有相當認識。

老實說,看第一章的時候,我曾經覺得「你唔係下話」。
因為討論「華爾街財困、高層照出花紅」的段落,作者主旨其實是想帶出「既然企業高層聲稱失敗有很多不可控因素,成功亦必如是,那麼他們憑什麼在成功時大分花紅」這個矛盾,但他把公眾反對高層分花紅解釋成厭惡「失敗竟然有賞」,我卻認為是大謬。

作者說「美國人一向對失敗比貪婪更敵視」這點,我不反對,反正沒認識幾個美國人不好多說。但我認為把公眾反感歸因於「失敗有賞」是失重心,因為真正重點是「納稅人出錢」。 

貪婪是否應該得到獎勵是一個問題,但如果企業賺到錢,那筆錢是私有財產,他們喜歡獎賞誰也好。公眾可以不認同但還不至於高呼反對。

用納稅人的錢獎賞別人也未必是問題,如果大家認為那人對公眾有貢獻的話。正如在某些國家,傑出學者得到獎章的同時,可以得到終身年金。又好像奧運金牌選手可能得到國家獎金一樣。這些人得到獎賞,不只是因為他們「成功」,而是因為很多人認同他們對公眾也有貢獻。

可是,當那些企業因為自己的貪婪而陷於財困、還把整個國家(甚至世界)拖下水,需要納稅人提供資助的同時,主管又憑甚麼得到獎賞呢﹖他們既沒有傑出表現,而且為公眾帶來的是負擔,而非貢獻。
當時他們的角色,根本就跟其他拿救濟金過活的人一樣,納稅人付鈔只為養活你,並不打算給你貪婪或者奢華。如果一個拿救濟金的人跑去大酒店吃自助餐,得到的罵聲不見得比企業主管少。

美國人對企業主管拿花紅的反應,其實就像上次南亞海嘯後揭發有對香港夫婦欺騙綜援一樣。

重點不在於「失敗」,而在「欺騙」。要拿救濟金,就得證明自己是真正需要那筆錢。出花紅顯然不是公眾認同的「需要」之一,你搞得公司財困,沒有花紅是應得的懲罰。

不過,撇除了這個單一的謬處之後,整本書仍是對「正義」相當全面的討論。
書中主要簡介了功利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市場主義、康德的自由主義、羅爾斯的自由主義、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並討論其不足。最後帶出作者心屬的社群主義。

事實上,到本書的中後部,我倒覺得有點驚喜。因為作者簡介指其博士論文「被公認為批判羅爾斯與自由主義的代表作」,可是讀到介紹羅爾斯的部分,卻有令人覺得「是他了」的「正確答案」感覺。
似乎,就是有能力令人如此欣賞,才能做更深入的反對吧﹖

維基百科的說法不同,我認為作者並非全然反對自由主義,但他反對自由主義背後那種極端「個人主義」的基礎假設,並認為個人主義最終會令社群撕裂。
他提出「國家民族的歷史責任」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其實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作者的洞見。例如所謂「教育自由化」(實質為教育市場化,香港的直資為其一)導致的貴族化、階級分隔、減少階級流動。又例如新加坡政府雖然讓組屋自由買賣但又設定種族配額的理由,就是為了避免在「自由市場」下重新出現種族隔離的情況。

人雖然渴望自由,但人同時又是社會生物,必須一起過活。那麼「自由」和「社群」之間就經常會出現有矛盾。
方某一直自認為是自由主義者,不過如果自由主義+市場主義令人變成「原子化」、社群撕裂,這樣的後果一點也說不上幸福(又或者,只有少數的人能追求幸福)。這並不代表我們只擁抱社群放棄自由(中國傳統就是這樣,不過主要的社群是「家族」),只是我們要明白「自由」並不只是求個人一時一地的自由,承認個人和社群的需求不時會有矛盾。而所謂「正義」的制度應是追求「社群的延續」和「個人的自由」長遠而言互相滋長而非互相妨礙。畢竟,社群最終是由一個個「個人」組成,而個人最終也必須在「社群」中才能安身立命。

至於某時某地,我們需要有多「社群」、多「個人」,這就是個「朱古力奶」的問題,注定不可能有單一的、教條的答案,而是必須不停的思索和辯論。所以公民道德理性的思辨能力不可或缺,亦亟需教育和訓練。任何單一的教條,推到最後都會產生荒謬的後果,就連我們擁護的自由主義,若然被簡化成教條,亦難有例外。

作者透過社群主義對我們的提醒,我猜大概就是這樣。

---

縱使作者批評羅爾斯的理論,但我想在「社群」和「個人」之間求中道的時候,羅爾斯的「無知之幕」仍是一個有用的思考實驗和假設。

我仍然會自稱為自由主義者,同時相信只要眼光放得夠遠,義和利的問題就不再是問題。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星期六, 11月 21, 2020

炒冷飯系列﹕怎樣才符合人性﹖

(原文刊於2007-04-08)

誰賺走了你的咖啡錢》(Undercover Economist),Tim Harford,早安財經文化(台北),2007-1(1)

一本很出名、專門「揭破」經濟黑幕的著作,終於有中文版了。
跟《蘋果橘子經濟學》「踩過界」不同,這本書仍是會講錢的。

嚴格來說,這本書沒有「揭破」了多少經濟黑幕(除了開首「踢爆」商家定價手法,頗令人回味——當然不是說「$99.99」那種),倒是向一般讀者「揭破」了不少經濟學家看世事的角度。


第一章,提到「誰賺走了你的咖啡錢」,一杯 cappuccino 的成本還不及售價的一半,差價是誰賺了﹖答案不是店東,是地產商。

這是不是地產商「謀取暴利」﹖也不盡然。因為最吸引客人光臨的鋪面有限,物以罕為貴,結果就是某些「黃金鋪面」的租金被抬成天價。似乎只要有都市中心區的存在,就總會有一些鋪面租金高得驚人(反過來,有些店面就算免租也未必有人要)。當然,像香港這種地產商天國,更是如此。

如果要降低香港的地價,我想似乎只有這幾個方法﹕

1. 大幅減少香港人口﹕只要比較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口和面積,就會明白人口多會導致樓價大升、居住品質下降。(當然,如果一味減少人口,又可能令人口急劇老化,這是兩難)

2. 進一步改善全港交通系統,並增加交通工具之間的競爭。
縮短交通時間,可以鼓勵人口疏散,令不同區域地價較為平均。
但如果所有交通工具都有專利,那麼交通費太高也會令人不想搬到新市鎮。

3. 立即著手把市中心功能分散。
政府和商業機構集中於市中心的後果,就是市中心地價上升、上下班交通需求增加。
把重要機構分散佈置,就可以令「滿城盡有黃金鋪」,「天價」租金就會降低。

(有人擔心分散佈置會增加交通成本,其實剛好相反。他們似乎忘了這已是網絡時代,政府公文和商界交易大可以用網絡傳輸,會議也可以改為視象會議。只有「僱員上班」才無法完全用網絡代替,一定要有人留在辦公室實地支援。所以市中心區疏散減少了上下班的交通擠塞,其實可以令交通情況大為改善。
以香港的電訊發達、基建充足,問題只是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實行而已。)


第二章「超市不想讓你知道的秘密」,就是前面所說的定價策略。
商家定價,是待價而沽﹖還是薄利多銷﹖定得太高會流失顧客,定得太低就賺不到錢,所以定價永遠是一個商家很重視的問題。

作者提出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公平貿易咖啡」。
「公平貿易咖啡」標榜給咖啡農合理價格,所以這些咖啡賣得那麼貴﹖作者指出,其實咖啡價格佔整杯咖啡的分別很少,用公平貿易咖啡,所增加的成本,還不過一毛錢(港元大概幾毫吧﹖)。作者聲稱就算用市價的兩倍到四倍收購咖啡豆,也不會明顯增加製作成本。可見咖啡店的「公平貿易咖啡」賣貴那麼多,只不過是看準「慈善顧客」不介意多給,所以藉口賺錢而已。

商家賺錢無可厚非,不過這種價格差異扭曲了消費者所接收的訊息,令人以為「公平貿易」只是一種「敗家」的善行。對於推廣公平貿易(或環保等類似主題),有害無益。
「有機食物」又如何﹖雖然有機食物的生產比較貴(因為多經人手),但在零售層面,其實也不致於跟一般食物差那麼遠。

超級市場的「減價」就更有趣了,有一個大家都可能想到的角度﹕其實非減價,即是加價。(因為超級市場大減價,其實還是有賺的,所以非減價等於「特價」﹕特別貴價。)
超級市場的減價策略,其實有意「盲拳打死消費者」,測試哪些顧客對價錢不那麼在意。
作者的結論也很有趣,相對於「貨比三家」的傳統智慧,他認為在一家超市「專揀平貨」一樣可以省錢。因為不同「檔次」的超級市場,同一件貨物的價格其實也差不多(因為顧客畢竟也會格價的),不同檔次超級市場的分別,是顧客買的東西不同。

(這是作者親身觀察的結論,香港情況如何﹖不常光顧超市的在下自然不知,大家似乎可以格價時順道留意一下。)


第三章「完美的市場與真相的世界」,就是推崇「價格」反映真相的一章。
這一章討論了一個頗為「禁忌」的話題﹕教育商品化。

作者認為,官辦教育有一個壞處﹕因為不是「錢開眼」,所以無法知道搞一所好學校要多少錢。而且官辦教育之下,其實有錢人所受的教育品質仍然比窮人好。只是價格並非在學費,而是反映在「好學校」四周樓價之上。(香港的樓盤廣告也是一樣,強調學校網。)

作者認為這一點(好學校導致高樓價)是很荒謬的,只是政府政策扭曲了市場。如果教育商品化,錢就會注入「好學校」,讓學校辦好教育,而不是把錢花在學校四周的樓盤身上。

作為學生會舊人,我的立場與學生會接近﹕反對教育商品化。

作者只看到錢和價格,看不到教育的另一重要面向﹕增加階級流動、減少差距
教育之所以不能商品化,正是因為教育商品化會令階級隔離、跨代貧窮更為嚴重。
(香港的名校在轉行直資前,就有很多窮人子弟。當中有很多出人頭地、變成新貴。情況就有如封建社會時留下「科舉」這扇窗一樣。香港以前的活力,就是靠這種「努力就有出頭」的神話支撐著。)
如果一個政府容許教育全面商品化,結果就是階級流動減少,社會更不穩定。這絕對不是好事。

另一方面,教育並不是一門普通的「生意」,它的效益並不單純看金錢投入。
學校管理層的氣魄、老師的愛心、家長的質素、社區網絡……都不是用錢就買得到的。這也只是「錢唔係萬能,冇錢就萬萬不能」的道理而已。
名校之所以「名」,不一定是師資優良、校舍先進,人際網絡和歷史名聲其實更為重要。
這些都是一種社會資源(social capital),很重要,但無法直接以金錢計算,亦無法單靠金錢打造。(還是﹕錢還是需要,但不是錢多就好)

換言之,教育商品化可以令一所名校收取「天價」,但這只反映了家長的喜好。其實不代表搞好一所學校需要那麼多錢,更不代表把那麼多錢堆在學生身上是好事(假設學校是非牟利的)。
你覺得那些補習社收入百萬的「天皇」都教得比普通學校的老師好﹖我不覺得。
補習社只需要教應試技術,學校老師可以發揮的作用(無論是好老師的影響或壞老師的破壞……),補習社都是遠遠不及的。無論是收生方式、工作內容,兩者都是完全不同的。

三者,其實教育商品化過分強調老師和學校的作用
相比起學校,其實家長的影響更大。家長的態度對子女的影響最大。
《蘋果橘子經濟學》的作者認為,父母「是」甚麼比父母「做」甚麼更重要。同樣地,該作者強調社會背景對學生的影響。


第四章「塞車的成本怎樣算」,討論如何利用市場解決環境問題。

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是電子道路收費。新加坡早已開始對進入市中心的車輛收費,也實施了電子道路收費(ERP)。

相比起以往的手段,其實電子道路收費好處更大。因為電腦可以容許更複雜的計算,路費甚至可以憑路面擠塞程度作「海鮮價」計算(這純屬在下的狂想吧……市民會容許這種事嗎﹖),就不同時間、不同道路收取不同價格,更有效控制交通。

新加坡一直以高額登記稅、油稅和路費來控制車輛增長和交通,就是證明。

香港的議員一直反對電子道路收費,好像是因為私隱的緣故。那麼便外判 ERP 吧,反正如果要怕的話,用手提電話一樣可以被追蹤的,但沒有議員不用。 

(另一種批評來自自由貿易派,說 ERP 對減少擠塞和污染沒效果。但作者給了不錯的反駁,而且新加坡的實踐,亦是現成的反駁。)

除了收稅,另一個方法就是拍賣「排污權」,這一點報導相當多,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不過有趣的是,原來就是有拍賣才發現,原來減少排放,是很便宜的。

作者對環保分子的批評也是很有趣的,他說﹕

「環保團體之所以大唱道德高調,是因為政府沒有明白指出我們的行為會讓環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如果政府做到了這一點,環保人士大可從經濟的角度出發,為自己據理力爭,比較不會以「衛道人士」的姿態出現,而環境也能更有效地改善。」(p.124)

可見衛道之士何等討厭 。可以務實的話,又何必當衛道者﹖
作者的環保方案,仍然是「市場」。不過如果讀者以為他是那些反對環保的人,又錯了。

「您可能會聽到,有些專家批評政府徵收行車或污染相關的稅有害我們的經濟。這種論調令人憂心。到底何謂經濟﹖如果您常看財經節目或是閱讀這類報章雜誌,也許會認為經濟就是一堆如 GDP 這樣的無聊數字。……
如果您認為這就是經濟,那麼專家的批評是對的。課徵污染稅的確可能會降低 GDP,但經濟學家認為,這不是重點。……
經濟學其實與 GDP 的關係不大。經濟學談的是誰得到什麼,以及理由為何。所以空氣乾不乾淨和交通順暢與否,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分。……因為要讓生活變得更好,必須是從一個真正有意義的角度來衡量。人生絕對不僅僅是錢而已,這一點,連經濟學家都知道。」(p.128-129)

覺不覺得他同時摑了很多香港人的耳光﹖


第五章「中古車的內幕追蹤」,是討論「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買賣雙方其中一方知道貨品的訊息(好壞)而另一方不知道。經濟學家認為資訊不對稱會損害市場、令市場消失。因為買家不願意花大錢買一輛不知好壞的車,而賣家也不會願意低價賣出一輛好車,結果以市價交易的只可能是壞車,而買家都不願意去買。

不過,在我納悶「為何還會有二手車行」之時,作者提出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醫療保險。

相比現時香港「政府全包」的優良公共醫療體系,不少(絕大部分﹖)西方社會都感到吃不消,而改行醫療保險。英國式的國家醫療保險,政府還會為人民「包底」﹔美國式的商營醫療保險就全靠人民「自保」,買不起保險而無法看醫生的人比比皆是。
與二手車相反,買保險的人都大致清楚自己的狀況,不清楚的是保險公司。於是情況剛好相反﹕身體越差的人越有必要買醫療保險,身體好的人就不願意多花錢買保險,結果願意買保險的健康人越來越少,保費則越來越高。保險公司為了控制成本,當然要投保人作詳細身體檢查,決定是否受保和保費多少。
作者一個有趣的結論是﹕保險本來是因為雙方都不清楚未來而訂立的,如果能夠未卜先知,那就沒有「意外」,反而就不需要保險了。醫學越來越進步、對基因認識也越來越多,反而動搖了保險業的基礎。訊息越來越多,保障反而越來越少

對於「為何還會有二手車行」的問題,學者的回答是﹕因為市場有需要,所以買賣雙方還是會做點事情收窄資訊差距。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增加投資。例如車行和銀行會花大錢裝修辦公室,消費者對貨品認識有限時,也會傾向光顧大商家。因為他們願意大手投資,顯示他們有意長遠經營、比較可靠。如果是零售商品,則花大錢、鋪天蓋地打廣告,消費者會因為同樣的理由(對方肯大手投資 = 可信)產生信心。所以,減少資訊不對稱的方法還是有的,不過社會成本很高。
另一種方法,就是找顧問,例如我們買電腦時,就習慣向「看來像專家」的朋友問意見。

作者用求職者為了讓僱主覺得可靠,所以投資時間和金錢進修(而那個學位不見得真的增加了很多學問)作為例子。我想起的,則是性擇討論
學者有一個說法,女性之所以傾向喜歡有「名/利/權」的男性,就是為了彌補男女在生育上的投資不平等。另一方面,女生愛被男生「追」、讓男生千辛萬苦做盡一切求偶行為,原因其實跟其他雌性動物一樣(而不是因為任性或被動),就是為了讓雄性多作投資,「保證」自己不會中途棄妻兒而去。「擇偶市場」其實跟「資訊不對稱」也有關係
性擇理論同樣解釋了,為何年紀較大的男性、「有型有款」的男性較受女性歡迎。
(要是你看來像電車男的話……不說好了 )

(註﹕對於性擇理論而言,女人喜歡俊男,和雌孔雀喜歡尾屏漂亮的雄孔雀一樣。除了表示基因優良之外,尾屏和英俊本身未必有用。但因為其他雌孔雀/女人都喜歡,所以只要得到牠/他的基因,下一代就容易受青睞,間接提高生殖效益,所以值得跟牠/他交配。)


第六章「理性瘋狂」討論香港人最有興趣的話題﹕股市。
大家一向認為股市是經濟學家的「死穴」,因為如果經濟學家可以預測股市的話,他早就發了達、不用再當經濟學家啦。而「經濟學家預測股市」則被公眾視為跟「氣象學家預測天氣」是同一回事。(雖然,經濟學家不見得認為股市是經濟學的主要目標)

作者正要指出,股市不可能被準確預測。因為如果可以預測的話,影響股市的因素就會提早出現(一個例子是,波斯灣戰爭醞釀時大家就搶購黃金,結果真正開戰後金價反而下跌),最後只有無法預測的隨機事件影響股市。所以股市不可能被準確預測,儘管有部分因素是可以預測和利用的。

作者指出,以為新科技會令股市不停上升,是一種迷思(當然這在泡沫爆破後就明白了)。因為只要市場上有競爭者,企業盈利總有限度(除非該企業有稀有性,例如微軟壟斷個人電腦軟件)。科技發展會改變人類社會,但不會改變「競爭壓抑盈利」的原則。
根據研究,美國股市的長期本益比(P/E,港稱市盈率)是十六左右。不同國家、行業的市盈率會有分別,無法直接比較。只是不知道香港股市的 P/E 是否也差不多了。

大家討論投資者是否理性,作者則另外舉了一個「理性的傻子」作例子。
這位 Tony Dye 先生獨具慧眼,一早看出股市過熱,股票根本不值那個價,所以把資金抽出。

歷史證明他的正確(因為後來股市崩盤,他主持的基金反而賺錢),但他因為幾年間飽受顧客質疑和同行嘲笑(當時其他基金賺到笑),被迫提早退休。其他投資經理,明明蝕大錢,反而安安穩穩的。

這就是中國父母教導子女「不出頭」的社會誘因。因為人性是「跟大隊」的,社會對聰明的離群者缺乏獎賞,倒會因為猜疑而「棒打出頭鳥」。於是,更聰明的人決定,跟隨沒那麼聰明的「大眾」,反而比較安全。這是否有點諷刺、和浪費﹖


第七章「人人都要有價值概念」,說得是拍賣和投標。聽起來會想起香港賣地,書中用的例子是英國拍賣 3G 頻譜的故事。
給在下的教訓不在於故事,而在於結局﹕3G 頻譜牌照以天價售出,但作者強調這跟消費者無關。影響用戶價格的是有多少牌照(即稀有性和競爭),而不是在於拍賣價格。反過來,就算政府送出牌照,商人一樣會藉機賺大錢的。

香港的「高地價政策」,也可以用這種角度來觀察。地價之所以高,是因為香港土地稀有(有人批評說香港其實有很多地,只是政府不賣,這是後話——我不大同意,郊野公園不要了嗎﹖),無論政府如何批出土地,最終的租售價格都一定偏高(因為地少人多)。所以,倒不如政府多搞拍賣,多賺一點,用來為買不起貴樓的人提供福利(如公屋、居屋)更好。

如果不要這樣的話,就唯有學新加坡,讓政府主導樓市。人人有平屋住(想買豪宅另計),但政府收入不能靠賣地,就唯有從其他地方抽稅了(如入息稅、銷售稅)。


第八、九、十章「貧窮國家為什麼還是窮」、「啤酒、薯條、全球化」和「中國如何致富」是一貫的主題﹕「國富」的因素,和全球化。

作者比較了喀麥隆和亞洲四小龍,引述 Mancur Olson (另見中文維基公共選擇理論)的看法﹕獨裁國家比不上民主國家,因為政府動機不良,但總好過無政府狀態的國家。因為獨裁國家如果要長治久安,始終要讓人民安穩生活,而非一味掠奪(頗似《瘟疫如人》裡提出的宏寄生理論)。

當然,我們只要放眼去看,民主國家也一樣有「掠奪型」的政客。菲律賓的民主政體一樣無法令經濟改善。但這不是反對民主的理由。
重要之處,應該是制度的健全性(包括法治)。當民主體制健全、社會穩定,才能鼓勵長遠規劃。如果社會政局不穩,民主不民主都無法達到目的。但如果社會穩定,民主就顯得比獨裁好。

獨裁政權最大的問題,應該是權力來源的不穩定。(作者也有提及這點)

當然,民主國家的人民同樣有「朝秦暮楚」的問題,但一個有法治基礎的民主體制,仍然可以令行政穩定(優良的公務員隊伍,或者有固定任期的首長),同時在立法議會反映民意。因為經過大選,執政者有「全民授權」的氣魄,去進行宏遠的計劃(獲選者有沒有遠見,又是另一問題)。
民主國家不一定有最好的政策(因為人民大眾是平庸的),但是因為權力受人民制約,所以執政者總要顧及民眾支持度。例如新加坡,雖然一黨獨大、較為獨裁,但因為有普選,政府還是不時要向人民「派糖」、制訂照顧平民的政策,以爭取選票。他們不能太過偏離大眾

可是,獨裁國家的穩定,不是來自軍隊武力的「馬上得天下」,就是靠「行政國家」官僚支持的威權主義。以往的毛澤東,近於前者(其實他是魅力型領袖,而不是軍事將領)﹔而現在「集體領導」的中共,就近於後者。
獨裁國家和民主國家的不同處,就是權力來源不同。獨裁國家依靠少數階層的支持,藉以統治廣大人民。所以獨裁者要保持權力,就要向這少數人(而不是平民)「派糖」,於是就造成作者觀察的現象﹕縱容貪污、任人唯親(=親信)、行政效率低落(因為這才有貪污機會)。

如果像毛澤東那麼真正「呼風喚雨,叱吒風雲」的獨裁者,又作別論,所以毛澤東時期中國沒甚麼貪污。(當然,搞到五窮六絕也沒甚麼可以貪的) 可是大部分的獨裁者,其實都不能真的「獨」裁,而要跟利益集團分贓。
民主國家也有分贓,但因為政客要討選票,所以平民也要分一份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回香港,其實香港的體制和這種「獨裁」沒甚麼分別。政府的終極權力來自北京,但本地管治依靠的是「小圈子」。當管治基礎不在於大眾而在小眾,利益就不免向小眾傾斜。這種體制,固然令北京容易控制,但帶來的問題,有目共睹。

當然,回歸前的香港也類似,但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英國本身的民主國家,而且港督直接由英國民選的政府委派,並不依靠本地小圈子掌權(雖然執政上仍要小圈子支持)。所以,港英政府的決策,受小圈子影響不及特首那麼大。而且香港的制度亦受英國傳統的制約,雖然不民主,但也嫁接了英國的法治體系。所以才有一個良好的公務員隊伍。
簡單點說,港英政府的權力來源,是外國(一個民主政體),而不是本地的小圈子。這就造成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施政分別。


除了治國,另一重要議題當然是「全球化」。
前年大家都見到韓農反世貿之激烈,但「全球化」是否十惡不赦﹖當然,作者和大部分經濟學家(例如《巧克力經濟學》的作者)都不認同。他們堅持「比較優勢」(也可以參考梁文道的一篇駁論),認為全球化是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國家封閉、製造貿易壁壘,最終只會害人害己。

從他們的角度而言,現在窮國面臨的問題不在於「全球化」,而在於富有國家一面以「自由貿易」打開窮國市場,另一面卻製造貿易壁壘(如鉅額補貼)保護己國市場,其實質等同於以本傷人的掠奪。窮國需要的,其實是完全的自由貿易,讓他們的產品能夠在富國公平競爭、享有價格優勢。

至於「跨國企業剝削窮國」、「污染產業輸出」之類,作者亦加以駁斥。他認為,窮國民眾寧願去「血汗工廠」工作也不願意下田,就證明了跨國企業提供的待遇比當地所能提供的其他工作都更佳,所以才吸引工人。跨國企業的待遇好過本地企業,而就算到本地企業工作,也總好過去當妓女、或者上垃圾山檢垃圾。

例子﹕經過多年,現在各省的工業都有發展,很多工人寧願在本省就業(至少熟悉地方,而且回鄉比較方便),廣東省面臨勞工不足,所以工資和工作條件亦有所改善了。如果你還要開一間「血汗工廠」,現在的工人才不會吃你這一套,因為他們的身價高了、選擇也更多了。
當然,這不代表我們不應該對窮國工人實施保護,基本的職業安全健康標準,還是該有的。只是這些標準無法實施,很大程度是因為國家太窮,根本顧不到這些。國家犧牲一代工人,發展後才有資源去實施保護。
在這方面,消費者的力量就很重要。鼓勵善待工人和環境的企業、懲罰不人道的企業,不能靠政府的貿易壁壘,而應該靠我們自己

至於污染,他認為﹕
1. 企業最大的開支是人工,美國企業的環保開支還不到 2%,根本不會因為某國法律寬鬆就搬過去。
2. 最新的科技效率較高、污染較少,企業採用這些科技反而省錢。
3. 產生高污染的往往是高技術工業,需要高水平勞工,不會純粹因為法律寬鬆而遷移。

這倒不見得完全正確,雖然作者所說的不全錯,但企業為規避責任而往落後地區設廠的情況,確實存在。尤其不是所有高污染產業都必然是高科技的。

另一方面,就算新科技可以省錢,因為需要花錢更新、資金回收期長(記得邊際回報遞減率嗎﹖我想,從「最落後技術」提升可以省錢,但由「中等技術」到「最高科技」所省的錢就沒那麼多了),有些企業會寧願搬廠而非提升技術。近年廣東廠商移往內陸,除了因為工資提高,亦有部分是因為廣東執法標準越來越嚴。

如果企業是有遠見的,當然會願意如作者所言,多付一點來投資高科技生產。可是,有更多的廠商就跟一般香港人一樣,短視貪婪,就是寧願花錢搬廠也不願意進一步投資那類。對他們來說,這裡不再能讓你掠奪,明天就找另一處。這也是首富被質疑壟斷時回以「係咪想我投資少D丫」的心理背景。

正如「公平貿易咖啡」,對咖啡農當然有幫助。
問題的癥結,是在於咖啡生產過剩。在市場機制下,過剩的東西永遠不會賣得貴。所以更根本的解決之道,就是協助窮國改善農業技術,教導農民種植其他適合種植的作物。盡量避免任何一種作物生產出現過剩,影響售價。
這樣一方面令農民增收,另一方面也令(咖啡以外的)其他農作物價格下跌、消費者進一步受惠。

我覺得重點是﹕甚麼才是符合人性
正如作者所言,要鼓勵別人行動,並非靠衛道式的說教、強迫,就能達致。

最重要的是,提供適當的誘因。(當然,對於某些道德感較重的人,口頭鼓勵和榮譽感已經構成誘因,但如此單純的人並不多。而且再有道德感的人,也不會在所有事上接受這種誘因。)

就像作者以環保的「經濟」看法,這種方法不可能令世界變成最好(經濟最多只有 optimal,而沒有 perfect),但會比道德主義的「完美」理想,更易實現。後者不大有實現的可能,因為要求所有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捨利就義,並不符合人性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環保對大家有甚麼具體的好處,和他們為了環保為犧牲甚麼。只有大家發現,原來實行環保所得大於所失,才會踴躍參與。

最後,還是作者的那番話﹕

「經濟學其實與 GDP 的關係不大。經濟學談的是誰得到什麼,以及理由為何。所以空氣乾不乾淨和交通順暢與否,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分。……因為要讓生活變得更好,必須是從一個真正有意義的角度來衡量。人生絕對不僅僅是錢而已,這一點,連經濟學家都知道。」(p.129)

同理,錢,是經濟學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星期六, 11月 14, 2020

炒冷飯系列﹕如果你愛上一家書店

(原文刊於2010-01-31)

又看完兩本書,不過沒時間寫。連這本繼《烽火守書人》(新介紹)後另一本朋友送的書,看完一段時間(已經放在圖書館當捐贈書展出),現在才有時間寫﹕

 《如果你愛上一家書店》(The Yellow-Lighted Bookshop),Lewis Buzbee,台北﹕網絡與書,2007

在下一向不算是特別愛書店的人,更不及那些二樓書店迷。很早以前已經說過,我讀書如牛羊吃草,所以很少有需要特地去找書。

這本書有趣之處,不在於介紹書店(反正那些書店我們大多沒有機會去),而在於作者本身除了是讀者,還當過書店職員,又當過出版社的營業代表(銷售員)。換言之他看書店的角度,與我們這些普通讀者大異其趣,他看到的比我們更多,尤其是書店幕後的景況。

除了書店經營,作者還旁及很多書店的歷史知識,我比較喜歡學到這方面的東西。

例如我一直不很明白為何英國的「XX公司」會稱為「XX & Company」,幹啥要「&」﹖(「XX與公司」﹖)

原來按照書中的註(p.65)﹕

「Company 有朋友的含義。英語的公司名稱後面常用『& Company』代表未列入公司名稱中的合夥人。」

想起 accompany 嗎﹖原來 Company 本來不是「公司」而是「同伴」的意思。

繼續文抄公﹕

p.57 「英語 profane 表示平凡的、世俗的或瀆神的,源自拉丁語的 profanus,原意是『神殿牆外的』。就在這裡,在亞歷山大城牆的外面,我們看到了第一批真正意義的書商,這種模式在其他國家不斷重現。在中世紀的歐洲,市場經常建在教堂牆外﹔在魯昂大教堂北面門廊下的通道至今仍被稱作『le Portail des Libraries』,意為『書商之門』。」

可見書商從俗、譁眾取寵、得罪權貴,以至被「反低俗」,自古有之。

p.57 「詞語的力量,以及閱讀的能力都很重要,某些現代詞彙折射出知識—文字知識—是一種魔力。我們的詞彙『grammar (語法)』與『glamour (魅力)』同根﹔均來自表示『魔力』的一個古詞。我們稱別人為『witches (巫師)』,是因為,或我們根據字源相信,這些人掌握關於我們的智慧(wits),他們有學問。」

Grammar 和 glamour 的關係倒沒想過。方某的 grammar 那麼差,難怪 glamour 欠奉。

p.61-62 「現存最早的一些文字材料,通常是一些稅收或其他法律文書,是公元前三千多年,美索不達美亞人(Mesopotamia)書寫在泥板上的。這些紀錄刻在濕的泥板上,然後用火烤乾。」

根據另一些說法,泥板本來是不會刻意弄乾的,而且還隨時可以把字抹掉重用,現存的泥板是在火災中意外烤乾的云云。姑列於此以供存照。

p.62-63 在手抄時代,書商除了提供書籍抄寫服務,順道提供代寫服務,有如香港的「寫信佬」。

p.78 一所書店足以支持整個街區的發展,香港有這種事嗎﹖(書局街﹖)

p.97 「儘管手抄本早就取代手卷成為最常用的文字交流形式,但中世紀書籍的封面還是沉重的木板(最常用的山毛櫸木的德文為 buche,英文的圖書 book 即源於該詞)」

又一意想不到。

p.97-98 「除了提供傳統的代寫服務外,歐洲的書商還向逐漸增加的學生群體出售紙張和文具。大多數書商都有固定的攤位或店鋪,因此被稱為『坐商』(stationarii)(英文單詞『文具店』stationary 即由此而來)。」

一﹕其實靜止 stationary 和文具 stationery 有些不同,但幾乎一樣,和車站 station 又很接近。原來如此。(但其實很多店舖都是固定的吧﹖只因為書商從前是四處流動的﹖)

二﹕有想起香港那些幫人影印整本書的影印店嗎﹖(如果那時代就有版權法,恐怕就沒有書店了。)

p.101 「選定一種書後,顧客還要選擇最適合這本書和本人書房氛圍的顏色並權衡裝訂的成本。顧客也可以就要原樣的、沒有封面的圖書—這就是紙皮書的原型。」(紙皮書即紙本書、平裝本 paperback)

其實精裝硬本很好用,只是拿出門比較難。

p.113 「埃德溫.科爾(Edwin Curll)是這類書商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出版偉大詩人和作者的作品,儘管並不總是應他們的要求……其名聲之惡以至他的名字成為盜版(Curllicism)的代名詞。」

這真的沒聽過。

p.124-125 以《白鯨》為例介紹不用的版本﹕用來收藏的豪華版(fine press)、大量發售的普通版(trade edition)—包括精裝(hardcover)和平裝(paperback)、更普及化的廉價平裝本(mass-market paperback)

p.127-129 一本二十五美元精裝書(平均印五千冊)的大約成本分配﹕

作者﹕一點八八美元 (有代理人的話,從中徵收10-15%費用)
印刷﹕三美元
出版商﹕八點八七美元
書商﹕十一點二五美元

「一家大型獨立書店的年度銷售額一般是一百至二百萬美元,但其中的利潤不到十萬美元」

p.129 「德文中書店一詞是 buchhandlung,即管理圖書的地方」

p.132 「如果書商想保護書封,但書仍可以翻開,他就會用一種叫 Brodart 的背面是紙的透明塑料封套,在圖書館藏書上經常可以看到這種封套。這個詞已經用做動詞,Can you brodart it?」

其實很貴,所以我們很少用。

……問題係,其實書名個 Yellow-Lighted Bookshop 係邊間﹖讀完整本書都不覺得有見到……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星期日, 11月 08, 2020

炒冷飯系列﹕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經濟學與愛情

(因為是一場讀書會的前後兩篇文章,所以一併整理。原文張貼於2013-02-142013-02-17。)

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Tim Harford,尤傳莉譯,台北﹕早安財經,2011

庫老大主辦讀書會,主題以經濟學看愛情。面對庫大和史兄兩大經濟人,方某這種門外漢當然要趕快讀書。幸好庫大推薦的兩本書都大概讀過,算是有少許印象。不過另一位網友介紹的這本書,雖是方某先前推介過的作者,這本卻沒讀過,所以前陣子趕快到公共圖書館借來揭揭

老實說看倌只要看看目錄,就知道這本比上一本「切身」得多。劈頭就是求愛,然後就是求職和家庭,最後是一些生活瑣事的問題。作者說都是讀者投稿問問題,不過在下倒覺得有些問題不像是一般人會問的,比較像是「自問自答」,不過問答爆笑無減本書趣味,非常值得一讀。

倒是作者和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強調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認為政府完全不理產業,任由他們接相對效率決定做甚麼就好,這點我認為是見樹不見林。就算我們不理左翼批評,說產業不穩定會令很多工人追不上而失業這一點(就當政府另行解決好了),政府領導人看的也不只是單純的「效率」。

如果世界是完美的自由市場,沒有國界所限,這樣的假設也許不錯。可惜的是世上有國家,也有「國家安全」的問題。很多國家保護農業,除了變相向農民買票外,也是為了保障本國糧食生產能維持著(危機感深重的日本尤其如此)。試想想像中國般,官僚把大量農地轉為房地產去炒賣,雖然製造了GDP增長,卻令糧食日益依賴外國(留意﹕我不是說農地完全不能發展)。萬一遇上戰爭或天災,各國減少食物出口來滿足本地需求的時候,中國就會突然陷入飢荒了。(你看香港這個自由貿易之都也要限制奶粉出境,便知其他國家因各種原因「限制出境」絕不希奇。)

新加坡不像香港,放任地產金融一枝獨秀,斥鉅資發展高科技工業,又是另一種考慮。李光耀認為(後來的領導人也繼承了類似看法),相對於第三產業,工業能夠長期吸納大量勞動力,要維持「人人有工開」必須留住工業不能讓它們都消失了。低增值工業當然不能跟人工更低的鄰國競爭,這樣「保護」來也是沒效率的(美國正是如此),於是國家轉而投資高科技工業,同時訓練工人轉型。

當然更「誇張」的就是新加坡乾脆自己投資搞軍工業,正常人都會猜小國搞軍工應該沒甚麼效率。但對於一個「國家」來說,讓自己保持一點國防生產能力也是重要的,總不能事事假手於人受制於人。(幸好的是新加坡通常著重讓企業追求效率而非依賴政府。)

縱使作者在前著早已說明經濟學家眼中不只有「錢」,但經濟學家仍然傾向只看到錢和效率這類東西,而看不到一個國家需要有其他考慮。(情況就像我們對家人有時也不能單純看「錢」而要做點「沒效率」的事情。就像庫老大言,只看到 cost and benefit 的人,多數得不到親情也得不到朋友。)

當然,我們也可以為作者辯解﹕經濟學家的重點是效率,提供了這些分析,要看得多重就視乎國家領導人的考慮了。

後話﹕本書作者也譯過《圖書館的故事》,跟本書一樣譯得不錯(至少沒甚麼錯別字)。

---

筆記﹕

p.184 〈馬桶坐墊該立起還是放下﹖〉這個男女爭執的問題,有數學家指是因為男生有時揭起有時放下,所以早已習慣成本,而沒跟男性同住的女生卻不需要揭起,所以不習慣要放下廁板。又有經濟學家證明了「保持原狀」勝於「次次放下」云云。而作者本人的看法就是女生用「放下」來分辨誰體貼誰自私。

我倒是對幾個看法都不完全同意。因為如果看倌上網日久,應該不難見過這種圖片﹕
(圖片來源)(原連結已死,但這幅圖在網上四處都有,例如這個這個這個,也不知原始來源)

當然這只是誇張法,但製作出這種圖片的女人,顯然認為廁板是「不應該」被揭起的——否則如果只想男人用完後廁板自動放下免麻煩,在廁板後面裝條彈簧就行了。

按邏輯推斷,如果這種女人不跟男人一起住,根本用不著發這種牢騷。既然要跟男人一起住,又認為最佳的廁板應該是「揭不起」的(用鎖鏈繫牢了),那即是這種女人其實認為男人是可以坐著小便的。所以上述數學家那個「只是不習慣」的說法不通,她們的思維中並不認為「只是自己不習慣」,而是「男人根本不需要」揭起廁板。

我猜,這時候一定會有女看倌不滿問道﹕男人站著小便總是弄得一團髒﹗而且男人大便也是坐著的呀,難道大便時不用小便麼﹖

的確,方某同意男人站著小便不時會弄得一團髒。這並不一定是因為自私沒公德心,而是就算你瞄準了,有時竟然還會射偏了——陰莖尿道口的黏膜,有時乾涸了就會黏著,令開口「不完整」(歪了),令射出的水柱大幅偏斜、甚至一分為二,絕非怪事。方某就試過明明瞄準了馬桶但尿卻垂直向下射到腳……(女生不明白的話找個熟稔的男性朋友問問便知,再不然自己去廁所找條水喉,掐緊開口再開水也可以觀察到類似效果。)

通常尿出了之後,黏膜回復濕潤,尿道口就會回復完整、水柱回復正常狀態。至於已陷入狼狽狀態的男生會不會收拾殘局,這才是看他自不自私的時候。


至於男人當然坐著大便時一樣會小便,但就算撇除了這情況和「男人懶得坐下所有站著小便」兩者,男人仍有必須站著小便的時候。

事實上,男人自己了解、面對大小男人日久的媽媽們也應該已經知道,男人的那話兒其實很不聽話,經常會在不需要的時候「擅自」勃起,當然中老年人更怕的是需要的時候它不勃起。

而其中兩種勃起的不當時機,分別是剛睡醒時和非常尿急時。(兩者都不是「一定」勃起,在下只是說「有機會」或「經常」會發生這種情況……事實上如果「晨勃」消失了,男人更怕是陽萎了呢﹗)

在無數個靜寂的夜晚,當男人半夜尿急的時候,往往也同時勃起了。在這情況下,其實情況有點兩難。通常的做法是站著嘗試按下那話兒瞄準,甚至整個人俯身去遷就無端勃起了的陰莖,祈禱希望水柱按預期的「彈道」射出別弄髒四周。


如果妳是那種堅持「男人坐著小便」的女人,妳要面對的是已勃起了的陰莖,它是向上挺的,換言之所有的尿都只會像「回歸日升旗禮」那些消防船的水柱一樣,是向上射出的。結果只會比站著撒更混亂和不受控制。

(圖片來源)

(或者有極少數的女人會堅稱,勃起了的陰莖也可以壓下來的。我想她是看AV太多了,那些男優的陰莖經過長時間專人訓練,韌帶拉得很鬆才有可能做到「明明勃起了但壓到低於90度」的出鏡效果,家庭觀眾切勿模仿。一般人的角度都是少於90度,勉強拉斷了韌帶要進急症室的。)


簡單點說,即是說除非妳可以令男人不撒尿(裝個尿袋﹖),否則男人總有些時候要站著小便的。女士們還是參考一下經濟學家的建議吧。

至於作者那個「分辨男人」的解釋,如果未有正經的調查數據,也是說不準的。而且以男人的角度看,這種分辨是「唔啦更」(風馬牛不相及)之至。如果說男人放下廁板就是體貼揭起就是自私,那麼女人用完廁板揭起就是體貼、放下就是自私﹖


p.252 〈拿賞味期限最久的〉作者說零售商不應劃一售價,而是應該按食物的新鮮狀態微調價格,讓著重食物新鮮的人多付點錢,不介意的人買得便宜一點,這樣會更有效率。要不然像現在劃一價格,正常而著重食物新鮮的消費者當然是先找限期最久的,然後任由快到期的食物過期浪費了。


我想作者應該不會把超級市場老闆當成傻瓜的。那麼老闆們不這樣做,當然不是因為他們蠢到想不到,而是因為這樣做的成本高於收益

現行的銷售和物流系統都是以商品上的標籤條碼進行,這些標籤是「每種商品一個標籤」而非「每批次一個標籤」(後者的成本高得多、而且所有食品需要的條碼數目會成幾何級數增加)。簡言之﹕現行的系統無法辨認商品新鮮度。

當然,現在超級市場也不時在快到期的食物上打減價標籤,但這個標籤是獨立於條碼系統的,需要額外的成本,不能普遍推行成「微調」。

雖然現時超級市場為了捕捉對價格不敏感的消費者而不斷更改價錢(作者第一本著作討論過),已經夠耗費人力和混亂的了(還經常搞錯價錢被投訴),如果還要針對食物新鮮度不時微調價錢,那麼老闆額外請回來做這工作的人工,能夠被「微調」的收益彌補嗎﹖如果微調對超級市場帶來的收益,不大於老闆需要投入的額外資源,那麼當然就不會發生了。

事實上,在甚麼地方有那麼靈活的定價﹖是街市。攤檔主人對食品的新鮮度很清楚,而且他們生意小,不需要依賴貨品條碼系統,也沒有一大堆員工需要統一協調工作程序,所以大可隨時調整售價以滿足個別老主顧的需要。他們調整售價幾乎為「零成本」,卻能促成交易,不這樣做當然就太傻了。

(例子﹕報販在下午或傍晚「減一蚊」,好像是方某有知以來就已經有的事。至於便利店,反而等到近年才有這樣的安排。與一般貨品不同,賣報紙反而用不著貨品條碼……)

商家規模增大,固然能帶來規模效應,但代價就是協調困難、有點僵化。

當然這問題倒不是永遠無法解決的,如果RFID技術越來越進步、標籤越來越便宜(新加坡公共圖書館十幾年前已開始用RFID一併作借還書和防盜用途),終有一天會便宜到足以用作貨品標籤。到時就可以在個別標籤記錄食品批次,超市電腦系統就可以按時更改售價了。(而且食物衛生出問題時還可以方便回收呢)

不過到那時候,現行的售價標示方式(自從廣泛應用條碼後,一個貨架就只有一個價錢牌,不再花人手在貨品上打價錢了,上述說快到期的新鮮食物除外)就要改變了,要不然消費者根本不清楚哪一包食物賣多少錢……


p.258 〈電影裡的暴力〉﹕

「你可能沒想到的一點是﹕如果讓你們家附近的惡霸小流氓在戲院看《超越死亡第三集﹕復仇》(UltraDeath III: The Revenge),那麼他們就不會去喝啤酒或打架。經濟學家達爾(Gordon Dahl)和德拉維尼亞證明,當多廳式戲院中有一部暴力電影上映時,當天晚上的犯罪率就會下降,而且維持到次日天亮。但如果放映的是文藝愛情片,那些小流氓就會改去酒館,因而可能會鬧事。根據達爾和德拉維尼亞估計,暴力電影上映,使得美國平均每天減少一百七十五起攻擊事件

這表示,如果你打算禁掉這些電影,可能就要找個替代方案,好讓這些暴力分子有別的事情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