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賢《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鄺健銘譯，台北﹕季風帶，2020
以往台灣出版，本土以外的目標，多面向日本、英美、大陸。南洋議題在中港台出版界皆非熱門，這類書通常要到新加坡探親時，才順道購買。大概是因為再倡南向政策，近年台灣對南洋興趣大增(例如另一本《馬來西亞》史即由聯經出版、《走進亞細安》由城邦系衛城出版)。現在台灣有人開出版社專門出版南洋議題書籍，香港出身的鄺生又負責編輯翻譯，算是功德。
因為一向略有留意彼邦事，本書內容對在下不算前所未聞。不過作者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作一次整理和總結，標出政策之間的矛盾點，這些陷阱可能令新加坡威權管治神話無以為繼。正如老師黃偉豪教授代序云，在一片自吹自擂的頌聲中，作者是難得誠實指出問題的學者。
作者指出，新加坡雖是威權政體，政府也愛事事管，但並不總是用公權強制力強迫民眾服從，而是藉著建構一套民眾認同的「新加坡故事」(正如香港有「獅子山精神」)，令他們認同政權。這套做法全世界威權政府都會嘗試做，但以新加坡最為成功，所以成為各國學習的對象。可是，這套故事亦非毫無缺口，而近年逐漸失色，反對黨也屢有斬獲。
讀畢全書，在下認為其中最大的矛盾，莫過於民族主義和經濟至上之爭。當年倉猝獨立後，為了鞏固國家而推動「新加坡認同」，某程度上也是一種較溫和的民族主義。可是人民行動黨同時一向抱持經濟至上的實用主義政策，在全球化時代積極引入外人(廉者外勞、貴者學者專家)壯大經濟，不只加劇貧富懸殊，也牽起了本地人對外人的反彈(一個移民城市如果沒形成集體認同的話，身份認同在同鄉/同宗，不至於會對移民有那麼大反感)。新加坡政府在2011年輸了阿裕尼集選區後，略為收窄了移民政策。但國家經濟政策邏輯的基調沒有改變，日後也會繼續引起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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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大矛盾就在國內。行動黨為了避免獨立前的種族衝突再現、令國家不穩(兼令鄰國有機可乘)，所以積極推行種族融合政策。先以英語為共同語(避免任何一族的母語—尤其人口上佔優的華語—變成主導語言，簡言之以國際貿易上有利的英語霸權取代華語或馬來語霸權)，把各族母語學校(尤其馬共較易潛伏的華校和南洋大學)改為英校，再以組屋配額政策讓各族共同居住，消除以往英人分而治之形成各族分別聚居的情況。透過居住、教育、兵役各方面讓各族混和，加強交流、減少誤會和歧見。
這套做法(稱為CIMO)在幾十年來成功令新加坡各族和平共處，現在卻被新一代質疑，到今時今日還要勉強劃界是否反而過分強調了各族之間的差異而不利融合(例如哈莉瑪就被質疑為何父母是印巫結合而被劃為巫族，而修憲指定某些屆次只限少數族裔參選—結果只有哈莉瑪能入閘—是否有阻隔黨外人士參選之政治目的)，而鼓勵各種族成立針對本族的福利機構，更被質疑乃強化而非消除種族差異。
(當然更諷刺的是，當年為了阻止馬共滲透而打壓華校，令全國獨尊英語，甚至新一代不想花精力學華語。結果整體人口華文水平低落，最後本地華文傳媒沒足夠本地人可用，變得依賴中國大陸移民，以致本地華文用語和傳媒觀點都逐漸受中共影響，《聯合早報》看起來就像南洋版《人民日報》。原本拒共政策變成被中共反噬，這是後話。)
這個問題某程度比「民族主義vs經濟至上」容易解決一點，但也不容易。反而令人擔心新加坡政府是否也陷入了教條主義。
因為種族為本政策並非毫無道理，例如組屋配額，每幢組屋分開種族計算配額，不是為了製造差異，反而是為了融合。新一代反思政策是好事，但如果他們以為種族政策都是在強化種族差異的話，就會不切實際。因為現實發展可見，只要沒有配額(政府發售組屋時按種族分配，但開放組屋買賣初期並沒有設限)，各族就會傾向聚居。「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始終是人性，要避免人類的狹隘本性導致種族重新分隔，就唯有強制設定配額，損及業主個人的買賣自由(和成交收益)也沒辦法。
可是，連福利組織也要按種族分立，又是否太過分﹖例如為學生辦補習班也按不同種族而辦，是加強種族分野還是在消減分野﹖
(例如畢生信奉優生學的李光耀曾稱巫族就是天生數學較差，引起很大反彈。因為現實上巫族數學成績較差，可以是因為父母社經地位普遍較差沒能力栽培，甚至可能是文化上不重視數理所以沒想過栽培，不見得就是天生較弱。其實無論持先天說或後天說，李光耀的結論反正都是「必需加強補習」，他也不會說由他們自生自滅的，那麼何需強調是先天後天﹖)
當然，不同種族所需的福利模式較有細微分別，同種族的社工或義工照顧較能貼近需要。可是這是否等於必須分設不同種族的福利組織﹖抑或是要求這些組織包含不同種族員工，並放手讓這些員工制訂針對本族需要的項目和活動，更能鼓勵不同種族的受眾一起接受服務﹖
(例如，針對巫族學生數學較差而設數學補習班，就算以巫族學生為目標，同樣可惠及其餘各族數學較差的學生，而不用變成強調「巫族就是數學較差」製造更強的刻板印象。)
正如回教徒連政策和法律也有特殊需要，但新加坡只是在政府內加設回教事務部長，而沒有把政府分割為「回教政府」和「非回教政府」呀。
追求消除種族歧視是理想，但人類天性是有種族之別。政策上為了消減種族差異而強調種族，並非不合理。但如果強調種族反而加劇了種族差異，那就不合理了。要求所有政策都不理種族，和要求所有政策都強調種族，都是教條主義，於事無益。中庸之道，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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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點行動黨經常被質疑的就是販賣恐慌(書中稱為永恆危機論)，執政黨以今日成就得來不易，國家弱小鄰國環伺、世事每天在變、挑戰不斷，應繼續讓有成功往績的自己繼續執政，隨便轉換政府將萬劫不復，被視為恐嚇選民莫投反對黨的伎倆。就連提醒人民警惕恐怖份子的廣告也被譏為恐嚇實例。
當然，執政黨有意藉「國家永遠都在最危險的時候」阻嚇人民轉投反對黨，這點不假，但不能倒推說「危機是不存在、虛構出來，只為恐嚇人民的」。執政黨一向指出的危機的確存在。只是長年用作拉票理由，講多了而危機(例如外國入侵、恐怖襲擊)又沒有真正實現(當然政府也可以說是自己「太成功」把危機阻於未燃了)，民眾自然會產生「狼來了」的印象。就算狼真的存在，整天喊著外頭有狼而民眾又看不見狼，他們還是會把你當成騙人的牧童。
就跟新加坡其他很多政策問題一樣，問題還是一班精英政客/官僚抱持幾十年來的精英主義，把國民看成是幼稚的小孩(否則不用「家長式」管治)，懶得尊重民眾了解和參與國政的意願。李光耀這一套幾十年前行得通，是因為當年真的沒多少人讀過書，行動黨那批大學生是天之驕子，一般國民就算感覺不滿也拗不過你，唯有俯首聽命。可是國家建設成功不只在經濟，還在國民教育，現在大學生滿街都是一個招牌掉下來也壓到幾個。大家讀書多了意見自然多，而且執政黨成功塑造國民歸屬感，人們自然更希望自己意見可融入政策中。到這個年代政客官僚還當國民是呆子看待(總之我們知得最多，你們聽我們的去辦就好)，國民自然不會再忍辱，轉而支持反對黨。反對黨不一定比你好，但他們肯聽民眾意見，讓民眾感到自己受尊重，就已經吸引到選民。
這個弱點，行動黨並非不知道，所以也搞了對話活動，希望民眾覺得政府有廣納民意。可是，在長期激烈競爭下爬上高位的那批人，要放低那套精英主義心態還是非常困難，往往被民眾視為意見接受政策照舊。於是這也就成為了執政黨的長期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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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p.54 「新加坡政府建構的威權管治論述，並沒有強調政府擁有何種壓制力量。運用武力強迫民眾屈從，其實是治國的最後手段。直到官方意識形態與文化論述失去魅力之時，政府才真正需要倚重威迫手段以延續管治(Gramsci, 1971:269)。」
不解釋，亦不用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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