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6月 25, 2018

舊書招領

又是一年一度圖書館淘汰舊書招領,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私訊聯絡。惟所有書刊均優先讓師生領取,並不保證你要的一定有。

雜誌﹕2017年度國家地理、讀者文摘(中英文)、明報月刊、信報月刊、彭博商業雙周刊、野外動向、信報月刊、美樂集、科學人、選擇、中國國家地理、國家人文歷史、Breakazine。

(連四月招領私人舊雜誌﹕《選擇》2016年1-12月號、國家地理》2014年1-10、12月號(不連地圖) (目錄)、《科學人》2014年3、5-7、9、11-12月號 (目錄)、《軍事家》2016年1-12月號。)


星期二, 6月 12, 2018

中國有份簽韓戰和約﹖

因為中國自稱它沒份簽署韓戰和約就不算數,前幾天在推上跟人爭辯,到底中國有沒有這個資格。

無論從法理或者政治現實看,中國在韓戰和約中都沒有必然權利參與,因為中國從未正式參戰、而中國亦未必能承擔和約所需的義務。所以兩韓板門店宣言才會明言和平協定可以是三方(美韓朝)或四方(美中韓朝)會商,換言之中國可以被邀請,但不一定會被邀請。

1. 持此論者的主要根據,是當年韓戰的停戰協定是由北韓、中國、聯合國(實即美軍)三方簽署,所以聲稱最終和約也要有中國參與才算數。其實他們忽略了停戰協定並非以國家名義簽署,是由各軍司令簽署,而中方的代表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這並不是中國建制內的職位。

當初中國不以解放軍名義,而以志願軍名義派遣部隊,正正就是因為不想向美國宣戰,於是以「志願軍」名義作掩飾。情況有點像日本侵華時,因為中國空軍沒能力對抗日方,所以美國機師以「美籍志願大隊」(即飛虎隊)名義助戰(這次倒真的是美兵自願退役參與,不如中國那次把國軍降兵推到朝鮮當炮灰)。
同樣道理,如果中國有志願軍參與就有資格簽署和約,那麼美國也有飛虎隊助戰,中日和約是否也要讓美國參一腳﹖如果美國不會因為有飛虎隊助戰就有份簽署中日和約,那麼中國自然也不會因為有志願軍助戰就有份簽署韓戰和約。

如果聲稱停戰協定有份簽,所以和約一樣要有份簽,就會出現一個很滑稽的結果﹕因為當年南韓並沒有參與簽署停戰協定,是否等於簽和約中國有份而南韓沒份﹖

2. 一般而言,因為戰爭是國家行為,所以和約都是國家與國家簽署(於是不代表中國政府的志願軍更沒資格參與)。正如推友更正,和約也可以由非國家的參戰方簽署,但那通常是內戰。正如南斯拉夫分裂後的波士尼亞內戰,雖然北約在聯合國要求下介入了(空襲),但最後岱頓協定是由交戰三方的南斯拉夫(塞黑)、克羅地亞和波士尼亞簽署,有份參與空襲的英美等國只是見證國(也要簽名,但只是見證人,不是訂約任何一方)。換言之韓戰最終的和平條約可能也會類似,和約由美國代表聯合國和兩韓簽署,但中國只獲邀擔任見證國。

3. 如果像黃世澤般聲稱讓南北韓統一後奧地利化(宣告中立),那麼奧地利國家條約的簽署國也是奧地利和美英法蘇四個佔領國。而日本投降後朝鮮半島分別由美蘇佔領,並不包括中國(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蘇軍佔領加共匪肆虐的東北三省已分身不暇)。何況蘇軍在北韓成立後早就撤走了,甚至中國人民志願軍也在韓戰停戰後陸續撤出,現在連蘇聯也說不上佔領國,何況是戰後沒份佔領的中國﹖

4. 以上說的是中國因為法理上沒有參戰,所以在法律上沒有必然權利參與和約。這並不代表中國不能獲邀參與和約,正如板門店宣言也保留了這個可能。可是,美韓朝三方是否邀請中國參與,就是政治現實的問題。

別忘記朝鮮問題先前是在六方會談中討論的,美日韓朝俄中六方,到了板門店宣言已經沒提過日本和俄國,為何﹖因為日本和俄國在朝鮮半島沒有直接利益。
在這個角度而言,中國在朝鮮半島同樣沒有直接利益,相反美國有(甚至有駐軍),所以宣言中美國是必需要參與的一方。

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當年為何中國會派志願軍入朝,就是因為麥克阿瑟太魯莽地擴大戰事。美軍不只越過三八線而且還靠近鴨綠江,令中共感到安全受威脅,所以才揮兵反攻。換言之,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其實很被動,就是讓北韓作為緩衝國,令美軍不要靠近自己罷了。(這也解釋了為何北韓後來經濟越來越差、行為也越見乖張,中國仍然不顧一切輸送補給,並不是為了北韓人民生計,而是因為中共不想北韓這個緩衝國滅亡。)

5. 從這個政治需要,我們可以談論和約的另一個法律面向。我們可以把和約看成是一般人之間簽署的合約,從合約法概念而言,並不是兩人之間的任何約定都算合約,是符合特定條件的約定才算合約。而合約其中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締約雙方(或多方)都必須提供代價(約因)。

聽起來很複雜,但其實原理很簡單,就是西方人對權責的觀念﹕凡有權利必有義務、有義務必有權利。不如東方人,西方人認為沒有義務的權利和沒有權利的義務都是不公平的,這個觀念甚至寫進了共產黨《國際歌》的歌詞。

換言之,參與簽約的人,除了從中獲得權利,還必需承擔義務。這樣才成其合約,如果任何一方只享有權利而不負義務,就沒有合約可言。

換到韓戰和約的情況,中國為何未必有份簽署和約的原因就很明顯了。
美韓朝三方的權利義務都很明顯,就是北韓承諾放棄核武和侵略南韓,換取美韓給予北韓安全保證﹔美韓則承諾不會推翻北韓政權,換取北韓放棄核武和南侵。雙方都有付出、有收穫。
可是中方呢﹖中方要求北韓棄核、和希望北韓政權維持,都可以在和約中得到實現,但中方可以付出甚麼呢﹖先前六方會談美日韓都要求中國阻止北韓開發核武(侵侵曾經很肉麻地聲稱北韓搞試爆是很不給習近平面子,這句倒是向習近平付足了面子),但中國就連聯合國制裁都沒有切實履行。很明顯,因為北韓現在非常依賴中國(卻又不聽話),中國根本不想面對自己中斷援助後北韓突然崩潰、美軍靠近東北的風險,所以投鼠忌器。
既然如此,中國根本無法(或者不願意)付出代價或履行義務,找中國簽署和約自然也是多餘的了。

至於北韓會否改為靠攏美國令中國失去緩衝、或者北韓如何在中美兩國之間撈盡好處,已是後話。

6. 從這個角度,亦可以見到新加坡積極承辦「侵金會」的主要原因。
黃世澤說李光耀想新加坡成為亞洲的瑞士,但瑞士之所以保住中立地位也有類似原因,就是瑞士中立對列強都有利。當年納粹橫掃歐陸,瑞士雖然有崇山峻嶺但國土狹小,以大軍攻下也不無可能。納粹之所以沒進攻瑞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瑞士保持中立對納粹其實有利無害,所以德國人想清楚就會發覺不打好過打。

新加坡也一樣,除了周遭鄰國並不怎麼友善(大馬和印尼都有人認為新加坡應該是本國一部分,印尼甚至曾經說連馬來西亞都應該合併到大印尼中),要靠拉攏各方大國玩平衡外交。為何各國要保障新加坡的獨立﹖就是新加坡可以為各國提供利益,而這利益是新加坡不獨立就做不到的。

耗鉅資承辦「侵金會」一定會被選民責罵,但這場峰會就是證明新加坡中立角色的一場大戲。新加坡藉此機會要全世界欠它一個人情,亦同時明白一個獨立和中立的新加坡是很便利列強活動的場地,於是列強才會有興趣繼續保障其獨立。如果有任何國家想侵犯新加坡的獨立之前,他們可能要先預想一下列國的反應。

星期日, 6月 03, 2018

The Dukedom of Manchau VI - HK migrants in Canada

[文抄公國第六之強港移民]

多年前曾抄過朱維德(朱翁)的《原來如此》(明窗,1989),展示八十年代香港初發之時,港人在外旅遊亦有「如蝗蟲過境,不可收拾」的評語。(即使三十幾年後的今天,港客仍有「最難頂」之名。多看幾集《晚吹—又要威又要戴頭盔》聽聽各行業服務員表白便知。)

敝校圖書館舊書太多,要趕緊抽出沒人借的淘汰掉。途中被我看到香港第一位女牧師李清詞女士的《清心直說》(基道,1993),竟然有另一段講加拿大香港移民的。值得再抄一抄。

抄了倒不只是為了「笑甚麼你也是強國人」。而是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為何這批當年避秦遠走的人如阿濃,到了佔領運動時卻對年輕人落井下石橫加指責。從李清詞牧師筆下可見,這些香港移民(和那些本地附和者)的心態甚至言語,往往跟今天的強國移民別無二致。於是自己去外國入籍又要罵年輕人不肯自認中國人,避開了專制卻對反抗專制的人苛刻,也就沒甚麼奇怪了。(怎麼好像還是 #笑甚麼你也是強國人 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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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醜陋〉(李清詞《清心直說》,香港﹕基道,1993。p.141-143) 
幾年前,某大學教授在一次演講會上提及「醜陋的香港」、「醜陋的香港人」後,馬上引起好些人士不滿,受到「炮轟」,差點兒要被逼向五百多萬香港人道歉似的。我卻對他所提出的評論有很大的認同,更欣賞說話的人能本著「愛之愈深責之愈切」的情懷,坦白地表達自己真誠的觀感。香港當然有許多可愛的地方,香港也有不少好人,不少奉公守法的良民,但香港委實有醜陋的一面。 
四月初電視臺《鏗鏘集》播放有關部分移民在溫哥華的生活片段,熒光屏上只見那些「外流人材」醜態畢露無遺,看過了心底裏那份耿然感覺竟久久揮之不去。當然,喜歡「住大屋」「斬大樹」,在某種情況下或許沒有甚麼不對,喜歡過著封閉式生活,把門窗牢牢關上深居簡出也許是屬個人喜好的自由,至於只與「自己友」,只與同聲同氣的人「埋堆」也不一定是壞事,但這種種乖誕行徑背後那份心虛的暴發戶心態,那種目中無人,為所欲為的囂張放恣,實在「醜陋」﹗ 
電視片集給我帶來的激盪還餘波未了的第二天,在往中大途中火車廂裏,竟聽見背後傳來陣陣高談闊論的噪聲,也在談論著《鏗鏘集》,語氣狂妄地在互相應和著﹕「屋是自己的屋、樹是自己的樹嘛,為甚麼沒有權喜歡怎樣便怎樣﹗」……「可不是嗎,投資移民嘛,加拿大歡迎資金入境便得忍讓點,不能只歡迎資金不歡迎人的。」……「人家私事那(哪)用得著別人管。這分明是『外來干預﹗』」接著,只聽到一連串得意忘形的嘻嘻哈哈。彼邦的朋友看到香港人的醜陋,這裏何嘗沒有醜陋的香港人﹗ 
其實,從熒光屏上所看見那驕傲的、盛氣凌人的一群,大多數都受過相當教育的,說不定是出身名校的菁英。我們要問﹕這些人接受的是怎麼樣的教育﹖教會、教會學校裏的教導,在抗衡文化、建立健康心態的使命上盡了多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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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多了當然不代表有修養,看這篇文就明白現在指著年輕人說他們事事不成的人,當年(甚至到今天)也可能就是李牧師筆下那些「醜陋的香港人」。

好像李牧師這類心水清又清心的可敬長者,當然也就不算孔子口中「老而不死是為賊」的那類人了。如果李牧師也想起自己當年寫過這篇文,對比今天的情況應該也會忍不住嘆息吧。

星期日, 5月 13, 2018

科學和政治、有機鹵和智力

港台31有個《零距離科學》的特輯,似乎因為BBC和國家地理的片大多被明珠台買了,所以他們經常買歐陸電視台(通常是德國或法國)的科學節目來播。但這些節目的立場有時跟我們認識的科學界主流看法會有差異,有些人認為這就是因為科學界被商界操縱,亦有些人反過來嘲笑他們是不懂科學的「左膠」。

歐美傳媒從業者多左傾(歐陸左傾的更多),應屬事實(你看他們跟侵侵關係有多差就知)。傳媒很多時候不懂科學胡說八道,也是事實。但這不代表他們的紀錄片也是不合理。

用實際例子討論會比較公道,碰巧不久前港台重播〈大腦危機〉那一集,聲稱人造化學品如農藥和阻燃劑影響智能,引起一些科學版友反響。我們可以用較為立體(而非只是恥笑左膠)的角度去分析。

1. 雖然受訪學者指出農藥和阻燃劑這些「有機鹵」化合物會導致智能下跌。科學界其實未能真正確立阻燃劑/農藥和智能下降有因果關係。製作人拿動物實驗或者一些小規模母嬰相關性研究,單方面說成有因果關係(佢地甚至沒提過學界有爭議),是一下子飛躍到結論(跳step)。

2. 我們先不討論「智力測驗分數下跌」是否等於「智能下降」這個麻煩問題。(其實不一定,正如近代兒童IQ分數上升就等於人類聰明了﹖)

受訪學者指出北歐各國新兵智力測驗分數於1990達到高峰然後下跌,於是歸咎人造化學品。這是另一跳step之處。因為農藥早在二戰後已廣泛使用,阻燃劑七十年代亦已普遍使用。那麼受影響的一代應該早在九十年代之前已經出現,而不是等到九十年代才見到。反之,如果1990年後的新兵才出現問題(假設他們十八至二十歲吧﹖),真兇就有可能不是超過二十年前已開始廣泛使用的東西。

如果1990後的「智力測驗成績下降」要成為「化學品導致智力下降」的證據,至少應該先要確立到和這些國家的農藥/阻燃劑使用量的相關性。(例如越早廣泛使用這類化學品、或者使用越多這類化學品的國家,智力下降出現得最快、或者下降幅度最大。)

3. 可是,批評節目製作組在科學上跳step,和政府應否採取措施(preventive measures)是兩回事。政府不需要完全確立因果關係才行動,否則就會太遲。只要證據看來有足夠可疑的話就應該動手。
(正如醫生也無法肯定你高血脂高膽固醇就「一定」會心臟病發,唯一可以肯定的時候,就是你「已經」心臟病發之後。)

雖然高劑量的動物實驗結果未必能推及到人類接觸的低劑量,或者小規模人類研究反映的相關可能不準確,但既然有理由相信可能有影響,為安全計自然應該先立法規管。而美國FDA(食品藥物管理局)和EPA(環保局)都被政界(在商界控制下)施加很多限制,令他們幾乎要等到出了事才能規管新化學物質,亦係事實。

4. 其實受訪學者在節目最後還提出了另一個進路,就是更有辦法立即介入的是碘攝入量。如果「有機鹵使用和智力測驗成績下降相關」主要發生於碘攝入量較低的國家,製作組亦沒有提出碘攝入量較高的地區(如英國、中國和日本)有類似現象(香港也曾有市民攝入碘量是否足夠的爭議,但暫時沒聽見有學者指香港學童智能下降),那麼就如受訪學者所指,攝入足夠的碘可能中和有機鹵化合物的影響(如果真的有關係的話,反正理論上就是因為有機鹵化合物形狀類似甲狀腺素所以造成影響)。

食鹽加碘花不了多少錢,也沒甚麼副作用。除非是某些天然食物碘含量已經很高的地區,否則單是食鹽加碘不大可能會導致碘質過多。在跟商界為規管化學品拉鋸之前,這似乎是「應該做、值得做、快啲做」的一步。

星期日, 5月 06, 2018

孤獨前哨、重光之路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2013
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2015

鄺智文的香港之戰兩部曲,由於之前在多場講座的筆記都已經提及不少相關內容(冷戰初期的香港軍事史香港保衛戰1941年香港戰役﹕神話與現實日軍在港防務及盟軍對港戰略1942-1945日據香港的司法和公共治安1942-1945),所以那些內容就不在這裡重複了。

倒是可以講講印象,誠如作者所言,過往對這「三年零八個月」的描述(註),大多不是聚焦於戰事某方面、就是集中描述日佔下居民的慘況,較少全面分析。以在下讀過的掌故而言,關禮雄先生的《日佔時期的香港》(三聯,1993)已經算是比較全面的著作,除了戰事還包括討論社會面貌的不同方面。但掌故著作始終無法如學術著作般廣泛徵引,而且未必能夠接觸到各國檔案館的官方資料。學術著作則集中於戰事或個別範疇的分析,而且大多所限於作者所用語言,例如英語學者大多只能引用英國檔案、日本學者只看日本檔案之類,很少能同時比對不同國家的檔案去釐定事實。這兩本書可能是首先同時比照英文、中文、日文檔案的著作。

作者筆下亦展現了以往未曾想像的面貌。例如對於二戰期間印裔士兵的表現,方某印象中似乎經常被負面描述。在Discovery Channel 的《1942: Fall of Singapore》裡面就聲稱印度兵靠不住(除了英人看不起印度人,大概也因為日本有意煽動印度兵叛離英軍投入獨立運動令印軍士氣不足)。但《孤獨前哨》卻引述香港投降後英國軍官偷偷留下的記錄,指印度兵非常英勇,甚至有一隊在北角抵抗日軍登陸時,被打到全數軍官傷亡才告崩潰。換言之並無發生陣前譁變、叛降或倒戈相向的事。集中營(包括戰俘營和平民營)生還者的證詞亦指,雖然投降後部分印兵接受日軍招募(否則就要關進集中營),但負責看守集中營的印兵對這批「前殖民主子」相當溫和、甚至願意施予援手。

另一方面,一向被看低(甚至自己人也看低一線)的華人英兵,在英國軍官筆下評價同樣很好。例如義勇軍(裡面有不少華人或其他族裔混血兒等)因為非正規軍,所以一般被派往次要地點,例如在港島攻防中就負責把守山脊線,但因為日軍主力改變進攻方向竟然變成一線。英軍相對日軍整體已屬人丁單薄、裝備不足,但義勇軍雖然更是薄弱,仍不放棄一直阻撓日軍,且戰且退。華人的投入亦令戰敗的英人反省種族主義的問題,促成了戰後改變政策的契機之一。

當然我們可能會預期這些只是溢美之詞,但這些是軍官在戰敗後秘密留下,等待戰後給總部參考的戰事檢討紀錄,所以應該算是真心。反正敗軍之將把責任推給屬下官兵說他們作戰不力累街坊,不是更方便麼﹖

新的解封檔案也澄清了以往的誤會。例如在《日佔時期的香港》或其他掌故著作中,往往會提及華人士兵、警員或防空救護員在戰事期間,都在制服下穿著便服,以便勢情不對時就脫下逃跑。這種自然予人「華人都不忠心,預備臨場逃脫」的印象。現在卻知道,這類做法其實是英人高層的指示,因為他們都知道日軍在中國大陸的屠殺行為,相比英人被俘還可期望當戰俘而言(雖然也有少量屠殺英軍事件),華人「反日分子」被抓著會更慘,幾乎免不了被屠殺。所以英方見戰事不利時,就指示華人成員預先穿著便服「打底」,以便部隊無法繼續戰鬥時可以脫掉制服以平民身份保命(白人卻容易辨認,無論穿甚麼反正都會被日軍抓起來,所以沒必要)。戰局尾聲時英方甚至提早宣佈解除警察的民兵身份、不再接受軍令,就是為了保護他們戰後不被殺戮。(其實英軍決定投降的時機,也是在於東旅已被日軍隔離、日軍亦已攻入中區,恐怕指揮系統完全癱瘓後,部隊無法收到投降指令繼續頑抗可能會招致屠殺,所以不能再拖延投降。這種思維當然比日軍完全不准考慮投降,結果傷亡慘重來得好。)

另一大誤會是英軍一戰即敗,正如之前的講座筆記所載,這是因為戰前英方的欺敵宣傳「太成功」,反差太大令市民失望所致。其實大陸戰線上除了城門碉堡突然失陷外,基本上是按照英方計劃的「劇本」進行。就算城門碉堡失陷、英軍反攻失敗後,英軍仍是有計劃地陸續撤出九龍,並非潰退。甚至有一隊繼續留在鯉魚門的山脊線上阻擊日軍,最後才從容撤至港島佈防。
雖然未能阻止日軍北角登陸,在港島的佈防大抵也是按計劃進行。只是羅遜准將當初把指揮部設於黃泥涌峽鑄成大錯,因為日軍進攻時突然變成前線,友軍支援不及,羅遜和部屬突圍時陣亡,導致西旅指揮一時陷入混亂。其餘的事勢開展其實跟英軍的原計劃並沒有太大差異(炮台更成功隔離日本海軍令他們無法介入戰事),守軍在人力物力不足之下,面對人數和裝備佔優的日軍,力守十八天而敗也是非戰之罪。

英軍參謀部的表現更值得今人反省。幾年前有自認國師者被嘲諷只懂當鍵盤戰士煽動網民,自己卻不參與抗爭活動時,聲稱自己有如「參謀長」出謀劃策,怎會上前線﹖書中卻展示出,當日軍入侵時,參謀長紐臨上校(Col. Lancery Newnham)在人力物力不足下為了維繫戰線,不停在總部和前線部隊之間穿梭,協助總部重整部隊和了解實況。甚至在日軍前攻城門碉堡之際,當晚他們才跟前線軍官開完會。參謀部當然只有少量軍官,但因為他們隨著戰線變化不停在前線和總部間奔走,以致他們的陣亡率竟然不下於前線部隊。如果這位參謀長也像那位國師般堅持不上前線,躲在後面指揮,英軍大概一早就潰敗了。紐臨上校最後兵敗被俘,俘虜期間因涉英軍服務團間諜案被日軍處決,最後他也沒供出其他同袍。實在是個真漢子。
曾蔭權有番話﹕「Idea可以『斗零』找到一個,人人都有好多,但問題是你能否有相應細緻部署,確保在政治、經濟、及人事上,都可以操作得到」(蔡子強《新君王論IV》p.56)。那些謳歌「依家打緊仗」的人,又有多少人有韌力和耐性,去面對社區「落地」工作的艱難、一步一腳印去把自己的理想落實﹖
網上百花齊放,但看看現實中誰在社區耕耘開花結果、可以繼續下去,就知道哪些才是真正能戰之人。

(註﹕這句描述知名度高到一個地步,就連方某去年在新加坡福特舊車廠紀念館遇上一位老伯導賞員,他講述新加坡淪陷時期也用上「三年零八個月」。其實相對於「黑色聖誕節」淪陷的香港新加坡淪陷是遲了兩個月的「黑色農曆年」,所以應該叫「三年零六個月」才對。
後話﹕奇就奇在新加坡當局竟然打算把這車廠以日本人的稱呼「昭南」命名,引起公眾反彈,實屬自招兼不智。)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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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173表22第四欄「水上」似是「新界」之誤,1941年3月的水上人沒理由有十五萬之外。而兩頁後的表23亦指1942-1943年水上人口有萬多人、新界十萬多一點,連同日本佔領後初期離港的人,與十五萬應該相若。

p.211 「部分炸彈落在灣仔一帶(圖10)」應為旁邊p.210的「圖7」。
(圖10已是p.247的日本海軍在港範圍圖)
p.226「一名擔任德永德的翻譯的日本牧師亦非常同情被拘留的市民,並不斷為他們送來藥物和金錢。」
註腳a「他的名字為 Kiyoshi Watanabe,但日文正確名稱不詳。他為被拘市民出力之多,使日軍方面認為他有通敵之嫌。見 Liam Nolan, Small Man of Nanataki: the True Story of a Japanese who Risked His Life to Provide Comfort for His Enemies (New York: Dutton, 1966).」
如果按蘋果日報的報導,這位牧師叫渡邊潔,但報導未有提及如何引證這個漢字名。倒是網上可以找到同名同姓的人也不少,還有個是藥劑學者。
p.432「1946年,《新上海》雜誌甚至寫道﹕『有人說﹕勝利初,國人對英國不肯交還香港,曾經義憤填膺,現在想想,竟是不收回的好。從前內戰,有租界可供逃難,現在舉國洶洶,以租界已經收回﹔欲覓避秦之所,其唯香港乎﹖』」
現在連香港也沒了,正如之前所言,歷史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從無在歷史中汲取教訓。

星期六, 4月 28, 2018

小農夫大作物之香港和眼鏡

上次介紹過《小農夫大作物》這個好節目。前陣子又在重播2017版,忽然發現原來他們製作了兩集香港版(/),邀請了三位香港小朋友去參觀。

當然,以香港這個鼻屎大地方竟然是日本出口食物第一大地點,來辦個特集service service一下就跟汽車維修員身上有士巴拿一樣合情合理的。女主持突然換了另一人,可能是她懂英文﹖但節目中看不出。主持還來到香港探望小朋友,感覺很熱很潮濕(當然,他們是北海道人嘛),並參觀日式超市的日本食材(當然他們是北海道農協贊助的,就不會介紹熊本熊那些啦)。

其中一個小朋友叫王健二,健二這個名一看就令人覺得他是日本人吧﹖其實他是中日混血兒,在節目中無論英文和日文都說得很通順。

另一集則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眼鏡娘,有趣在她很多時候都不是透過鏡片看人的,有圖為證﹕



通常會這樣望人的只有兩種情況﹕
1. 老人﹕因為老花鏡是望近的,所以當他們望遠的時候就會故意垂下頭用雙眼直接望。
2. 動漫作品、cosplayer、甚至是エロ作品﹕既然眼鏡只是用來扮演造型,當事人自然不必要透過鏡片視物,可以特地製造一個垂頭害羞的姿態。

當然也有些鏡頭是正視的,例如前一年小四時的這一幅﹕
(HBC)

但以她整集都這樣望恐怕也不是一直裝模作樣,有可能是遠視。遠視情況與老花相若,都是望遠沒問題、望近要鏡片。雖然現在連老花鏡都有漸進變焦了,但如果她用的鏡片還是一片放大鏡片的話,那麼望人時有這個奇趣模樣也不奇怪了。

同一集開頭還問了個有趣的問題﹕日本人吃最多的蔬菜是哪一類﹖
兩位小朋友和她們的媽媽都答不到(大抵都是答馬鈴薯,因為大家愛吃咖哩和薯片薯條)。我心想他們在香港特集裡面問香港小朋友,不知他們答不答到﹖這一代小朋友未必答到,但問我們或者更老的一輩,就會知道廣東話對日本人有個貶稱叫「蘿蔔頭」,顯然是因為他們對「日本人常吃蘿蔔」有很深印象(雖然維基並不這樣說,但正確答案正是蘿蔔)。當然要如何向日本人解釋「蘿蔔頭」就是後話了。

星期六, 4月 21, 2018

淺論殖民地時代香港防務:佈局變化與背景因素

[淺論殖民地時代香港防務:佈局變化與背景因素﹕鄺智文博士]

1. 講座討論殖民地防務政策演變及背後原因,包括技術進步、國際形勢,又受英國人的思維和政局影響。而其中一個重要概念就是「自由軍國主義」(liberal militarism)
緣起是研究英治時期香港軍事史,當時不少著作如《Eastern Fortress》(講者著作)、《Guns and Gunners in Hong Kong》等,大多局限於香港一隅或器物之上,很少有討論政策。

2. David Edgerton 解釋英國1860-1960年的國防政策(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例如中國戰略究竟是和平主義還是實利主義﹖),用上「自由軍國主義」一詞,其內涵包括﹕
2.1 避免徵兵制。
英國並非大陸軍,而是大海軍。相對於歐洲大陸國家都有徵兵制,英國是直到一戰尾期才開始徵兵。(當然這不應完全訴諸文化差異,而是有實際需要)
2.2 著重以科技取代人力。
別忘記英國統治的印度有三億人口,有大量廉價勞力,但英國人仍然傾向投資科技以減少軍事人力需求。
2.3 不只針對敵軍,敵方經濟和生產力也是打擊對象。
這點與德國重視殲滅戰相映成趣,英國海軍遍佈全球除了打擊敵方貿易亦用來保護自身貿易線。(方按﹕而一戰德國亦的確被經濟戰拖垮了)
2.4 支持特定的世界秩序 (即大英治下的和平 Pax Britannica)
同時亦即是英國海軍及其貿易的全球化。
2.5 以密集科技取代人力(和金錢),以維持與敵方的「戰力差」(capability gap)

3. David Edgerton亦將這段歷史分為四時期﹕
—海權時代 Navalism (1880-1919)
—空權時代 Airforce-ism (1919-1945)
—核武時代 Nuclearism (1945-1960)
—科技和平 Pax Technologiea (1960以後)

4. 討論香港防務之前,首先要考慮的是﹕為何英國要防守香港﹖
—當然因為香港是英國殖民地
—香港也是英國東方貿易最重要樞紐
—香港對英國而言是重要的軍港(其次才是貿易港)(直到1948年關閉船塢為止)

5. 香港地形概述(以往提過,此處不贅)﹕
有很多島嶼、以維港為中心、深圳河是人為邊界而非天然邊界、海岸線和地形都很複雜。對英國人而言,他們需要防守的地方不多,就是維港兩岸的九龍半島和香港島。

香港對攻方麻煩之處是﹕香港可以登陸的地點都很小(例如赤柱其實只夠一個步兵連或營使用,而且很容易遭封鎖),如果靠北登陸,只有沙頭角一帶有較大的沙灘可用(青山灣也可登陸一個步兵團)(方按﹕別忘記使用沙頭角要進入大鵬灣和沙頭角海,使用青山灣也要接近維港)。之後就要穿越很多山岳南下市區,而樽頸位就是醉酒灣防線。

但守方同樣麻煩,因為九龍山脈比港島所有山岳都要高,敵軍佔領九龍山脈就可任意炮轟維港和港島北岸(二戰時日軍就是如此)。結果守軍不得不分兵防守九龍阻敵南侵。

6. 香港防務大概可以武器劃分幾個時期﹕
—早期防務 (1841-1878)
—後膛炮/導向魚雷 (1878-1909)
—陸上防線/潛艇 (1908-1918)
—飛機/航空母艦 (1919-1939)
—冷戰防務 (1945-1958)(其實已缺乏軍事重要性)

7. 在早期(1841-1878),香港對英國的軍事用途大於經濟用途,是準備隨時對華用兵的基地。所以這時期建立了不少永久設施,而初期因疫症病死者極多。

1830-60's期間發生科技進步﹕
—原本使用的前裝炮較難瞄準和增加推進藥,轉為發展後裝炮令炮彈加大、推進藥增加。
鐵甲艦登場,戰鬥力強,但需要補給煤。而優質煤是需要預先準備,配置於各補給點的,於是這些補給點就需要有炮台防守(香港早期是不需要炮台的,因為英軍已控制了中國海岸)。而當時炮台如皇家炮台、威靈頓炮台、西角炮台、奇力島炮台等,均使用前裝炮。(因為後裝技術還未成熟)
—另一發明就是破壞力強的水雷。1880-1900開始招募華人水雷炮兵,需要認識英文的人才能聽從號令和懂得操作,所以其實也是高技術兵種。

8. 後膛炮/導向魚雷時代 (1878-1909)

時代背景為法俄兩國於亞洲擴張。1878年和1883年加拿芬委員會認為,原本不需要防守的香港,就變成需要防守港口,艦隊才能自由活動。而當時也只需要建設炮台防守港口,因為法俄兩國都沒興趣佔領香港。
1880-1900的火炮技術變化太快,原本不可靠的後裝炮,炮尾開始變成可靠。

1904年是海岸炮台建設高峰,炮台足以覆蓋整個海港,等對方靠近就可打擊。問題是當對方靠近時,他們的長程炮火已在威脅港口,並不理想。
1900年檢討認為,只需以炮台防守維港出入口便成,省錢省人力。此策略一直沿用到二戰。

同期發明了布倫南魚雷,吸引了熱衷引入新科技的海軍大筆投資。講者卻指這其實是騙局,因為操縱很難,後來亦沒有投入實戰。原來申請了專利的秘密「黑盒」,後來被發現根本空空如也,並沒有甚麼高深科技。

9. 陸上防線/潛艇時代 (1908-1917)

1908年中國基地司令 藍敦投訴香港防務不足,堅持應重新增加大炮和兵力。這本來只是當地軍官與倫敦總部看法不同的衝突,但因為他和皇室關係良好,所以驚動到首相跟進。
當時他的旗艦 HMS Powerful 上的大炮已經多於全港海岸炮的總和(而且那些仍不是全射角的)。他認為制海權是最重要的,而且美國USS Louisiana的十二吋主炮也比香港海岸炮的九吋炮大。

駐港陸軍司令樂活(方按﹕就是樂活道那個樂活)則認為英國艦隊艦隻眾多,當時崛起的美國人又何必為了對抗本港炮台而消耗艦隻進攻﹖新界欠缺防守才會令九龍失守,然後對方就可以炮擊海軍船塢。由是開始了香港的「陸防」時代(1908-1910)。

樂活認為觀察日俄戰爭裡日軍的陣地戰經驗(而且戰勝俄軍),假定他們有能力運送40000人進攻,而香港當時只有2000人防守。
再者中國又欲收復香港,但缺乏海軍,自然將從陸上進攻。
繼任陸軍司令安達臣(方按﹕這次不是安達臣道那個安達臣)的觀察,廣東新軍比其他地方軍更有效率(即是有威脅)。建議香港增設炮台、駐港陸軍增至20000人。(由於英國於1914年才有十幾萬本土遠征軍,所以根本不可能放二萬人在香港。)

由於臨近一戰艦隊要調回本土應付德國,所以以潛艇進駐塞藍敦之口。(如果這批潛艇一直放到1941年,也可以威脅日軍,但於1930年代末期就撤走了。)
並建設了兩隻專門為亞洲設計的軍艦,但大炮比日軍的小。
另外建設了安達臣防線(不如日後的醉酒灣防線,只是一批blockhouse組成),現時幾乎不存,分佈於九龍山脊之上。

10. 大戰之間(1919-1939)
背景﹕大戰後大英帝國版圖又增加,但國力跟不上,一戰欠債甚鉅。國際貿易體系重建。1921年美國迫使英日同盟結束,華盛頓條約不准於亞太增加海防設施。

1920年代初英國以日本為遠東假想敵(這也是海軍擴張爭資源藉口)(方按﹕恰好與日本海軍以對英美開戰計劃爭預算一樣),香港為艦隊前進基地。主力艦隊由本土到達香港約需54-90天,所以香港必須守住同樣時間撐到主力抵達,於是香港有需要加強陸上防禦。

英國預計日軍將以艦隊+48000人登陸+航空隊支援攻擊。講者指華盛頓條約談判時,英日單單為了「機場」算不算海防設施也拗了兩年。

對英軍而言,要守住海軍基地和啟德機場,就要守住九龍山脈。既要高射炮作空防,又要嚴防日軍潛艇。是否乾脆放棄香港防務更方便﹖
當時駐港的中國基地有英軍最大量的潛艇,準備用來攻擊日方運兵船和運輸線。另有兩艘航空母艦用來製作航拍照和對付海盜。不能維持到大海軍防守星港之用。

於是英軍轉而建設醉酒灣防線(又是以物力代替人力的思路,因為對英國,人力才是最貴)。另增設炮台於南區,以防日軍小股登陸突襲。
高射炮則以固定陣地佈置,按格子指揮統一形成射擊火網。
海中則佈置 indicator loop (標識環)用以探測經過的潛艇,和防潛網。1940年並設置水雷陣,包括沙頭角海和大鵬灣防止日軍登陸。

11. 戰後、冷戰期(1945-58)
背景﹕裁軍、殖民地獨立潮。英國財力已經不繼,印度獨立後英國亦失去廉價人力來源(香港有一半駐軍是印軍)。

當1948-1949中共建政時,英國急調戰後用剩的轟炸機、坦克、巡洋艦和幾個旅於香港(是歷來最大規模),以現代科技阻嚇共軍來犯。

1957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報告,中共了解香港對英國政策的地位,以香港作為英美關係的障礙。英國沒財力,要求美國協助防衛香港,美國因此表態會為香港使用核武,但其實美國自己也不想用。
但中共當時其實完全不想佔領香港(方按﹕長期打算,充份利用),英國後來也意會到這一點,所以英軍大量撤走到象徵程度,只留下情報組織。

12. 結論
—從香港防務政策演變,可見英國自由軍國主義的應用。
—對英國而言,開支並非最主要考慮,減輕駐軍的經常開支(recurring cost)更重要。
—新科技戰力差,到二戰後英國科技實力不夠,就借美國的來用。

13. Q&A

13.1 在英日同盟中,英國只當日本人是外判,日本從來都是英國的假想敵之一。(因為英國人控制了海域)
但與香港不同,英國人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防守威海衛,只當成臨時基地,因為實在太近日本了。

13.2 1878-1909年間新加坡在大英帝國其實沒太大地位(香港則名列直布羅陀之後),直到一戰後才開始重要(有馬來亞為腹地)。

13.3 碰巧陳士齊(齋sir)在座,問到既然不打算防守,為何英國要拿威海衛﹖
講者指海軍本來就不打算要威海衛,反而想要韓國的巨文島。只是甲午戰爭後列強搶租界之下,怕中國突然崩潰,既然德國搶了青島、俄國搶了旅順,於是英國就拿威海衛當避暑勝地好了。
就如武漢英租界,英國只為經濟利益不需永久佔領,只需派炮艇在長江巡邏維持「面子」就夠了。

13.4 佈置加拿大軍也是英國本土國力不足下的外判之舉,也是英美秩序的一部分。而英日同盟時的日本到一戰時也是這個秩序的一部分。

13.5 大英檔案館中可見的Emergency Scheme只編到1958年(只有國防部長在倫敦保留的摘要,而且要到2030年代才會全面開放),1958年計劃會動員民安隊和軍人維持基要服務。
1941年的只是interim scheme,已開放索閱。
1949年計劃只在沙頭角和北區阻擋敵軍。後來寮屋部已把防線上的據點屋頂都炸開以防難民佔用。
1970年代的計劃主要都是evacuation scheme(撤橋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