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著，吳國卿、鄧伯宸譯，新北﹕衛城，2013

這本拖了一年才在星加坡讀完，希望看倌見到筆記的長度，會原諒在下隔了近半年才寫出來吧。之前提過﹕

推介文說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槍炮、病菌與鋼鐵》，我想到的反而是另一本《新國富論》。因為《新國富論》其實也是分析為何國家會成功和失敗。

話雖如此，本書重點其實有二﹕
一則建立作者以(政治和經濟的)「廣納式制度 vs 榨取式制度」分析國家成敗的理論。
二則反對Jared Diamond於《槍炮、病菌與鋼鐵》提出的大陸軸線理論(很多人認為這是「地理決定論」)。

較詳細的討論，看倌可以看下面筆記。不過整體而言，在下認為作者第一個目的算相當成功，很有說服力。這個理論可以用來批判中國威權政治並非經濟增長的「原 因」，甚至預言威權式增長終會完結(原來前蘇聯已有覆轍)，亦可以用來解釋中國歷來改朝換代卻越來越專制的困境。作者亦提出一些走向廣納式制度的有利因 素，於現時香港越來越大陸化之下，值得我們參考。

至於第二個目的，在下就認為有點打稻草人了。身為看過《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人，很難同意 作者真的批倒了Jared Diamond的觀點。作者有一點很合理，就是以現代邊界分隔兩地(如南北韓)的經濟差異，指出現代世界的國際貧富差距並非由地理因素所造成，而是由政經 制度造成的。不過Jared Diamond的觀點(因為以「大陸軸線」為基礎)，其實比較適用於解釋宏觀(洲際)的差異、和較早期的歷史，而非這種微觀的情況。以微觀問題指責一個宏 觀理論，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地理大發現之後的世界史，其實大陸軸線的影響亦減少了。(例如北美耕種舊世界作物，成為世界糧倉，這點已經顛覆了大陸軸線的原有限制——北美本來不會有小麥和牛馬的。)

作者自言是要解釋現代世界的不平等，這一點其實本來就非《槍炮、病菌與鋼鐵》之長。愚以為，要批評《槍炮、病菌與鋼鐵》的話，引用地理大發現之前的歷史會比較有意義。其實，他們根本是在處理不同時代和尺度的問題，根本沒有衝突可言。

這本書真正駁斥的，其實不是《槍炮、病菌與鋼鐵》，而是Niall Ferguson那本《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後者認為帝國的存在是必要，而且大英帝國推動了經濟全球化。而本書作者則認為，殖民統治為當地人民留下了榨取式制度，直接令他們到今天都走不出這個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這本書非常適合與《獨裁者的進化》一起讀，對於現在時局下香港人應該如何爭取較廣納的制度，兩本書有如「理論課」和「實踐課」。所以如果您看了這本書，應該也看看《獨裁者的進化》﹔如果您看了《獨裁者的進化》，就應該看這本書。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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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p.19 推薦序﹕「路徑相依」一般會譯成「路徑依賴」。(正如p.60的譯法，可見譯筆不一)

p.24 推薦序﹕「可見一般」應為「可見一斑」。

p.25 「下撒哈拉非洲」這個譯名沒有錯，不過如果叫「撒哈拉以南非洲」會比較易理解。

p.37 「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

又是大陸譯名，看中文很難理解這是甚麼，其實意譯為「西班牙島」，即是海地和多明尼加所在的那個加勒比海大島。

p.51 「艾胥黎古柏(Anthony Ashley-Cooper)和他的祕書、偉大的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創制了卡羅萊納基本憲法(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這個說法令人困惑，因為洛克以自由主義者聞名，這部憲法卻是相當封建。在英文維基也提及有關爭議，但至少，洛克可能在這份文件中加入了宗教寬容的條文。

p.52 「這個國會制訂了後世所知的加的斯憲法(Cadiz Constitution)」

p.53 「當墨西哥最後受迫接受這份文件時，地方菁英決定分道揚鑣，宣告獨立。」

如果跟美國獨立比較，諷刺地預示了兩地之後發展的南轅北轍。美國人不滿在英國國會沒有代表權是導致獨立原因之一，墨西哥卻是權貴為了不想採納有利民權的新憲法而宣佈獨立。

p.57 「從一八二零年到一八四五年，美國的專利所有權人中只有十九%其父母是專業人士，或來自知名的地主家族。在同一期間，獲得專利權的人有四十%只受過初級或更低的教育，就像愛迪生。」

在一個發展早期的社會，給不同階層的機會比較多。現在專利大多都被大企業持有了，發明者亦大多受僱於大企業(如科學家)。

p.58 「潛在發明家有現成的資金管道可以開創自己的事業。此外，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激烈競爭，意味可獲得相當低利率的資本。……和美國競爭激烈的環境不同，墨西哥銀行業幾乎沒有競爭可言。缺乏競爭意味銀行可以向顧客收取很高的利率，並且通常只借錢給有權有勢和已經很富有的人，使他們得以利用這些信用管道強化自己對許多經濟部門的掌控。」

其實銀行本來就已經是傾向借錢給有權有勢和很富有的人，不過如果缺乏競爭的話就會更嚴重。例子就像現在的大陸，政府和國企欠下一堆劣質債務，私營企業卻無法借到錢，只能靠高息的低下錢莊，導致了金融隱憂。

p.61 「在美國，一連串的立法行動，從一七八五年的土地法(Land Ordinance)到一八六二年的公地放領法案(Homestead Act)，都大開取得邊疆土地的門。雖然原居民一直被排擠在外，但這些發展創造了平等且經濟上充滿活力的邊疆。然而，在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政治制度製造出極為不同的結果，邊疆土地被分配給有政治權勢者、有錢人和有關係者，讓這些人變得更有權勢。」

「這些發展」應為「這些發展政策」﹖

p.68 「本書將說明，雖然經濟制度對決定國家的貧窮或富裕極其重要，但決定國家經濟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

這點跟馬克思的看法剛好相反。馬克思認為政治制度這些「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制度決定。

「一個社會沒有必要發展或採用最能增進經濟成長或人民福祉的制度，因為其他制度對控制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人可能更有利。社會中掌握權勢的人和無權者往往對應該保留何種制度、應該改變何種制度看法分歧。」

所以好的制度，莫不是爭取而來。既得利益者是不會自動讓利的。

p.74 「熱帶國家原本就容易貧窮的理論，雖然與近來經濟快速成長的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波札那相矛盾， 仍舊被一些人強力提倡，例如經濟學家沙克斯(Jeffery Sachs)。這個觀點的現代版不強調氣候對工作努力或思考過程的直接影響，而是強調兩項額外的論點﹕第一，特別是瘧疾等熱帶疾病對健康有極不利的影響， 因此也影響勞工生產力﹔第二，熱帶土壤不容許高生產力的農耕。不過，結論是相同的﹕溫帶的氣候比熱帶和亞熱帶地區有相對優勢。」

我想作者有必要聽聽《李光耀回憶錄》怎麼說，他說冷氣機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發明，因為如果沒冷氣，大家到下午根本沒精神工作。儘管方某對冷氣沒太大好感，但顯然他比作者更有資格評論氣候對生產力的影響。

至於土壤，其實熱帶的陽光集中、生產力也很高。問題是熱帶雨林降雨太集中，強力沖刷下令泥土很難留住養份、變得貧瘠。熱帶地區天然生長的植物可以很茂盛，令熱帶民族往往可以「坐在樹下等著吃」，但發展農業卻要面對養份已被沖刷的問題。

p.75 「如果地理假說無法解釋諾加雷斯北邊和南邊、或北韓與南韓、或柏林圍牆倒塌前的東德與西德的差異，這套理論還能用來解釋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不同嗎﹖或歐洲與非洲的差異﹖當然不能。」

這個邏輯其實不通。這樣說等於說牛頓力學解釋不了基本粒子的運動，所以就不能用來解釋火箭升空一樣。因為影響微觀差異的因素和宏觀差異的因素往往很不同。情況就像營養解釋不到為何同一家的兄弟身高各有不同，未必就解釋不到不同民族或不同時代的身高差距。
更何況，地理假說本來就不是設計來解釋微觀差異的，這樣跟打稻草人沒分別。

「歷史顯示，氣候或地理與經濟成功沒有單純或持久的關聯。例如，熱帶並非總是比溫帶貧窮。我們在上一章提到，在哥倫布征服美洲時，北回歸線以南和南回歸線以北的地區，也就是今日涵蓋墨西哥、中美洲、祕魯和玻利維亞的地區，是偉大的阿茲特克與印加文明的所在地。……美洲熱帶地區當時比溫帶富裕得多，這意味熱帶貧窮這個『明顯的事實』並不明顯、也非事實。而今日美國和加拿大遠為富裕，與歐洲人初到美洲時的情況完全逆轉。」

但也有「後發先至」的因素。發展較遲的地方，有機會投入發展時，往往反而因為立即用上最新的科技，而快速進步。反之發展較早的地方，卻囿於舊有模式而難有進步。
很多文明發展較早的地方，都是這樣。當然你也可以說，正是因為他們文明發展早，所以較早達致中央集權，但這種中央集權卻只停留在榨取性。

p.76 「我們也將闡明，世界的不平等無法以農業生產力的差異來解釋。現代世界從十九世紀發生的不平等擴大，是由工業科技與製造業生產的散播不平均所造成，而非源自農業生產表現的分歧。」

但這樣說也等於說，地理假說試圖解釋的較早歷史，並非這個理論所能處理。

p.77 「雖然戴蒙的理論可以解開他所專注的謎題，但它無法用來解釋現代世界的不平等。……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西班牙和祕魯的所得差距變得更大。今日的西班牙人平均比祕魯人富有六倍以上。這種所得差距與現代工業技術散播不平均息息相關，但是與動植物馴化的潛力、或與西班牙和祕魯土地本身的農業生產力差異無關。」

我想戴蒙也不至於說他的理論可以解釋到所有國家之間的差異吧﹖大陸軸線怎樣解釋到同一大陸軸線上的國家差異﹖

p.78 「William NcNeill」應為「William McNeill」。

「我們也必須說明，戴蒙有關各大陸不平等的理論無法解釋大陸內部的差異，而這是現代世界不平等的基本部分。」

除了非洲絕大部分國家都貧窮外，這樣說對其他大陸倒是成立的。

p.81 「畢竟中東曾在新石器革命帶領世界，並在今日伊拉克的地區發展出第一批城鎮。鐵最早在土耳其被人冶煉。而直到中世紀，中東的技術都十分發達。我們將在第五章看到，不是中東的地理條件造成新石器革命在世界的那個部分蓬勃展開，也不是地理因素導致中東貧窮。事實上，鄂圖曼帝國的擴張和統一，以及帝國留下的制度才是讓中東持續貧窮至今的原因。」

有沒有考慮到長期灌溉導致土地鹽化和肥力下降的因素﹖

p.81-82 「許多人曾認為，中國文化和儒家價值不利於經濟成長，然而現在中國人的工作倫理卻被認為是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長引擎，其重要性受到大聲宣揚。」

跟紅頂白，正是如此。
所以當年的文化人其實是擺錯焦點，他們需要推翻榨取性的傳統制度，卻把「儒家」當成是元兇。但其實儒家只是一個幌子而已，要獨裁的人幾乎可以拿任何一種思想或信仰傳統(如基督教)來支持獨裁。

p.98 「北韓不但工業生產未能起飛，實際上連農業生產力都大幅滑落。缺少私有財產意味很少人有誘因投資或努力增進、甚至維持生產力。」

其實北韓早年是比南韓富裕的，不過那不是因為制度，而是因為蘇聯撐腰的緣故。所以當蘇聯解體後，北韓就開始陷入經濟衰退和饑荒了。

p.102 「廣納的市場不只是自由市場，十七世紀的巴貝多也有市場，但因為財產權並未及於所有人、而只限於少數農場業主，所以它的市場不是廣納的﹔奴隸市場實際上是巴貝多經濟制度的一部分，這套制度有系統地脅迫大部分人口、剝奪他們選擇職業和發揮才能的能力。」

這一段其實應該大字印出來貼在香港街邊。
因為受「市場原教旨」荼毒，很多人以為只要有「自由市場」就可以為所有人帶來機會(=廣納)。對於福利和欠缺健康工作環境只道「不喜歡就辭職轉行囉」，正是這種認為自由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之盲點。
但其實自由市場雖然重要，卻只是其中一環。只看自由市場忘記了人類尊嚴的重要，結果說是上文所述的「自由奴隸市場」而已。香港人每天營營役役，在職場被當成奴隸使喚(「受人錢財嘛」)，正是奴隸生活。只是鐐並不戴在腳上，而在心上。
自由市場之所以廣納，是有前提條件的，例如基本人權和公義的制度。

p.104 「他們永遠沒有機會實現一生的職志」

農民未必有愛因斯坦和蓋茲的志向，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我想用「發掘」會比較好。

p.105 「這種權力分配並未帶來廣納的制度，反而是混亂，而其根源就是索馬利亞的國家缺少任何形式的政治集權或國家集權，因此無法執行最起碼的治安以支援經濟活動、貿易，甚至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

所以無政府主義不是出路。

p.106 「我們將把足夠集中化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稱為廣納的政治制度。如果這兩種條件有任何一種付諸闕如，我們會把這套制度稱為榨取的政治制度。」

作者的定義。

p.111 「從特定群體的成功或失敗可以得到一個清楚的教訓﹕有權力的群體通常反對經濟進步和開往富裕的火車頭。經濟成長不只是更多更好的機器、以及更多受更好教育的人的過程，也是與創造性破壞普及有關的轉型和動盪的過程。因此只有在預期會喪失經濟特權的經濟輸家、和擔心政治權力遭侵蝕的政治輸家沒有阻擋成功的情況下，經濟才會向前邁進。」

「為什麼有權力的人不見得願意建立促進經濟成功的經濟制度，其中的邏輯很容易適用於政治制度的選擇。在專制政權中，有些菁英可以運用權力建立他們偏好的經濟制度。他們會有興趣改變政治制度，讓它們變得更多元化嗎﹖通常不願意，因為這只會稀釋他們的政治權力，讓他們更難以、甚至不可能建造能增進自己利益的經濟制度。我們在這裡又看到明顯的衝突來源。榨取式經濟制度的受害者無法期待專制統治者自願改變政治制度，並重新分配社會中的權力。改變這類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既得利益者不會輕易讓利，所有權利，都是抗爭得來。香港人搭了港英政府的便車，很容易忘記這一點。

p.113 「剛果政府提供給人民的公共服務很少，連基本服務如安全的財產權或治安也付諸闕如，反而政府本身變成人民財產與人權的最大威脅。奴隸制度意味所有市場中最基本的勞動市場也不存在，而可以讓人們選擇職業或工作的廣納性勞動市場，對富裕社會卻極其重要。此外，國王控制長途的貿易和商業活動，只對與他有關係的人開放。雖然葡萄牙人引進文字後菁英階段很快便能識字書寫，但國王並未嘗試讓識字普及到廣大的人口。」

有個說法指國王只是定居下來的強盜，他們會比較願意讓居民穩定發展經濟，以便獲得更多。可惜的是，久居的強盜不一定要富民。對於某些統治者而言，讓人民半死不活會讓自己更安全，北韓就是個例子。當政府的存在還差過無政府，這樣的政府早該滅絕。

p.117 「雖然朴正熙的政權是威權制度，但它感到安全到可以促進經濟成長，而且實際上十分積極推動成長——也許部分原因是該政權並非直接受到榨取式經濟制度的支援。與蘇聯和大多數榨取制度下的成長例子不同，南韓在一九八零年代從榨取式政治制度轉型為廣納式政治制度。這個成功的轉型是許多因素匯聚的結果。
到一九七零年代，南韓的經濟制度已變得相當有廣納性，足以削弱維持榨取性政治制度的一項理由——經濟菁英從自己或軍方對政治的掌控當中得不到多少利益。南韓的所得相對平等也意味，菁英較不必擔心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美國的關鍵性影響，尤其是在北韓的威脅下，也代表挑戰軍方獨裁的強大民主運動無法長期壓制。」

所以就算是列強的棋子，當美國佬的棋子也好過當共產黨的。因為美國是開放廣納型國家。
就正如做殖民地，做英國殖民地至少「祖家」是個民主政府。雖然被殖民者是二等公民，但至少可以訴諸英國議會，讓反對黨向政府施加壓力。總好過做強國殖民地，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當然這也不是說英美影響一片光明，美國也資助獨裁政府，英國也有屠殺原住民的例子。英美對某個地方的影響，其實是看殖民和被殖民者的互動。大抵是越熟悉英美民主操作的被殖民者，越能依靠「文明的」手段保護自己。)

p.118 「和全盛時期蘇聯一樣，中國正快速成長，但這仍然是榨取制度和國家控制之下的成長，尚未出現朝向廣納式政治制度轉型的跡象。中國的經濟制度距離充分廣納仍然相當遙遠，這也意味南韓式的轉型比較不會在中國發生，但也非完全不可能。」

「政治集權是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能否發生成長的關鍵」

這點其實頗弔詭，因為中國一向是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但又因為幅員太大而出現「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
習總的集權，橫掃了不少異派系成員。很多人認為這樣的集權只是人治的延續，習的發言亦可見相當「反普世價值」，並不像是會放鬆榨取式制度的人。但會否有一個機會，就是再次集權之後反而再次推動了成長，令中共免於崩潰﹖

p.119 「即使在蘇聯達成快速經濟成長時，經濟的各層面也很少發生科技變革，雖然藉著投資大量資源在軍方，他們得以發展出軍事科技，甚至有一段時間在太空和核武競賽中領先美國。然而這種缺少創造性破壞、沒有廣泛科技創新的成長無法長期持續，終究會走到盡頭。」

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危機」其實是否比較偏近這種壟斷、榨取式的體制﹖換言之，如果資本主義國家能維持一個足夠開放和廣納的自由市場(這需要某程度的政府干預)，就可以維持創造性破壞和創新，從而阻止了最終的危機出現﹖
(當然，金融狂熱導致不時的危機又是另一回事了)

「(榨取式)國家掌控權的爭奪無時無刻不在檯面下進行，而且會定期加劇並導致政權的毀滅，它可能轉變成內戰，有時候甚至造成國家完全崩潰。這種情況的影響之一是，即使一個榨取制度下的社會初期達成若干程度的國家集權，也無法持久。事實上，為了掌控榨取制度的內鬥往往導致內戰和大範圍的法治蕩然狀態」

中國人慣說「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背後真相正是如此。

p.122 「它未以在東方的形式表現，在那裡任何人要是鼻子流血就是必死的前兆」

跟歐洲流行的腺鼠疫不同，這種是肺鼠疫。

「貝斯主教西魯斯貝里(Ralph of Shrewsbury, Bishop of Bath)」

Bath應譯為巴斯，Shrewsbury港譯梳士貝利，台譯舒茲伯利(地方名)。而Ralph of Shrewsbury應是指「(來自)舒茲伯利的拉夫」(正如達文西的da Vinci是指「來自文西的」)，所以譯名應該是「巴斯主教，舒茲伯利的拉夫」。

p.125 「東歐的情況卻不同，在瘟疫過後，東歐的地主開始接管大片土地並擴張原本就比西歐大的放租地。城鎮變得衰弱，城鎮的人口也減少，勞工非但沒有變得更自由，反而看到原本擁有的自由遭侵犯。」

東西歐的這個差異其實是否需要解釋﹖

p.128 「包括賦予構想財產權的專利權」應為知識產權。

p.130 「這在西班牙影響不大，因為一四九二年以後的西班牙王室掌控廣大的美洲帝國，並從那裡找到的黃金和白銀獲得厚利。英國的情況大不相同，伊莉莎白一世在財政上遠為不獨立，她必須央求國會徵更多稅。國會則以要求讓步做(作)為交換，尤其是限制伊莉莎白授與獨占權的權利。這是一場國會逐漸獲勝的衝突。在西班牙，柯爾蒂司卻打輸類似的衝突」

p.131 「不同的是，在英國，專制統治的反對者似乎遠為壯大，因為他們比西班牙和法國的反對者較富裕、人數也較多。」

p.132 「這種關鍵時期很重要，因為漸進式改善會碰上強大的障礙，障礙來自榨取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協力運作和兩者的互相支援。這種反饋迴圈會製造惡性循環，從現況得利的人既富裕又有組織，他們可以有效對抗會搶走他們經濟特權和政治權力的重大變革。」

「在西歐，強大的集權國家如英國、法國和西班牙有潛在的憲政制度(國會、三級會議和柯爾蒂司)。經濟制度上也有根本的類似處，例如沒有農奴制。」

p.134 「社會不斷發生經濟和政治衝突，並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決，原因是社會有歷史差異、個人的角色不同，或只是隨機因素。
這些差異在開始時都很小，但它們不斷累積，製造出一個制度漂移的過程。就像兩個孤立的物種群體會在一個遺傳漂移的過程中，因為隨機的遺傳突變不斷累積而慢慢漂離，兩個原本類似的社會也會在制度上逐漸遠離。」

把生物演化的基因漂變理論套進社會研究中。

p.135 「在關鍵時期，事件的結果是由歷史的重量來塑造的，正如既有的經濟與政治制度會塑造權力的平衡，並勾勒政治上的各種可能性。不過這種結果並非歷史注定，而是偶然的。」

p.137 「偶然的角色可以用英國廣納性政治制度的起源來說明。希望節制王室權力、並爭取更多元制度的群體，能夠在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中獲勝不僅不是歷史注定的，而 是整個導致這場政治革命的路途是靠許多偶發事件所促成。這些群體的勝利無疑與大西洋貿易興起帶來的關鍵時期有關，大西洋貿易不僅讓許多商賈致富，且敢於與王室對抗。」

p.138 「我們不應假設任何關鍵時期都會導致成功的政治革命，或會讓世界變得更好。歷史充滿許多例子，在革命和激進的運動推翻暴君後，卻由另一個暴君取代。這個模式被德國社會學家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稱為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是一種特別有害的循環。」

中國經常如是。

p.141 「更糟的是，殖民統治的結構在一九六零年代為非洲留下更複雜和有害的制度，比殖民時期初始更甚。許多非洲殖民地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發展意味著，獨立非但沒有創造出有利於發展的關鍵時期，反而為狂妄的領導人製造了機會，讓他們接管並強化歐洲殖民者所統治的榨取制度。」

「殖民遺產有害」這結論與認為帝國利多於弊的Niall Ferguson恰好相反。

p.142 「波札那獨立時的第一任首相哈瑪(Seretse Khama)」應譯「總理」，因為那是共和國。
「(其管轄權屬於南非高級行政官署[High Commissioner of South Africa])」應為「高級專員公署」。

「當他(哈瑪)回國領導反殖民政權抗爭時，他的目標並非保護傳統制度，而是讓它們順應現代世界。哈瑪是卓越出眾的人物，對個人財富沒有興趣，而獻身於建設自己的國家。大部分非洲國家沒有這麼幸運。」

但正如本書主題，這也不純是幸運，也是因為之前已經奠下了一個足夠廣納的制度。要不然在一個榨取式制度裡，要保護自己的聰明人也難免搞獨裁。

p.143 「但這這些類別從來不像印度種姓制度那麼涇渭分明」多了個「這」字。

p.144 「儘管德川在日本的統治既專制又具榨取性，但對轄下其他主要封建領主只有薄弱的控制力，且很容易遭到挑戰。雖然偶爾會發生農民叛亂和內部傾軋，但中國的專制統治者卻強大得多，反對勢力也較缺乏組織和自律。中國不像日本那樣有其他藩主有能力可以挑戰皇帝的專制統治並選擇不同的制度道路。」

別忘記日本還有個虛位天皇，可以隨時搬出來用。中國的皇帝有實權，反而變成不停改朝換代但本質沒有改變。

p.145 「穆罕默德二世蘇丹(Sultan Mehmet II)」及「蘇雷曼一世蘇丹(Sultan Suleyman I)」的「蘇丹」都是元首頭銜，應該放在名字前面。

p.152 「俄國封建制度最後的殘留在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就已遭根除，因此把勞動力從農業重新配置到工業有著龐大的未實現經濟潛力。史達林的工業化以殘暴的方式釋放了這股潛力，他透過命令將這些低度利用的資源轉移到工業，以便它們在那裡發揮更大的生產力，即使工業本身的效率仍遠低於可達成的水準。事實上，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六零年間，蘇聯的國民所得每年成長六%，可能是截至當時歷史上最快速的經濟成長。這段快速的經濟成長並非藉由科技進步而達成，而是藉由重新配置勞動力，以及透過創造新工具與工廠而積累資本的結果。」

這就是為何部分西方人士長期被蘇聯的假象蒙蔽，認為共產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理由。
又，榨取性的制度只會透過重新分配極度落後的生產力，已經可以獲得幾十年的經濟增長，直到這種缺乏破壞性創造的增長到達極限為止……想起中國吧﹖

甚至到現在，世上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中國特式」的增長可以持續，並認為亞洲四小龍的成長經驗證明了不民主制度可以帶領增長(當然這少不了御用學者推波助 瀾)。他們沒看到的是，四小龍的制度都是逐漸由不民主走向民主，而且他們的制度一開始就在經濟方面比較廣納，而且讓這種廣納性質逐漸擴展開去，而非像中國 大陸般「國進民退」。

p.156 「只專注在不同的規範和紅利制度，很容易掩蓋制度的根本問題。只要政治權威和權力全掌握在共產黨手裡，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們面對的基本誘因，無論支不支付紅利都一樣。」

p.157 「但刺激長久持續的經濟成長需要個人利用他們的才能和創意，而這在蘇聯式的經濟制度中不可能辦到。蘇聯的統治者必須放棄榨取的經濟制度才能辦到，但這麼做將危及他們的政治權力。的確，當戈巴契夫在一九八七年後開始放棄榨取的經濟制度時，共產黨的權力隨即瓦解，蘇聯也跟著崩潰。」

這正是為何中共不會放棄榨取的理由。除非共產黨內部出現了足夠廣納的不同利益。

p.158 「(參考圖6)」實際上這幅圖是在p.85出現，距離這一頁不是太遠了麼﹖我想如果沒有說明的話讀者很難找得到。

p.160 「庫巴……需要更多人在農地工作。因此結婚年齡降低到二十歲，讓男人在更年輕的時候就加入農業的勞動力。這與利利人的情況呈現鮮明的對比，利利人男性往往三十五歲才結婚，且只有在結婚後才在田裡工作。在這之前，他們的生活主要是打鬥和劫掠。」

不同社會形態影響男人結婚的年齡。那麼現在的香港呢﹖

p.162 「碗豆」應為「豌豆」。

p.163 「是被研究最徹底的納圖夫人定居地之一」應為「研究得最徹底」或「最徹底研究」。

p.165-166 「對新石器革命的傳統地理解釋——我們在第二章談到的賈德．戴蒙理論的核心——說它是因為恰巧有許多植物和動物物種可供馴化所致。這使得農耕和放牧變得更 有吸引力，並帶來定居生活。在社會變成定居並開始農耕後，它們開始發展政治階層組織、宗教和更加複雜的制度。雖然這種說法廣被接受，來自納圖夫的證據卻顯 示，傳統的解釋顛倒了因果關係。制度的改變早在社會轉型到農耕之前就已發生，且可能是導致定居生活的原因(定居反過來強化了制度改變)，同時也是隨後的新石器革命的原因。」

這 一段給人的感覺有點稻草人，因為我想如果真的有讀過《槍炮、病菌與鋼鐵》的話，你就會見到Jared Diamond早就提及過類似的東西。他提出初期的農業族群，未必比狩獵採集更吸引，因為初期農業的產出未必多，所以從事農業反而比較辛苦。當時農耕唯一 的好處就是因為東西自己種，收穫較狩獵採集穩定一點而已。而且Diamond也指出了澳洲有些原住民是「半農業」族群，他們往往整地、播了種之後就繼續遊 走四處採集，到差不多有收成時才回來吃。只是農業族群慢慢就會因為定居帶來的糧食和病菌累積，淘汰了狩獵採集族群。
換言之，Jared Diamond根本沒預設過「農業必然先於定居」，充其量只是指出農業、定居和制度之類有互相促進的循環(良性還是惡性則見仁見智)，作者以為發現有定居先於農業的例子就推翻了Jared Diamond，是打稻草人。

唯一的問題是，究竟制度的改變是否會導致農耕，這一點連作者自己也說不清。

p.178 「這些限制後來持續擴增，以至於後來的總督必須服從地方法官，然後演變到所有決定必須由總督委員會批准。」

懷疑「地方法官」是「Magistrate」的直譯，因為古羅馬的magistrate是政治官員而非法官。

p.179 「新人不僅會減損既有菁英的獲利，還會挑戰他們的政治權力。因此對大會議裡的既有菁英來說，永遠有一種誘惑驅使他們關閉新人進入政治體系的通道。」

「一二八六年的辯論和制度修改預告了威尼斯的『關閉』(La Serrata)。」

正如香港功能組別之陰魂不散。

p.180 「政治緊張持續升高，大會議的一部分反應是讓自己變大。為了安撫最激烈的反對者，大會議把成員從四百五十人擴增到一千五百人。大會議的擴張伴隨著壓制。一三一零年首度建立常備警力，國內的高壓統治也逐漸升高，無疑是為了鞏固新政治秩序。」

前者即是港英時代的「行政吸納政治」，後者也正是港共現正實行的策略。

p.181 「在關鍵時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制度微小差異，本質上就是短暫的。由於是小差異，它們可以被反轉，然後可能再度出現，並且再度被反轉。我們將在本章討論到，與地理或文化理論的說法相反，在十七世紀往廣納制度邁出決定性步伐的英國是一個落後地區，不僅在中東新石器革命後的幾千年間落後，在西羅馬帝國崩潰後中古世紀開始時也是如此。」

p.182 「當世界的其他部分經歷類似的關鍵時期，這些地方的反應方式有時候會十分類似。羅馬崩潰導致封建制度形成，而封建制度的副產品之一是奴隸制度式微，促使不在君王和貴族影響力範圍之內的城市開始出現，並在這個過程中創造了一套統治者政治權力被削弱的制度。」

p.183 「由於行政官每年選舉一次，且人數有許多人」

這樣說有點怪，因為古羅馬沒有一個「行政官」的職位(執政官就有兩個)，似乎只是泛指所有選舉產生的行政官員。

p.190 「宮庭」應為「宮廷」。

p.190 「到了羅馬帝國末期，早期構成羅馬軍隊主力、或被當作奴隸的所謂野蠻人，現在已掌控帝國的許多地方。」

這點似乎與唐朝中後期有點相似﹖

p.193 「雖然一些賢明的皇帝如圖拉真(Trajan，西元九十八年至一一七年)、哈德良(Hadrian)和下一個世紀的奧里略能止往羅馬帝國的衰頹，但他們無法或不願意解決根本的制度問題。這些皇帝都未曾提議放棄帝制，或重新創造像羅馬共和那樣有效的政治制度。」

「伴隨著政治日趨不穩定的是，各項社會變動使經濟制度益加朝榨取性的方向發展。雖然公民權不斷擴大，到西元二一二年幾乎所有帝國居民都已是公民，但這項改變與市民地位的變化同時發生。可能存在的法律是公正的感覺逐漸崩壞」

香港現在正是如此。

「可能存在的法律是公正的感覺逐漸崩壞」這句譯得頗累贅，似乎寫成「以往『法律是公正的』信念逐漸敗壞」比較通順。

p.195 「偉大的羅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提到下述的故事﹕在提庇留皇帝統治的時代，有一個人發明了打不破的玻璃，將它獻給皇帝，並期待獲得一筆大賞賜。他展示自己的發明，提庇留問他 是否有告訴過任何人。當那個人回答沒有後，提庇留下令將他拖出去處死，說『免得黃金變得像泥土那麼沒價值』。這則故事有兩個有趣的點，第一是那個人一開始就去見提庇留希望獲得賞賜，而非自己成立事業，藉出售玻璃賺錢。這顯示羅馬政府在控制科技上扮演的角色。第二，提庇留很願意摧毀那項創新，因為它會帶給經濟不利的影響，換句話說就是害怕創造性破壞的經濟效應。」

p.198 「使用灰泥和瓦製屋頂的房屋建造技術則。」則甚麼﹖

p.203 「大西洋貿易如何導致西歐和非洲走上分歧的路途，是關鍵時期與既有制度差異之間交互作用而導致制度分歧的另一個例子。在英國，奴隸貿易讓反對專制政治的人致富﹔而在非洲，它們卻有助於製造和強化專制政體。」

貿易開放並不保證政治開放，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再次證實了這點。

p.203 「從而與歐洲切斷的美洲」應為「亞洲」。

p.209 「最後導致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反對授予專利給威廉．李的真正原因，不是擔心那些可能因為機械化而失業的人，而是擔心他們自己變成政治上的輸家——他們擔心因為新發明而失業的人製造政治動亂，危及他們自身的權力。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討論到的盧德派人士，要避開工人(例如編織工)的抗拒比較容易，但那些菁英(尤其是政治權力遭到威脅的菁英)對創新的阻礙力量更加強大。創造性破壞會帶給他們很大損失這個事實，意味他們不僅不會是引進創新的人，而且往往會抗拒並阻礙這類創新。」

有沒有想起那些一味埋怨香港人要加人工，卻忘記租金不停上漲才是導致店舖倒閉主因的有錢人呢﹖

正是如此，宣稱工運妨礙社會進步的人，更應該盯著當權的政治人物。
(當然，工會領袖也可以是當權政治人物，但只是「之一」)

p.211 「玫瑰戰爭(War of the Roses)」我想多數是譯「薔薇戰爭」﹖

p.211-212 「政治集權的過程實際上可能導致某種形式的專制，因為國王和他的親信可以鎮壓社會中其他有權力的團體。與這種反對力量相反，政府體制的集權化也可能激發出對某種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就像英國都鐸王朝發生的情況。當貴族與地方菁英意識到政治權力將愈來愈集權化、且這個過程已經很難阻擋時，他們勢必要求對這種集中的權力如何行使擁有發言權。」

可惜的是在中國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p.212 「都鐸氏」應為「都鐸王朝」，這裡 Tudors 不是指姓氏。

p.214 「並佔領新堡」，香港稱紐卡素。

p.217 「英國人現在有管道可以近用國會……這樣的近用只能提供有限的政治回應」應為「利用」﹖

p.220 「截至目前我們已強調，光榮革命如何改變英國的政治制度，讓它們變得更多元化」，這「它們」是指政治制度吧﹖

p.221 「特種銷售稅(excise tax)」其實是一種特別商品稅。

p.221, 436 「約克夏」應為「約克郡」。

p.225 「西南地區(West Country)」我以為他譯錯，但那是正確的。

p.228 「在冶金方面，柯特(Henry Cort)在一七八零年代做出重大貢獻……促成了達比(Albraham Darby)和他的兒子的創新，他們率先在一七零九年使用煤炭來精煉鐵。」

一七八零年代的技術怎可能促成一七零九年的創新﹖
另外，「Albraham」應為「Abraham」。

Henry Cort的確是在1783和1784年得到新技術的專利權。而Abraham Darby亦的確是1709年有所創新。
換言之是譯文出錯，兩者之間的關係倒轉了。應該是前者的貢獻由後者的創新所促成才對。

p.230 「泰爾福德(Thomas Telford)」，香港有個很簡潔的譯法﹕德福。
「麥克亞當(John McAdam)」，我想如果以這樣的邏輯，MacDonald應該譯成「麥克當勞」了。

p.232 「由六百名騎兵組成的第十五輕騎兵部隊嚴陣以待」

「部隊」兩字語焉不詳，而英國的確是有第十五輕騎兵團，所以應為「團」。

p.237 「印刷機的重要性很快被認識」應為「被確認」。

p.238 「塞利姆一世(Selim I)」

在香港的鋼鍊觀眾之中應該首先會想起大總統的兒子吧。 :P

p.241 「雖然彼得大帝的政治集權計畫很成功，也克服了反對勢力，但因權力受到威脅而反對國家集權的這類勢力(例如斯特列爾奇)，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獲得勝利，其結果是缺乏國家集權導致另一種榨取的政治制度持續不變。」

似乎我們可以說民主是專制和散亂之間的「中間不穩定平衡」。

p.242 「驅逐了從八世紀以來就長期占領西班牙南部，建立格拉納達(Granada)、科爾多瓦(Cordova)和塞維亞(Seville)等大城市的阿拉伯人。」

佔領西班牙南部的應該是柏柏人吧﹖

p.242-243 「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去世，查理也繼承哈布斯堡在德意志地區的領土，並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要留意那是他爺爺，這個超級皇帝的領土先後由母、父和爺爺繼承而來。

p.248 「只有一套過去曾有一些課稅權和募兵權的地方階級(estate)與議會的制度。」

這句其實不太易明白，作者是想說奧匈帝國的各階級同時因為擁有課稅、募兵權和議會代表可以節制哈布斯堡君王﹖但「階級」其實包括所有人，只有教士或貴族才可能擁有課稅和募兵權。Estate雖然一般是指各階級，但這裡似乎只是指土地貴族。
另外，他是想說那些階級「過去曾有」課稅和募兵權﹖

p.249 「剛果的問題出在人民瞭解不管他們生產什麼，都可能被專制的國王沒收，因此他們沒有投資或利用更好科技的誘因。」

這一點正是共產國家生產力低下的原因。

p.251 「男人和女人從家庭和村莊被拆散然並販售」是「然後販售」還是「並且販售」﹖

p.254 「磁器」是日文寫法，中文應用「瓷器」。

p.256 「社會上除了君主外，各種群體沒有政治代表，也沒有類似英國國會或西班牙柯爾蒂司的機構。商人在中國的地位向來不確定，且宋朝偉大的發明並非市場誘因的結果，而是透過政府贊助、甚至命令而產生。這些發明很少被商業化。」

這可能解釋了，為何宋朝被認為已出現資本主義和大規模工業分工的雛型，但始終沒有達成資本主義﹕因為沒有發展出議會和代議政治。(當然北方侵略中斷了過程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當然，中國的察舉和科舉政治，其實某程度上也在官僚階層中製造了代表。不過他們是以地域為單位產生的，而非以行業為單位。而且官僚在帝國中的角色是服務君 主，多於制衡君主。所以中國傳統政治只能透過臣下以道德制約君王，而沒有發展出代議政治和負責政府，因為那要依靠議會制度才可以達成。

p.257 「在一六九零年代，罷官文人兼不得意的商人唐甄寫道﹕
從清朝建立五十多年來，整個國家變得日益貧窮。農人窮困，工匠窮困，商人窮困，官員也窮困。穀物價格低廉，卻沒錢吃飽。布匹價格低廉，卻沒錢買巾穿衣。滿船的貨物從一個市場運到另一個市場，但貨物必須賠本才能賣完。即將退休的官員發現，他們沒有足夠的錢可以養家。士農工商全部都一貧如洗。*」
「*編注﹕出自唐甄《潛書．存言》，原文是﹕『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穀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

金庸借韋小寶之口，說只要百姓富足，就不要理是誰的天下了。不過以這段文字看來，如果連康熙朝也這樣，可不能太高估清朝帶來的「繁榮穩定」。

p.280 「另外一個例子則發生在東非，亦即現今迦納境內的黃金海岸(Gold Coast)」

應為西非。

p.286 「特蘭斯凱與納塔爾之間的二元經濟其實是相當晚近的事，絕非原來就存在的，而是南非白人菁英階層刻意打造出來，其目的無非是要為他們自己的事業製造一個廉價勞工的儲備庫，並以此降但非洲黑人的競爭力。因此，二元經濟是低度發展乃人為造就的又一個例子，而不是低度發展乃自然發生並持續多個世紀的例子。」

有一種說法是﹕雖然統治者都是「山賊」，但長期執政的比較有利，因為他們要人民富裕才可以抽到油水，所以會有動機讓人民富足。但現實是同樣有很多長期統治之下人民越來越窮困的例子(北韓是其一最明顯例子)。
但南非(或美國南部)卻顯示出，人為製造的貧窮對於執政階層也會有好處的。

p.289 「衛理公會傳教士戴維斯(W. J. Davis)一八六九年寫的一封信，最可以見出這個時代非洲農民的活力與富裕。在這封寄到英格蘭的信中，他喜不自勝地說，他為『蘭開夏郡棉花救濟基金 (Lancashire Cotton Relief Fund)』募集到了四十六鎊現金。這個時代，富裕的非洲農民可以捐錢救濟貧窮的英國紡織工人。」

可見非洲黑人並非沒有智慧和能力，只是當他們嘗到一點甜頭後，地位受威脅的酋長和白人農民都開始去剝奪他們的權利。非要他們淪為廉價勞工不可。

p.296 「在南非，窮人不可能隨著經濟發展從落後部門晉身到部門。相反的，反而是落後部門的存在促成了現代部門的成功，利用非技術性黑人勞工的低廉工資，白人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前一句也應該是「晉身到現代部門」。

p.300 「不僅可以解釋世界大部分地區之所以錯過了工業化的原因，同時也概括說明了一種現象﹕有的時候，經濟發展是以國內其他地區或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低度發展為養分，或甚至創造了這種低度發展。」

這一點其實很可悲，就是經濟發達的我們其實是踏在窮國身上而得。有錢人之於窮人也是一樣，以左翼的標準看法就是一種「原罪」。
反之，為了撇清這種責任，前者(發達國或有錢人)就套經濟理論，說你們窮都只是因為蠢或懶、或蠢兼懶。

p.309 「公民、更生人及其家人的要求當時已經遠遠超出溫瓦茲最初所能想到的程度。事實上，他那時反倒是站在保守派的一邊，堅持上議院(Legislative Council)應為非民選的。」

我首先想的是 Legislative Council 應為立法會議，不過查核過後澳洲各州議會的上議院的確名為 Legislative Council (下議院則通常稱Assembly)。但與各州不同，聯邦國會的上議院和下議院卻是跟美國一樣，叫Senate和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各領地的議會則是一院制的。)
(後話，我想不到 Wentworth 怎能譯成「溫瓦茲」。)

p.323 「德川家族一六零零年開始統治日本，一六零三年取得將軍的頭銜，日本天皇則被邊緣化，成為純粹儀式性的角色。」

其實天皇也不是在德川時代才被邊緣化了，在戰國時代甚至更早期的攝關政治中就已經被架空了吧。甚至可以說日本天皇大部分時期都是被人架空了的。

p.326 「中國人不思制度的改革，只想要進口現代武器跟英國人一較高下﹔日本人卻不同，他們建立了自己的軍火工業。」

其實中國人也建立自己的軍火工業(雖然是在發現只買軍火不夠之後)，問題是在於制度改革，並非軍工廠之有無，因為大家都有。

p.333 「華波爾在倫敦西南方的里奇蒙庭園(Richmond Park)就擁有既得益，而里奇蒙庭園則是查理一世利用公有地弄出來的，同樣也侵犯了當地居民放牧牲畜、狩獵野兔和兔子，以及收集柴火的固有權益。只不過這些規矩並未嚴格執行，放牧狩獵照常，直到華波爾安排自己的兒子出任庭園管理，事情才急轉直下。」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二世祖累事。這些人不知世界艱難，自己含著金鎖匙出世，卻只知叫別人成功需苦幹。父輩本來正在勉強平衡的賺錢機制，卻因為他們想更進一步(或者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而被拖垮了。

p.335 「光榮革命並不是由一個菁英階層推翻另一個菁英階層，而是仕紳名流、商人及實業家，加上輝格黨及托利黨人的團隊，組成一個廣大的聯盟，對專制政權所發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現就是此一革命的結果。法治則是此一過程中出現的副產物。既然檯面上有許多黨派分食權力，為了避免一黨一派集太多的權力於一身，到頭來破壞了政治多元化的基礎，大家就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乃是極其自然的事。因此，統治者必須受到限制與約束的理念——這是法治的精髓——乃是出於政治多元化的邏輯理路，而這政治多元化則是各方人馬為反對斯圖亞特專制統治而組成廣大聯盟所造就的。」

p.353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流氓大亨與托拉斯之興起充分說明一項事實﹕市場本身並不保證會有廣納性制度。市場可以被少數幾家公司宰制，索取過高的價格，阻擋更有競爭力的對手及新的技術進入。在他們的擺布之下，市場將不再廣納，只會愈來愈成為經濟與政治霸權的囊中之物。廣納性經濟制度需要的不只是市場而已，更需要的是能為大多數人創造公平競爭場域及經濟機會的廣納性市場。」

這正是很多以「自由市場」為名反對政府規管反競爭行為者的盲點。

p.355 「簽屬了社會安全法」應為「簽署」。

p.371 「咖啡及可可農民隨然沒有白人和他們競爭」應為「雖然」。

p.374 「宣示就任瓜地馬拉總統」應為「宣誓」。

p.383, 385 「法律由種植大戶設計，也為種植大戶服務，奴隸主擁有的奴隸只要達到二十個，就有兵役豁免權。當成千上萬的人為保衛南方的農園經濟而陣亡時，許多大奴隸主和他們的兒子卻置身事外，因此也才能夠確保農園經濟的持續不變。」

推人去死永遠是容易得多的。
這樣看英國貴族還沒有他們那麼猥褻窩囊，至少英國貴族素來有從軍的傳統，連身為王位第四繼承人的哈里王子都上過前線。

p.387 「全力阻當」應為「阻擋」。

p.387 「事實證明，惡性循環之頑強，遠遠超過許多人的想像，包括林肯在內。以榨取式政治制度為基礎，製造出榨取式經濟制度，經濟制度又回過頭來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因為經濟的財富及權力收買了政治權力，惡性循環於焉形成。」

p.390 「從海爾塞拉西到孟吉斯圖，從獅子山英國殖民地總督到史帝芬斯，這中間的轉移，道盡了惡性循環的模式，其極端與怪異實在值得奉上一個特別的稱號。如同我們在本書第四章提過的，德國社會學家米歇爾斯稱之為寡頭鐵律。米歇爾斯強調，寡頭統治以及所有的階層組織，其內在邏輯就是它們會複製自己，不僅在當權的群體內部會如此，甚至一個全新的群體接手之後亦然。米歇爾斯或許沒有想到，這恰好呼應了馬克思的一段評論﹕歷史是會重演的——首演是悲劇，重演則是鬧劇。」

正是中國歷代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的核心。(當然國民黨換成共產黨之後還變本加厲，又是後話。)

p.393-394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後殖民時期的非洲獨立國家，透過國家的計劃及私部門的經營，將可以帶來經濟成長。但事實上根本沒有私部門——除了農村，但農村在新政府中卻又沒有代表，因此也就成為新政權的第一個獵物。」

中國也是這樣。
科舉時代，農民雖然很難考科舉，不過他們的佃主(地主)倒是有子弟考科舉做官的，於是政府不停有來自農村的人才供應。廢除科舉後，學校教育集中於城市，但地主還是能夠送子弟到城市上學。
到共產黨鏟除地主階層之後，這條由農村到政府的路就似乎斷了。當然黨組織也可能有來自農村的人，但鄉村人跟城市人相比是很弱勢的。尤其共產黨以戶口限制人口遷移，同時限制於農村人口接受較佳教育的機會之後。

p.396 「在這許多轉向廣納制度的例子當中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一個取得權力的廣泛結盟，能夠挺身反對專制統治，並以更廣納、更多元的制度取代專制統治。唯有廣泛結盟所發起的革命，才比較可能產生多元的政治制度。……榨取性制度製造了巨大的社會不公平，統治階層擁有巨額財富與不受限制的權力，因而會有許多人想奪取國家、控制制度。」

這一點古人也發現到，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原君》就這樣寫﹕

「有 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 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 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鳴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p.426 「一九九零年代的經濟改革是由國際金融機構及經濟學家推動，目的在於打開市場，降低國家在經濟上的角色。不論在什麼地方，這類改革的主要支柱都是國營事業民營代。墨西哥的民營化並未增加競爭，只是把國營的獨占事業轉變成為私營的獨占事業，結果徒然肥了政商關係良好的商人如施林(Carlos Slim)。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埃及。與當政者關係良好的商人對埃及民營化的措施具有強大影響力，使其有利於富有的商人菁英階層，亦即當地人所說的『鯨魚』。民營化上路時，整個經濟全都落在三十二位鯨魚手中。」

有沒有想起領匯和中俄的經濟開放呢﹖

這一點摑了那些市場原教旨一大巴。民營化原則上並非不好，但只看到這一點而不理會榨取式制度的現實，民營化也不過是把盤剝改成另一種形式而已。

p.430-431 「縱使如此，相較於北韓，埃及的經濟表現到底比較好，關鍵則在於埃及制度的榨取性比較低。首先是，埃及沒有北韓共黨那種窒息性的控制，光是政權與老百姓之間的和緩氣氛，北韓政權就做不到。其次，即使是權貴資本主義，在政權青睞的那些人當中畢竟還是激發了一些投資動機，這一點也是北韓完全沒有的。」

「國家不同，榨取的強度也明顯各異，而且對社會的繁榮有重大的影響。舉例來說，在阿根廷，憲法與民主選舉雖然運作不佳，無法促進政治多元化，但運作得卻比哥倫比亞要好。在阿根廷，至少國家還可以獨占武力。原因之一在於阿根廷的人均所得是哥倫比亞的兩倍。比起辛巴威與獅子山，這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對菁英階層的約束都做得比較好，其結果就是，辛巴威及獅子山比阿根廷及哥倫比亞窮得多。」

其實因果關係是貧富影響國家獨占武力﹖還是國家獨占武力影響貧富﹖

p.434 「奎那的賽伯(Sebele of Kwena)」
p.435 「塞伯率先發言」

譯筆不一。

p.438-439 「所有有關部族的政策，最後都要提交到酋長的科佳勒(議場)，在由成年男性組成的大會中討論。這類會議經常舉行……討論的事情……包括部落爭議、酋長與其親屬之間的紛爭、新稅捐的徵收、新公共事務的推行、酋長公布的新政令……酋長的希望遭到駁回時有所聞。由於任何人都能發言，這些會議可以讓他瞭解民情，有機會讓民眾陳述冤屈。如果情況需要，他和他的參謀可能還會有苦頭吃，因為大家都不怕把話講出來。

科佳勒之外，茨瓦納的酋長職位並非嚴格世襲，而是開放給任何有才能的人。詳細研究過茨瓦納另一個邦——拉隆(Rolong)——政治歷史的人類學者卡馬洛夫(John Comaroff)指出，關於茨瓦納酋長的繼承，表面上的確有清楚的規定，但實際上，這些規定旨在說明如何罷免不好的統治者，讓有才能的人成為酋長。他的研究顯示，贏得大位要看成就，要經得起考驗，有真材實料的競爭者才享有繼承的權利。茨瓦納有一句格言，頗有一點君主立憲的精神﹕『君因民之擁戴而王。』

倫敦回來之後，茨瓦納的酋長們繼續努力維持自己的獨立，保留自己的本土制度，不讓英國插手。他們同意讓博茨瓦納修建鐵路，但限制英國在經濟及政治方面的介入。他們之所以不反對鐵路的興建，當然不能跟奧匈帝國及俄羅斯帝國阻擋鐵路的理由相提並論。他們心裡明白，鐵路和英國的其他政策一樣，只要是置於殖民控制之下，就不會為貝專納蘭帶來發展。」

「對多數社會來說，殖民化過程的初期階段最是緊要關頭，對於經濟及政治的後續發展，這一時間內的事件具有深遠影響。如同我們在第九章所討論的，下撒哈拉非洲的多數社會和南美及南亞一樣，在殖民化過程中也見證了榨取式制度的建立與強化。」

「殖民時代末期，是另外一個使廣納性制度得以發展的關鍵時期，這對波札那的成功是更為核心的關鍵。」

p.441 「在獨立之時，茨瓦納的制度就已經具有限制酋長權力及酋長對人民負責的傳統。當然，在非洲，這種制度傳統並非茨瓦納獨有，但特別的是，經過殖民時期，在非洲仍然能夠完好保留這些制度的就只有茨瓦納而已。 英國的統治幾乎完沒有沒有進來。當時，英國對貝專納蘭的治理放在南非境內的梅富根(Mafeking)，只有到一九六零年代轉移到獨立的那段期間，才有建 立首都嘉柏龍里(Gaborone)的計畫提出。建都及新架構並不是要打掉原住民的制度，反而是把它們當成基礎﹔嘉柏龍里的建設，就伴隨著新『科佳勒』的 規畫。」

這解釋了波札那得以保持民主的原因。雖然說他們在國際排名上錯，但波札那仍是一個營養不良相當普遍、而且愛滋疫情嚴峻的地區，只是免除了更多的戰亂和剝削而已。

p.442 「殖民時期，茨瓦納的酋長都反對在貝專納蘭探勘礦產，因為他們都明白，歐洲人一旦找到珍貴的金屬或寶石，他們的自治也就玩完了。」

問題倒是他們為何知道這一點﹖因為注意到鄰近地區的先例﹖

p.442-443 「今天，波札那看起來是一個同質性極高的國家，沒有族群及語言的分歧，完全不像其他許多非洲國家。此一結果正是語言統一之功，學校只教英語及一種國語塞茨瓦納語，以此減少不同族群及社會團體的衝突。」

p.443 「幾乎不同於所有的下撒哈拉非洲國家，波札那已經擁有相當中央集權並包含多元特質的部族制度。此外，由於私有財產權確立，國家的菁英階層所擁有的已經極為豐厚。」

這似乎也是當地堅尼系數高的原因。

p.445 「馬丁．路德．金恩」一向都只是叫「馬丁．路德．金」。

p.445-446 「南部的政治制度，無論內戰前後，都有一個理路清楚的邏輯，和南非的種族隔離統治並沒有太大差別，也就是要為農園儲備廉價勞工。但到一九五零年代，此一邏輯愈來愈站不住腳。首先，由於大蕭條與二次世界大戰的緣故，黑人已經開始從南部大量外移，一九四零及五零年代中間，達到平均每年十萬人。同時，農業科技新發明出現，儘管採用的速度很慢，但已經降低了種植大戶對廉價勞工的依賴。」

這說明了取消種族隔離的經濟因素﹕因為已經不需要了。

p.447 「最高法院一九四四年的裁決有如重炮轟擊，為黑人長期的政治抗爭打開一條出路，法院明白鬆綁白人對政黨控制的重要性。」

p.447-448 「相較於統一的民主黨在全國政治中，這徒然凸顯他們的不成氣候，也充分顯示，光憑南部菁英階層是掌握不到民主黨的。」

一，留意民主黨本來是支持種族隔離的，跟今天依靠少數族裔，反而是共和黨依靠鄉下和南方支持，恰成對比。
二，二次大戰的時代背景。當時美國還只是以黑人為輔助，到了越戰終於讓黑人參與戰鬥。(至於英國，則早就有印度士兵參與作戰。)

p.448-449 「不過短短時間，牛津城內已有兩萬軍隊及一萬一千名國民兵。總計有三百人遭到逮捕。梅里迪斯決定留在學校，由美國司法警察及三百名軍人保護其人身安全，最後念到畢業。
在南部的制度改革過程中，聯邦法律扮演關鍵角色。一九五七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通過的過徨中，當時已經是參議員的佘孟德為阻止法案通過，或至少達到拖延的目的，曾不停地連續發言二十四小時又十八分鐘。」

p.450 「中國不容許其他任何政治組織存在」

也不全然，如果你是受共產黨控制的八大「民主黨派」的話。

p.451 「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們無從得知，因為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根本不留紀錄，唯恐留下暴政的惡名。至於人均所得，下跌大約四分之一。」

在下有點懷疑。是真的不留紀錄，還是當成國家機密﹖

p.457 「今天我們放眼所見的經濟差異，絕大部分也都是過去兩百年來才出現。」

作者的主要觀點，亦因此認為國家之間的貧富差異並非由地理因素所致。

p.459 「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無法持久，其關鍵有二﹕其一，持久的經濟成長需要創新，創新又與破壞性創造不可分。而所謂破壞性創造，不僅經濟上以新代舊，政治上也顛覆既有的權力關係。菁英階層抓著榨取式制度不放，最害怕創造性破壞，抗拒唯恐不及，因此，任何由榨取式制度培育出來的成長終究會是短命的。其二，宰制榨取式制度的人無不是犧牲社會上的多數人以圖利自己，因此，在榨取式制度下，政治權力成為垂涎的目標，團體與個人爭相奪取。其結果是，在榨取式制度下永遠都有強大力量把社會推向政治動蕩。」

這正是中國的治亂弔詭，越維越不穩的循環。因為制度本身就是勝者全取，也沒有和平移交權力的方法，自然鼓勵任何人不擇手段去爭奪最高權力。亦即是黃宗羲《明 夷待訪錄．原君》所指的，如果天下之利歸於人，君王就會讓來讓去﹔當天下之利盡歸君王後，自然就人人爭著做，設法制止也防不勝防。

p.461 「五百年前的印加帝國，也就是今天祕魯所占之地，無論其富庶、科技發展或權力集中，都遠遠勝過當時占有北美之地的那些小政治體。」

但物資豐富並方便權力集中，這一點不就是地理造成的麼﹖

p.462 「在北美洲，諸如密西西比流域甚至美國東北地區這些地方，這種情形也很有可能發生。如果情形真是這樣，歐洲人安地斯山面對的就有可能是空曠的大地，而在北美洲碰到的則是中央集權國家，這樣一來，祕魯與美國的角色可能就會對調了。」

「儘管和日本德川幕府相較，印加帝國的壓榨性更嚴重，在祕魯想要搞出一場類似明治維新的政治革命當然不太可能，但若說印加帝國之完全屈服於歐洲人的統治乃是歷史的必然卻也未必。假若他們對於此一威脅的回應是起而抗爭，甚至是在制度上進行現代化，那麼，整個新世界的歷史進程，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或許都會因之而大不相同。」

這兩個舉例正是忽略了地理因素。

中央集權的形成，與人口密度相關。安地斯山較富饒，養活的人比北美洲多，所以才造就了印加帝國的集權。當然一個地方人口密集不等於「一定」會中央集權，但一 個人口稀少的地方，則更不可能出現中央集權。因為人口太少不需要集權，而想集權的人也沒有足夠人手去控制其他人(例如沙漠中的貝都因人長期只有部族沒有國家)。

至於印加帝國的反應，Jared Diamond就更加解釋得很清楚，他們是因為沒有文字、也跟舊大陸沒有聯繫，所以對舊世界歷史認識有限，才不懂得防範西班牙人。日本則剛好相反，雖然地 處偏遠，但一直與外國保持溝通(儘管限於長崎港)，菁英階層其實並非對外界一無所知。而且他們也有全面向中國學習文化的歷史。所以美國黑船來日時，才可以 及時轉型向外國學習先進文化，避免亡國。

這些全部都是地理因素。

p.464 「我們的理論也認為，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長，譬如中國，無法帶來持續的成長，有可能會後繼無力。」

近年疲態已現，中共正在艱難地操縱試圖「軟著陸」。但政治制度一日不改，權貴霸佔一切好處的格局不會改，當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這一點會特別顯眼。只靠經濟增長支撐的政權就會走到盡頭。這也是近年越來越多權貴把家人放到外國當「裸官」的緣故。

p.465 「一如在大部分的事情上，不犯錯誤的重要性絕不下於解決問題，甚至還更切合實際。 關於占種情形，最清楚明白的就是基於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成功成長經驗，而鼓吹『威權式成長』(authoritarian growth)的政策建議。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政策建議其實是一種誤導，中國的成長，就其到目前為止的表現來看，只是榨取式成長的另一種形式，不可能演 變成持續的經濟成長。」

其實「威權式成長」更好的例子不應該是星加坡麼﹖
當然星加坡的經濟制度榨取性比中國大陸低，就算政治制度也比中國大陸開放得多。(我們常看到的是政府借法律壓迫反對黨，但同時仍有反對黨在參選，並且勝出。跟李光耀作對你要非常小心，但他還未至於不擇手段。)

p.466 「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出任中共總書記後不久，更進一步總結說，黨對企業家不放心，說他們無非是群『只顧自家的商販，偷搶拐騙，賄賂，逃稅，什麼都幹得出來』。整個一九九零年代，縱使外國投資蜂擁進入中國，國營企業也獲准擴大營業，私人企業還是受到懷疑，許多企業家財產遭到沒收，甚至鋃鐺入獄。」

這就是後來「國進民退」以國營企業取代民營企業的背景。

p.468 「趙紫陽遭到軟禁，一關就是十五年，名間聲望逐漸消蝕」應為「民間」。

p.470-471 「以中國為例，成長的過程是立基於追趕效應(catch-up)、輸入外國技術，以及輸出低端產品，這種成長可能會維持一陣子，但也可能無以為繼，特別是中國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時。」

「我們已經明白，中國之所以成功，其根源在於跳脫死硬的共產黨經濟制度，為生產及貿易的增加提供了誘因。從這個角度看，相對於那些已經擺脫榨取式制度走向廣納性的國家，中國的經驗基本上並沒有什麼差別，縱使以中國來說是發生在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之下。因此，中國之達到經濟成長，絕不是拜其榨取式政治制度之賜，相反﹕過去數十年來成功的成長經驗全是因為擺脫了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走向更為廣納性的經濟制度所致，但因為高度威權性榨取式制度的存存，此一趨勢變得更困難而非更容易。」

預言了今天中國經濟的困境。而且很清楚乾脆地反駁了「威權式成長」的理論﹕不是因為威權才成長，而是因為由極權放寬為威權才有成長，而且威權阻礙了更大的成長。

p.472 「和現代化理論如出一轍，亦即中國既與西方展開了自由貿易，它就會成長，而成長又會為中國帶來民主及優質的制度。然而，一九八零年代以來，美中貿易儘管快速增加，對中國的民主卻少有貢獻，未來十年當中，就算兩國會有更緊密的關係，同樣也難產生作用。」

p.473 「歷史紀錄對現代化理論更為無情，不少相當富裕的國家都成了獨裁政權及榨取式制度的幫兇。二十世紀前半葉，德國及日本都是最富裕最工業化的國家，人民的教育水平也非常高，但這一切卻無法阻止國家社會黨(納粹)在德國的興起，也擋不住日本軍國統治透過戰爭擴張領土的野心，使兩國政治及經濟制度都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地走向了榨取式制度。」

「就長久而言，威權式成長既非人民所願也不可行，因此國際社會不應予以鼓勵，使其不致成為拉丁美洲、亞洲及下撒哈拉非洲的規範，許多國家之所以會選擇這條道路，其實只是因為它符合經濟及政治菁英階層的利益。」

這裡反駁了當年指美國與中國貿易有助中國民主發展的想法(當時國人同樣相信這一點)。正如德國和日本之所以轉為軍國主義，有很多社會因素，並非貿易所能阻止。

p.474 「設計之說通常有兩種模式。其一，是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常提倡的，他們認為貧窮是經濟政策及制度的產物，因此由這類國際組織提出一套改善措施，誘使貧窮國家接受(華盛頓共識就有一套做法)。」

這其實只是為了西方國家的利益。

p.476 「另外一種設計富裕繁榮的途徑今天尤其流行。這一派的人承認，要把一個國家從貧窮拉拔到繁榮絕非一夕之功，甚至花個幾十年也不見得奏效。所以他們宣稱，許 多『微型市場失靈』(micro-market failures)可以經由優質的建議獲得矯正，如果決策者善用機會的話，還是可以獲致繁榮——當然又是在經濟學家及其他協助及指導下達成的。這一派的人 宣稱，在貧窮國家，微型市場失靈無所不在，譬如存在於教育體系、衛生保健服務以及市場組成的方式。沒錯，情形確實如此。但問題是，這些微型市場失靈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榨取制度下社會運作深層問題的症狀而已。貧窮國家的總體經濟政策不良絕非巧合，同樣的，他們的教育體系失調也絕非巧合。這一類的市場失靈絕不能單獨歸咎於無知。應該要執行良善建議的決策者和官僚，本身或許就是問之所在，而負責的人沒有優先解決貧窮的制度性原因，即使企圖改正這些效能不彰的事情，最後可能正好導致完全相反的結果。」

這就是經濟學家的傲慢，他們失敗之後還會振振有詞說，那只是因為政府沒全盤採用他們的方案。但他們無視問題的根源其實就是那個政府。

p.477 「也不希望她們不致因不出勤領不到薪水」的「不希望」和「不致」其中一個是贅言。

p.478 「接下來的演變實在不令人驚訝，特別是過去五十年來外援失靈及政府失靈的殷鑑歷歷在目。但不管驚訝與否，老調依舊重彈。數十個援助團隊及隨行人員搭乘自己的私人飛機抵達，各種非政府組織蜂擁而至，展開各自的計畫，政府與國際團體代表之間的高層會談開始進行。數以十億計的美元湧入阿富汗，但用在基礎建設、學校或其他公共服務上的卻微乎其微，廣納性制度的推展或治安的恢復尤其受到忽略。」

p.479-481 「阿富汗中部山谷的情形並非孤立事件，許多研究估計，真正用到目標上的援助只有10%，頂多20%。指控聯合國及地方官員撈錢的調查多達數十項，但絕大部分外國援助的浪費還不是舞弊所造成，而是因為無能或甚至更糟﹕這對援助組織而言不過就是一筆生意。」

「相較於其他地方，阿富汗的援助經驗還算是成功的。過去五十年來，以『發展』援助名義付給世界上許多政府的金錢多達數十兆美元，和阿富汗的情形一樣，大部分都因為經常開支及貪污而浪費掉了。更嚴重的是，很多錢進了獨裁者的口袋，譬如蒙博托就是靠著西方金主的援助，一方面收買支持者鞏固自己的政權，一方面自己吃得飽飽的。下撒哈拉非洲其他地方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倒是危難時期的人道急難援助，如最近的海地及巴基斯坦，其成效較為顯著，儘管在發放方面還是有同樣的瑕疵。」

儘管如此，倒不能說「因此我們只在災難發生時才捐獻就好了」，因為救難和發展其實是兩種很不同的需求。社區發展一日沒搞好，永遠都只能頻繁發生災難然後等待救援。

不太能回想起原因，起初我讀到這一段，在下面寫了「性愛﹖」這個註。
現在反覆再想可能是因為性愛的本質跟援助的「浪費」有點像。因為眾所周知一次射精的精子數目隨時上億，但並不是每次性交都會導致懷孕(夫婦有正常性生活一年內不懷孕才算不育)，就算懷孕也通常每次只是一至兩個。換言之絕大部分的精子都是註定「浪費」的。
可是從生物角度看，這樣未必是浪費，「多餘的」精子不是毫無用途的。有部分的精子可能會用來抵銷在陰道和子宮內其他男人的精子(假如女方濫交的話)，亦有部分是用來「鋪路」的，就連卵子表面的透明帶也要靠精子頭部釋放的酶去打通(所以最快到達卵子的精子未必是受精的那條)。
對援助的「浪費」或者也要這樣理解，因為社會的制度欠佳，無法有效分配資源給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就要額外的花費去達成。這就是浪費的額度。

「為解決下撒哈拉非洲、加勒比海、中美洲及南亞的貧窮，西方國家應該提供大量『發展援助』，根本上來說，這是因為誤解了貧窮發生的原因才會產生的想法。像阿富汗這類國家，其所以貧窮是因為榨取式制度，根本的癥結在於沒有財產權，缺乏治安或健全的司法體系，以及政治及經濟生活完全為全國性的(更常見地方性的)菁英階層所宰制。制度問體同樣導致外援的無效，因為援助遭到盜用，根本無法送到該去的地方。最糟的情形則是成了為虎作倀，徒然養壯了造成問題癥結的政權。可長可久的經濟成長既然有賴於廣納性制度，援助榨取式制度的政權當然不能解決問題。」

「問體」應為「問題」。

「有一個解決方式最近變得比較受歡迎，部分原因是這種方式承認制度與繁榮富裕甚至援助之間確實有著某些關係，因此應是『有條件的』。按照此一觀點，若要繼續對 外援助，接受搬助的政府就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譬如市場自由化或政治民主化。……但有條件援助的效果顯然並不比無條件援助來得高明。未能符合條件的國家所 接受的援助還是一樣。理由很簡單﹕無論在發展或人道方面，它們都需要更大的援助。結果完全可以預料，有條件援助對國家制度照樣發生不了作用。不管怎麼說，如果因為要多得一點外援，獅子山的史帝芬斯或剛果的蒙博托就廢掉自己的榨取式制度，那才真教人驚奇。」

p.482 「既然根源在制度，在接受國既定制度的架構內，外援其實不太能做什麼以刺激持續成長。其二，既然廣納性經濟及政治制度才是關鍵所在，利用現有外援，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去促進這方面的發展，應該是有用的。如我們所見，由於有條件的外援要求現任統治者讓步，因此並不能解決問題。因此，反過來施為，用外援把權力圈之外的團體及領袖帶進決策過程，讓廣大人民得到權力，或許還比較有結果。」

這就是所謂「充權式」(empowerment)的計劃，例如有些計劃會要求讓女性主導參與，從而在男尊女卑的地區提升她們的權利和自信心。

不過這也不一定有效。像中國大陸，共產黨對這類「和平演變」的企圖非常警惕，隨時就會干預。雖然也不是完全沒有用，例如樂施會之類的機構，在這些地區實行的 脫貧計劃，就是透過鼓勵基層民眾參與決策達致。這樣的阻力比較少。當然，這樣對於政權在可見的將來暫時也不會有甚麼威脅就是。

p.483 「巴西勞工運動的再起只不過是廣大社會群眾對十五年軍事統治反彈的一部分。和魯拉注定在民主再生之後成為巴西總統一樣，左派知識分子卡多索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在一九七三年強調，當眾多反對軍事統治的社會團體集結起來時，就是巴西創造民主的時候。他說，巴西最需要的就是『公民社會……職業團體、工會、教會、學生組織及輿論界，亦即社會運動的活化』，換句話說，一個以再創民主並改變巴西社會為目標的廣泛聯盟。」

p.485 「在北美、十九世紀英國及獨立後的波札那，政治革命成功地為廣納性制度及漸進的制度改革鋪路，同時也顯著強化了廣納性政治制度，其共通點是他們都為社會廣大的多元層面賦予了政治權力。廣納性政治制度的奠基石——政治多元化，需要社會普遍享有政治權力，從少數菁英階層包辦權力的榨取式制度走出一條路來，而這則需要一個賦權的過程。如同我們在第七章強調的，這也是光榮革命有別於菁英階層互鬥的地方。以光榮革命來說，政治多元化的根苗是在推翻詹姆士二世，以商人、實業家、士紳，甚至許多未和王室結盟的英格蘭貴族組成的廣泛聯盟為首的政治革命中。」

p.486-488 「在巴西，工會運動固然是勞工黨的根苗之一，但領導人物如魯拉，以及許多支持該黨的知識分子及反對派政治人物，打從一開始就在尋求廣泛聯盟的組成。隨著地方性的社會運動，這些動力開始向全國擴散，一旦該黨拿下了地方政府，不僅激勵了民間的參與者，同時也在整個國家的治理上掀起了一股革新的風潮。」

要把這些民主火種消滅於萌芽之間，也是中共廢除市政局的原因。

「如我們所見，民主並不保證政治多元化。拿巴西政治多元制度的發展來和委內瑞拉的經驗相比，脈絡就看得更清楚了。一九五八年之後，委內瑞拉也轉型為民主，但此一轉變未經草根層面的賦權，因此也就沒有創造多元的政治權力分配。相反的，貪污、酬庸及衝突在委內瑞拉始終不輟，結果某種程度上，選民投票時甚至心甘情願支持查維茲這類專制者，究其原因，極可能是他們認為只有他能夠對抗委內瑞拉傳統的菁英階層。所以，委內瑞拉仍然在榨取式制度下受苦，而巴西則打破了窠臼。」

「要使賦權過程比較容易上路，還是有某些顯而易見的因子，其中包括﹕某種程度的中央集權，唯其如此，社會運動挑戰現行制度時才不致立刻陷入無政府狀態﹔某些傳統的政治制度中已經具備了少量的政治多元化，譬如波札那傳統的政治制度，唯其如此，廣泛聯盟才能夠形成且持久﹔以及要有能夠協調民眾需求的民間社會機構(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s)，唯其如此，反對運動才不致輕易就被在位的菁英階層擊垮，也才不會變成另一群體控制現行榨取式制度的工具。但在這些要素中，有許多是歷史已經預定，要不然就是緩慢形成的。」

文中「民間社會機構」即本地所謂「公民社會」。

「另外還有一個或一組因子，可以在賦權過程中扮演轉化的角色，那就是媒體。對於有權力的人在經濟及政治上是否濫用權勢，如果欠缺廣泛的資源，社會賦權往往難以協調及持續。在第十一章，我們就看到媒體扮演守門人角色，把美國國內企圖破壞廣納性制度的勢力告知公眾並協調他們的訴求。」

p.489 「中國目前的榨取式制度也極度依賴當局對媒體的控制，就我們所知，在這方面，其精密複雜的程度令人咋舌。中國一名評論家扼要地說﹕『要維持黨在改革中的領導地位，有三個原則必須把握﹕黨要控制軍隊﹔黨要控制黨員﹔黨要控制新聞。』」

甚至還創造了繁複無比的網絡審查，結果成為中共自豪兼出口的「威權法寶」。

p.492 「因為有了他的支持與熱心，使得整個寫作計畫可能最累人的最後。」

後句翻譯很難理解原文寫了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