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5月 13, 2017

亞洲、太平洋戰爭

亞洲、太平洋戰爭》吉田裕著、周保雄譯,香港﹕中和,2016
雖然中和也是聯合出版的中資背景,不過在下的確喜歡這套翻譯岩波出版的日本近現代史系列。上次介紹過《民權與憲法》,這次是講二戰時期日本的專著。
以前讀書曾見,德川時代的日本就已經把農民視為「用力就可以榨多一點」的對象,所以據稱日本對農民壓榨算首屈一指,比中國更厲害(也許就除了中共搞到大饑荒那一段﹖)。
在二戰期間,日本政府這種壓榨自然在「共度時艱」的口號下更有恃無恐,而且面向各行各業。美國因為二戰發財不用說,就連同樣單挑全世界的德國政府,對(當然是日耳曼)民眾福利保障都比日本好。身為侵略一方的日本民眾也只能吃粗粥,這也許亦是令日本人很容易自居受害者而無視戰爭責任的原因之一吧﹖
以前讀日本人寫的《戰爭論圖解》,說軍方高層欠缺戰略,只會送士兵上戰場冒險碰運氣,結果把日本和鄰國都推入災難中。可以說是日本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都贏得太輕易,令軍部養成了冒險習慣,以基層官兵的優良戰術帶來勝利,掩蓋高層缺乏戰略的盲目貪婪。
在本書中,軍部的專橫、缺乏戰略視野和陸海軍互不信任自然會提到,有趣的是作者提及本來反對與德義結盟向美英開戰的海軍,之所以轉軚其實是出於爭奪軍費預算大餅這個官僚因素。(我想如果那些軍部高層記得起「三軍未動糧草先行」這一句,日本隨時連開戰的資格也沒有,應該會少很多無謂的戰役的犧牲者吧﹖)
但作者也提及另一方面,就是明治憲法的空洞化。
明治憲法中統帥權獨立,令陸海軍指揮機構不隸屬內閣而直屬天皇,但天皇平日盡量保持「無口」屬性讓軍部不受節制,反過來透過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得到凌駕內閣的政治主動權。雖然日軍經常出現斷獨行動擴大事態,令日本外交政策被牽著鼻子走(陷入中日戰爭泥沼即是如此),但「是否宣戰」的問題本來在明治憲法中還有一堆互相獨立的機構牽制著。例如外交是內閣大臣職責,外交政策理應由內閣審議﹔而宣戰作為天皇大權,施行前天皇還要諮詢樞密院
但正如大正民主早就被軍事獨裁取代,明治憲法亦變成徒具形式。因為陸海軍之間、以至大本營和內閣之間無法協調,於是衍生出一堆協調會議,最後要天皇出面開御前會議統合各人(雖然很多時候也只能得到誰都不得罪、面面俱圓但實質上沒益處的結論)。這個憲法無據的「御前會議」反而變成了借用「天皇大權」做正式決定的地方,由開戰到投降,本來憲法中有權責的內閣和樞密院都只能事後追認。其實可說是宣示了明治憲法體制的破產。
除了憲政破產,戰爭另一大影響就是基於戰時動員的需要,啟動了日本的重工業化、地主和中產階級沒落、和女性「拋頭露面」工作的開始。軍隊和工廠亦成為不同階級的人共同生活的場所,這有點像中共搞上山下鄉的那段時期。
現在的時局,其實有點像二戰之前那段全球經濟不景,於是各地混亂,民族互拒自保情緒高漲的時代。似乎就差在哪一方會神推鬼使啟動世界大戰般。而最恐怖的是,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近來買了加藤陽子的《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希望日後有機會拿來讀。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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