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2月 17, 2018

英國「空降議員」和殖民地的政治轉變:港督麥理浩任內的政治改革

[英國「空降議員」和殖民地的政治轉變:港督麥理浩任內的政治改革—呂大樂教授]

1. 講者強調幾點﹕
—推動政治制度轉變方面,「社運中心」框架的局限
Metropole(宗主國)和殖民地的互動
—political opacity (殖民政治的不透明)
講者笑道自己會去研究檔案,其實是因為飛去英國開會有時差,而太早抵達又不能住入酒店。之後有人教路,直接去大英國家檔案館調閱檔案,等待檔案送來的時間可以到飯堂吃早餐,吃完就開始讀檔案,時差下未會有睡意。讀到下午開始有睡意,剛好就是酒店可以入住的時間。

2. 麥理浩管治的第一階段﹕1971-1974

2.1 在麥理浩來港履新前,香港官方已總結六十年代的管治經驗,但不同意改革立法局,或者只改革市政局(增加民選議席)。
2.2 FCO(外交及英聯邦事務部,殖民地部被併了進去)和戴麟趾關係很差(因為後者非外交系統出身而且於印度出生,被英國本土精英視為異類),關係差到戴麟趾臨走前竟然用「平郵」寄出自己的工作報告,差不多一年後才寄到FCO。FCO還發現裡面的內容基本上是照抄他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2.3 麥理浩本人則出身外交系統,所以他很早就在想主權問題。所以後來很多港人認為麥理浩不講政治(例如改革),只是表面印象,他表面上不講政治,但背後的考慮全是政治。
戴麟趾對港府管治的檢討,是市民對殖民政府沒好感亦沒信任。麥理浩認為所有要先提升民生水平,令市民對殖民政府有好感,然後才有本錢去跟中國談判。(麥理浩任內的政策,有不少在64-66年間已開始檢討)

2.4 18-10-1971給FCO的函件中,麥斑浩提及香港除了港督和輔政司外,其他官員都好像是一盤散沙,沒有整體視野也不會推銷政策,而委任議員又幫不上忙。(方按﹕所以後來有麥健時報告書的布政司署改革)
13-9-1973的函件,指出立法會任何的民選改革都會令親共和反共勢力進入舞台,非常危險。

3. 第二階段

3.1 30-5-1974麥理浩致FCO的despatch(講者指戴麟趾絕少寫這類despatch,麥理浩經常這樣做),指出要等到香港人的信心和支持,長遠而言必須增加政治參與才能有歸屬感。(可見他雖然沒搞甚麼政治改革,但並非看不到有必要,可是外交部和港府都認為在國共爭鬥的背景下這樣做很危險。)

麥理浩認為要建立responsible ministers,除了公務員本地化(方按﹕和布政司署改革)外,又不能搞政治改革的情況下,就只有搞互助委員會培養社區領袖(他認為街坊福利會已經乏力)。當時麥理浩接連搞了清潔運動和撲滅暴力罪行運動。(講者指出,雖然麥理浩就互助委員會對FCO大力吹捧為培養領袖的途徑,但港府內部卻明令他們只是個人受委進入諮詢組織,不能稱他們為代表。因為港府很怕這批人真的自以為市民代表去架空政府。)

3.2 8-2-1974尤德於FCO檔案中表示,千萬不要理會麥理浩提及的政治改革,因為一旦談及政治改革就會牽涉「中方代表」的問題,不提更好。
到了1974年12月,麥理浩自己也明白,在政治改革這方面只能等。

4. 第三階段(1975-77)

4.1 倫敦方面工黨得勢。非但左翼人士藉費邊社小冊子就香港缺乏勞工福利抗議(工會當然不喜歡香港廉價搶工作,他們自然會指責香港縱容血汗工場),連英國和歐洲的紡織企業都向英國政府施壓。
有趣的是那本費邊社小冊子《Hong Kong: Britain's Responsibility》的作者Joe England其實是講者的博士指導老師(因為原有的老師突然過世,大學卻沒有其他人知道香港的事,於是他找到這個作者當指導就算了)。講者發現自己老師原來被政府開了近兩吋厚的檔案,十分興奮。

4.2 再加上Callaghan(工黨首相卡拉漢)將往亞洲訪問,有可能前往中國(那就有可能涉及香港前途問題),令FCO十分緊張。於是1976年提出《Hong Kong Paper》文件,要求香港搞勞工福利和社會保障。他們甚至要求港督的1976年施政報告事先交給FCO評論,如果太緊迫的話就寫好一段交一段,可見其緊張。
最後連Callaghan本人也覺得香港應該要有政治改革。29-8-1975麥理浩在函件中以木球為喻(講者稱不認識木球規則所以不懂翻譯),因為FCO和港督都怕首相會就政治改革胡亂發言,要合謀令他在這方面收聲。

4.3 為塞首相之口,麥理浩決定提出訂立公眾假期/勞工假期和提前一年實施九年免費教育,用來搪塞英國要求他們搞社會保障(後來工黨大選失勢,這要求自然不了了之)。並增加立法會議席委任工會和草根代表(他要求政府在互委會中物色三個人)。
後來工黨在大選中失勢,換上保守黨戴卓爾夫人,來自倫敦的壓力消失。

4.4 23-1-1976麥理浩向倫敦表示要為香港建立「第四支柱」(香港政府、英國、中國以外,加上市民參與)。講者強調麥理浩不講citizenship(公民權)而轉講civic pride,作為國民身份認同的代替品(substitute of national identity)。

1976年立法局議員增至46位,有四位新議員,分別是一位耶穌會修士 Rev. McGovern、親台工團總會的 Leung Tat Shing、另一勞工運動者 Rev. Joyce Bennett (班佐時)、和九巴車長Wong Lam(王霖)。
聽眾可言當中竟有兩個是教士,其中只有王霖一個是跟互委會有關。可見麥理浩對互委會的作用確實是過度誇張。

5. 第四階段(1979-1982)的背景包括﹕
—英國工黨國會議員Parry等訪港
—市政局議員訪英(要求擴大權力)
艇戶事件(連結這篇文章裡的呂教授論點其實差不多)
—英國國會150名議員聯署Early Day Motion施壓

麥理浩反對改革市政局的要求(認為會製造兩個政府,方某剛討論過這一點),於是以成立諮詢性質的區議會(他計劃以此吸納互委會的人)「交貨」。

6. 結論

6.1 宗主國和殖民地互動的關係,往往是涉及宗主國本身的議程(例如歐洲廠商壓力、或者工黨上台)。而港督的角色亦很微妙,雖然他是代表英國,但他又有本地現實的獨立考慮。

6.2 促使改變往往是來自制度內部的受力點,外界壓力往往是和建制本身的盤算結合起來形成新政策(例如互委會的設立)。
(方按﹕有看講者在明報的議論當知他近年都強調「與建制互動」這點,但他似乎忽略了當年的宗主國是一個多元民主政體,和現在一鎚定音的獨裁宗主國,難以同日而語。昔日經驗亦未必合用。)

他說當年參與社運,曾經很看不起那些英國「空運」過來的議員,在現場竟然聞出他們有酒味。雖然後來到英國留學,就知道他們午後飲酒是閒事—甚至英國下議院也有酒吧、很多議員沒留在會議廳就跑了去摸著酒杯說事﹔但當時就會覺得花那麼多市民的錢付飛機票請他們來,還不知有甚麼用。後來做研究才知道,如果沒他們在倫敦推動,港府不會有任何改變。反過來如果香港沒社運在製造新聞,他們在倫敦亦無案可提。

6.3 殖民狀態之下,政治並不公開,平民往往只看見結果。例如民間普遍讚賞麥理浩提早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其實只是他用來推搪倫敦要求推行勞工福利的代替品。找基層領袖當立法局議員也只是為了應付工黨的要求。

6.4 冷戰背景之下雙方都願意模糊化和低調交流,港府也寧願國共在港並存而非讓一方獨大威脅自己。

7. 問答時間

7.1 講者提及學生埋怨傳媒沒有「自由的聲音」,但被問及是否願意付費訂閱時卻鴉雀無聲。
(方按﹕對香港人「口爽荷包澀」這點觀察當然沒錯,但以現時各派分裂,哪個跑出來搞獨立傳媒都會為另一派所憎,很難集合到足夠資源去搞一個具規模的「自由聲音」。)

7.2 英國是個貿易帝國,她只求殖民地可以財政自給、不為倫敦帶來麻煩、不用他出錢就可以。(方按﹕換言之不會有很多要求,例如要你「愛英國」、要人感恩,或者動輒指手劃腳指揮你之類。)
講者謂曾在大英檔案館找香港紅十字會的相關檔案,結果對方表示除了創立時期的文件外,就沒有檔案了。英國到越南難民潮時才發現原來香港紅十字會早已發展龐大、比英國搞得更大(功能也更多,連醫院學校也搞),不需要英國紅十字會去管、他們亦不懂得管。他們只覺得「很自豪有這樣的屬會」就好。
英國亦曾派專家來港研究建立綜援制度,但研究完報告交給香港政府後,也是搞不搞由你。

對比現在,其實「宗主國大權」這回事在制度上必然存在(呂﹕難道英國人會告訴你,他們沒權管你﹖),只是中國對香港的「關心」比英國多,而地理上又更近。所以磨擦就多。

3 則留言:

The suffocated 說...

4.4節「可見麥理浩對互委會的作用確實是過度誇張」一句何解?

Long-sing Lee 說...

Re 7.2 「『宗主國大權』這回事在制度上必然存在,只是中國對香港的「關心」比英國多,而地理上又更近。所以磨擦就多。」係呂教授淡化中原政權歷來嘅大統一作風傾向消滅地方特色呢一點嗎……

另,如果承認香港只係由英殖變中殖,中國對香港嘅「關心」會唔會係典型嘅大陸國家管治作風,傾向中央集權,將殖民地/新佔領地區視為宗主國轄下嘅一個縣直接管治?

方潤 說...

The suffocated﹕因為事實上互委會並不如麥理浩對英政府所聲稱的,提供到多少政治人才或社區領袖。

Long-sing Lee﹕我同意你的看法,他是故意說得淡化(雖然他也明言兩者作風不同)。事實上英殖和中國皇朝式的管治思維是很不同,中國更像法國和日本那類整天想同化和控制別人。像英國這種以貿易便利為首要的殖民主,跟他們周旋會比較容易(當然看印度就知道英國人也不會隨便放手,但至少英國人不會有「攬住你死都唔放手」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