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杰《低薪的盛世—從俸祿窺看中國二千年官場經濟與腐敗人性》，台北﹕麥田，2017
本書專講俸祿和陋規，是吸引在下的原因。不過因為之前已讀過郭建《衙門開幕》和完顏紹元《到衙門上班去》，可能有點先入為主，對作者的立論不盡同意。(補﹕有關陶淵明俸祿的查證和朋友Ben Hon的補充)
陋規雖然是貪腐之源，但它本身並不等於貪腐。誠如作者所言，官員俸祿微薄、連辦公費用亦厥如，於是就攤派民間。所以很多官員都認為，只要不是額外再攤派、或者向訴訟雙方收錢影響官司判決這類事，收取「歷來皆然」的款額不算是貪污。
只是在朝廷明定的稅額外搞攤派就有貪腐空間。再加上地方官有陋規可以調劑，京官卻沒有，而陋規理論上是違法的，於是地方官又要向京官孝敬，於是陋規就越收越多。本來只是取合理收入，就會變成大賺一筆，於是帶動官場腐化。
可是，作者批評道光不敢像雍正般再搞一次養廉銀改革，把陋規併入正稅，是因為朝中都是庸君庸臣，未免過於苛刻。因為正如作者自己引述過、郭建也引述過的，高層官員反對的理由不是自己收入會少了，而是正如雍正把陋規併入正稅後，又會再生陋規(結果越收越多)。雍正能把貪風壓於一時，是靠他不要臉子的強硬作風。道光有沒有這種魄力﹖沒有這種魄力不等於是庸君，但肯定不適合搞這種改革，因為這樣搞的結果，就只會是陋規外再生陋規，人民的負擔反而增加了，並無實益。當時需要的已經不只是俸祿一事的改革，而是整個清朝體制的改革，但保守勢力強大令這種改革難以推行。
全書第一章就來個倒叙法，講赫德和大清海關的廉潔經驗，與先前大清海關和現時中國海關的貪腐情況作對比。作者說赫德的經驗對現在有啟發，但恐怕他也無法再說下去。
畢竟就正如在下介紹《赫德傳》時已提及，赫德之所以創立到廉潔的系統，制度雖然重要，但核心其實是「權力受制約」這一點。赫德本人受制於列強不能貪，海關洋員不受本地利益影響也減少了貪污的因子。就像同期香港割予英人，是因為港英政府時刻感受到中國可能會收回的威脅，所以他們一定要注意贏得香港人心，所以管理得比中國人成功。
這樣的結論是否「中國人一定要給洋人管」﹖不見得，但「權力要受制約」這一點應該無論是華人管或洋人管都不會失效(洋人一樣可以腐化)。九七後香港腐化的歷史，正正是源於背後權力來源是一個不受制約的政權，所以負責人(無論是京官或港官)自然只會謀求自身最大利益、而視香港人的意願為無物(有人反抗的話搬中央權威、用「反抗中央搞港獨」去壓他們就行了)。而官員利益和香港人利益背道而馳的狀況，其實就是政治腐敗了。
身處一個要求擁有全部權力、不受外界監察制約的政權統治之下，貪腐是無法避免的(「權力令人腐化，絕對權力絕對令人腐化」)。甚麼內部監察制度都只是花樣而已，就像中國歷代監察制度的發達沒能制止貪腐一樣。如果說赫德對現代中國有何啟發，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有不受制約的權力，外界的人可以隨時取而代之令他不敢輕舉妄動。這樣等於要推翻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體」，這就是作者不便言明的真相。
李亞平《大宋王朝的官場舊事》，香港﹕中華，2006
為圖書館買這本書其實是因為自己讀了也覺得故事寫得頗吸引。不過仔細讀又不發覺有甚麼新奇，甚至有些是引述自柏楊《中國人史綱》，這套我中學時就讀過的書。
據聞現在的宋史研究有不少跟傳統看法相悖的成果，例如認為宋朝軍隊並非真的如此積弱，甚至為人津津樂道的杯酒釋兵權也被認為只是故事而非事實(雖然收兵權過程其實很長，但它描述趙匡胤以福利換軍權的策略亦與現實相符。趙匡胤對柴氏子孫和功臣均善待，亦不用像劉邦或朱元璋般殺功臣，除了人性、風度還要高明的政治手腕。杯酒釋兵權其實戲劇化地展現了這種手腕)。
p.41 提到趙匡胤在太廟留下誓碑，要後代皇帝謹記「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和「不加農田之賦」(維基百科的引述與書中不同，沒有第三條)，違者「天必殛之」。作者說讀到這裡情不自禁流淚，認為中國人絕大多數時代的生活甚至不如這份誓約。
雖然沒流淚，但在下倒也明白這種心情，我聯想到的是英國大憲章。兩者相同之處都是君主誓言限制自己的絕對權力，還臣民一點自由。分別就是趙匡胤的誓言是自己主動承擔和加諸後人的、甚至一直沒公開只靠君主本人默守，而大憲章就是貴族迫使君主認可公佈的。這就是趙氏之誓宋後不復，而大憲章的生命力延續至今，令英國開創了君主立憲的原因。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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